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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党的整体事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中央苏区的报刊传播工作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课题。它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开展的有组织成规模的新闻宣传事业，在凝聚人心、调动力量、提振斗志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央苏区报刊在整体上表现得非常主动与活跃，可以说，它们是苏区无限张力与活力的发源地。其对苏区的生存与发展的贡献，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提高了苏区群众的政治觉悟
　　要广泛动员苏区群众加入到苏维埃运动之中，必须先培养他们的政治意识，其基本前提是提高苏区群众的文化素养。苏区报刊在这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都有明确的目标意识，对象感很强。针对苏区工农群众与红军战士识字能力偏低，无法独立阅读报纸的现实，都有直接组织或者引导组织群众读报活动的计划。《红色中华》给该报的通讯员规定了多项任务，其中的一项就是“建立读报小组，争取广大的读者”。《红色中华》办报100期的时候，李富春在《“红中”百期的战斗纪念》一文中对该报此后的发展提出了意见，其中强调“每乡每村的识字班和夜校及俱乐部，应有读报组的组织，团聚群众向他们讲解每一期《红中》的主要内容”［1］。
　　《青年实话》在激励群众尤其是青少年阅读报刊方面的规划更为具体。第2卷第4号刊登了《〈青年实话〉的革新计划》，其中提出要发展读报运动，特别是在少先队儿童团的团体中，要指定有人宣读，各学校可以采取作课本用。各级共青团及其他青年团体，要组织读报组。这里提到的是读报运动以及把报刊作课本使用，显然可以扩大报纸的传播与影响范围。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青年实话》还在第3卷第8号中开辟《文盲的学校》栏目，专门刊登一些扫盲的读物，以发挥报纸在知识与文化传授的“教师”的功能。
　　根据《红星》报的记载，带有读报内容的列宁室在红军中较为普及。该报还开办了“列宁室工作”专栏。该栏目刊登的《列宁室的工作怎样做》一文，提到列宁室里专门设有读报班。作者提出办好列宁室的第六个办法是：“墙报要经常出版，墙报的内容和技术要经常有计划的改善，墙报内容最好能够适合于下层士兵群众的需要，读报班、识字班、讲演会，要经常的进行。”［2］《红星》报还从1933年第7期开始连续刊载《读报工作》系列文章，阐述了读报的重要性以及读报的方式。
　　当时苏区盛行的读报活动，大多在扫盲班、夜校、识字班中展开。从现存的材料可以看得很清楚，引导学习者识字只是手段，关键在于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红色中华》报220期4版刊登过一封署名公开信，写信者是“瑞金市城中周屋识字班全体学生”，收信方为“第一补充师全体战士们”。在此信中，写信者表示从识字班里，了解到《红色中华》上说“国民党把北部几省的地方送给日本，再把军队调到南边来进攻我们”，大家都积极投入到备战的行列之中， 希望前线的战士们不要挂念家庭，勇敢地到前线杀敌。
　　《瑞金下肖区官山乡的讲报工作》［3］一文则直接介绍了一个乡的讲报活动，是我们研究此类读报讲报活动的很好案例。该文尽管显得不甚通畅，但所传达出的信息还是有迹可循的。其中至少有两点值得琢磨与关注。第一，这种讲报形式颇为考究，体现了二级传播的特征。一级传播的信息发出者是列宁小学的教员，信息的接受者是各个屋子推选出来的听报员；二级传播指的是这些听报员在列宁小学听了讲报课以后，回去再向屋子里的其他人传达。这种形态显然可以加速报纸信息的传播速度，扩大传播的范围。并且，由普通群众直接参与报纸的传播，可以使群众对读报活动增强亲近度，降低陌生感。第二，有一些群众对读报开始是有抵触心理的，但经过耐心细致的解释与开导，并且所采用的讲报方法灵活生动，他们是很容易接受的。另外，这里所说的讲报与前面的识字班都是以报纸为读物，但二者还是有明显区别的。讲报的目的是传达报纸上的内容，而不必顾及语言文字的环节，所以要“废除了死板的读念”，抓住大意就行。可见，讲报重在观念与思想的宣传，意在动员群众，集聚力量。
