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讯 他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是党中央任命的首任鄂豫皖边区特委书记，曾任皖西北道委书记，创建和参与领导过红二十七军（任军政委）、红二十八军（任军政委）、红二十五军（任军政治部主任），为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为党的组织和红军队伍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虽然曾遭受数次挫折，险些被杀，但是他对革命的信仰却愈久弥坚，未有丝毫的褪色。他就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郭述申。
积极推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发展
1904年12月27日，郭述申出生于湖北省孝感县城关镇一个贫民家庭。他儿时随父在家乡读私塾，1918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附属中学。1922年5月，郭述申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始投身于民主革命运动。同年秋，郭述申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27年初，郭述申当选为湖北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常委、教育部部长，开始从事农运工作。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受失败，中国革命走向低潮。1927年6月，在白色恐怖猖獗的血雨腥风中，郭述申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张太雷、陈潭秋等的领导下，郭述申开始了新的革命生涯。
1928年初，湖北省委遭到破坏，郭述申受到国民党通缉，处境十分危险。同年春夏之际，他前往上海寻找党组织，不久与上级党组织接上了关系。1928年秋，郭述申受党中央派遣赴河南工作，任中共郑州市委书记。1929年4月，郭述申任中央巡视员，到豫南、鄂东北巡视工作。
鄂豫皖苏区是由鄂东北、豫东南和皖西北三块革命根据地联结而成的。1930年，鄂豫皖边普遍建立了党、团组织，开辟鄂豫皖的条件成熟了。郭述申结束在鄂豫边、豫东南地区的巡视后，于1930年1月底返回上海向中央汇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听取了郭述申关于大别山革命斗争情况的汇报。2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上海主持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部署鄂豫皖边区的工作，周恩来在会上阐述了鄂豫皖边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及当前的政治形势与任务，当机立断地作出一系列符合大别山革命斗争发展实际的战略决策和部署，这些措施使鄂豫皖苏区得以迅速形成和发展壮大，成为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193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将湖北省的黄安、麻城、黄陂、孝感、罗田、应山（后又决定增加黄冈、安陆），河南省的商城、光山、固始、潢川（后又决定增加罗山），安徽省的六安、霍山、英山（今属湖北省）、霍邱、寿县、颍上、合肥等县，划为鄂豫皖边特别区，建立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3月8日，中央决定将红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3月17日，中共中央又给湖北省委发出指示信，决定由郭述申等9人组成鄂豫皖边区特委，郭述申任书记。3月22日，中共中央再次给鄂豫皖边区特委发出指示信，进一步明确了鄂豫皖边区特委所面临的形势与任务、策略路线和工作方针，并对鄂豫皖边特别区的直辖范围作出补充规定。与此同时，周恩来逐个与中央派遣到鄂豫皖工作的干部郭述申（首任特委书记）、许继慎（红一军军长）、熊受暄（红一军政治部主任）谈话，希望他们到鄂豫皖边区迅速贯彻中央的决定和指示得到迅速的贯彻。
3月下旬，郭述申在黄安北部的箭厂河主持召开会议，宣布中共中央的决定，组成了鄂豫皖边区特委，郭述申任鄂豫皖边区特区特委书记。郭述申还宣布正式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部，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熊受暄任政治部主任；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前敌委员会，曹大骏任书记，熊受暄任秘书长；从军到连均设立政治委员；红军的重大行动由特委和红一军前敌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
