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军长征有着丰富的内涵,包括革命与反革命、党内指导思想、恶劣的自然环境三个方面的斗争,并依中央红军的活动为主线可分为五个阶段。本文明确了长征的若干基本概念,分析长征中若干重要经历和重大事件,深入解读了长征精神。
〔关键词〕红军;长征;长征精神
〔关键词〕红军;长征;长征精神
〔中图分类号〕K26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7)-01-0055-09
200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这些年,我断断续续地走完了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同时也走了红25军的部分长征路。这里,根据我“长征行”的体验,谈谈对红军长征和长征精神的一些看法。
一、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
红军长征早已成为历史,但它仍然是个常研常新的课题。在走长征路过程中,我萌生一个问题: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是什么?怎样才能全面地、完整地把握它?这成了我长征行考察的重点。
经过考察,我感到红军长征的内涵很丰富,它不简单地是转战、打仗,应包括这三个方面的严峻斗争:首先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的大搏斗;其次是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搏击中,共产党内部的指导思想有尖锐斗争;再次是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使红军一再面临着能否克服艰难险阻、经受饥寒伤病折磨的严重考验。这三方面的斗争构成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
为了全面地、完整地把握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正确地说明长征历史,首先又必须明确长征的若干基本概念,澄清一些模糊认识。
(一)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 “3+1”的长征。红军长征,毫无疑问,是以中央红军的长征作为历史起点的。但是,整个红军的长征是“3+1”的长征。即红一(中央红军)、二(最初称红二、六军团)、四方面军的长征,再加红25军的长征。红军长征的时间,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算起;长征结束以三大主力红军(红25军于1935年11月并入红一方面军系列)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和今属宁夏的将台堡会师为标志。
红军长征历时两个寒暑,纵横14个省(四川省分出重庆市,按现在地域说为15个省市),进行了600多次重要战役战斗,渡过了近百条江河,越过了约40座高山险峰,经过了1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其历时之久,规模之大,行程之远,沿途自然环境之恶劣,敌我兵力较量之悬殊,在人类战争史上不说绝无仅有,也极其罕见。
关于红军长征的里程,过去比较多地是讲二万五千里。这主要是讲的中央红军走的长征路。现在既然明确了整个红军的长征是“3+1”的长征,那么仅仅讲二万五千里就不那么完整了。
据军史资料统计,红二、六军团(即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历时11个月,转战8省,行程2万余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历时19个月,转战6省,有的三过雪山草地,行程1万多里。红25军的长征历时10个月,转战4省,行程约1万里。将上述四支红军的长征路,历经14个省的里程加在一起,长征的实际总里程为615万多里。因此,我们除了继续肯定中央红军的长征里程两万五千里外,还应当广泛宣传整个红军长征的里程为六万五千里,要强化这个概念。这样才比较全面、完整。
(二)对红军为什么要长征,要将进行战略转移的原因同作出战略转移的决策加以区别。这是两个有密切联系的问题,但又不能混为一谈。红军长征首先从中央红军开始。中央红军所在的中央苏区,在鼎盛时期的面积为814万平方公里,比现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还大,相当于两个半海南岛;人口450多万,是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的人数也达到13万。以中央苏区为依托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先后拥有13个苏区,总面积达40余万平方公里(相当于4个江苏省),人口约3000万。这么大一个中央苏区和“红色中国”,怎么几乎丧失殆尽呢?从党的指导方面言,这主要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左0倾教条主义推行错误的政治和军事路线的结果。由博古负总责的中央领导,面对国民党反动集团调集50万重兵发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不仅将毛泽东排斥出党政军领导岗位,还抛弃前四次反“围剿”战争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指挥下取得胜利所采用的战略战术,在许多方面听凭所谓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历经一年的消耗,中央红军遭受重创,中央苏区愈益缩小,最后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周恩来总结这段历史说:万里长征,就因为在江西打败了,硬拼消耗,拼到最后挡不住,不得不退出江西。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直接原因。
在这里,往往被忽视但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即要将进行战略转移的原因同作出战略转移的决策加以区别开来。第五次反“围剿”在中央苏区的失败,无疑要归咎于错误路线。但导致这个结果后怎么办?在当时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死守,与中央苏区共存亡;一是撤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前者说白了,是死路;后者是活路,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因此,错误路线的领导使红军遭致严重失败,这是一个问题;在这个危急关头作出进行战略转移即长征的决定,则是另一个问题。两者是因果关系,但不是一般顺向的因果,而是反向的因果。对“因”——错误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要否定;对“果”——进行战略转移,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要肯定。我们不能因为否定前者,就不作分析地认为:在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头,作出战略转移的决定即长征也是错误的。
(三)对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初始的几个问题要作具体分析。经过这几年在赣南苏区的考察,感到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初期的一些问题很复杂,对这段历史的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切忌简单化。除上述问题外,还要作这样两个区分:
一是要将红军长征有无准备同准备的充分和合理与否加以区别。说长征没有准备,是仓皇逃跑,没有历史根据。红军长征是作了一定准备的,中央派红七军团北上转战闽浙皖赣、红六军团西进寻找红二军团等,都应视为进行转移所作的战略性准备。至于战术准备,在很短时间内将“坛坛罐罐”都带上了,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还是有准备的。但就战略大转移这样重大问题没在政治局讨论,绝大部分中央负责同志和各军团主要负责人事前都未与闻,因而高层领导大多缺乏充分思想准备,这是事实。再则,这样大的军事行动,直至9月才具体着手筹划和部署,有些准备工作是在7天时间内进行的,因而,确实很仓促;搞“大搬家”,是违背大转移军事常识的。这也是不能否认的。
二是要将红军战略转移选择的最初路线同不顾军事形势的变化,顽固坚持去湘西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行动方针加以区别。最初,选择沿红六军团突围的路线西行,无可非议。中央红军比较顺利通过前面的封锁线就说明了这一点。但在转移途中,不顾军事形势的变化,继续坚持去湘西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就错了。因为在红六军团渡过湘江后,蒋介石已责令桂军加强湘江戒备,五路围堵,张网锁江。红军要强渡湘江,等于自投罗网。有鉴于此,毛泽东提出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湘南杀回马枪的建议,彭德怀也提出掉头北进、插向湘中、威胁长沙的建议,但均遭博古、李德拒绝。他们顽固坚持继续沿红六军团路线西进,这就不能不使中央红军在湘江之战中遭致惨重损失。过去对这个区别注意较少。其实,这是博古、李德错误指挥长征的一个重要症结。
(四)红军长征出发地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由于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的注释关于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的修改,引发了对红军长征出发地的争论;特别是开展红色旅游后,一些地方争着打“长征出发地”牌,其争论愈趋激烈。经过这些年考察,我形成了“长征出发地的多元论”概念,即长征的出发地是多元的,属于不同层面的出发地不只一个。比如,就中央红军言,瑞金是中央首脑机关的长征出发地,带有标志意义;于都是中央首脑机关和红军主力四个军团的集结出发地。还有红军部队从其他地方直接出发作战略转移进行长征的,如红九军团就是从会昌出发的,因而也是长征出发地。属于这个层面的出发地,还有石城、长汀、兴国、宁化等县。讲红军长征出发地的多元性,并不等于说红军战斗过的地方都是长征出发地。这以什么作标准?就中央红军言,大体以1934年10月7日中革军委下达撤离战斗前线到集结地的情况来确定。各部队接到命令时所撤离的那个地方,均可视为长征出发地。上述所列,只是中央红军的长征出发地。长征既然是“3+1”的长征,其他红军还有各自的长征出发地,比如,红二、六军团的长征出发地在湖南桑植,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出发地在四川苍溪,红25军的长征出发地在河南罗山何家冲等。因此,红军长征出发地并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
(五)“长征”概念的最早使用和长征目的地的不断变化。红军长征,最初叫“战略转移”、“西征”、“远征”。什么时候开始叫“长征”呢?我最初也以为是1935年5月以朱德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后来我在写《长征行》过程中了解到报刊提供的信息,一查资料,应在此前的2月。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转战川黔边二渡赤水,在发动第二次遵义战役之前的2月23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告工农劳苦群众书》。该文告已使用了“长征”一词。随后5月在巧渡金沙江、通过彝族区时,以朱德名义发布的布告讲了“红军万里长征”,这样便用开了。