　　从上面的两个具体个案中，我们完全可以推断， 报纸的传播对于苏区群众文化素养与思想水平的提升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对于苏区群众文化和思想状况整体上的变化，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有所涉及：“苏府范围内的农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能明白国际歌、少先歌、十骂反革命、十骂国民党、十骂蒋介石、红军歌及各种革命的歌曲。尤其是阶级意识的增强，无论三岁小孩，八十老人，都痛恨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及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头禅。最显著的是许多不识字的工农分子，都能很长的演说。”［4］(P355-356)他还结合例子，说明苏区干部群众文化水平与思想觉悟得到明显提高的状况：自从参加了革命以后，通过各类形式的学习与培训，不识字的女孩子很快就能粗通文墨，工农同志可以在法庭上辩得法官哑口无言。尤其是其中还引用了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给蒋介石的电文中说：在“赣西南，三岁小孩，八十老人都是‘共匪’”，以及《民国日报》的文章说“共产党可恶，其教育群众的方法可学，不识字的农民，他们都能使之讲得很多道理”。这更加反衬出苏维埃区域文化知识与革命理论传播深入人心，成效显著。应该说，这种成效是通过多种途径取得的。可以肯定的是，读报讲报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种。
　　必须指出，把整体上的苏区群众的文化水准与当时报刊的传播联系在一起，早在苏区就有人提出。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所做的报告中，在说了妇女强烈要求教育、群众识字人数迅速增加等内容之后，接着就明确说到苏区报刊的发展与苏区教育与文化的状况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
　　二、掀起了共克时艰的运动浪潮
　　由于当时特殊的形势，扩充红军队伍是苏区的一项常规性工作。大致而言，大规模的扩大红军运动，共有三次。在当时条件下，苏区扩红运动所取得的实际成效，应该说是非常理想的。在这期间，苏区报刊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功不可没。
　　在扩红运动的宣传报道上，苏区的报刊采取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表现为肯定性的报道，从正面对此项工作进行激励。这类作品往往是综述一县一乡在一段时期内扩红的进展，而且注重营造一种相互竞赛的气氛。1933年6月，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的机关刊物《战斗》设立了“看赛跑”专栏，刊登扩红运动的进度表，定期公布各地工人志愿加入工人师的统计数字，还专版报道永丰、胜利等县扩大工人师的先进事迹。《红星》报在1934年1月21日出版的“扩大红军”专栏，刊登了一篇统计材料，首先反映瑞金、兴国、西岗三地继续突击扩红的情况；接着以《又有四县完成了》为标题，公布杨殷、博生、长胜、乐安四县的统计数字；最后以《最落后的县份》为标题，指出汀东、上杭、新泉三县的不理想。在这里，有表扬，有激励，也有提醒。
　　另一种推动形式是采写和编发批评性的报道，对扩红运动中出现的错误言行，展开不留情面的揭露与抨击。《红色中华》报第128期刊发的《一个月扩大三个红军》一文，批评杨村区一个月只增补了三个红军。 扩红工作是一项紧迫性很强的任务， 一般都会要求在特定的时间区段中富有成效地完成工作。但是在这里一个月只送出三个人上前线，成效甚微。其原因就是工作松懈，缺乏足够的力度。
　　经年不绝的战争，不仅需要源源不断的人力的加入，而且还需保证有充足的经费的支撑。
　　针对这种状况，在当时的中央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节省经济和发行公债运动， 而且这两个运动一直持续地展开，没有停歇。苏区的报刊积极跟进，奋力推动，在苏区掀起了节省与捐资的热潮。《红色中华》发表《本报号召立刻开始节省一个铜板，退回公债，减少伙食费的运动》一文，径直向全苏区人民发出号召。这份号召令强调的核心内容就是厉行节约， 退回公债。 到了63期，《红色中华》再次提出号召：“本报号召：退还80万元公债，节省30万元，帮助战费！同志们，为红五月底以前达到并且超过这个数目而斗争！”直接向读者发出号召，把新闻报刊对现实的干预发挥到了最大的限度。
　　从整体上来说，《红色中华》发出号召以后，通过多种手段和形式的激励与推动，成效是非常明显的。《红色中华》114期第1版刊载的《最后的努力！最后的胜利！》一文报道，根据中央财政部对“《红色中华》号召的退还二期公债八十万、节省与捐助三十万这一运动的总结”，从1933年4月1日至9月30日，退还公债、节省与捐助的总数超过了85万。