鄂豫皖特委的建立和红一军的组成，把分散在大别山区的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北三块根据地的革命力量统一了起来，标志着鄂豫皖根据地的正式形成，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31年2月，根据中央决定，成立了新的鄂豫皖边区特委，曾中生任书记，郭述申任特委组织部长。5月，根据中央决定，撤销鄂豫皖特委，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郭述申担任了分局和省委委员、分局和省委组织部长。不久，又担任了中央分局常委、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1931年8月，郭述申调任陂孝北县委书记，9月又调任陂安南县委书记。
皖西北道委书记
1932年1月，郭述申被任命为皖西北道委书记。皖西根据地所辖19个县，有近5000名地方党员。除在六安、霍山、霍邱、商城4县设立了苏维埃政权外，其余的英山、合肥等地，还没有条件建立县级政权。由于根据地大多处于山区，土地贫瘠，物资匮乏，农民居住分散，地域闭塞，交通又十分不便，条件极为艰苦。
郭述申到达皖西北时，正值红四方面军开始发起商潢战役。为保证主力红军作战需要，郭述申带领道委一班人全力组织皖西北群众筹粮运粮，收集和运送作战物资。在皖西北人民的全力支援下，红军取得了歼敌5000余人的重大胜利。随后，道委在原来土改的基础上，对尚未实行土改的地区，发动群众实行“耕者有其田”。随着土地革命的广泛开展，农民群众衷心拥护共产党，拥护边区人民政府。不久，建立了8个县级政权，道区范围扩展到淮河边，形成东西约3000余平方公里的革命根据地，使皖西北苏区进入了鼎盛时期。
1932年6月，蒋介石指挥30万大军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在敌人的疯狂进攻下，鄂豫皖根据地大部分丧失。10月12日晚，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余人越过平汉线，仓促西进。危急时刻，留在皖西坚持斗争的郭述申召集东路游击司令刘士奇、二十七师师长徐海东等在英山土门潭举行会议。会上，郭述申宣读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撤销皖西北道委、成立鄂皖工委，任命郭述申为工委书记的指示。会议决定把金家铺一带的零散部队和徐海东所率领的1个团加以合编，成立红二十七军，刘士奇为军长，郭述申兼任政委，全军辖2个师，共4500余人。
11月下旬，郭述申率领红二十七军主力赴黄安七里坪与鄂豫皖省委和鄂东各主力团会合，省委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决定撤销鄂皖工委，恢复皖西北道委，仍由郭述申任道委书记。红二十七军编入重建的红二十五军。郭述申领导道委先后恢复重建了赤城、赤南和六安等3个县委及若干工委、区委，并于1933年4月在汤家汇召开了道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重建和整顿了道区各级苏维埃政权以及工会、妇女、少共、赤卫队等群众团体。与此同时，郭述申等道委领导还以红二十五军特务营为骨干组建了红二十八军并开展游击战争，迅速扭转了根据地混乱的形势，使苏区人心逐渐安定，生产开始回升，以汤家汇、南溪为中心的皖西北根据地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局面。
1933年4月，红二十八军一部留在皖西，主力转战鄂东南与红二十五军会合，并进行整编，以集中力量对付国民党军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围剿”。红二十八军主力改编为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留在皖西的部队和部分游击队组成红二十八军第八十二师。1933年6月，蒋介石调动10余万兵力对鄂豫皖苏区实施第五次“围剿”。郭述申领导皖西北军民开展英勇的反“围剿”斗争，采取了以外线游击与集中兵力伺机歼敌相结合的正确作战方针，屡屡取得胜利。可惜由于鄂豫皖省委执行了错误的内线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皖西北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最终失利了。10月11日，郭述申在南溪吕家大院召开皖西北道委会议，讨论了武装建设和斗争方针等问题，决定以红八十二师为基础，重建红二十八军，由徐海东任军长，郭述申兼任政委。1934年4月，为壮大主力红军，鄂豫皖省委将红二十八军再次编入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郭述申兼任政治部主任。5月下旬，鄂豫皖省委再次调郭述申返回皖西北，继续担任道委书记。郭述申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又一次无条件地服从了省委的安排，离开红二十五军，重返皖西北，并迅速开展了巩固中心区，开辟和扩大边沿区的斗争。
在鄂豫皖苏区“肃反”中幸免于难
