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站

 
　　摘要：在苏区革命斗争中，苏区干部同当地群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密切的联系。在人民群众心里，苏区干部是清正廉洁的，是真心实意为他们谋利益的。因此，苏区干部的好作风是家喻户晓的。这种好作风的实现途径包括三个方面：重视对苏区干部队伍的培养与建设、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关键词：苏区；干部；廉政；群众
　　中图分类号：D262.3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674—8107.2015.03.00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服务型基层党组织的服务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4BDJ051）
　　作者简介：王欣媛（1986-），女，北京人，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80 多年前，在苏区流传着一首家喻户晓的歌谣，名称为《自带干粮去办公》。该歌谣深情地歌颂了苏区干部勤政爱民、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伟大精神。80 多年后的今天，苏区干部的优良传统依然没有过时。学术界对“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内容也进行了长期的、深入的研究。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内涵、历史成因、现实意义以及对当前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启示等方面。但是，关于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实现途径的研究成果还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将重点从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实现途径加以分析和研究， 也为今天党更好地开展干部队伍教育工作提供借鉴。
　　一、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党员干部在群众中是一面鲜明的旗帜，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形象。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的认可与肯定，体现了他们对党和政府的拥护与支持。在苏区，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有着很高的评价，这与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作风教育与纪律教育密不可分。通过这些教育，苏区党员干部逐渐养成了一种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 形成了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一）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在苏区，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增强了党的阶级基础，然而这也使党内存在着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为了加强党的战斗堡垒作用，就必须及时纠正党内的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党员干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是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党员干部政治觉悟的重要方式。毛泽东是较早重视开展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教育的党的领导人之一。他再三强调必须克服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而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前提， 就是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要位置，通过加强党内的思想理论学习，定期开展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对此，党和苏维埃政府要求每个党员干部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以及文化知识。考虑到县、区、乡各级党员干部的文化程度不同，苏维埃政府为他们开办了不同级别的培训班，确保他们能够顺利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此外，1933 年3 月中共中央党校在中央苏区诞生。张闻天和李维汉先后担任校长。学校创办后，党的很多领导人，如毛泽东、董必武、项英等都亲自给学员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历史等课程，使广大党员干部明确了革命目标，自愿成为一名为革命胜利和人民解放而战斗的无产阶级战士。
　　（二）加强党员干部的作风教育，倡导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
