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振平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主力开始了长征。对于中央红军进行长征的原因，有一种观点认为：红军长征实际上是中共（主要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与动员模式选择的必然结果”，传统的党史“过分夸大了”王明、博古为代表的临时中央在政治和军事指挥方面所犯的“左”倾错误。学术探讨，贵在创新，但是创新不能脱离基本的历史事实，对历史不能作主观臆断式的解读。导致中央红军长征的原因既有客观方面的，也有主观方面的；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中央红军长征是国内外各种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放宽视野、多视角考察红军长征的历史背景
长征原因分析既可从宏观的角度着手，也可从微观的角度着手。我们要放宽视野，多角度了解长征的历史背景。
首先，国民党的“围剿”对革命根据地造成巨大消耗。1930年10月以后，随着国民党内部形式上的统一，蒋介石的战略重心发生了根本转变：由之前的统一内部、淸除异己，转变为抽调兵力组织对各个革命根据地特别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围剿”。蒋介石具有彻底剿灭红军的决心，即使遭遇连续的“围剿”失败，即使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蚕食华北、侵犯淞沪，即使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兴起，他都一直固守“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惜对日妥协，也要继续发动“围剿”战争。起初，蒋介石忙于内部整顿，也没有特别重视红军，其军亊准备并不充分，再加上红军正确的战略战术和英勇战斗，这些都使得蒋介石的“围剿”一次次地损兵折将、无功而返。从第三次“围剿”开始，蒋介石不仅亲自临阵指挥，也改变了“围剿”的战略战术：增加军队人马，更新升级武器装备，还聘请了德国军事顾问团。蒋介石“充分利用他的最大有利条件——优势资源、技术装备、外面世界的无限供应（红军却同外面世界隔绝）机械化战术，一支现代化空军，可以飞航的作战飞机近四百架……修建了几百、几千英里的军事公路，成千上万个小碉堡，可以用机关枪火力或大炮火力连成一片。他的又攻又守的战略和战术可以减弱红军在运动战上的优势，而突出了红军兵力少、资源缺的弱点……避免在公路碉堡网以外暴露大部队。他们只有在得到大炮、装甲车、坦克和飞机滥炸的非常良好掩护下才前进，很少进到碉堡圏几百码以外。这些碉堡圈遍布江西、福建、湖南、广东、广西诸省。红军由于被剥夺了佯攻、伏击或在公开交战中出奇制胜的机会，不得不采取新战略”。[1]“敌人的战术变了，即在中央根据地四外修筑碉堡。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变化。它不长驱直入，而是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配合‘步步为营’战术，政治上推行清乡、保甲制、连坐法、政治怀柔等反动政策，再加上经济封锁。”[2]在新的战略战术之下，国民党军队不再贸然前进，不再轻易离开其堡垒地带。这样，红军先前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就失去了发挥的空间，即使没有“左”倾军亊路线，根据地红军所面临的困难局面也是难以避免的。国民党凭借其军事、经济的优势资源所进行的持续的“围剿”战争对革命根据地造成了巨大的消耗。结果，在蒋介石新的战略战术之下，红军被动地以阵地战应对。随着中央苏区人力、物力日益匮乏，根据地面积逐渐缩小。
其次，革命根据地遭遇军亊政治危机与经济财政危机。国共合作破裂以后建立起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所实行的是代表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党专政和军事独裁统治，对外依赖帝国主义，对内镇压人民革命，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依然如故。同时，由于共产党建立时间不长，革命经验还很有限，对中国革命的复杂性、长期性缺乏淸醒的认识，大革命失败以来党内一直存在着一种“左”倾急躁情绪。所有这些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在国民党军队连续进攻与持久包围之下，根据地军队的补给日益困难。红军的运动战术在蒋介石新战略实施后越来越失去空间，要想保卫中央苏区只能在内线作战，采用阵地战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红军虽连续取得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但根据地的军事压力非但没有解除反而有所加重。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与“左”倾路线执行者在军事、政治、组织上的错误领导导致了根据地空前的政治危机，也深化着根据地的军事危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能够为打破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封锁、稳定和改善人民生活、取得反“围剿”战争胜利提供较好的群众基础和物质条件，但国民党政府对根据地的军事“围剿”使得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不能正常进行，对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与交通控制，对接近根据地的地区实施贸易禁运等，也都使根据地的经济财政补给困难。国民党政府军队的包围圈在日益缩小，苏区面积日益减少，战争资源日益枯竭，根据地面临着日益加剧的经济财政困境，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财政危机。而根据地大规模持续的扩大红军运动更加剧了危机。这种形势因为“左”倾路线的领导变得越来越严峻。
再次，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加紧的侵略也影响着红军战略的调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逐渐控制了东北三省，随后把侵略中国的矛头由东北伸向华北，开始有计划地蚕食华北。针对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北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的主力。在南方，根据地军民正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之中，当得知九一八事变消息后，立即旗帜鲜明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组织群众进行反对曰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并发表对日战争宣言。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国内各阶级政治态度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初步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且决定派遗抗日先遣队突出重围，北上寻找与日军直接作战的机会。党的鲜明抗日主张与积极抗日行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红军的战略调整。
红军长征决不是“逃跑式的”战略转移，它是中国共产党在严峻形势逼迫下的战略选择，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有计划的正确决策。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后，项英、陈毅等率领中央根据地留下的部分红军继续在南方坚持艰苦的游击战。
二、红军长征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
长征的原因，从客观方面来说，是由于反革命力量的强大，是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连续不断的政治、经济、军事“围剿”，是由于国际国内局势的巨大变化。从主观方面来说，则是由于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临时中央所犯的全局性“左”倾错误：在革命性质和统一战线问题上，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将反帝反封建与反资产阶级并列，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一味地排斥和打击中间势力。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继续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将准备城市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作为共产党最主要的任务；指令根据地的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配合攻打中心城市。