摘要：秋收起义失败后，即使工农革命军在茅坪落脚，毛泽东仍决定率部向湘南转移，并试图与南昌起义军余部取得联络，这两条都是在执行中央此前的重要指示。虽然被周鲁误传“开除党籍”，但毛泽东没有做过多争辩，而是坦然接受了中共中央的严厉处罚，并按照上级要求率部去策应湖南暴动。红四军主力于1929年1月中旬下井冈山后，放弃固守井冈山军事根据地、去赣南都是中央的决定。毛泽东针对中央“二月来信”中的部队分散、朱毛去上海等问题进行了态度诚恳的回复，最终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决。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表现出了高超的政治能力和高度的政治自觉。
关键词：毛泽东；井冈山；中央决定；政治能力
秋收起义遭受失利后，毛泽东率领部队上了井冈山。中共中央获悉，认定“未能实现党的新的策略，在政治上确犯了极严重的错误”，为此给予他较为严重的惩罚，即“应撤消其现在省委委员资格”，“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据1956年毛泽东回忆，党内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时期，他受到的包括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等各种处分、打击，“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下面通过考察四则重要史实，以深入探讨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究竟如何执行党中央的决定，由此表现出其高超的政治能力和高度的政治自觉。
一、秋收起义失败后的战略方向，执行了中央此前的重要指示
1927年9月19日，毛泽东在湖南浏阳文家市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商讨起义军将何去何从。会上讨论激烈，否决了师长余洒度等人提议的“取浏阳直攻长沙”，经总指挥卢德铭等人支持，最终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放弃攻打长沙，“决定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求落脚点，以保存实力，再图发展”。
卢德铭等人之所以会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进行转兵，不执行中央进攻长沙的原定计划，除了敌我兵力悬殊这一紧迫的客观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党中央在秋收起义之前的许多指示中，还明确提到了另一个革命重心——湘南。
1927年8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其中，“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画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及一切革命团体，在广东革命委员会指挥之下。现即须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于交通不灵通时得有〈权〉独立指挥此委员会所能活动的地方工作。特委：夏曦，郭亮，泽东，卓宣(书记泽东)”。中央以决议的形式，正式宣布湖南省秋收起义的中心是湘南，任命毛泽东为书记组织湘南特委。
中央于8月9日再次致信中共湖南省委，对湖南的秋收暴动进行适当的调整。首先，秋收起义与南昌起义的关系。“南昌事变是中央预定的计划，其目的在以军事力量帮助四省暴动的实现和成功。不然则失掉暴动的意义。同时如把四省暴动当作响应南昌暴动的军事势力，那便是本末倒置，与中央决定相违反的”，“湘省如真正集全力发动本省暴动便是给南昌暴动以根本上的有力响应。总之，你们要明白南昌事变要与四省秋收暴动联为一贯，在这一个原则之下去决定实际工作计划”。中央决定同时举义的战略构想，是希望两者相互配合，南昌起义在军事上帮助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又能给南昌起义以有力策应。
其次，湘南计划对湖南省秋收起义的重要性。“必要明白湘南计划只是全省暴动计划中之一部分，只有在全省暴动之下湘南计划才能实现才有意义。万不可本末倒置”。中央将湘南的地位降低，让其服从于整个湖南省秋收起义的大局。
8月19日，中共湖南省委汇报中央：“湖南的秋收暴动决定以长沙暴动为起点，湘南、湘西等亦同时暴动，坚决地夺取整个的湖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的政权。”在此表明，中共湖南省委向中央提议：暴动以夺取长沙为中心，湘南与湘西亦同时举义。
党中央经专门讨论，于8月23日回复，“专注意长沙工作，忽略了各地的秋暴工作(如放弃湘南计划并没有积极的有组织的去准备长、潭、浏、醴、乡、宁等处暴动)”。中央认为，“可以湘南为一发动点；长沙为一发动点”，“在宝庆一带如有可能，亦可做一暴动点”，而且“湘南湘中的暴动，尽可能的同时发动，免陷一地于孤立”。中央原则上同意了以长沙为暴动中心，但还提出湘南、湘西要一同发动起义。
湖南省委于8月30日回信中央，解释道“我们是以向长沙暴动为起点，并不是放弃湘南”，“湘南各县的暴动计划及暴动准备均已令有组织的各县切实执行，长沙暴动开始，各县随之同时发动”。