　　在苏区，加强党员干部作风教育的内容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坚持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和保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在毛泽东看来，党员干部要注意的首要问题就是关心群众的生活问题。因为只有真正解决了群众的困难，群众才能愿意围绕在党的周围，热烈地拥护党的领导并支持革命斗争。因此，关心群众生活，真心实意地为人民谋利益，才能使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才能让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放心。
　　另一方面，保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是苏区干部获得群众认可和支持的重要因素。在苏区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环境下，广大党员干部没有任何抱怨，他们具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在吃饭、穿衣和住房方面与普通的劳苦大众没有任何区别。为了支援革命，苏区大力推行勤俭节约，以充实战争经费。尤其是在反对国民党发动的“围剿”战争中，苏区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以身作则，带头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自身行动倡导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例如参加宁都起义的苏进曾回忆自己到朱德的住处，看到朱德的房间陈设非常简朴。不仅如此，很多领导人非常平易近人，没有丝毫官僚气息，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敬佩与尊重。如当时在红四军军委担任青年委员的萧华评价朱德是个没有一点官架子的人。有一次，有个刚参加红军的小战士因为打不好草鞋而拿棍子发泄。朱德看到后，不仅安慰他，而且耐心指点这位小战士学习打草鞋。在朱德的帮助下，这位小战士终于打出了一双漂亮的草鞋。可以说，在苏区有很多这样爱民如子的党的领导干部，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履行着共产党员的义务。这也是党和苏维埃政权获得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的重要原因。
　　（三）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纪律教育，维护党的团结与统一
　　自党成立以来，党的纪律建设一直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党员干部如果犯有严重错误，则必须受到严厉的处分。中央苏区时期，加强党员干部的纪律教育、增强党员干部自觉遵守党纪的意识在革命实践中依然是不可缺少的。1931年底，苏区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其中对加强党员的纪律教育和巩固党的组织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这样，通过严格执行党的纪律，以保证党员干部成为群众的楷模。
　　在开展党员干部纪律教育方面，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包括：引导和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理论教材、宣传典型事例或典型案例等，特别是针对一些典型的案件，采用在党内印发处分通报的形式，使其在党内广泛传阅，从而达到一定的教育、启发和警示作用。此外，在党员干部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苏区干部好作风得以维持的重要保证。如苏区的《党员训练大纲》（1929年编印）对党组织如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开展这样的批评会取得什么样的结果等内容都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二、加强苏区的反腐倡廉建设，弘扬干部的优良作风
　　由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旧思想的影响，腐败现象也必然在一些干部中出现。而国民党对苏区不断实施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这使得苏维埃财政经济的困难雪上加霜。对此，为了节省开支、保障革命战争的胜利，同时发扬干部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在苏区开展反腐倡廉建设， 努力形成清正廉洁的为政风气，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一）调动苏区群众的积极性，对干部实行广泛的监督
　　为了更有效地监督苏区各级干部，中央和各地的检察机关吸收了广大工农群众来检查各机关的工作情况和干部作风。这不仅调动了工农群众的积极性，而且保证了党与工农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1931年11月，工农监察部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产生， 隶属于人民委员会。此后，工农检察部在省、县、区三级苏维埃政府也相继设置。工农通讯员、轻骑队和突击队都受工农检察部的管辖与指导，他们在监督干部作风和预防腐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讯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责，负责检查、检举和控告苏维埃国家机关有关人员的腐败行为。通过上述监督方式， 促进苏区干部廉洁奉公优良作风的形成。