　　显而易见，与节省经济和退还公债相关的运动，实际上是当时苏区的关键性事件，因此，除了《红色中华》报以外，其他的报刊也积极地投入到运动的热潮中，并且都作出富有特色的贡献。1933年8月13日，《红星》报编发了《热烈购买经济建设公债》一文，对发行公债的重要性有非常充分的认识，指出：在敌人疯狂般的准备新的五次“围剿”面前，苏维埃政府在工农群众与红军战士的热烈要求和拥护之下，决定发行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来充实战争经费，改善工农群众生活。在这基础上，该报向红军战士们发出号召，要求他们节省费用或伙食尾子，购买经济建设公债，并且还要动员亲戚朋友也加入到购买公债的行列之中。
　　连绵不断的战火，需要源源不绝的物质的供应，这对于刚刚诞生的红色政权来说，是始终面临着的大问题。为了对苏区的实有条件进行最大限度的调动，苏区的广大群众还以直接向前线红军提供各类所需物品的形式，支援前线。在这个过程中，苏区报刊的贡献也是必不可少的。围绕着募集征收前线需要的粮食等各类前线急需的物质，苏区的报刊开始了密集而持久的报道与宣传。
　　第一，关于借谷给红军的宣传。《红色中华》多次就此直接向读者发出号召，提出的意见是每人借三升谷给红军， 也很快就得到了积极的响应。69期2版《借谷的响应》一文报道：上杭县才溪、官庄、旧苏三区劳苦群众，在《红色中华》号召后，纷纷踊跃地借谷给红军，并且很快就收集了一百多石谷子。其中还特别提到才溪区的劳动妇女，要求不收票据便将谷子借给红军，以这种方式借出的谷子共有四十余石。
　　第二，关于向红军捐送草鞋的宣传。在召开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前，《青年实话》就号召苏区的群众赶制30万双草鞋慰劳红军。《红星》报还立即就此做出了响应。其相应文章的标题即为：《本报响应<青年实话>的号召以战争的胜利来回答群众慰劳我们的热忱》。不仅如此，作为一张红军报，《红星》在苏区群众捐送草鞋赠送前线红军的热潮中，站在红军的立场上表示感激和称赞，并且还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来报答群众的热情。
　　第三，关于制作干菜给红军的报道。为红军赶制干菜，这是《红色中华》根据红军战士的意愿，向苏区群众提出的一个倡议，要求后方群众“广大的开辟苏维埃菜园，做成干菜送到前方去”。为了推动这项提议，《红色中华》及时地报道了各界积极响应的行动。据登载于179期的《新辟三块菜园多做干菜送红军》一文介绍，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读到了《红色中华》报上的文章以后，一致响应要多种菜蔬做干菜送给红军，各个种菜小组的同志一致决定，各小组多开一块菜园，选取便于做菜干又生长得快的菜秧来栽种，日后长成了全部做成干菜，送给前方的红军战士。
　　第四，关于做竹口杯的宣传。1934年4月底，《红色中华》报向每个红军新战士和赤卫队员发出一个号召，每人自备一个竹口杯。长汀赤田区的儿童团看到这个号召后， 他们就在列宁学校里利用上手工课的机会，预先砍好了竹子，每个儿童都在学校里做竹口杯，准备送给红军战士，并且将已经做好的156个交长汀县教育部与儿童局代转前线。由此，《红色中华》向少年先锋队组织发出倡议：“各地的皮安尼儿们！ 你们也立即起来响应呵！”［5］
　　总而言之，上面四个方面的集中宣传与报道，是直接为前线的战争服务的。在那样一种特殊的形势下，苏区的报刊的工作人员以自己的方式投入到战斗中去， 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报刊的现实功能。
　　三、形成了新闻宣传的基本理念
　　我们现行的新闻宣传理论，经历了一个不断累积与不断发展的过程。可以说，中央苏区时期的共产党人在这个方面展开的探索与实践，对这套理论的成型具有开创性与奠基性的意义。
　　第一，新闻应该为中心工作服务。为中心工作服务的新闻观念在张闻天的文章里体现得最为集中、突出。他不仅有这个新闻观念，而且还联系当时的新闻实践对与此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深度的思考。他在长篇论文《关于我们的报纸》中，非常清晰地提出：“把党与苏维埃政府的任务，最清楚地放在我们报纸的前面，继续不断地为这些任务的实现而斗争，应该是我们报纸的基本工作。”［6］在这篇文章里，作者还联系实例，对中央苏区的报纸“为了党的与苏维埃政府的中心任务而坚决斗争”的现状表达出明显的不满。这显示了在他的心目中，报纸为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中心任务服务并不是表面的配合与宣传，而是要真正地研究问题、发现问题，并且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在他看来，当时的某些报纸虽然具有服务中心工作的观念，但是实际的成效不理想，许多的工作都流于空洞与表面。对于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据他的分析，是由于报纸没有真正去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形，检查我们的实际工作，揭发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一切严重问题。