红军长征到陕北,这不是预先设定的。进行战略转移,开始并没有打算走很远。长征的路线和目的地是根据军事形势和作战情况而不断变化的。这是一个动态过程。红军长征目的地,据我初步统计,仅中央红军言,先后有8个设想:(1)在瑞金出发时是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发展复兴后再回来; (2)黎平会议决定到黔北的遵义地区建立新根据地; (3)遵义会议决定过长江到川西建立根据地; (4)会理会议决定到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建立根据地; (5)两河口会议决定去川陕甘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6)毛儿盖会议进一步明确到甘南在洮河流域创建新根据地; (7)俄界会议决定到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建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 (8)在哈达铺初步决定到陕北去,随后的榜罗镇会议正式决定陕北为长征的最后落脚点。中央红军到达吴旗镇后,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准了榜罗镇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定,宣告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随后,中共中央将“红都”设在瓦窑堡,陕北成为中国革命大本营。
明确了上述几个问题,再来看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就能作全面、总体的把握了。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所包括的三方面的斗争,都有丰富的内容。
第一方面的斗争,中央红军以湘江战役、四渡赤水和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为惊心动魄。红四方面军以嘉陵江战役、名山百丈关战役和甘南的“岷(县)、临(潭)、舟(曲)战役”最为激烈。红二、六军团包括后来的红二方面军的战斗则以在云贵高原转战乌蒙山的大迂回作战和在陇南的“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最为著名。红25军以在河南方城独树镇和甘肃泾川王母宫塬的血战最为艰险。
第二方面的斗争包括两个内容,突出地表现在两个系列会议上。一是与博古、李德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以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和遵义会议最为关键。二是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这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两河口会议开始,直到俄界会议,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党中央进行了同张国焘的直接斗争;二是在红军总部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后在阿坝会议和卓木碉会议上,以朱德为代表的红军领导人进行了反对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尖锐斗争。
第三方面的斗争,以过雪山草地最为艰难。红一方面军以翻越夹金山,红四方面军以翻越党岭山,红二方面军以翻越从中甸至乡城的系列雪山,牺牲的指战员为最多。过草地是长征途中所遭遇的最大的自然艰难险阻。三个方面军都经过了“水草地狱”,牺牲的指战员更多。红军长征在上述三方面的斗争中既突破了反动派军队的围堵,又克服了因党内错误指导思想而招致的困难,还战胜了自然界设置的种种艰难险阻,实现了从东南至西北的战略大转移。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
二、红军长征的基本发展阶段
红军长征上述三个方面斗争的交错发展,使长征两年历程显出若干阶段性。我初步地将红军长征历程分为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的划分,是以中央红军的活动为主线来确定的,因为中共中央在中央红军,这样划分比较好把握全局。这里,我基本按时序讲五个阶段中对红军长征发生重大影响的若干重要经历和重大事件。
(一)第一阶段: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这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初始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央红军的牺牲最为惨重。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湘江之战。中央红军突破前三道封锁线基本没打大仗。但蒋介石在判明中央红军西进的战略意图后,调集30余万兵力,组成5路大军,沿湘江、潇水两岸建起550多座碉堡,筑构第四道封锁线,妄图以其优势兵力和精良装备,前堵后追,左阻右截,对红军实现“围歼”。有如前述,面对严峻的形势,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继续沿红六军团路线西进,再加上又是“大搬家”甬道式行军,一再耽误了抢渡湘江的时间。湘江之战,从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作战命令,到12月3日中央红军后卫部队被歼,共经历9天血战。红军广大指战员表现了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前仆后继,神勇杀敌,虽然歼灭了不少敌人,但红军自己折损了3万多人。这是建军以后在一次战役中所遭受的最惨重损失。湘江之战所以打得如此惨烈,从红军方面讲,一是错误路线的领导在通过前三次封锁线后不顾军情变化而顽固坚持向湘江推进;二是坚持错误路线的领导拒绝接受当时毛泽东、彭德怀等提出改变行军方向的正确建议;三是坚持错误路线的领导实行/大搬家0甬道式行军的恶果。
但是,对湘江之战也不能只完全从消极方面看。“祸兮福所伏”。就此而言,它有两大重要历史意义:一是它证明了红军具有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 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任何力量都消灭不了的;二是它教育了广大红军指战员,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后1个月,从鄂豫皖转移到河南罗山的红25军也开始长征。
(二)第二阶段: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至1935年6月两河口会议前。这5个月,中央红军长征尽管比较艰苦,但完全改变了此前的被动局面。其间的重要事件较多,比如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和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在小金实现了两军会师等。
这里主要讲讲遵义会议。我有一个观点,认为实现党的历史的第一次伟大转折是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系列会议。经过惨烈的湘江之战,广大指战员强烈要求改变错误领导的情绪愈益高涨。中央一路开会。最重要的会议从通道会议算起,有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直至遵义会议,在遵义会议后还有“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和会理会议等。党的历史发生的第一次伟大转折就是这一系列会议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对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如何科学表述,我以为应当讲两句话:一是要强调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二是要突出遵义会议的标志作用。从通道会议开始的系列会议,可以看做是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一段历史链条,每次会议都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有其不可抹杀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不应当只孤零零地看做是遵义会议的成果,而是这段历史链条共同推动的合力作用。此外,还应当强调,遵义会议起的历史作用是其他会议不能代替的,是这一系列会议的卓越代表和伟大标志。这是因为:第一,此前的几次会议没有从根本上拨军事路线之乱(这在当时是最紧迫的),只有遵义会议才解决这个问题。第二,此前的会议没有解决组织领导问题,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改组中央领导,逐渐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第三,此前的会议是小范围的,只有遵义会议才扩大到主要军事领导人,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统一全军的思想。遵义会议在这一系列会议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才使系列会议能发生合力作用。这两者的关系是基础与主导的关系。没有系列会议的基础作用,就不可能有遵义会议的主导作用;反之,如果没有遵义会议标志作用的凸显,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很难为历史所承认。
(三)第三阶段:从1935年6月两河口会议至9月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前。红军长征途中，中央开了许多重要会议。从宏观而言,可以将中共中央在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主要会议,大致分为三个系列。第一个系列会议,是从通道会议开始的、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直至会理会议的8个主要会议。它的一个重要历史作用,是最终巩固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实际主要领导地位。第二个系列会议,就是从两河口会议开始,直到俄界会议,主要有7个。这些会议,不断地为统一红军会师后的战略行动方针而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展开斗争。第三个系列会议,在下一阶段再讲。
目前所讲的这第三阶段,主要包括第二个系列会议时期所经历的事,比如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的小金会师、两河口会议,黑水芦花会议、沙窝会议和毛儿盖会议,右路红军过草地,“九九电报”与巴西会议和俄界会议等。这些经历和事件在党史、军史上有很大影响。
这里主要讲讲右路红军过草地和“九九电报”问题。
过去对红军过草地的了解是抽象的,我在2003年9月走草地所见到的情况尽管与当年红军过草地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所了解的红军过草地的那段历史,令我深受教育。讲红军长征,不能不讲这段经历。
1935年8月下旬,改编为右路军的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经过1个月左右的准备后,由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以及前敌指挥部率领,开始向着渺无人烟的广袤草地进发。
红军长征以来,经过了许多艰难险阻。但是,穿越数百里草地,则是自然界设置的最大艰难险阻。草地叉河横生,水流淤滞。经年水草,盘根错节。草甸之下,积水淤黑,浅处齐膝,深处没顶。远远望去,似一片灰绿色海洋,不见山丘,不见树木,鸟兽绝迹,人烟荒芜,茫茫无垠。草地气候恶劣,昼夜温差极大。雨雪风雹来去无常,晴空迷雾变幻莫测。每年的5月至9月为雨季,滞水泥泞的沼泽更成漫漫泽国。红军正是这个季节过草地的。
经过考察,我将红军穿越草地归纳为有四难。
——首先行走难。一望无涯的草地没有路,人和骡马须跳跨草甸前进。过草地,一怕没踩着草甸陷进泥沼,来不及抢救被污泥吞噬;二怕下雨,滑倒了掉进泥沼;三怕过河,虚弱的身体经不住冰冷河水的刺激,被急流冲走。
——其次食饮难。准备的青稞麦炒面或麦粒,两三天就吃完了。还有一多半路程靠吃野菜、草根、树皮充饥。有的有毒,吃了会死。后续部队吃不上野菜、树皮,就将皮带、皮鞋,甚至皮毛坎肩,还有马鞍子,煮着吃。有的战士饿得实在没吃的,就将屙的屎里没有消化的青稞麦挑出来,洗了再煮吃;潴水有毒,没有喝的,就喝人尿、马尿。
——再次御寒难。草地天气,一日三变。下午往往黑云密布,暴雨冰雹铺天盖地而来,或者雾雨朦胧。指战员身上的衣服总是湿的。夜间降温至零度左右,冻得瑟瑟发抖。