　　在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的领导下，中央苏区于1932年12月开展了一场对腐败分子的检举运动。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检举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当时一共检举了43名贪污分子。群众提议将29名贪污分子和1 名包庇贪污者送到法庭实施制裁，7人被撤职并改调工作，给予6人警告，其中2人为严重警告。各机关的工农通讯员检举揭发了大多数贪污腐败案件，不仅对于检举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而且自身也在检举运动过程中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廉政教育。可以说，没有群众的广泛参与，检举运动无法深入开展。这次运动在苏区干部中起到了警示作用和监督作用，也使得苏区干部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二）大力发挥舆论监督，坚决打击干部的腐败行为
　　苏区的廉政建设离不开舆论监督的作用。在苏区，报刊是开展舆论监督的主要工具，1931 年12月创办的《红色中华》则是报导苏区反腐败斗争的典范。创刊后，《红色中华》开辟了“警钟”、“突击队”等专栏，经常详细刊载干部腐败行为的处理情况，同时连续追踪报道典型的腐败案件，第一时间向群众公布上级机关的处理意见，充分发挥了舆论监督的作用。
　　1934年2月18日，《红色中华》第151 期刊登了左祥云贪污案。得到消息后，中央工农检察部第一时间对贪污案件展开了调查。经证实，左祥云不仅贪污大量公款，而且将苏区的军事秘密泄露给国民党。在发现左祥云等人有贪污行为后，时任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的赵宝成和工作人员徐毅不仅知情不报，反而故意放走左祥云等贪污犯，给苏维埃政权带来了严重的损失。最终，经过最高法院公开审判，苏维埃政府对左祥云等贪污分子做出了以下判决：“判决左祥云死刑，执行枪决；徐毅处以6 年监禁，剥夺公民权利6 年；赵宝成罚苦工1年。”［1］
　　除了左祥云贪污案，《红色中华》于1934年2月20日还刊登了谢开松贪污案。据统计，“谢开松一共贪污公款计33元8角2厘”。［2］此外，《红色中华》还对谢开松消极对待苏区的反腐败斗争、放任福建等互济分会贪污现象自由发展的官僚主义作风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互济会员的一致要求下，谢开松被送交法庭严办，被开除互济会会籍、被撤销财务部长职务，其所贪污的全部公款全部赔还苏维埃政府。
由此可见，《红色中华》对干部的作风行为起到了重要的约束作用。《红色中华》及时公布干部的腐败行为，不仅严厉惩治了犯错误的干部，而且给其他干部敲响了警钟，发挥了警示作用。
　　（三）建立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用制度约束干部
　　由于受到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很多干部没有经受住考验，有了腐败的苗头。尤其是有些负责掌管钱财的干部，利用苏区财经制度不健全的漏洞，肆意贪污。这既给苏区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又在群众中产生了恶劣的影响。鉴于此，苏维埃政府建立了统一、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这也是确保党员干部发扬优良作风的重要保障。在建立了统一的财务管理制度后，苏维埃财务部门各自分工明确，各司其责。这样，收钱机关专门负责收款，之后将全款交给管理机关；领钱机关负责按照月份做出预算，并按照系统送交支配机关批准；每一级的国库收到款后负责送交上一级国库。这样做不仅使各项收支不会出现差错，而且为中央掌握收支状况提供了便利，更加方便中央去支配苏维埃的整个财政。此外，苏维埃政府还建立了统一的会计制度。这样就“使每件账目都有凭证，规定交代章程，防止会计上舞弊错漏事件的发生。”［3］统一的会计制度的建立和实行，使苏维埃政府的财务管理制度得以严格规范，同时也规范了政府行为，形成了对腐败行为的约束力和威慑力。
　　完善严格的审计制度在保证苏维埃财政工作顺利开展中也是不可缺少的。在办公费、伙食费、人员编制费和开支费用等方面，苏维埃政府专门制定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规定。事实证明，苏维埃政府通过建立统一和严格的财务制度、会计制度和审计制度，在预防和遏制干部的腐败行为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很好地支援了革命战争。
　　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真心实意为民众谋利益
　　历史证明，只有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处处关心人民的疾苦，才能获得人民的真心拥护。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强调：“一切群众生活的问题，应该注意，应该研究，应该解决。”［4］（P138）在毛泽东看来，群众的柴米油盐问题都应当是党员干部关心和重视的问题。苏区干部就是这样做的。他们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积极了解民情，帮助民众解决生活中的困难，给民众看得见的实惠，体现了苏区干部爱民和为民的精神。