　　显而易见，张闻天不仅对于新闻工作应该为中心工作服务的理念有深刻的认识，而且对于报刊如何为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服务，也有自己的独到的看法。
当时苏区的一些主要的报刊，都有为党和苏维埃政府中心工作服务的自觉性。《红色中华》在《发刊词》中就明确宣称：“《红色中华》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它的任务是要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达到建立巩固而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的红军，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使革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 以达到全国的胜利。”李富春在《红色中华》报办报百期纪念的时候，撰写了《“红中”百期的战斗纪念》一文对该报的办报方向进行了肯定，其中特别提到《红色中华》能够根据党和苏维埃政府提出的中心任务，向广大群众宣传退还公债、节省经济、扩大红军等运动，并且得到了有力的响应，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青年实话》作为共青团组织的机关报，也有为中心工作服务的清醒认识。在它一份改版方案的编辑方法部分还特别提到“一切题材，应围绕着当时党与团的政治任务做中心，不要机械的分栏”［7］。
　　第二，全党办报与群众办报。“全党办报”的明确表述，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发展史上，最早出现在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上。不过，这个办报的观念在苏区时期基本成型，并且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表达。
　　1930年5月，李立三在《党报》一文中对办好党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党报是要党的整个组织来办的，单只靠分配党报的少数同志来做，不只是做不好，而且就失掉了党报的意义。”［8］(P127)张闻天也认为党内的同志，应该经常阅读党报，经常为党报供给文章。他是从有效地做好工作的角度上提出这一问题的。他指出：“每一个同志，尤其是党的干部与党的指导者，阅读党报，给党报做文章是他们的实际工作与领导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9］(P148)
　　可以说，要求全党同志都参与党报的工作，是当时苏区的一个比较通行的意见。他们虽然没有直接说出“全党办报”的字眼，但是都强调全党要阅读党报，要为党报写文章，并且为党报的发行提供帮助，实际上这些就是“全党办报”的核心内涵。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的办报思想，群众办报是与全党办报紧密相联的。它强调的是报纸编辑部内的专业办报人员应该充分利用编辑部外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与力量，以保证办报的方向与质量。这个新闻理念在当时的苏区表现得非常清晰。李一氓认为：“现在经过党和政府去指派来的通讯员是不会有好大作用的，《红中》应建立自己能够指挥和训练的通讯员，及自己整个的通讯网。从农村中、从工厂中和作坊中，从街道上，再可从各种机关中，渐次地寻觅着自己的通讯员，要他们经常有稿子寄来，同时做发行工作。”［10］在同一时期，瞿秋白表达了与此相近的意见，他在《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11］一文中强调：应该组织每个地方、每条战线的工农兵通讯协会，让这些协会把能够写作的工农群众和红军战士组织起来，有计划地向各种小报、壁报写稿，而《红色中华》报则可以充分利用这些稿子，对它们进行再次编辑，以丰富自己的新闻版面。
　　李一氓与瞿秋白在中央苏区先后主持过《红色中华》的编务工作，他们都主张发挥群众的力量以办好报纸。在具体途径方面，李一氓强调建立自己的通讯员系统，对他们进行比较全面的新闻采编业务与发行工作技能的培训。瞿秋白则主张与群众性的基层新闻平台加强联系与互动，利用他们的资源办好自己的报纸。
