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井冈山道路。
井冈山道路的开辟和形成，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最伟大的尝试，这一历史过程曾经为我们留下了诸多的启迪，为中共党史、军事史和现代史研究提供了诸多的思考。本文拟从哲学的层面上对此加于阐述，发表自己的一得之见，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研究井冈山道路的形成，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才能得出符合历史真相的正确结论
井冈山道路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探索的结果，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离开了“长期探索”，离开了“集体智慧”，也就离开了井冈山道路研究的历史真相。
“长期探索”和“集体智慧”，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井冈山道路的客观存在。早在建党之初，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的理论就有了一定的理性认识。李大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多次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认为战争是伴随阶级产生而出现的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只有随阶级的消灭而告终，而要消灭阶级以至消灭战争，就“非取革命的手段不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苏俄革命的历史及对世界的影响》演说中，李大钊列举了“十月革命的四大好处”，强调了拥有红军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蔡和森于1922年9月，提出了建立“人民武装” 的思想。陈独秀在此期间也曾提出过要由全国被压迫的各阶级爱国者并且不为私利的有力分子集合起来，“组织真正的革命军” 。尽管这些看法和认识，还仅仅停留于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宣传，更没有付诸于实际的革命斗争，但毕竟为后来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直接投身于军事斗争的实践。而孙中山创建的黄埔军校，就是他们从事军事实践活动的重要舞台。黄埔军校创建之际，中共中央在其制订的《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中，提出要在“广东政府的领域里，应当要做国民党军队里的有规划的宣传，使在‘军人’手里的兵士变成真正拥护民族解放运动的战士”，“要注意军官学校，至少要组织小的C·P组织”。此后，中共中央又发出62号通告，要求各地党的组织“选派同志投考黄埔军校”，“此事关系甚大，各方万勿忽视”。根据党的指示，各地党团组织选派了大批革命青年投考黄埔，还先后派遣周恩来等到黄埔军校担任领导工作及各类教官。中国共产党人对黄埔军校的建设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也为无产阶级的军事斗争，尤其是人民军队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从1925年秋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分别担任广州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六、八军的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并到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做政治工作。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人还掌握了一部分军队，如1924年11月创建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 1925年11月建立的叶挺独立团，以及卢德铭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朱德领导的南昌军官教导团、武汉军政学校和受中共影响的贺龙第二十一军等。这些部队相继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在大革命失败后又分别参与了各地武装起义，向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军事斗争的实践和孜孜以求的探索，使中国共产党人越来越认识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进行革命，要推翻拥有如此庞大武装力量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没有可以依靠的革命军队，不搞彻底的武装斗争，革命是决不会成功的。中国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著名领导人彭湃、邓中夏先后提出了不少很有见地的意见。彭湃提出了“农民非有武装不成，而且农民协会之根本问题亦非农民有武装不成”的思想 ；邓中夏认为“在国民革命群众思潮和革命运动已到了极剧烈的汹涌的时候，军事活动不特不可废，而且是重要的工作之一”，提出了“兵士运动确与国民运动有并行不悖之可能与必要” 的思想。在此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文件中都强调了“武装平民”、“武装农民”、“武装工人”等思想，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及共产党员把军事工作，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难能可贵的是，党内一些同志此时已经开始提出了对于武装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提出了革命军队建设的方针、原则问题。1927年2月，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一文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互争其在革命军队中之影响，这是争领导权斗争之很重要的一方面”，要求党“力求取得革命军队的领导权”。周恩来是中共党内最早从事实际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他对掌握革命武装的问题历来非常重视。早在建党初期，周恩来就提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 在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指出：“军队不是阶级，是一种工具。”革命的军队应该成为“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 。强调革命军队“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工作” 。但是，由于这些正确的思想，在当时还没有在全党获得统一的认识，还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宣传框架，特别是对于武装斗争的领导权问题，更没有被党的领导机关，尤其是党的主要领导人所接受，而成为全党统一的思想。因此，在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之际，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人，只能迅速转入地下。
“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 正是在这个极端紧要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历经磨砺，继续探索着中国革命的道路，并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以1927年八·七会议为标志，党的战略指导思想开始有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性的转折。这时，中央领导认识到了中国革命已经进到了土地革命的新阶段，提出了土地革命必须与政权相结合；农会政权的斗争和土地革命必需革命的武装才能保障其胜利的思想。毛泽东更明确地提出了党应该 “要非常注意军事”，上山进行游击战争，“实行枪杆子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的重要思想。南昌起义军主力失败后，朱德在陈毅协助下，作出了摆脱强敌，绕道闽西南，向敌人力量薄弱的湘粤赣边农村寻找“立足点”的决定，“开始被迫上山，被迫进行游击战争” 。
正是由于长期的探索，全党终于形成了对于武装斗争、对于军队重要性的共识，并且完成了党的战略方针的伟大转折，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井冈山道路。