在郭述申1932年担任红二十七军政委期间，红二十七军军长刘士奇在“肃反”中被杀，让郭述申心痛不已。刘士奇和郭述申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但他留给郭述申的印象很深。郭述申晚年回忆刘士奇时说：“红二十七军始终是在中共鄂皖工委和军部的领导下行动的，一切行动计划都是工委和军领导共同研究决定的，就是在紧张的战场上，也是由军领导碰头研究的。即使是临战的当机立断，军长刘士奇都和我商量，有时来不及也在战后说一下。当时，虽然各项工作有分工，但领导同志间很注意征求意见，相互尊重，因而大家思想比较统一，关系比较密切。特别是刘士奇和我，我们两个主要领导人从没有发生过分歧意见，没有互不通气的时候，相互间想到什么，认为应该怎么做都是毫无保留地谈出来，对其他领导同志也如此。”“他在领导红二十七军的转战中，是有功劳有贡献的，应给刘士奇同志以公正评价。”
郭述申担任皖西北道委书记期间，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决抵制省委内部肃反的“左”倾错误，反对没有根据的乱捕乱杀，冒着个人遭受打击的风险，保护了一批革命同志。1933年6月，郭述申到省委汇报工作，省委领导同志告诉他，在鄂东北工作的留苏学生胡正明是反革命，已被处决。胡的爱人夏玉华在皖西工作，也是留苏学生，也是反革命。郭述申回皖西区后，经认真调查，认为曾任红二十七军政治部副主任、时任红军第三游击师政治部主任的夏玉华是红军里难得的女才子，群众关系好，对苏区贡献很大。郭述申便没有执行上级领导的错误指示，将夏玉华保了下来。
1934年夏初，由鄂豫皖省委代表派遣到皖西北巡视工作的同志根据一个副营长被逼出的口供，认定皖西北游击总司令兼第三路游击师政治委员吴宝才和道区政治部主任兼红二十八军第八十二师政治委员江求顺是“反革命”。郭述申和徐海东对此坚决反对，和省委巡视工作的同志发生了激烈争论。郭述申说：“吴宝才和江求顺都是经过战争考验的好同志，怎么能只凭一个人的口供就定他俩是反革命呢？”他和这位同志激烈争吵起来。
由于党内“左”的错误路线的影响，郭述申在工作中虽取得成绩，但并没有得到上级的肯定，反而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1934年9月28日，鄂豫皖省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对郭述申同志的决议》，错误地认定郭述申“缺乏残酷的复杂阶级斗争警惕性”，“造成了在肃反问题上表现严重的机会主义动摇”，而且是“最主要最明显的代表”。鄂豫皖省委撤销了郭述申的省委常委兼皖西北道委书记的职务，安排郭述申回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当宣传科长，由高敬亭接任皖西北道委书记。随后，吴宝才、江求顺、夏玉华被杀。红八十二师副师长卢兴明，少共皖西北道委书记雷向前，中共赤南县委书记陈振松、赤城县委书记、第二路游击师政委吴代芬、第二路游击师师长朱世声、政治部主任肖新甫等先后被逮捕、处决。当时，红八十二师师长林维先也被打成“第三党”骨干分子，即将处以极刑时，全师官兵痛哭作保，才逃过一死，被罚到苦工队抬担架、当挑夫。
后来，郭述申自己也成为“肃反”的对象。他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担任宣传科长后不久，又担任了二二四团政治处主任。当时，团里没有政治委员，政治工作基本由郭述申承担。拐河战斗当天，敌人来势汹汹，该团战斗力较弱，仓促上阵。一接敌团长就带部队后退，战士们一时乱了阵脚。关键时刻，军长吴焕先与副军长徐海东及时发现，紧急调兵，采取果断措施，带部队冲了上去，顶住了敌人。
1934年11月中旬，鄂豫皖省委及红二十五军执行党中央关于战略转移的决定，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西进，踏上了长征之路。郭述申也随队离开他战斗了五个春秋的大别山。在部队长征到河南方城县独树镇附近时，个别同志说拐河战斗发生军心动摇、队伍溃退责任全由郭述申负责，诬陷郭述申是皖西北“第三党”的领袖，要捕杀他。徐海东一听就火了，气愤地拍着桌子说：“说郭述申同志是反革命，我们都是反革命，你们这些人，把老郭同志整得还不苦吗？你们还想干什么？把忠臣良将都害死？不干共产主义了吗？那才叫真正的反革命哩！”徐海东又去找政治委员程子华、军长吴焕先等说明情况，军领导一致同意徐海东的看法，才使郭述申幸免于难。郭述申后来每当回忆这件事都感慨地说：“那时候，杀个把人简单得好像跺脚踩死一只蚂蚁似的。何况是在两军交战的火线上？一个领导人，无论大小，不明察秋毫，不调查实情，不倾听来自群众的意见，就是真正的没水平！海东堪为大将，恰是实事求是、合理合情处事待人的。我两次大难不死，海东是救命恩公啊！”
患难之中见真情。解放后，郭述申常常回忆起自己在鄂豫皖同徐海东患难共事的往事：那还是在1934年初的时候，红二十八军新重建不久，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苏区的兵力又加强了。由于敌人反复“围剿”，搞“过梳子战术”，苏区的粮食都被抢光了，人民群众生活非常困难。在这个关键时刻，担任皖西北道委书记兼红二十八军政委的郭述申却重病缠身，卧床难起，此时的党政军工作全部由红二十八军军长徐海东负责。由于斗争局势险恶，红军几乎天天行军转移，天天有战斗发生。为保障胜利，部队越精干、机动性越强越好。于是，不少人劝徐海东把郭述申留在地方上养病，以减少军队负担。徐海东坚决不同意这个建议，他说：“白色恐怖这么厉害，哪里藏得了道委书记？敌人悬赏取他人头！”徐海东一边部署党政军工作，一边亲自组织对郭述申的治疗，连每天抬担架的人选都亲自过问。郭述申十分感动，为了不成为部队的负担，他也几次要求把自己安置在地方，徐海东却诚恳地说：“留你在军中不是累赘，是主心骨哇！我还有事请示、汇报、商量啊！”在整个转战中，徐海东专门给郭述申配了担架队，他挑选了10名体质好的老红军战士与临时请的老百姓一起，负责郭述申的医、食、行、住和保卫，每次宿营，徐海东必去探望，还亲手给郭述申搭棚子防风雨。