9月5日，中央又回信中共湖南省委，专门强调了湘南的重要性。“你们至今没有派一个得力人去湘南工作，仅仅假想某部分军事力量可以利用而已，抛弃湘南实是一大错误。就在战略上说，假使湘南不有大暴动，湘中暴动即能胜利也是不能持久的。”
从上可见，最初拟定的湖南秋收暴动计划是以湘南为中心，进而夺取全省胜利，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后来，中央与中共湖南省委又达成一致：以夺取长沙为暴动的主要目标，然而并没有放弃湘南。
这样，毛泽东以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统一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剑指长沙。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之所以能说服大多数起义领导人，主要原因就在于依据中央之前的多次有关指示，提出部队退往湘南。事实上，从行军路线来看，沿罗霄山脉南下，先向江西萍乡转移，再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进军。
毛泽东率部初抵井冈山地区，此时在他看来，这里最多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落脚点。大仓会见后，毛泽东在袁文才部的帮助下，安家茅坪，设立了留守处和后方医院。毛泽东留下了部分人员，主力沿湘赣边界开展游击、扩大影响。到了酃县十都，毛泽东派何长工赴长沙、衡阳等地向中共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汇报情况，并打听南昌起义军的下落。10月中旬，毛泽东率部在水口开展社会调查，了解罗霄山脉中段周围各县的情况。就在这时，他得知南昌起义部队兵败潮汕的消息，便放弃了退往湘南的念头，决定在罗霄山脉中段创建根据地。
秋收起义之前，毛泽东在党中央与中共湖南省委亲自参与了有关文件的起草，非常了解中央的精神与变化；起义失败后，即使工农革命军在茅坪落脚，毛泽东仍率部向湘南转移，并试图与南昌起义军余部取得联络，这两条都是在执行中央此前的重要指示。只不过，鉴于南昌起义军失利，湘军强大不宜再去湘南，且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发现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非常适合工农武装割据，这才最终决定创建与经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二、被误传“开除党籍”，仍坦然接受
湘南特委代表周鲁于1928年3月上旬来到井冈山，传达了中央及中共湖南省委的有关指示，批评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烧杀太少”，没有执行“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根据当时党的保密规定，不能携带文件，结果周鲁将中央对毛泽东的处罚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取消前委，成立以何挺颖为书记的师委，毛泽东改任师长；命令工农革命军前去支援湘南暴动。结果，“毛部又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调往湘南，遂使边界被敌占领者一个多月”，刚刚建立的井冈山根据地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史称“三月失败”。
毛泽东是中共湖南党组织的创始人，经周鲁这么一传达，就被开除出党。不过，此时的他根据组织原则听从了上级决定，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一职。3月中旬，毛泽东兵分三路，来到湖南酃县中村。他看到湘东群众运动发展很好，想使湘东与湘南遥相呼应。该主张得到了周鲁的同意。于是，毛泽东派毛泽覃率特务连去湘南与朱德部联络，同时领导部队就地开展革命斗争。工农革命军帮助建立起酃县赤卫大队，帮助中村建立起区工农兵政府和一些乡的工农政权等。期间，发动和帮助群众打土豪、分土地，还给战士们上政治课，阐明在井冈山坚持斗争的重要性，指出了“左”倾盲动主义的危害性。
因湘南难以为继，在毛泽东部的帮助与策应下，朱德、陈毅率部分两路撤离，并成功抵达宁冈砻市，4月24日前后实现了著名的朱毛会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实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不久迎来了鼎盛时期。
毛泽东对于自己在井冈山被误传“开除党籍”一事，后来有过专门的论述。据他1956年回忆：“井冈山时期一个误传消息来了，说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这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只能当师长，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后头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直到在酃县中村时，毛泽东才看到中央文件，这样就自动澄清了误传，得以重新领导部队。