——还有宿营难。找不到干地,就在泥泞渍水里铺点东西露宿,或就地而卧,或坐着打盹,或背靠背睡一会儿。若风雨交加,就在淋浇之下煎熬。次日清早,往往会看到草地上长眠一些战士,甚至是跟自己背靠背的战友。在将走出草地的最后两天,长眠在草地的战士成片成堆。
红军过草地究竟牺牲了多少同志,阿坝自治州有一个材料:红军三大主力在两年数次过雪山草地期间,非战斗减员在万人以上。刘英在回忆录中说:红军过草地牺牲最大,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走出草地后,“我觉得是从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间”。1935年8月底,右路红军克服世所罕见的艰难困苦,到达巴西地区。
右路红军过草地后,党中央同张国焘间关于战略行动方针的争论表面化了。这里,对张国焘也要看到,他有一个变化过程。从开辟川陕苏区和为迎接中央红军进行转移作战略策应的长征,到建立松、理、茂红色区域这个时期,他还是做了许多有益工作的。但自两河口会议始,一是在两军会合后到哪里去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上与中央意见相左,中央提出拟向东、向北去川陕甘开辟根据地,而张国焘却主张两军会合后,控制川西北地区,向南进攻;二是了解到中央红军不足3万人,而他有8万多人,开始自恃人多枪多,野心逐渐膨胀,一方面不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针,另一方面又伸手要权。此后,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对于党和红军的前途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在人烟稀少的川西北地区,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战争危机暂时不尖锐了,党内危机却逐渐严重起来。
尽管党中央在黑水芦花会议、沙窝会议和毛儿盖会议上,做了许多工作,但张国焘仍坚持南下方针。8月底,张国焘在中央一再电催下,率部进入草地没两天,借故返回阿坝。中央为早日北进,已派先头部队向甘南俄界开拔;同时继续争取张国焘北上。9月8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张国焘,转达中央意见,但他仍执迷不悟,接电后,即令徐、陈率右路军南下。当晚,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还有徐向前、陈昌浩,在养病的周恩来处开会,讨论北上南下问题。深夜10时,以与会7人名义致电张国焘,敦促他速率部北上。
9月9日,张国焘对中央接连两电置若罔闻,而以十分严厉的措辞电令陈昌浩,务必率右路军南下。这就是盛传的“密电”。陈见张电后,改变态度,同意南下。毛泽东等紧急磋商,认为张有分裂和危害中央企图。当晚,毛泽东等在周恩来的牙弄住地举行紧急会议(即巴西会议),决定连夜率彭德怀部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这样,右路军一分为二,原红一方面军大部北上甘南;原红四方面军绝大部分随后重新过草地南下。
“九九电报”是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党的一个严重步骤。但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个问题却成为研究红军长征史的一大热点。这两年走长征路,我到发生这个事件的巴西、阿西、潘州、班佑等地作了实地考察,进一步了解当时中央研究处理此事的情况。我以为:
第一,应当承认有“密电”。毛泽东1937年3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判张国焘的错误时讲过此事。第一个看到“密电”的叶剑英,多次说过此事的具体情况。张国焘坚持“南下”的思想很顽固,电报很多,这不过是一个具体情节。再则,张国焘的要害是另立/中央0,因此,没有必要杜撰此事。说没有此事的同志,没能讲出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没有此事。仅以中央档案馆没有这个电报,不能说明没有此事。因为此后战事频繁,丢失是有可能的。还有,若要讲保存电报,首先应查收电人和发报机关。该电不是发给中央和毛泽东的,在党中央的文电档案里找不到/密电0没有什么奇怪。
第二,关键是“密电”内容。收电人员最初讲的“武力解决”之类的话,曾产生轩然大波。经过考证,这个说法没有文献根据。这样重大的事,不拿出确凿证据就讲是不合适的,现已被澄清。目前对此都以毛泽东1937年3月在延安批判张国焘的会议上讲的为准,其核心内容是“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有会议记录,比个人记忆准确。这是一个教训。由此,使我对目前风行的口述历史不能不持谨慎态度。凡是党史上的重大问题,都不能仅凭个人记忆,一定要查档案,找文字根据,不能轻信脑袋瓜子。
第三,对“密电”问题不宜“炒作”。上面已经说了,张国焘的首要错误是另立中央,搞分裂主义。第二大错误是坚持“南下”路线,使红四方面军遭受不应有的许多挫折,也影响了中央的北上进军。尽管从时序上讲,“密电”南下错误在前,另立中央错误在后,但像张国焘这样拥兵自重,公然扯起第二“中央”的旗号,在党的历史上还没有第二例。再则,“密电”只是张坚持“南下”路线的电报之一,而不是唯一之电。事实上,“密电”是密而不奇。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杨尚昆,对此事有个说明。他说:“密电”问题,凡军用电报“都是以专用的密码拍发的,而且不止一套密码,还有不同的密级,也可以说都叫密电。”这说明,这份电报跟其他许多电报具有一样的保密性,不是说只有它是“密电”,其他不是。“密电”说法,若不作正确理解,会给人产生误导。因此,《中国共产党简史》没有使用“密电”说法,只是说:张国焘坚持南下,“9月9日,他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样的表述,就是想淡化“密电”之“密”给人的猎奇感。我以为,以后就讲“九九电报”,不使用“密电”之说是可以的。
(四)第四阶段:中央红军从1935年9月到哈达铺至12月瓦窑堡会议前。在这个阶段,中央也开了许多会议,属于中央红军长征期间的第三个系列会议。这些会议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和在陕北开展新的斗争而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战略部署。其间的重要事件有:哈达铺确定长征落脚点和榜罗镇会议,红25军和中央红军先后到陕北,胜利结束长征;直罗镇战役和纠正陕北“肃反”错误的两个/奠基礼0;张国焘分裂党的阿坝会议和卓木碉会议;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等。
这里主要讲讲为什么我以哈达铺会议而不以俄界会议作为划分长征历程阶段的界碑和两个“奠基礼”问题。
我在2004年提出长征史划分阶段的问题后,有同志对此提出应以俄界会议作为划分阶段的标志。我以为,这里有一个分析问题的切入点问题。我是这样考虑的:一是哈达铺会议与俄界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不一样。俄界会议是巴西会议的继续。在“九九电报”之后,中央秘密北上俄界,要对中央内部分歧的严重情况以及为什么要紧急分兵单独北上有一个交待,因此召开俄界会议。这就决定了讨论张国焘问题是会议的主题,首先要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对俄界会议如何定位,我以为,这个主题应当成为主要依据。因此,我将其归为上一阶段的终结。因为从两河口会议开始,中央的一系列会议讨论的问题都是围绕张国焘而展开的,俄界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算是对张国焘由反对中央的战略方针发展而成的分裂主义错误作出了一个阶段性的结论。再看哈达铺会议,由于俄界会议对张国焘的问题已作了决议,它根本未再讨论这个问题,因此,这两个会议的主题显然不同。就这一点而言,说哈达铺会议是俄界会议的继续,似很难说得通。
二是哈达铺会议与俄界会议关于对长征落脚点的选择不一样。这两个会议都讨论红军的发展方向问题。俄界会议鉴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严重削弱红军力量,决定改变原定的到川陕甘去的战略方针,而到靠近苏联的中国边境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以便取得国际援助。因此,当时没有立足陕北的思想。而哈达铺会议则不一样了。由于通过报纸了解到陕北有刘志丹的红军,红25军到陕北去会合了,于是改变了俄界会议关于到靠近苏联的中国边境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以便取得国际援助的战略方针;初步决定到陕北去,将它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这是指导思想的重大变化,而不是俄界会议那个战略方针的进一步明确的问题。我同意这样的说法:自两河口会议提出到“川陕甘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目标以来,都只是有一个“大的方向”,对红军究竟到哪里去落脚、最终目的地在何处,党中央和毛泽东都“心中没有底”。只是到了哈达铺才第一次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有的同志说:过去只明确了“定向”的问题,哈达铺才解决了“定点”的问题。这个说法很好。解决“定点”不是个一般性问题,它使一年飘忽不定、不断转战的红军有了一个“家在哪里”的归属。正因为这样,全军上下才那样欢呼雀跃。对于中央红军来说,这是自小金会师以来又一次的欢悦,一扫两河口会议以来包括俄界会议在内中央领导人心中由于张国焘问题产生的阴霾。哈达铺会议提出到陕北去找刘志丹、找徐海东,与那里的红军相会合的战略发展方针,不仅是一个关系中国革命发展前途和红军命运的重大决策,而且在长征发展历程中具有阶段性的里程碑意义。
基于上述两点考虑,我以为哈达铺会议是长征历程划分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我的这种看法,正好与甘肃同志关于提升哈达铺历史地位的想法不谋而合。当然,对哈达铺历史地位的表述可以多元化,目前的三种主要说法(一曰“名副其实的加油站”;二曰走向胜利的转折点;三曰改变红军长征命运的决策地)可以并存。我个人基本赞同“决策地”的定位,但在表述上应斟酌一下。我认为,在遵义会议后由于毛泽东是党中央的实际领导核心,应当突出党中央的历史作用。因此,是否可以将哈达铺定位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的决策地”。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想法,专家们还可提出新的说法,经过一段时间沉淀后,大家形成共识了,再来明确一个公认的说法。
关于两个“奠基礼”问题。中央红军缩编为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后,于1935年11月初与红15军团会师。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陕甘支队编为红一军团,红15军团并入红一方面军。这时,国民党军队对于红军的会合,加强了“围剿”部署。敌军增至3万余人,红军只112万人。当时已入寒冬,红军的军需、给养困难很多。为打破“围剿”,从11月20日到26日进行了直罗镇战役。此仗战果辉煌,歼敌1个师又1个团,击毙敌109师师长等官兵1000余人,俘敌5300多人。这次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为党中央和红军在西北建立大本营,举行了奠基礼。这在党史、军史上已成定论。
当时的奠基礼,在我考察后认为,应当是两个:除直罗镇战役是军事奠基礼外,中央纠正陕北的肃反错误可视为“政治奠基礼”。因为陕北的“肃反”造成的政治危机,丝毫不亚于国民党军的“围剿”。当时,国民党军正在实施“围剿”,而在中央红军到陕北前的领导机关中共中央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认为陕北党内有严重的“右倾取消主义”和“右派”活动;不顾前线紧张的军事形势,开展/肃反0运动;派人到前方和陕甘边逮捕干部,甚至将已任红15军团副军团长的刘志丹也关押起来。红26军的营以上、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区以上干部,还有一些从国统区过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共200余人惨遭杀害。对刘志丹等60余人施以重刑,昼夜审讯,索取口供。这样大规模的捕杀,使陕北根据地面临严重危机。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吴旗镇获悉情况后,立即指示: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经过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五人领导小组对案卷材料的审核和广泛调查,认为强加于刘志丹等的罪名不能成立。在党中央的直接干预下,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所有人员全部被释放,宣布平反,恢复工作。中央纠正这一严重的肃反错误,为巩固和扩大陕北苏区奠定了政治和组织基础,因此,可将其视为“政治奠基礼”。