　　（一）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和农业互助运动，减轻苏区农民的负担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一切经济发展的基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各个革命根据地多数处在偏僻的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下，有的地方还停留在几乎是原始的刀耕火种的水平。在革命根据地，只有首先发展农业生产，使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大大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才能为更好地坚持长期的革命战争、巩固工农联盟和红色政权提供物质基础。对此，苏区的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而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粮食问题。
　　由于国民党军队的侵扰，苏区的广大农民不能正常进行耕种，这使得很多农民缺少粮食，无法生存。鉴于此，1931年5月，毛泽东和朱德发布了《动员部队帮助群众插秧耕田的训令》， 要求所有红军在作战之余，帮助农民群众栽秧耕田，并在最短的时间里将苏区所有田地栽完种完，以保证红军和农民都能吃到粮食。同时，毛泽东和朱德把红军帮助栽秧耕田看作是一种应尽的义务，并要求各级干部要友好地对待农民朋友。在毛泽东和朱德的号召下，各级战斗员和指挥员把帮助群众插秧耕田视为一项重要的任务，并且在不妨碍作战的前提下，积极动员全体红军战士努力地完成这项工作。
当遇到农业生产上种种困难的时候，苏区干部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及时总结推广群众创造的经验，积极引导，在耕田队的基础上，逐步组织了劳动互助社、耕牛与农具合作社等，使苏区的互助合作运动迅速得到了发展。如“在开展劳动互助的同时，为了解决耕牛缺乏的困难，还兴起了犁牛互助和耕牛合作社形式。”［5］（P94）苏区互助合作运动的广泛开展， 不仅保证了农业生产的丰产丰收和军事供给，支援了革命战争，同时发挥了集体的劳动协作能力。
　　除了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大力发展林业、种植业、养殖业和水利建设也是苏区农业生产的重要内容。由于苏维埃地区大部分分布在中国南方各省，适应种植水稻和其他农作物。对此，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于1933 年提出发展农业的方针：“第一是谷米，第二是杂粮，第三是蔬菜，第四是棉花，第五是竹木，第六是木梓，第七是烟叶，第八是牲畜。”［6］（P336）这些生产不仅是人民的食粮，也是工业原料， 它们都是苏区农业生产的经济基础。此外，苏区很多地区出现了荒地。为此，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开垦荒地荒田办法》，规定了垦荒的具体政策。于是，各地苏区兴起了大规模的群众性垦荒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如“闽赣省在1933年开荒21万亩，闽浙赣省委3 万亩。1934年5月前，江西省委13 万亩，瑞金为3 208 亩。”［6］（P336）不少县区乡消灭了荒田荒地，增加了粮食产量。在兴修水利方面，苏区干部非常重视，并带领群众积极参加。截至1934 年5 月，“在赣粤全省， 修好陂圳4105 座，并且新建筑320 多座。”［6］（P336）江西省兴国这县，“就修好陂圳820 座，水塘184口，水车、筒车71 乘，计费人工87489天，能灌溉田425951担。”［6］（P336）经过兴修水利，农田的灌溉面积大大扩展了。如“湘鄂边的竹坪修筑河坝，受益面积达220亩，使全乡四分之一的农田摆脱了旱灾，次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11.6%。”［6］（P336）
　　（二）推动苏区的贸易发展，提高苏区人民的生活水平
　　为了繁荣苏区的商业贸易，苏维埃政府还设立了红色集市贸易和改造农村圩场（集市）。圩场是农村进行商品交易的主要场所。红色政权建立后，苏区政府对圩场进行了改造，由政府制定统一的度量衡，规定公用牙人（经纪人）须由政府发给凭证，取缔各种形式的封建剥削和奸商盘剥。如1928年在井冈山地区的遂川对草林圩场进行了改造。后来，红四军又在江西省宁冈县的大陇镇、瑞金县的壬田镇等地建立了红色圩场。闽西苏区中改造过的红色圩场遍及城乡，交易十分活跃。“川陕苏区在赤江、赤北、红江三县和苦草坝、洪口两特区设立的70多个场镇中，大都专门设了米市、猪市、棉纱市等。”［5］（P100）群众在市场上还可以进行“物物交易”。交易人员不仅有当地的农民群众和小商小贩，而且还有来自白区的个体商贩。
　　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保障军需民用，党和苏维埃政府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各种形式发展对外贸易，在红区和白区之间开展贸易往来。苏维埃政府规定，苏区的大小商人都有充分的营业自由，欢迎白区的大小商人自由到苏区来营业。除粮食和军用品外，苏区的生产品均可以自由输出。后来，各地苏区都先后建立了外贸机构，如湘赣区莲花县成立了“赤白贸易所”，在古坳开设了经营点，在外贸人员引导和游击队的掩护下，白区小贩重新和苏区农民做生意。经过各方面的努力，苏区对外贸易区取得了很大成绩。如中央苏区仅1933年8月到10月，“以1万元的资本加上2000 担谷，做到进出口商品33 万元之多的流通额；在闽浙赣苏区，1933年进口为124266元，出口为198755元，出超达74489元”。［6］（P352）历史经验证明，苏区贸易工作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群众的负担，提高了群众的生活水平，促进了苏区农业、工业和手工业的正常发展，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
　　（三）坚持开展文化教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