毛泽东在当时一个多月的心情是苦闷的，一方面刚刚建立起来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因部队开赴湖南，被敌军占领一个多月时间，损失惨重；另一方面，被误传“开除党籍”，这种打击对他而言是巨大的。毛泽东没有做过多争辩，而是坦然接受了中央的严厉处罚，担起了新的工作，并按照上级要求率部去策应湖南暴动。后来，毛泽东做通了周鲁的思想工作，率部在湘东酃县整训，宣传、组织和武装群众，当然此行最重要的收获是成功将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军和湘南农军接上了井冈山，这也执行了秋收起义前中央的有关指示。
三、红四军主力放弃固守井冈、出击赣南，遵照了中央的路线
为打破湘赣两省敌军发动的第三次“会剿”，1929年1月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柏路会议。根据会议提出的“围魏救赵”的策略，红四军主力于1月中旬向赣南出击，后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这些军事行动正是遵照了中央指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放弃固守井冈山是中央的决定。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不久，毛泽东于3月20日致信中央。“我们自一月十四日离开井冈山，主因是经济无出路”，“到罗福嶂后为安置伤兵计，为找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决定前往东固”，“在东固休息一星期，与江西红军二、四两团会合，并与江西赣南特委接上了头(在于都)，安置了伤兵。及李文彬(赣军最精锐部)追至东固，乃决定抛弃了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之跟踪穷追政策”。
该信及时向中央解释了撤离井冈山主要是经济原因，下山后还是希望能解井冈山之围。红四军与江西红军二、四两团在东固会师，部队得到了休整，交流了经验。此时得知井冈山失守，故毛泽东决定不回山，放弃“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改为“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毛泽东在4月13日给湘赣边界特委去信，也指出了该转变，“守势的根据地的观念，以后应该抛弃”，“强敌来了，就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对付他”。
当时，党中央通过综合各地斗争情况，也认识到凭险据守的缺点，在没有收到红四军3月20日这封信的情况下，于4月7日给毛泽东去信，表明党中央与毛泽东已就放弃凭险固守井冈山一事达成了高度默契。信中就红四军的斗争策略指出：“你们同时也不宜于困守某一个地方”，“我们认为孤守罗霄山□□□□□□□□军事上都是不利的，不独是罗霄山，无论任何地方，将队伍集中到那里而孤守着，一方面使自己的活□□□□□□□□□□，另一方面使敌人□□□□□□□来可以使给养□□发生很大的恐慌。”这里明确要求红四军放弃固守井冈山的观念，因为革命实践已经证明固守之策弊大于利。
其次，去赣南也是中央的决定。据何长工回忆，柏路会议上与会者对于红四军主力向哪里出击，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意见有去湖南、湘赣边界、赣南等。为此，毛泽东具体分析了赣南的诸多优势。“赣南地区广大，有九连山和武夷山脉作屏障，我军可以迂回转战于赣南、闽西、粤北广大地区，那里物产丰富，有足够的给养供应，而且山岭河川交通不便，敌人来往困难。况且赣敌较弱，又多是客籍军队。本省刘士毅部已经几次被我们打败，战斗力不强。再说，赣南、闽西一带受过大革命的洗礼，群众容易发动，群众斗争和武装斗争有较好的基础，党的领导力量强；赣东北有方志敏红军；赣西南有称‘小井冈’的吉安、东固，并有红二、四团可以互为犄角。根据这些情况衡量利弊，会议一致同意到赣南去”，“并可相机发展和扩大新的革命根据地，在发展新区中求得保卫井冈山根据地”。
可见，毛泽东对赣南非常了解，从地理、群众基础、敌情等多方面给出了红四军主力开赴赣南的理由，令人信服。事实上，决定去赣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党中央早已指示，红四军在特定的时候可以向赣南发展。
1928年6月4日，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以前中央虽曾派人来找你们，但以交通的关系而终无一次能与你们接头”，可见这应该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收到的第一份中央指示，所以显得格外重要。信中对红四军今后的任务与工作，有三处重点提到了赣南。
其一，提出了割据区域，“中央前此依江西省委的提议主张你们向赣南发展占领赣南夺取吉安为屏障，这一计划如果在事实上有胜利的把握，那当然在政治上有更大的影响，而且可以与广东的北江联系，但如无胜利的把握而且在地理上如果不及赣西湘赣边界之可进可守，那么，你们仍然是以选择你们现在已经占领的地方为根据地为适宜”。党中央由于对井冈山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只是从全国革命的角度尽可能多地提供信息，以备其选择。故在信中既肯定了红四军目前在湘赣边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又提出如有机会，亦可向赣南发展，那样会在政治上产生更大的影响。