但必须指出的是，井冈山道路的形成，也不能不讲到个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其中，毛泽东的作用最为突出。因为，率先开辟这条道路，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的是毛泽东。1927年秋，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挺进井冈山，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首次对“城市中心”论革命模式提出的挑战，是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付诸实践的最早尝试。此后，毛泽东与朱德等艰辛地创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9年初挺进赣南闽西，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毛泽东又率先从理论的层面上对这条道路的内涵进行剖析。1928年至1930年，毛泽东写下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论文，在强调中国是一个封建势力占优势的、由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迫切需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基本前提下，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和胜利发展的主要原因，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伟大意义，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的因素。” 毛泽东的阐述，奠定了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基础，指引着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可能还在黑夜中徘徊。
二、研究井冈山道路的形成，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
才能找到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如同所有的事物发展规律一样，井冈山道路的形成，也充满着曲折和艰辛，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在善解和克服一对对矛盾的过程中，开创并发展了井冈山道路。因此，研究井冈山道路的形成，离不开辩证的思维模式，离不开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
井冈山道路的形成，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方向的选择上采取了战略进攻和战略退却相结合的策略原则。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势力在外来帝国主义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建立了以城市为基础的统治中心，并逐步强化其统治力，当时国内形势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了革命力量。从国际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到蒋介石、汪精卫集团所代表的城市买办阶级、乡村豪绅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组成了一条反革命联合阵线，共同镇压革命。与此相反，还比较幼稚的中国共产党，不但党员数量少，理论水平和政治经验都还不适应当时斗争的需要；工农运动虽然有了空前的发展，但还不平衡、不普遍、不深入；特别是掌握武装力量太少，而对武装斗争方向的选择上，还未能完全跳出“城市中心论”的指导思想，党在部署各地武装起义时，都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其结果是大多数起义都遭到了严重损失。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湘南起义、平江起义、弋横起义等武装起义，由于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力量的弱小，几乎都遭遇到了失败和挫折。足见革命方向能否选对、能否选好，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实际出发，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果断地实现了中国革命由城市中心向农村的转折。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原定最后攻打湘中中心城市长沙。起义爆发后，针对各路起义军受挫的情况，毛泽东在文家市召开前敌委员会，断然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决定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毛泽东是这样解释的，他说：秋收起义原计划要去打长沙，大家也都想进长沙。长沙好不好呢？长沙好。可是长沙打不下来，目前长沙那样的城市，还不是我们蹲的地方，那就不要去了。我们要到敌人管不着或难得管的地方，到乡下去，在乡下站住脚跟，养精蓄锐，发展我们的武装力量 。毛泽东选择了适应工农武装割据，具有良好的地理、历史、社会状况的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作为立脚点，将攻打长沙的战略进攻，改为向井冈山地区的战略退却，从城市中心的革命模式转到了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模式。在这期间，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保存的队伍，彭德怀、腾代远率领的平江起义军，也先后转向农村，与农民斗争相结合。而方志敏、李文林、段月泉率领的赣东北、赣西、赣南等地农民起义武装，一开始就依托农村，坚持斗争，取得了稳步发展。
向农村进军，以农村为发展方向，是指导中国革命的新的战略思想，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武装起义之后，革命力量一刻也不应该停止进攻的思想 。但对敌人力量异常强大的中心城市而言，中国革命力量实行了退却；而对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中国革命力量实行的却是进攻。这种战略进攻和战略退却的结合，完全适应了中国革命的客观形势，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 这就是中国革命由城市转向农村，向农村进军，以农村为革命阵地的重要价值取向和根本意义之所在。
井冈山道路的形成，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的判断上强调了胜败互换、优劣转化的辩证关系。毛泽东提出的革命斗争的战略退却，历来是基于这样考虑的，他认为：“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 秋收起义爆发后，虽然先后占领几座城镇，但很快遭到优势敌人的围攻，各路起义军相继受挫。对于暂时的失败，毛泽东的看法是，这几个小小的失败，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斗争还刚刚开始。反动派并不可怕，只要大家团结得紧，继续坚持干，就能用小石头，打烂蒋介石的大水缸，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 。
井冈山斗争期间，全国的革命形势总体上处于低潮，毛泽东在这方面很有感触，“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 但是，毛泽东仍然以满腔的热情，期盼着“沸热的”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1929年初毛泽东率领红军第四军下山后，针对当时中共中央来信中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太悲观”的估计，毛泽东以中共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名义复信指出：井冈山斗争时期，敌人“三次进攻井冈山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高潮逐渐低落，革命高潮逐渐生长。” 针对林彪等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 的疑问，毛泽东认为，这种悲观论调是不正确的，是不观察实质，只观察表面现象所造成的“迷惑”。毛泽东从战略的高度，辩证地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也是弱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毛泽东指出，现在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 毛泽东强调：“我们看事情必须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毛泽东的上述论断正是基于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本质特点进行分析研究后得出的。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特点是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等四个方面。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红军的失败是什么呢？在战略上说，只有反‘围剿’根本没有成功，才叫失败，而且也只能叫做局部的和暂时的失败。因为国内战争的根本的失败，就是整个红军的覆灭，然而这样的事实是没有的。” 由于敌人的强大和红军的弱小，从井冈山斗争开始，“围剿”和反“围剿”就成了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这种形式“直到敌人变成弱小者、红军变成强大者那一天为止” ，是不会变化的。为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屡屡失败的弱小的革命力量，退却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以此作为革命战争的战略基地，以农村包围城市，使得革命的力量完成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最后打倒强大的敌人，取得全国的胜利。井冈山道路的发展、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沿着这条轨迹波浪式向前推进的。