(五)第五阶段:从1935年12月中央瓦窑堡会议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陕甘宁会师。这一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很大变化,中央红军为巩固和扩大陕甘宁根据地作了很大努力。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破产后,红军三大主力实现会师。其间的主要经历和事件有:瓦窑堡会议与红军的东征和西征,红二、六军团长征北上与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三军的大会师和大会战等。这里主要讲讲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历史贡献。
关于红四方面军对长征的贡献,过去讲得很少,因为张国焘分裂党、成立第二“中央”,是在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发生的。我在2004年考察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后深深感到:张国焘的错误对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无疑有很大影响,但不能因此就淡化乃至否定红四方面军长征的贡献。我初步地将红四方面军的贡献归纳为五点:第一,红四方面军开辟的川陕苏区,将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由东南引向西北。它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出发地,对中央红军北进川西发挥了重要的策应作用。第二,对中央红军克服物资匮乏、补充兵员起了巨大的支援作用。红军两大主力在小金会师后,红四方面军除给中央红军数十万斤粮食,上千件防寒物品外,还调拨了3个团,近4000人,充实中央红军。这对中央红军增强战斗力、改善军需,如雪中送炭。第三,在所经过地区发挥了强大的“宣传队”作用。他们广泛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和党的民族宗教和经济政策,著名的“红军石刻”,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第四,在所经过地区发挥了“播种机”作用。广大指战员坚持地方群众工作,帮助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和游击队武装。这些革命火种,对于团结藏胞投入抗日战争等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五,壮大了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力量。红四方面军在几经周折到延安后,人数仍是最多的。1955年授衔的将军,也以原红四方面军为最多。这说明,它是忠于党的能征善战的革命军队。
200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中央要求全面宣传各个方面红军的长征。这自然也包括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历史贡献,从而对整个红军的长征历史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三、党的先进性之魂的长征精神
这些年来,中央一直重视宣传红军长征精神,并不断对它的内涵进行概括。1996年10月22日,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代表中央讲话,对长征精神作了进一步升华。他讲了红军长征精神的五个方面,即: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个内涵非常丰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解和感受。这里,根据我走长征路的体验和采访一些老红军的认识,对红军长征精神作点解读。
(一)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和对党的坚定信念,是红军长征精神的根本要义。红军长征,首先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的大搏斗。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搏击中,共产党内部的指导思想也有尖锐斗争。同时,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使红军一再面临着能否克服艰难险阻、经受饥寒伤病折磨的严重考验。这样,红军长征,既要同围追堵截的几十万国民党军浴血奋战,又要与党内的错误思想展开斗争,还要克服无数道大川高山天然屏障的阻隔困扼,特别是爬雪山过草地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所造成的那种世所罕见的艰难困苦。广大红军将士靠什么来战胜敌人、克服险阻、渡过艰难?首要的一条就是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党能够领导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这是战胜敌人克服险阻、渡过艰难的原动力,是派生长征精神其他要义的初始源泉,因而也可以说是整个长征精神的精神之源。
(二)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是红军长征伟大精神状态的集中体现。这是红军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基于理想、信念所铸成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有了这种精神状态,在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导下,长征就能取得胜利。没有这种精神状态,长征不可能取得胜利,也就没有长征精神。各路红军都遭受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与数倍于己的敌人进行过生死决战,尽管有巨大牺牲,但最后都摆脱了敌人的围堵。红一、二、四方面军都过了雪山草地,特别是红四方面军和编入其序列的原红一方面军部分指战员,有的是三次走雪山草地,每次都有不少同志长眠在那里,但幸存者都胜利地到了陕北,还有不少老红军活到今天。我问过一些老红军:你们在与敌人作战时,在过雪山草地时,想没有想过生死问题?他们回答说:在那种特殊环境下,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我们参加红军,最初是为了找条活路,以后受教育才懂得革命道理。我们现在吃苦,是为了子孙后代不再吃苦。我们牺牲了,是为了解放天下穷苦人,这种牺牲值得。因此,打仗个个奋勇争先,不怕死。毛主席讲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实际上当时就是这么做的。我们长征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进行曲。老红军的这个话说得多好啊!红军指战员有了这种精神状态,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当然能无往而不胜。
(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红军长征精神得以发挥的正确指南。对革命的忠诚和对党的坚信,不怕艰难困苦和流血牺牲的这种精神,是红军将士作为革命军人的基本素质。仅有这种精神,并不能使革命取得胜利。在错误路线指导下,红军将士并不知道其错误,也能发挥这种精神,并能谱写出天惊地撼的英雄史诗,如惨烈的湘江之战。只有在正确的路线和战略战术的指导下,上述那种精神才能结出灿烂之果,引导革命取得胜利。因此,这是红军长征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红军长征能够胜利会师陕北,找到开辟新局面的落脚点,要归功于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实际核心领导地位,从而红军长征才有了一套正确的思想路线、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使红军最终摆脱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前堵后追,变被动为主动,指战员的战斗力能得到充分发挥,仗打得虎虎有生气,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四)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互助友爱的高尚品德,是红军长征精神转化成凝聚力、战斗力的一个重要条件。红军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军队。这支军队与其他军队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它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能够顾全大局,服从整体利益,紧密团结,互助友爱。因而,它具有其他军队所没有的巨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长征是四支军队先后一起长征。这几支军队怎样互相接应、互相配合、互相支援,这在整个长征途中的始发阶段和最后会师阶段表现得非常突出。没有这一点,就不可能取得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当然,其间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致使红四方面军一度南下,不仅影响了中央的战略部署,而且红四方面军本身也受到很大损失。但是,由于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党中央正确地把握了党内斗争原则,还有上述的其他方面的努力,张国焘不得不回师北上,最后实现了三个方面红军的大会师,从而宣告长征胜利结束。再则,从广大红军将士来看,在整个长征途中,特别是在遇到艰难险阻,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比如过雪山草地的过程中,这种团结互助、为了援救同志宁可牺牲自己的崇高品德,表现得十分突出。这充分表现出红军的无私无我的阶级友爱。
(五)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援与帮助,是红军长征精神得以形成的重要的外部条件。红军是人民的军队,红军脱离了人民就无法生存。红军进行长征也是如此。没有粮食,没有必要的物质条件,任何精神力量都难以发挥。红军在离开中央苏区踏上漫漫的长征旅途时,苏区人民给予红军以巨大的支援。红军经过雪山草地,很好地执行了民族政策和军队纪律,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从而得以征服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因此,“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是长征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
红军长征已成历史,但红军长征精神是永存的。胡锦涛最近指出:“只有铭记历史,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史诗,是党的85年波澜壮阔历史中最惊心动魄、也最精彩感人的篇章。红军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先进性之魂的集中反映,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的最高体现,因而也是我们党取之不竭的宝贵的精神资源。这种精神,无论岁月如何更替、条件如何变化,都要发扬光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正在进行的新长征,尽管已取得很大成就,但仍不过是新的万里长征第一步。因此,仍需要弘扬红军长征精神,使新的万里长征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一、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