徐海东逝世后，郭述申曾流着激动的眼泪对徐海东的儿子徐文伯等人说：“我那次大病之难未死，就是靠海东这样赤诚同心同德的好战友好兄弟啊！”
终生情系鄂豫皖
1934年12月红二十五军跋山涉水进入陕南境内后，建立以陕南为中心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为了使新区群众对红军有所了解，郭述申带领军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在部队行军途中展开了颇具声势的宣传活动，书写了大量传单、布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每到一地，郭述申就同政治部的战友们召开群众大会，组织群众开展抗捐、抗债、抗粮、抗夫、抗丁活动，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物分配给农民，启发农民觉悟，动员他们参加红军。这些活动，为开辟鄂豫陕根据地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35年9月，郭述申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9月15日，红二十五军作为工农红军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队伍，与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9月17日，西北工委与鄂豫陕省委在永坪镇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陕甘晋省委，撤销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的建制，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郭述申任陕甘晋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军团政治部副主任，11月任军团政治部主任。
1936年 6月，郭述申进入瓦窑堡的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并担任第一科党支部书记。12月底，中央军委任命郭述申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接受任命后，郭述申率中央干部团从保安出发，到达前敌指挥部所在地云阳镇。不久，党中央又任命郭述申为红三十一军政委。
抗战全面爆发后，郭述申先后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新四军第五支队政委等职，解放战争期间，他历任辽北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郭述申在东北工作了十几年，历任中共旅大区党委副书记兼旅大市总工会主席、中共旅大市委第一书记兼旅大警备区第一政委、中共辽宁省委常委等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郭述申于1978年当选五届全国人大常委。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郭述申被选为中纪委副书记。1982年9月，郭述申列席了党的十二大，当选为中顾委委员，由中纪委副书记退居二线。
1985年9月，郭述申从中顾委委员岗位退下来后，仍情系鄂豫皖，不顾年事已高，身体不好，多次走访老区，出席革命烈士纪念活动，看望老红军和烈士遗属。1979年和1980年，他亲自为《立夏节烽火》和《皖西革命回忆录》两书撰写序言。1982年退居二线后，郭述申仍倾心尽力关心和支持党史、军史和革命斗争史的编写工作，先后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回忆录和纪念文章50余篇，以亲身经历缅怀曾与之共同战斗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功绩。1983年初，郭述申对金寨县报送的“金寨烈士塔碑文”进行了细致的审定。1984年，郭述申亲赴六安参加《皖西革命史》一书的审定会议，并作了指导性的发言。会后，郭述申又赴当年皖西北道委所在地金寨县参观了革命历史博物馆和烈士塔，看望老红军，并多次向陪同人员询问老区的经济发展情况。1987年和1993年，郭述申分别为《皖西革命史》、《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撰写了序言。
1994年7月14日，郭述申在北京病逝，终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