三、研究井冈山道路的形成，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才能弘扬历史传统的精神实质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指导我们研究历史、探索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强大思想武器。以此来审视井冈山道路形成的历史进程，就能更好地学习历史，服务现实，传承未来。
首先，对井冈山道路的形成，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分析，以凸现这条道路的典型性意义。在井冈山道路形成过程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那就是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定位问题。被陈毅称之为“东井冈”的东固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之一。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率部下山，在东固与李文林、段月泉领导的红二、四团会师，从而摆脱了红四军建军以来最为困难的时期，又找到了一个新的落脚点。特别是毛泽东在东固得到新的收获，他看到了“东固山是我们走出井冈山又到了新的革命根据地”，“是第二井冈山”，是一个新的起点，“只有东固才是真正形成了根据地的基本形态和气候” 。于是改变初衷，作出向赣南、闽西发展的决策 。东固根据地有着比井冈山地区更辽阔的游击区域，良好的经济条件，这里还有着使敌人无可奈何的革命武装力量，从而又使毛泽东形成了连片割据的战略构想。东固会师前后毛泽东穿越了湘赣边、粤赣边、闽赣边的16个县，经过调查研究终于形成了连片割据的战略构想，他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看到了燎原之势。从井冈山到东固，再到瑞金，再经过长征到延安，井冈山道路在形成中延伸，在延伸中发展。虽然东固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道路形成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但井冈山的奠基之作更是不可动摇的。笔者以为，东井冈的巩固和发展是井冈山革命道路进一步发展的历史必然，但东西井冈不是一个山头，是各具特色、各有辉煌的两个山头，两者理应互相辉映，相得益彰 。
其次，对井冈山道路理论内涵，进行准确的、科学的评价，以发掘这一理论的创新性意义。井冈山道路理论的内涵，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斗争的理论为基石的。这一理论对于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而言都是普遍的真理。但是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国情，规定了不同的革命特点。实践已经作了回答，中国革命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当然，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没有作过论述，列宁、斯大林那里也找不到依据，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历史上也没有典范，有的只是法国工人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创建的巴黎公社，而后为苏联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所证明了的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首先从中心城市开始的城市中心论模式。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效法过这个模式，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者，尤其是从书本到书本，死抱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个别结论不放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多次碰壁失败后仍然固守这个模式，所有的结果，都证明了这个模式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只有走相反的道路。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斗争理论时，正是从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出发，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探索了一条适合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井冈山道路。这就是毛泽东的创新，是毛泽东杰出的理论贡献。实际上，井冈山道路理论的内涵，还包括武装割据的思想、根据地建设的思想、党和军队建设的思想、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等等，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总之，井冈山道路理论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最伟大的理论创新成果。
第三，对井冈山斗争精神实质，用发展的观点加于考察，以进一步发扬这一精神的时代性意义。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和血腥屠杀政策，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他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毅然高举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领导中国人民同敌人展开了血与火的阶级大搏斗。在毛泽东、朱德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同时，在它的影响和推动下，逐步建立了徐向前等领导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贺龙、周逸群领导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后发展为湘鄂黔革命根据地）；方志敏、邵式平领导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李文林等领导的东固革命根据地（后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革命根据地等大大小小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广大的穷乡僻壤，造成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奋斗和献身精神，在国民党制造的腥风血雨中，奇迹般地度过了最危难的时刻，创造性地开拓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独特的中国式的革命道路，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悲壮地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新篇章。在这样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所体现出来的勇于探索的理论创新精神，团结拼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善于斗争、善于胜利的革命进取精神，严守纪律、为民服务的崇高理想和革命人生观，为我们留下了一份份丰厚的精神、文化遗产。学习井冈山斗争的光荣历史、弘扬井冈山精神，努力履行新世纪新阶段的时代使命，正是我们今天研究井冈山道路的真谛所在。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