红军长征早已成为历史,但它仍然是个常研常新的课题。在走长征路过程中,我萌生一个问题: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是什么?怎样才能全面地、完整地把握它?这成了我长征行考察的重点。
经过考察,我感到红军长征的内涵很丰富,它不简单地是转战、打仗,应包括这三个方面的严峻斗争:首先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的大搏斗;其次是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搏击中,共产党内部的指导思想有尖锐斗争;再次是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使红军一再面临着能否克服艰难险阻、经受饥寒伤病折磨的严重考验。这三方面的斗争构成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
为了全面地、完整地把握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正确地说明长征历史,首先又必须明确长征的若干基本概念,澄清一些模糊认识。
(一)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 “3+1”的长征。红军长征,毫无疑问,是以中央红军的长征作为历史起点的。但是,整个红军的长征是“3+1”的长征。即红一(中央红军)、二(最初称红二、六军团)、四方面军的长征,再加红25军的长征。红军长征的时间,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算起;长征结束以三大主力红军(红25军于1935年11月并入红一方面军系列)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和今属宁夏的将台堡会师为标志。
红军长征历时两个寒暑,纵横14个省(四川省分出重庆市,按现在地域说为15个省市),进行了600多次重要战役战斗,渡过了近百条江河,越过了约40座高山险峰,经过了1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其历时之久,规模之大,行程之远,沿途自然环境之恶劣,敌我兵力较量之悬殊,在人类战争史上不说绝无仅有,也极其罕见。
关于红军长征的里程,过去比较多地是讲二万五千里。这主要是讲的中央红军走的长征路。现在既然明确了整个红军的长征是“3+1”的长征,那么仅仅讲二万五千里就不那么完整了。
据军史资料统计,红二、六军团(即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历时11个月,转战8省,行程2万余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历时19个月,转战6省,有的三过雪山草地,行程1万多里。红25军的长征历时10个月,转战4省,行程约1万里。将上述四支红军的长征路,历经14个省的里程加在一起,长征的实际总里程为615万多里。因此,我们除了继续肯定中央红军的长征里程两万五千里外,还应当广泛宣传整个红军长征的里程为六万五千里,要强化这个概念。这样才比较全面、完整。
(二)对红军为什么要长征,要将进行战略转移的原因同作出战略转移的决策加以区别。这是两个有密切联系的问题,但又不能混为一谈。红军长征首先从中央红军开始。中央红军所在的中央苏区,在鼎盛时期的面积为814万平方公里,比现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还大,相当于两个半海南岛;人口450多万,是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的人数也达到13万。以中央苏区为依托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先后拥有13个苏区,总面积达40余万平方公里(相当于4个江苏省),人口约3000万。这么大一个中央苏区和“红色中国”,怎么几乎丧失殆尽呢?从党的指导方面言,这主要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左0倾教条主义推行错误的政治和军事路线的结果。由博古负总责的中央领导,面对国民党反动集团调集50万重兵发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不仅将毛泽东排斥出党政军领导岗位,还抛弃前四次反“围剿”战争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指挥下取得胜利所采用的战略战术,在许多方面听凭所谓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历经一年的消耗,中央红军遭受重创,中央苏区愈益缩小,最后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周恩来总结这段历史说:万里长征,就因为在江西打败了,硬拼消耗,拼到最后挡不住,不得不退出江西。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直接原因。
在这里,往往被忽视但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即要将进行战略转移的原因同作出战略转移的决策加以区别开来。第五次反“围剿”在中央苏区的失败,无疑要归咎于错误路线。但导致这个结果后怎么办?在当时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死守,与中央苏区共存亡;一是撤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前者说白了,是死路;后者是活路,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因此,错误路线的领导使红军遭致严重失败,这是一个问题;在这个危急关头作出进行战略转移即长征的决定,则是另一个问题。两者是因果关系,但不是一般顺向的因果,而是反向的因果。对“因”——错误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要否定;对“果”——进行战略转移,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要肯定。我们不能因为否定前者,就不作分析地认为:在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头,作出战略转移的决定即长征也是错误的。
(三)对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初始的几个问题要作具体分析。经过这几年在赣南苏区的考察,感到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初期的一些问题很复杂,对这段历史的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切忌简单化。除上述问题外,还要作这样两个区分:
一是要将红军长征有无准备同准备的充分和合理与否加以区别。说长征没有准备,是仓皇逃跑,没有历史根据。红军长征是作了一定准备的,中央派红七军团北上转战闽浙皖赣、红六军团西进寻找红二军团等,都应视为进行转移所作的战略性准备。至于战术准备,在很短时间内将“坛坛罐罐”都带上了,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还是有准备的。但就战略大转移这样重大问题没在政治局讨论,绝大部分中央负责同志和各军团主要负责人事前都未与闻,因而高层领导大多缺乏充分思想准备,这是事实。再则,这样大的军事行动,直至9月才具体着手筹划和部署,有些准备工作是在7天时间内进行的,因而,确实很仓促;搞“大搬家”,是违背大转移军事常识的。这也是不能否认的。
二是要将红军战略转移选择的最初路线同不顾军事形势的变化,顽固坚持去湘西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行动方针加以区别。最初,选择沿红六军团突围的路线西行,无可非议。中央红军比较顺利通过前面的封锁线就说明了这一点。但在转移途中,不顾军事形势的变化,继续坚持去湘西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就错了。因为在红六军团渡过湘江后,蒋介石已责令桂军加强湘江戒备,五路围堵,张网锁江。红军要强渡湘江,等于自投罗网。有鉴于此,毛泽东提出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湘南杀回马枪的建议,彭德怀也提出掉头北进、插向湘中、威胁长沙的建议,但均遭博古、李德拒绝。他们顽固坚持继续沿红六军团路线西进,这就不能不使中央红军在湘江之战中遭致惨重损失。过去对这个区别注意较少。其实,这是博古、李德错误指挥长征的一个重要症结。
(四)红军长征出发地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由于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的注释关于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的修改,引发了对红军长征出发地的争论;特别是开展红色旅游后,一些地方争着打“长征出发地”牌,其争论愈趋激烈。经过这些年考察,我形成了“长征出发地的多元论”概念,即长征的出发地是多元的,属于不同层面的出发地不只一个。比如,就中央红军言,瑞金是中央首脑机关的长征出发地,带有标志意义;于都是中央首脑机关和红军主力四个军团的集结出发地。还有红军部队从其他地方直接出发作战略转移进行长征的,如红九军团就是从会昌出发的,因而也是长征出发地。属于这个层面的出发地,还有石城、长汀、兴国、宁化等县。讲红军长征出发地的多元性,并不等于说红军战斗过的地方都是长征出发地。这以什么作标准?就中央红军言,大体以1934年10月7日中革军委下达撤离战斗前线到集结地的情况来确定。各部队接到命令时所撤离的那个地方,均可视为长征出发地。上述所列,只是中央红军的长征出发地。长征既然是“3+1”的长征,其他红军还有各自的长征出发地,比如,红二、六军团的长征出发地在湖南桑植,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出发地在四川苍溪,红25军的长征出发地在河南罗山何家冲等。因此,红军长征出发地并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
(五)“长征”概念的最早使用和长征目的地的不断变化。红军长征,最初叫“战略转移”、“西征”、“远征”。什么时候开始叫“长征”呢?我最初也以为是1935年5月以朱德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后来我在写《长征行》过程中了解到报刊提供的信息,一查资料,应在此前的2月。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转战川黔边二渡赤水,在发动第二次遵义战役之前的2月23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告工农劳苦群众书》。该文告已使用了“长征”一词。随后5月在巧渡金沙江、通过彝族区时,以朱德名义发布的布告讲了“红军万里长征”,这样便用开了。
红军长征到陕北,这不是预先设定的。进行战略转移,开始并没有打算走很远。长征的路线和目的地是根据军事形势和作战情况而不断变化的。这是一个动态过程。红军长征目的地,据我初步统计,仅中央红军言,先后有8个设想:(1)在瑞金出发时是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发展复兴后再回来; (2)黎平会议决定到黔北的遵义地区建立新根据地; (3)遵义会议决定过长江到川西建立根据地; (4)会理会议决定到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建立根据地; (5)两河口会议决定去川陕甘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6)毛儿盖会议进一步明确到甘南在洮河流域创建新根据地; (7)俄界会议决定到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建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 (8)在哈达铺初步决定到陕北去,随后的榜罗镇会议正式决定陕北为长征的最后落脚点。中央红军到达吴旗镇后,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准了榜罗镇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定,宣告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随后,中共中央将“红都”设在瓦窑堡,陕北成为中国革命大本营。