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提出坚决打击富农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在军事斗争问题上，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在党内斗争和组织问题上，推行宗派主义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这种全局性错误持续时间长达四年之久，使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了 90%,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几乎损失了 100%。我们从革命根据地爆发的全面危机与惨痛结局中不难看出“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巨大危害。《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总结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期党内屡次出现严重“左”倾错误的原因为：八七会议以后党内一直存在着的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得到认真地清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错误干预和瞎指挥；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理论素养不高、实践经验也很缺乏，对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这些总结对于我们深入思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乃至长征原因具有启发意义。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导火线，是中央红军长征的直接原因。而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与影响红军战略转移决策的所有因素都可视为中央红军长征的间接原因。
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对于军队建设、党的建设、革命道路选择等诸多方面都有突出贡献。他的历史地位是在中国革命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人无完人，任何人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正确，土地革命时期的毛泽东也不可能没有一点失误或者错误，真实的他决非个人崇拜语境下的神话形象，但一些片面甚至错误的认识与评论也决不可能影响或掩盖其光辉。列宁认为，“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3] 随意摭拾一些例子将土地革命时期的毛泽东与“左”倾错误领导人混为一谈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
三、革命与动员模式”与红军长征没有必然联系
在分析红军长征背景、探讨红军长征原因时，我们既要深刻认识近代中国革命的严峻复杂形势，也要充分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建立时间尚短、革命经验还不丰富的现实。在革命过程中，遇到挫折甚至出现错误在所难免，经历曲折甚至付出牺牲不足为奇。但把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被迫进行长征说成是党（主要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与动员模式选择的必然结果”是有违历史事实的。历史事实是，中央红军的长征是在复杂历史背景下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放宽视野考察，“革命与动员模式”恰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成功模式。鸦片战争以来，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志士仁人所有变革图强的实践都没有取得成功，从太平天国起义到洋务运动企图“富国”、“强兵”，从戊戌变法救亡图存到辛亥革命武装反清，都没有达到各自的最终目的。而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确立要进行社会革命，并在二大上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这在近代中国所有奋斗者中都是独树一帜的。“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4]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两对主要矛盾及其斗争贯穿整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始终，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起着决定性作用。无论发生怎样的曲折乃至挫折，中国共产党始终牢牢抓住这两对主要矛盾，始终没有动摇与改变进行社会革命的信念，始终没有犹豫与停止反帝反封建的行动。在近代中国严峻的革命形势之下，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开展了最深刻的社会革命，最终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与支持，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
就土地革命战争期间而言，“革命与动员模式” 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5]农民占据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中国革命事业没有广大农民的参与是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的。中国共产党对农民与土地问题的深刻认识及深入实践，没有任何一个党派组织能够比肩或超越。党深入农村、深入农民，动员与领导农民从事土地革命，开辟了反帝反封建事业最坚实、最广阔的根据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对此作了总结：“以农村为工作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依靠了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栽。而毛泽东，则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党在领导开展土地革命的过程中，经过不懈努力与艰难曲折探索，不断积累土地革命的经验，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土地革命纲领和路线。“打土豪、分田地”既是革命动员的手段，更是土地革命的目的。根据地开展的“打土豪、分田地”斗争，不仅消灭农村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私有制，使广大农民在政治上得到翻身，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而且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生产和参军参战的积极性。“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条件下，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得到坚持和发展，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紧紧地依靠了农民，领导农民进行了土地制度的革命。”当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6] 必须充分注意到，中国革命的环境非常艰苦恶劣，革命形势异常严峻复杂。革命不会一帆风顺，事实上在土地革命过程中有许许多多的挫折甚至牺牲。这些挫折与牺牲因为“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而大大加剧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路线极大损害了革命动员的效果，破坏了土地革命的进程。
总之，对红军长征原因及相关问题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离开了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忽略了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都是唯心主义的突出表现，都极容易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
参考文献：
[1][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译者:董乐山.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179-180.
[2]聂荣臻回忆录(上)[M.北京:战士出版社,1983:187.
[3]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578.
[4]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57.
[5][6]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6,17.
（作 者:山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