其二，在怎样扩大割据区域时提道，“赣南各县特别是吉安赣州兴国南康信丰雩都等县已经有群众斗争起来，你们必须派出许多游击队伍，以很大的力量帮助那一区域的群众的暴动而与你们形成畸[犄]角之势”，“你们必须以很大的力量依上面的路线发动四围广大的群众斗争和农民暴动，才可以保障你们割据局面的胜利”。要求红四军必须派出一定的力量去帮助赣南地区开展武装斗争，这也是为了巩固湘赣边界的割据成果。
其三，传达了一份最新敌情，“据报载六军部队有被逼退到赣西以图与蒋介石勾结的消息，如果程部与朱部会合来围攻我们，这是很危险的。因此你们更要注意赣南的发展以牵制敌人，同时在必要时还可以打通赣南而占领之以为退步。因为在四面来攻时，如果死守宁永一带或退到湘东南都是很危险的”。鉴于程潜与朱培德部会合围井冈山，建议红四军要紧盯赣南的斗争情况，在必要时可以占领赣南，以作为有朝一日被敌围困的退路。
从上述指示来看，党中央洞察全局，对赣南的革命状况比较熟悉，充分认识甚至提前预判赣南对湘赣边界斗争的重要帮助。所以，毛泽东在柏路会议上首先想到的是去赣南，并成功说服了众人。可以说，去赣南就是为了贯彻中央的路线。事实证明，毛泽东后来根据具体情况，擘划在赣南、闽西创建大块根据地的想法与做法，与党中央可谓不谋而合。
四、基于对中国革命形势的研判，对中央“二月来信”进行了态度诚恳的回复，最终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决
1929年2月7日，中央给毛泽东、朱德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史称“二月来信”，结果给毛泽东出了一个极大的难题。信中党中央作出了一个基本判断：国内的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两个特殊的指示。
首先，命令红四军分兵。之前“早就告诉你们应有计划地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目前中央仍以为你们必须“坚决地执行有组织地分编计划”，“现在你们的部队不管是仍留在赣南的三南或又退入湘东，必须采取这一决定”。
其次，要求毛泽东与朱德前往上海党中央。“中央依据于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中央从客观方面考察和主观的需要深信朱毛两同志在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两同志得到中央的决定后，不应囿于一时群众的依依而忽略了更重大的更艰苦的责任，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二月来信”于4月3日在瑞金收到，4月5日毛泽东就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进行讨论。当日，他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复信，认为中央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过于悲观，革命的高潮在逐渐生长。对于中央的两个要求，答复如下：
第一，指出中央要求红四军分散的做法，之前曾多次尝试，结果都失败了。究其原因，“红军不是本地人，与地方武装的赤卫队来说完全不同”，“分开则领导机关不健全，恶劣环境中应付不来”，“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方能应付敌人”。这次从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部队集中行军，结果“不但敌人无奈我何，而且敌人的损失大于他们的胜利，我们的胜利则大于我们的损失”。经验总结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第二，至于朱毛的去留，“现在党的指导机关是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军事指挥机关是军司令部，朱德为军长。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来，那是胜过我们的。中央去年六月来信说派贺昌同志来视察，不知为何没有来，现在从福建来交通极便，以后务望随时派人来视察”。
毛泽东依据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遇到的问题，及自己对形势的研判，针对中央“二月来信”中的部队分散、朱毛去上海等问题进行了态度诚恳的回复。特别是表示服从中央决定的同时，建议派刘伯承、恽代英来替代朱毛。信的末尾还向中央建议，“以后望中央每月有一信给我们，我们亦至少每月给中央一信报告”。保持定期、频繁通讯的最大好处，是红四军能及时获得中央的指示，同时中央亦能及时了解真实情况，则会尽量减少因信息不准或滞后而出台与实际不符的命令。
4月7日，中央还没收到4月5日回信，便给毛泽东去信一封，对“二月来信”中的前述指示做了一些调整，如“军阀战争虽然还不是革命高潮，但他的确是便利我们工作发展和政治影响扩大的很好的机会”，“你们现在需要补充自己的实力，扩大自己的武装，整顿自己的队伍”。对于朱毛的态度，也做了一定变通。中央原则上坚持二人要来上海，同时指出：“若一时还不能来，中央希望前委能派一得力同志暂时离开那里，来中央报告与讨论了一切问题之后，再回到你们那里去工作。”也就是说，可以另派一人前来详细汇报工作。
此后一段时间，中央与毛泽东的往来信件中，都涉及了朱毛的去向这一焦点问题。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书记名义于6月1日由中共福建省委转呈报告，7月11日才到中央。写道：“现在红军中第一急需的是工作人员，因长期的斗争，损失太多，各级军官各级政治人员都十分缺乏，唯一的希望是中央派人来”，“朱毛同志可以随时离开队伍，只要请中央派人来代替。来人从福建省委转送”。毛泽东再次明确表态，随时可以去上海，不过希望中央能派人来接替自己，要多派干部来。