明确了上述几个问题,再来看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就能作全面、总体的把握了。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所包括的三方面的斗争,都有丰富的内容。
第一方面的斗争,中央红军以湘江战役、四渡赤水和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为惊心动魄。红四方面军以嘉陵江战役、名山百丈关战役和甘南的“岷(县)、临(潭)、舟(曲)战役”最为激烈。红二、六军团包括后来的红二方面军的战斗则以在云贵高原转战乌蒙山的大迂回作战和在陇南的“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最为著名。红25军以在河南方城独树镇和甘肃泾川王母宫塬的血战最为艰险。
第二方面的斗争包括两个内容,突出地表现在两个系列会议上。一是与博古、李德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以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和遵义会议最为关键。二是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这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两河口会议开始,直到俄界会议,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党中央进行了同张国焘的直接斗争;二是在红军总部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后在阿坝会议和卓木碉会议上,以朱德为代表的红军领导人进行了反对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尖锐斗争。
第三方面的斗争,以过雪山草地最为艰难。红一方面军以翻越夹金山,红四方面军以翻越党岭山,红二方面军以翻越从中甸至乡城的系列雪山,牺牲的指战员为最多。过草地是长征途中所遭遇的最大的自然艰难险阻。三个方面军都经过了“水草地狱”,牺牲的指战员更多。红军长征在上述三方面的斗争中既突破了反动派军队的围堵,又克服了因党内错误指导思想而招致的困难,还战胜了自然界设置的种种艰难险阻,实现了从东南至西北的战略大转移。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
二、红军长征的基本发展阶段
红军长征上述三个方面斗争的交错发展,使长征两年历程显出若干阶段性。我初步地将红军长征历程分为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的划分,是以中央红军的活动为主线来确定的,因为中共中央在中央红军,这样划分比较好把握全局。这里,我基本按时序讲五个阶段中对红军长征发生重大影响的若干重要经历和重大事件。
(一)第一阶段: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这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初始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央红军的牺牲最为惨重。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湘江之战。中央红军突破前三道封锁线基本没打大仗。但蒋介石在判明中央红军西进的战略意图后,调集30余万兵力,组成5路大军,沿湘江、潇水两岸建起550多座碉堡,筑构第四道封锁线,妄图以其优势兵力和精良装备,前堵后追,左阻右截,对红军实现“围歼”。有如前述,面对严峻的形势,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继续沿红六军团路线西进,再加上又是“大搬家”甬道式行军,一再耽误了抢渡湘江的时间。湘江之战,从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作战命令,到12月3日中央红军后卫部队被歼,共经历9天血战。红军广大指战员表现了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前仆后继,神勇杀敌,虽然歼灭了不少敌人,但红军自己折损了3万多人。这是建军以后在一次战役中所遭受的最惨重损失。湘江之战所以打得如此惨烈,从红军方面讲,一是错误路线的领导在通过前三次封锁线后不顾军情变化而顽固坚持向湘江推进;二是坚持错误路线的领导拒绝接受当时毛泽东、彭德怀等提出改变行军方向的正确建议;三是坚持错误路线的领导实行/大搬家0甬道式行军的恶果。
但是,对湘江之战也不能只完全从消极方面看。“祸兮福所伏”。就此而言,它有两大重要历史意义:一是它证明了红军具有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 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任何力量都消灭不了的;二是它教育了广大红军指战员,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后1个月,从鄂豫皖转移到河南罗山的红25军也开始长征。
(二)第二阶段: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至1935年6月两河口会议前。这5个月,中央红军长征尽管比较艰苦,但完全改变了此前的被动局面。其间的重要事件较多,比如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和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在小金实现了两军会师等。
这里主要讲讲遵义会议。我有一个观点,认为实现党的历史的第一次伟大转折是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系列会议。经过惨烈的湘江之战,广大指战员强烈要求改变错误领导的情绪愈益高涨。中央一路开会。最重要的会议从通道会议算起,有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直至遵义会议,在遵义会议后还有“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和会理会议等。党的历史发生的第一次伟大转折就是这一系列会议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对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如何科学表述,我以为应当讲两句话:一是要强调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二是要突出遵义会议的标志作用。从通道会议开始的系列会议,可以看做是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一段历史链条,每次会议都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有其不可抹杀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不应当只孤零零地看做是遵义会议的成果,而是这段历史链条共同推动的合力作用。此外,还应当强调,遵义会议起的历史作用是其他会议不能代替的,是这一系列会议的卓越代表和伟大标志。这是因为:第一,此前的几次会议没有从根本上拨军事路线之乱(这在当时是最紧迫的),只有遵义会议才解决这个问题。第二,此前的会议没有解决组织领导问题,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改组中央领导,逐渐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第三,此前的会议是小范围的,只有遵义会议才扩大到主要军事领导人,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统一全军的思想。遵义会议在这一系列会议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才使系列会议能发生合力作用。这两者的关系是基础与主导的关系。没有系列会议的基础作用,就不可能有遵义会议的主导作用;反之,如果没有遵义会议标志作用的凸显,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很难为历史所承认。
(三)第三阶段:从1935年6月两河口会议至9月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前。红军长征途中，中央开了许多重要会议。从宏观而言,可以将中共中央在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主要会议,大致分为三个系列。第一个系列会议,是从通道会议开始的、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直至会理会议的8个主要会议。它的一个重要历史作用,是最终巩固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实际主要领导地位。第二个系列会议,就是从两河口会议开始,直到俄界会议,主要有7个。这些会议,不断地为统一红军会师后的战略行动方针而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展开斗争。第三个系列会议,在下一阶段再讲。
目前所讲的这第三阶段,主要包括第二个系列会议时期所经历的事,比如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的小金会师、两河口会议,黑水芦花会议、沙窝会议和毛儿盖会议,右路红军过草地,“九九电报”与巴西会议和俄界会议等。这些经历和事件在党史、军史上有很大影响。
这里主要讲讲右路红军过草地和“九九电报”问题。
过去对红军过草地的了解是抽象的,我在2003年9月走草地所见到的情况尽管与当年红军过草地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所了解的红军过草地的那段历史,令我深受教育。讲红军长征,不能不讲这段经历。
1935年8月下旬,改编为右路军的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经过1个月左右的准备后,由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以及前敌指挥部率领,开始向着渺无人烟的广袤草地进发。
红军长征以来,经过了许多艰难险阻。但是,穿越数百里草地,则是自然界设置的最大艰难险阻。草地叉河横生,水流淤滞。经年水草,盘根错节。草甸之下,积水淤黑,浅处齐膝,深处没顶。远远望去,似一片灰绿色海洋,不见山丘,不见树木,鸟兽绝迹,人烟荒芜,茫茫无垠。草地气候恶劣,昼夜温差极大。雨雪风雹来去无常,晴空迷雾变幻莫测。每年的5月至9月为雨季,滞水泥泞的沼泽更成漫漫泽国。红军正是这个季节过草地的。
经过考察,我将红军穿越草地归纳为有四难。
——首先行走难。一望无涯的草地没有路,人和骡马须跳跨草甸前进。过草地,一怕没踩着草甸陷进泥沼,来不及抢救被污泥吞噬;二怕下雨,滑倒了掉进泥沼;三怕过河,虚弱的身体经不住冰冷河水的刺激,被急流冲走。
——其次食饮难。准备的青稞麦炒面或麦粒,两三天就吃完了。还有一多半路程靠吃野菜、草根、树皮充饥。有的有毒,吃了会死。后续部队吃不上野菜、树皮,就将皮带、皮鞋,甚至皮毛坎肩,还有马鞍子,煮着吃。有的战士饿得实在没吃的,就将屙的屎里没有消化的青稞麦挑出来,洗了再煮吃;潴水有毒,没有喝的,就喝人尿、马尿。
——再次御寒难。草地天气,一日三变。下午往往黑云密布,暴雨冰雹铺天盖地而来,或者雾雨朦胧。指战员身上的衣服总是湿的。夜间降温至零度左右,冻得瑟瑟发抖。
——还有宿营难。找不到干地,就在泥泞渍水里铺点东西露宿,或就地而卧,或坐着打盹,或背靠背睡一会儿。若风雨交加,就在淋浇之下煎熬。次日清早,往往会看到草地上长眠一些战士,甚至是跟自己背靠背的战友。在将走出草地的最后两天,长眠在草地的战士成片成堆。
红军过草地究竟牺牲了多少同志,阿坝自治州有一个材料:红军三大主力在两年数次过雪山草地期间,非战斗减员在万人以上。刘英在回忆录中说:红军过草地牺牲最大,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走出草地后,“我觉得是从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间”。1935年8月底,右路红军克服世所罕见的艰难困苦,到达巴西地区。