　　在苏区，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及其子女根本没有钱接受教育，因此，普遍开展义务教育与社会教育，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是最基础的工作。虽然苏区的经济条件十分艰苦，但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当地干部帮助人民群众建立了多所小学和成人补习班。学校教育的特点是重视教育与政治的联系，从小培养学生的共产主义道德、阶级的友爱和互助精神、敢于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吃苦耐劳的品行等。此外，苏维埃政府还组织开展广泛的社会教育。
　　由于全国80%的农民是文盲，因此，扫除文盲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为了扫除文盲，苏区各地普遍开办了夜校、识字组和业余补习学校，用一切方法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如业余补习学校主要是帮助青年或成年群众提高各行业一般的知识和技术水平。据统计，1934年1月，“江西、福建、赣粤三省一共办有补习夜校6 462所，学生达94517人。尤其是妇女群众非常希望接受教育。兴国夜校学生15740人，女子为10752人，占69%。”［7］（P553）经过夜校学习，很多青年得到了初步解放，对苏区的各项建设和活动十分积极。他们不仅做好自己的工作，还经常帮助他人。
　　（四）关心人民的生命安全，保证人民的健康
　　苏区干部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非常重视。1931年12月14日，赵博生、黄中岳等率领第二十六路军17000 名官兵，带着2000支枪，在宁都举行起义，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起义后，第二十六路军改编为第五军团。毛泽东、朱德非常关心这支刚刚获得新生的部队。12月16日，朱德特意去看望了宁都起义的伤病员。伤病员们流着眼泪说：“在宁都时，因痢疾病死了几千个弟兄，宁都城的郊区埋满了弟兄们的尸体，都无人过问一下。今天到了红区，不但为我们治病，朱总司令还来看望我们，这真是白区红区两重天呀！ ”［8］（P226）
　　苏区干部不仅关心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而且对人民群众的健康也十分上心。1933年4 月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在名为沙洲坝的小村子里看到一个老表挑着一担很浑浊的水走来， 便询问这么脏的水，到底是做什么用的。老表回答是用来食用的。毛泽东听了，仔细看了看水， 发现里面不仅脏而且有小虫，急忙询问老表为何不到其他地方挑水的原因。坐在旁边的老伯插话说：“我们沙洲坝就是缺少水，人吃、浇地、洗菜，全都靠这水。”［9］（P65）挑水的老表接着说道：“北面山脚下乌鸦岭下有一股清泉水，就是路远水少，半天才挑上两担，中央机关来了以后，村里一下子多了上千人，吃水用水更困难了。”［9］（P65）听了群众的反映，毛泽东一个晚上都在思考着如何解决群众的饮水问题。第二天一清早，毛泽东就到村里村外转了好几圈，在仔细考察后，便组织红军干部用大楠竹代替水管，把乌鸦岭的泉水引出来，用一只大桶接住，暂时解决群众的吃水困难。为了彻底解决问题，毛泽东决定在泉水附近的地方打井。但是由于在这个位置的水距离坟墓很近，群众不愿意用，因此，毛泽东只能找乡村干部商量在村里附近重新寻找打井的位置。为了打好井，毛泽东还带着乡村干部下到井底，亲手在井底铺上木炭和沙子，这样，第二口井很快就打好了。看到打好的井， 一位老婆婆双手捧着又清又甜的泉水大口喝下，感激不已地对毛泽东说：“你真替我们把什么心都操到了。”［9］（P65）可见，苏区干部的行动得到了群众的肯定，从而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了。
　　总而言之，“群众工作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10］在复杂和残酷的革命斗争中，苏区干部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群众的公仆，他们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工作的首位。同时，苏区干部有着坚定的政治信念，他们不怕吃苦，敢于同腐败现象作斗争。不仅如此，苏区干部的优良作风还深深影响和激励着苏区广大群众。总之，苏区干部好作风不是一句假、大、空的赞扬，而是广大群众实实在在的心里话。在今天，我们必须继续弘扬苏区干部优良的工作作风，为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培养出一支素质高、能力强、作风好的优秀干部队伍。
 
参考文献
［1］ 加紧展开反贪污浪费的斗争——在苏维埃的法律下判决了反动贪污巨案[N].红色中华,1934-2-18（151）.
［2］ 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公布检举中央各机关的贪污案件的结论[N].红色中华,1934-2-20（152）.
［3］ 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训令第十二号———统一会计制度[N].红色中华,1933-1-7（46）.
［4］毛泽东选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柳建辉,曹普.中国共产党执政历程（1921-1949）[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6］唐志宏,谭继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稿[M].成都:成都出版社,1993.
［7］戴向青,余伯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8］关山阵阵苍——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
［9］唐得阳.毛泽东的伟人气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0］陈刚.论党的群众工作优良传统与社会工作创新[J].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