中央政治局于6月12日举行会议，暂未收到6月1日回信，主要讨论的是红四军前委4月5日的复信。会议认为：如今军阀混战，红四军应采取集中游击的策略，集中更容易发动群众，分散甚至会被地主武装消灭，中央应坚决改变分散红军的原则。会议同意中央常委召开一次军事会议，并提出朱德、毛泽东处应有一得力人员参加。在此，中央主动改变了“二月来信”中不切实际的提法，不再强求毛泽东、朱德来上海，但必须派一位得力的干部来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
7月29日，召开了红四军前委紧急会议，会议根据中央4月7日来信的意见，决定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前委书记由朱德代理。毛泽东也表示赞同陈毅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此后，陈毅赴上海代表红四军向中央汇报工作并参加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至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围绕“二月来信”的相关重要问题，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决。
五、历史启示
党中央对于各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壮大非常重视，并从国际和国内革命的大局出发，不断给予指导。但由于种种客观原因，中央对各地的情况未充分、及时掌握，或者由于革命形势急剧变化，导致一些命令到达地方时，明显不能或很难执行。面对党中央不适当的指示、错误的处置甚或党内误解，虽处境十分艰难，毛泽东仍表现出高度的组织原则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的革命意志丝毫没有动摇，认为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不能“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而应“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周恩来指出，毛泽东能坚持原则、坚持真理、实现真理，“当着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同时服从组织决定，“当然这个等待过程是痛苦的”。据谭政回忆，在周鲁传达中央指示后，“这时怎么办呢?毛泽东同志是党员，他敢反中央吗?这是一个纪律问题。不照办可以，怎么能公开反对?公开反对是不可能的”。李维汉也回忆，毛泽东“是遵守纪律的模范”，“对党的决议是服从的。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毛泽东在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这些话真实反映了，即使遭受不公正的对待，毛泽东仍能做到坚决服从中央决议，并积极主动在党许可的条件下继续服务于党的事业。
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又是一位地方红军的主要领导人，深知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仅靠坐在城市的楼房里发号施令解决的，必须到广大农村去，到实践中去，才能找到真理，找到力量的源泉。所以，他在听从中央命令的前提下，尽量与中央进行充分、及时的沟通，较好地维护了党中央的权威，这对井冈山道路的探索、井冈山斗争经验的总结与传播、红四军的发展壮大、红四军广大指战员执行上级指示的示范效应等，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之所以能做到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永葆政治本色，首先在于他注重调研、实事求是。毛泽东不仅对宁冈、永新两县做了认真的调查研究，而且“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故能得出科学、真实的结论。其次在于他勤读马列、关注时政。毛泽东非常注意收集和研读马列著作，亦极重视读报，根据报纸上的重要信息，会及时作出准确决策。最后在于他坚定信念、信任组织。毛泽东敢于直面问题，既坚持原则，又从容应对，从不消极与逃避，抱定革命必胜的信念，信任党和组织。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革命环境，自大革命失败后开始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辛探索，中国共产党也由幼稚逐渐走向成熟，毛泽东思想亦日趋成熟。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毛泽东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在执行中央各种命令中所体现的卓越政治能力，正是这一过程艰巨性、复杂性的生动历史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