右路红军过草地后,党中央同张国焘间关于战略行动方针的争论表面化了。这里,对张国焘也要看到,他有一个变化过程。从开辟川陕苏区和为迎接中央红军进行转移作战略策应的长征,到建立松、理、茂红色区域这个时期,他还是做了许多有益工作的。但自两河口会议始,一是在两军会合后到哪里去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上与中央意见相左,中央提出拟向东、向北去川陕甘开辟根据地,而张国焘却主张两军会合后,控制川西北地区,向南进攻;二是了解到中央红军不足3万人,而他有8万多人,开始自恃人多枪多,野心逐渐膨胀,一方面不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针,另一方面又伸手要权。此后,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对于党和红军的前途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在人烟稀少的川西北地区,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战争危机暂时不尖锐了,党内危机却逐渐严重起来。
尽管党中央在黑水芦花会议、沙窝会议和毛儿盖会议上,做了许多工作,但张国焘仍坚持南下方针。8月底,张国焘在中央一再电催下,率部进入草地没两天,借故返回阿坝。中央为早日北进,已派先头部队向甘南俄界开拔;同时继续争取张国焘北上。9月8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张国焘,转达中央意见,但他仍执迷不悟,接电后,即令徐、陈率右路军南下。当晚,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还有徐向前、陈昌浩,在养病的周恩来处开会,讨论北上南下问题。深夜10时,以与会7人名义致电张国焘,敦促他速率部北上。
9月9日,张国焘对中央接连两电置若罔闻,而以十分严厉的措辞电令陈昌浩,务必率右路军南下。这就是盛传的“密电”。陈见张电后,改变态度,同意南下。毛泽东等紧急磋商,认为张有分裂和危害中央企图。当晚,毛泽东等在周恩来的牙弄住地举行紧急会议(即巴西会议),决定连夜率彭德怀部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这样,右路军一分为二,原红一方面军大部北上甘南;原红四方面军绝大部分随后重新过草地南下。
“九九电报”是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党的一个严重步骤。但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个问题却成为研究红军长征史的一大热点。这两年走长征路,我到发生这个事件的巴西、阿西、潘州、班佑等地作了实地考察,进一步了解当时中央研究处理此事的情况。我以为:
第一,应当承认有“密电”。毛泽东1937年3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判张国焘的错误时讲过此事。第一个看到“密电”的叶剑英,多次说过此事的具体情况。张国焘坚持“南下”的思想很顽固,电报很多,这不过是一个具体情节。再则,张国焘的要害是另立/中央0,因此,没有必要杜撰此事。说没有此事的同志,没能讲出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没有此事。仅以中央档案馆没有这个电报,不能说明没有此事。因为此后战事频繁,丢失是有可能的。还有,若要讲保存电报,首先应查收电人和发报机关。该电不是发给中央和毛泽东的,在党中央的文电档案里找不到/密电0没有什么奇怪。
第二,关键是“密电”内容。收电人员最初讲的“武力解决”之类的话,曾产生轩然大波。经过考证,这个说法没有文献根据。这样重大的事,不拿出确凿证据就讲是不合适的,现已被澄清。目前对此都以毛泽东1937年3月在延安批判张国焘的会议上讲的为准,其核心内容是“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有会议记录,比个人记忆准确。这是一个教训。由此,使我对目前风行的口述历史不能不持谨慎态度。凡是党史上的重大问题,都不能仅凭个人记忆,一定要查档案,找文字根据,不能轻信脑袋瓜子。
第三,对“密电”问题不宜“炒作”。上面已经说了,张国焘的首要错误是另立中央,搞分裂主义。第二大错误是坚持“南下”路线,使红四方面军遭受不应有的许多挫折,也影响了中央的北上进军。尽管从时序上讲,“密电”南下错误在前,另立中央错误在后,但像张国焘这样拥兵自重,公然扯起第二“中央”的旗号,在党的历史上还没有第二例。再则,“密电”只是张坚持“南下”路线的电报之一,而不是唯一之电。事实上,“密电”是密而不奇。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杨尚昆,对此事有个说明。他说:“密电”问题,凡军用电报“都是以专用的密码拍发的,而且不止一套密码,还有不同的密级,也可以说都叫密电。”这说明,这份电报跟其他许多电报具有一样的保密性,不是说只有它是“密电”,其他不是。“密电”说法,若不作正确理解,会给人产生误导。因此,《中国共产党简史》没有使用“密电”说法,只是说:张国焘坚持南下,“9月9日,他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样的表述,就是想淡化“密电”之“密”给人的猎奇感。我以为,以后就讲“九九电报”,不使用“密电”之说是可以的。
(四)第四阶段:中央红军从1935年9月到哈达铺至12月瓦窑堡会议前。在这个阶段,中央也开了许多会议,属于中央红军长征期间的第三个系列会议。这些会议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和在陕北开展新的斗争而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战略部署。其间的重要事件有:哈达铺确定长征落脚点和榜罗镇会议,红25军和中央红军先后到陕北,胜利结束长征;直罗镇战役和纠正陕北“肃反”错误的两个/奠基礼0;张国焘分裂党的阿坝会议和卓木碉会议;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等。
这里主要讲讲为什么我以哈达铺会议而不以俄界会议作为划分长征历程阶段的界碑和两个“奠基礼”问题。
我在2004年提出长征史划分阶段的问题后,有同志对此提出应以俄界会议作为划分阶段的标志。我以为,这里有一个分析问题的切入点问题。我是这样考虑的:一是哈达铺会议与俄界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不一样。俄界会议是巴西会议的继续。在“九九电报”之后,中央秘密北上俄界,要对中央内部分歧的严重情况以及为什么要紧急分兵单独北上有一个交待,因此召开俄界会议。这就决定了讨论张国焘问题是会议的主题,首先要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对俄界会议如何定位,我以为,这个主题应当成为主要依据。因此,我将其归为上一阶段的终结。因为从两河口会议开始,中央的一系列会议讨论的问题都是围绕张国焘而展开的,俄界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算是对张国焘由反对中央的战略方针发展而成的分裂主义错误作出了一个阶段性的结论。再看哈达铺会议,由于俄界会议对张国焘的问题已作了决议,它根本未再讨论这个问题,因此,这两个会议的主题显然不同。就这一点而言,说哈达铺会议是俄界会议的继续,似很难说得通。
二是哈达铺会议与俄界会议关于对长征落脚点的选择不一样。这两个会议都讨论红军的发展方向问题。俄界会议鉴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严重削弱红军力量,决定改变原定的到川陕甘去的战略方针,而到靠近苏联的中国边境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以便取得国际援助。因此,当时没有立足陕北的思想。而哈达铺会议则不一样了。由于通过报纸了解到陕北有刘志丹的红军,红25军到陕北去会合了,于是改变了俄界会议关于到靠近苏联的中国边境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以便取得国际援助的战略方针;初步决定到陕北去,将它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这是指导思想的重大变化,而不是俄界会议那个战略方针的进一步明确的问题。我同意这样的说法:自两河口会议提出到“川陕甘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目标以来,都只是有一个“大的方向”,对红军究竟到哪里去落脚、最终目的地在何处,党中央和毛泽东都“心中没有底”。只是到了哈达铺才第一次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有的同志说:过去只明确了“定向”的问题,哈达铺才解决了“定点”的问题。这个说法很好。解决“定点”不是个一般性问题,它使一年飘忽不定、不断转战的红军有了一个“家在哪里”的归属。正因为这样,全军上下才那样欢呼雀跃。对于中央红军来说,这是自小金会师以来又一次的欢悦,一扫两河口会议以来包括俄界会议在内中央领导人心中由于张国焘问题产生的阴霾。哈达铺会议提出到陕北去找刘志丹、找徐海东,与那里的红军相会合的战略发展方针,不仅是一个关系中国革命发展前途和红军命运的重大决策,而且在长征发展历程中具有阶段性的里程碑意义。
基于上述两点考虑,我以为哈达铺会议是长征历程划分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我的这种看法,正好与甘肃同志关于提升哈达铺历史地位的想法不谋而合。当然,对哈达铺历史地位的表述可以多元化,目前的三种主要说法(一曰“名副其实的加油站”;二曰走向胜利的转折点;三曰改变红军长征命运的决策地)可以并存。我个人基本赞同“决策地”的定位,但在表述上应斟酌一下。我认为,在遵义会议后由于毛泽东是党中央的实际领导核心,应当突出党中央的历史作用。因此,是否可以将哈达铺定位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的决策地”。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想法,专家们还可提出新的说法,经过一段时间沉淀后,大家形成共识了,再来明确一个公认的说法。
关于两个“奠基礼”问题。中央红军缩编为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后,于1935年11月初与红15军团会师。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陕甘支队编为红一军团,红15军团并入红一方面军。这时,国民党军队对于红军的会合,加强了“围剿”部署。敌军增至3万余人,红军只112万人。当时已入寒冬,红军的军需、给养困难很多。为打破“围剿”,从11月20日到26日进行了直罗镇战役。此仗战果辉煌,歼敌1个师又1个团,击毙敌109师师长等官兵1000余人,俘敌5300多人。这次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为党中央和红军在西北建立大本营,举行了奠基礼。这在党史、军史上已成定论。
当时的奠基礼,在我考察后认为,应当是两个:除直罗镇战役是军事奠基礼外,中央纠正陕北的肃反错误可视为“政治奠基礼”。因为陕北的“肃反”造成的政治危机,丝毫不亚于国民党军的“围剿”。当时,国民党军正在实施“围剿”,而在中央红军到陕北前的领导机关中共中央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认为陕北党内有严重的“右倾取消主义”和“右派”活动;不顾前线紧张的军事形势,开展/肃反0运动;派人到前方和陕甘边逮捕干部,甚至将已任红15军团副军团长的刘志丹也关押起来。红26军的营以上、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区以上干部,还有一些从国统区过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共200余人惨遭杀害。对刘志丹等60余人施以重刑,昼夜审讯,索取口供。这样大规模的捕杀,使陕北根据地面临严重危机。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吴旗镇获悉情况后,立即指示: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经过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五人领导小组对案卷材料的审核和广泛调查,认为强加于刘志丹等的罪名不能成立。在党中央的直接干预下,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所有人员全部被释放,宣布平反,恢复工作。中央纠正这一严重的肃反错误,为巩固和扩大陕北苏区奠定了政治和组织基础,因此,可将其视为“政治奠基礼”。