　　第三，关于新闻批评的观念。新闻批评的观念，也是党的新闻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苏区时期的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在报纸上开展新闻批评，对于推动实际工作与实现既定目标的重要意义。针对有人把党报看作只是提高党内同志理论上的认识，宣传党外群众接受本党的理论与策略的作用， 李卓然撰文指出：“（这是）忽略了党报有系统地整理各种斗争经验，正确地发展自我批评，健全党的组织的责任。这点在目前尤其重要，因为我们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正确地利用‘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来揭发并纠正党内组织或群众组织的一切错误和缺点。”［12］
　　正是基于同样的认识，一些报刊都自觉地把新闻批评列为自身应尽的职责，而且还充分地将此种观念贯穿在采编的业务中。具体来说，苏区主要的报刊基本上都会设置专门的栏目刊发批评性的文章。以中央苏区四大报刊为例，《红色中华》报的“突击队”、“铁棍”、“铁锤”、“轻骑队通讯”、“生活批判”等栏目，都是专门发表批评性文稿的园地。此外，“党的生活”与“苏维埃建设”两个栏目以发表研究性的文章为主，其中也包括批评意味非常浓厚的稿件。《青年实话》虽然专门发表批评性文章的栏目不太多，主要是“轻骑队”和“自我批评”，单篇文章的篇幅也不长，大多在200字以内，但是，这类文章的出现比较密集。1932年4月25日出版的第16期上，就刊登了11篇。其中“轻骑队”栏目有：《哭脸的组织科长》《家庭观念与怠工》《我们总政治部的青年并没有吃纸烟油巴巴》《十五军中的墙报》等。《红星》报的批评性文章主要发表在“铁锤”和“自我批评”两个栏目中，但是以表达批评性意见为主的文章也会出现在其他的场合。《反对医院政治工作的平均主义》一文，对医院中平均主义的领导方式展开了严肃的批评，它刊登在1933年9月24日出版的《红星》报的社论栏目里。《斗争》主要刊登的是理论介绍与理论研究一类文章，但是它也开设了批评性栏目“自我批评”，尽管这个栏目其实与该刊的整体风格不是非常协调。
　　中央苏区报刊虽然形式各异，种类繁多，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它们都具有机关报的性质。或者是苏区各级党组织、苏维埃政府的机关报，或者是各类群众团体的机关报。机关报是要代其背后的机关立言的， 它们必然要受到当时在党内一度占据主导地位的“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所以，这些报刊都或多或少地传播了一些错误的观点。而且，在新闻采编业务上也存在着一些不尊重新闻规律的地方，以主观的思想和情绪代替客观事实就是不尊重新闻规律的一种突出表现。但是，总体而言，中央苏区报刊传播的贡献是极为显著的，值得充分肯定。它们第一次让报刊如此深入地走向底层百姓，为了一个新生的工农政权的生存竭情呼号，而且确实在苏区“唤起工农千百万”，动员出难以估量的人力与物力，其传播功效无论如何都不容低估。
 
［参考文献］
［1］李富春.“红中”百期的战斗纪念［N］.红色中华,1933-08-10.
［2］列宁室的工作怎样做？［N］.红星,1931-12-25.
［3］刘伟文.瑞金下肖区官山乡的讲报工作［N］.红色中华,1934-07-19.
［4］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A］.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5］长汀赤田区的儿童做竹口杯送红军［N］.红色中华,1934-08-13.
［6］张闻天.关于我们的报纸［N］.斗争,1933-12-12.
［7］《青年实话》的革新计划［N］.青年实话，1933-02-19.
［8］李立三.党报［A］.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册）［C］.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9］张闻天.怎样完成党报的领导作用？［A］.红色号角——中央苏区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工作［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10］李一氓.论目前“红中”的任务［N］.红色中华,1933-08-10.
［11］瞿秋白.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N］.斗争,1934-03-11.
［12］李卓然.怎样建立健全的党报［N］.战斗,1937-07-01.
（作　者: 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