(五)第五阶段:从1935年12月中央瓦窑堡会议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陕甘宁会师。这一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很大变化,中央红军为巩固和扩大陕甘宁根据地作了很大努力。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破产后,红军三大主力实现会师。其间的主要经历和事件有:瓦窑堡会议与红军的东征和西征,红二、六军团长征北上与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三军的大会师和大会战等。这里主要讲讲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历史贡献。
关于红四方面军对长征的贡献,过去讲得很少,因为张国焘分裂党、成立第二“中央”,是在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发生的。我在2004年考察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后深深感到:张国焘的错误对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无疑有很大影响,但不能因此就淡化乃至否定红四方面军长征的贡献。我初步地将红四方面军的贡献归纳为五点:第一,红四方面军开辟的川陕苏区,将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由东南引向西北。它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出发地,对中央红军北进川西发挥了重要的策应作用。第二,对中央红军克服物资匮乏、补充兵员起了巨大的支援作用。红军两大主力在小金会师后,红四方面军除给中央红军数十万斤粮食,上千件防寒物品外,还调拨了3个团,近4000人,充实中央红军。这对中央红军增强战斗力、改善军需,如雪中送炭。第三,在所经过地区发挥了强大的“宣传队”作用。他们广泛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和党的民族宗教和经济政策,著名的“红军石刻”,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第四,在所经过地区发挥了“播种机”作用。广大指战员坚持地方群众工作,帮助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和游击队武装。这些革命火种,对于团结藏胞投入抗日战争等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五,壮大了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力量。红四方面军在几经周折到延安后,人数仍是最多的。1955年授衔的将军,也以原红四方面军为最多。这说明,它是忠于党的能征善战的革命军队。
200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中央要求全面宣传各个方面红军的长征。这自然也包括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历史贡献,从而对整个红军的长征历史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三、党的先进性之魂的长征精神
这些年来,中央一直重视宣传红军长征精神,并不断对它的内涵进行概括。1996年10月22日,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代表中央讲话,对长征精神作了进一步升华。他讲了红军长征精神的五个方面,即: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个内涵非常丰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解和感受。这里,根据我走长征路的体验和采访一些老红军的认识,对红军长征精神作点解读。
(一)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和对党的坚定信念,是红军长征精神的根本要义。红军长征,首先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的大搏斗。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搏击中,共产党内部的指导思想也有尖锐斗争。同时,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使红军一再面临着能否克服艰难险阻、经受饥寒伤病折磨的严重考验。这样,红军长征,既要同围追堵截的几十万国民党军浴血奋战,又要与党内的错误思想展开斗争,还要克服无数道大川高山天然屏障的阻隔困扼,特别是爬雪山过草地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所造成的那种世所罕见的艰难困苦。广大红军将士靠什么来战胜敌人、克服险阻、渡过艰难?首要的一条就是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党能够领导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这是战胜敌人克服险阻、渡过艰难的原动力,是派生长征精神其他要义的初始源泉,因而也可以说是整个长征精神的精神之源。
(二)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是红军长征伟大精神状态的集中体现。这是红军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基于理想、信念所铸成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有了这种精神状态,在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导下,长征就能取得胜利。没有这种精神状态,长征不可能取得胜利,也就没有长征精神。各路红军都遭受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与数倍于己的敌人进行过生死决战,尽管有巨大牺牲,但最后都摆脱了敌人的围堵。红一、二、四方面军都过了雪山草地,特别是红四方面军和编入其序列的原红一方面军部分指战员,有的是三次走雪山草地,每次都有不少同志长眠在那里,但幸存者都胜利地到了陕北,还有不少老红军活到今天。我问过一些老红军:你们在与敌人作战时,在过雪山草地时,想没有想过生死问题?他们回答说:在那种特殊环境下,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我们参加红军,最初是为了找条活路,以后受教育才懂得革命道理。我们现在吃苦,是为了子孙后代不再吃苦。我们牺牲了,是为了解放天下穷苦人,这种牺牲值得。因此,打仗个个奋勇争先,不怕死。毛主席讲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实际上当时就是这么做的。我们长征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进行曲。老红军的这个话说得多好啊!红军指战员有了这种精神状态,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当然能无往而不胜。
(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红军长征精神得以发挥的正确指南。对革命的忠诚和对党的坚信,不怕艰难困苦和流血牺牲的这种精神,是红军将士作为革命军人的基本素质。仅有这种精神,并不能使革命取得胜利。在错误路线指导下,红军将士并不知道其错误,也能发挥这种精神,并能谱写出天惊地撼的英雄史诗,如惨烈的湘江之战。只有在正确的路线和战略战术的指导下,上述那种精神才能结出灿烂之果,引导革命取得胜利。因此,这是红军长征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红军长征能够胜利会师陕北,找到开辟新局面的落脚点,要归功于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实际核心领导地位,从而红军长征才有了一套正确的思想路线、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使红军最终摆脱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前堵后追,变被动为主动,指战员的战斗力能得到充分发挥,仗打得虎虎有生气,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四)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互助友爱的高尚品德,是红军长征精神转化成凝聚力、战斗力的一个重要条件。红军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军队。这支军队与其他军队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它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能够顾全大局,服从整体利益,紧密团结,互助友爱。因而,它具有其他军队所没有的巨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长征是四支军队先后一起长征。这几支军队怎样互相接应、互相配合、互相支援,这在整个长征途中的始发阶段和最后会师阶段表现得非常突出。没有这一点,就不可能取得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当然,其间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致使红四方面军一度南下,不仅影响了中央的战略部署,而且红四方面军本身也受到很大损失。但是,由于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党中央正确地把握了党内斗争原则,还有上述的其他方面的努力,张国焘不得不回师北上,最后实现了三个方面红军的大会师,从而宣告长征胜利结束。再则,从广大红军将士来看,在整个长征途中,特别是在遇到艰难险阻,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比如过雪山草地的过程中,这种团结互助、为了援救同志宁可牺牲自己的崇高品德,表现得十分突出。这充分表现出红军的无私无我的阶级友爱。
(五)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援与帮助,是红军长征精神得以形成的重要的外部条件。红军是人民的军队,红军脱离了人民就无法生存。红军进行长征也是如此。没有粮食,没有必要的物质条件,任何精神力量都难以发挥。红军在离开中央苏区踏上漫漫的长征旅途时,苏区人民给予红军以巨大的支援。红军经过雪山草地,很好地执行了民族政策和军队纪律,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从而得以征服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因此,“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是长征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
红军长征已成历史,但红军长征精神是永存的。胡锦涛最近指出:“只有铭记历史,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史诗,是党的85年波澜壮阔历史中最惊心动魄、也最精彩感人的篇章。红军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先进性之魂的集中反映,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的最高体现,因而也是我们党取之不竭的宝贵的精神资源。这种精神,无论岁月如何更替、条件如何变化,都要发扬光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正在进行的新长征,尽管已取得很大成就,但仍不过是新的万里长征第一步。因此,仍需要弘扬红军长征精神,使新的万里长征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北京 10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