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在一个工人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政党，这是井冈山斗争时期党的建设不可回避的一道难题。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在深入了解边界党情、军情、社情、民情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理论的指导作用，通过对根据地党的建设的艰辛探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推动和促进了农村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一、井冈山时期党的建设的时代背景与理论基础
在边界推行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化，必须根据中国国情特别是农村的实际情况，坚持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贯彻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一)井冈山斗争时期党的建设的时代背景
首先，从国际背景来看，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主义建党思想的指导与关怀下建立起来的。党的建党原则与要求完全遵循共产国际与苏联布尔什维克。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七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党制定了武装起义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八七会议”后的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到湖南改组湖南省委，具体落实秋收起义。然而，没有实践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人，完全效仿苏联走“城市中心道路”，要求秋收起义部队攻占没有胜利把握的城市----长沙，结果攻城失败。在起义部队面临覆灭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果断作出“退萍乡再说”。历经苦战后，部队辗转来到井冈山。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共产国际看来是不抱很大希望的偏僻的山村，摆脱了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遥控指挥，独立地开展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首次在农村根据地探索党的建设。
其次，从国内社会环境和阶级基础来看，中国是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大国，政治不统一，经济不平衡，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由于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主动放弃革命的领导权，由右倾机会主义转向右倾投降主义，导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遭受了自1921年建党以来最为严重的打击，党的组织塌台，无数共产党员遭致灭顶之灾。在这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党在思索革命的方向在哪里，如何重建党的组织，完善党的肌体，推动革命向前发展，等等问题。深刻了解中国历史与现状的毛泽东，面对敌人举起的屠刀，毫无畏惧寻找新的革命的突破点，向全党呼吁“上山”。并以实际行动成为大革命失败后，第一个上山下乡的中央委员。1927年10月，率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开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通过以根据地为依托，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三位一体的建设，推进了根据地军队党和地方党的建设。
(二)井冈山斗争时期党的建设的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建党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指导井冈山斗争时期党建工作的理论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诞生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可以清楚地看到，构成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建党学说的基本思想的五个主要方面，对井冈山斗争时期党的建设与发展影响是很大的。
1.无产阶级政党主体的品质。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1](P 282)无产阶级政党是由无产阶级中最先进、最优秀的分子所组成。“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2](P 285)共产党人为何最坚决？考查无产阶级的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可知，无产阶级是现今社会的最下层。无产阶级“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3](P 283)无产阶级具有如此的品质，因此，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主体，担当了历史赋予的使命。
2.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的先进性。无产阶级政党代表的是整个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过去一切政党领导的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而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运动则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具有如此优秀的先进性，这是区别无产阶级政党与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标志。无论是在革命胜利前，还是革命胜利后，自始至终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唯一代表者。
3.无产阶级政党的目标。马克思主义政党之最终奋斗目标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指出，革命的最终目标是消灭阶级，“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用一句话：消灭私有制。”[4](P 286)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无产阶级首先就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牢牢地掌握政权，然后，利用这个政权对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进行改造，最终达到消灭阶级的存在。
4.无产阶级政党原则的坚定性。马克思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原则的坚定性。反对党的组织及成员在进行党的建设过程中，拿原则来做交易，损害党的利益。1875年5月5日，马克思《给威·白拉克的信》中，指出：“拉萨尔派的首领们靠拢我们，是因为他们为形势所迫。如果一开始就向他们声明，决不拿原则做交易，那么他们就不得不满足于一个行动纲领或共同行动的组织计划。……大家知道，合并这一事实本身是使工人感到满意的；但是，如果有人以为这种一时的成功不是用过高的代价换来的，那他就错了。”[5](P 296)要达到党的团结与统一，必须讲究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因素，既注重灵活性，又坚持革命的原则性。
5.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共产党的世界观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1859年恩格斯指出：“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6](P 39-40)1885年在《反杜林论》序言中，他再次指出，“我们的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问世，经过足足20年的潜伏期，到《资本论》出版以后，就越来越迅速地为日益广泛的各界人士所接受。”[7](P347)列宁在《论工人政党宗教的态度》一文中，也明白无疑地指出：“社会民主党的整个世界观是以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8](P247)“马克思的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十分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9](P309)
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精神，又紧密结合国际国内的具体情况，在边界，通过挑选革命阶级中的最先进、最优秀分子入党，坚持通过土地革命为绝大多数人特别是根据地的农民谋利益，坚持共产党的世界观，突出“思想建党”，坚持政党原则的坚定性等一系列建党策略、原则、措施的落实和具体活动的展开，促进了边界党组织的发展，保证了党的先进性。
二、井冈山斗争时期边界党组织状况与特点
大革命时期边界包括六县一山。其中，江西四县：宁冈、永新、遂川和莲花，湖南二县：酃县、茶陵以及井冈山。期间，根据地党的建设与军事斗争、经济斗争、政权建设等是紧密相联的。特别是在白色恐怖和敌强我弱的环境中，党组织的发展壮大有着独特的特点和经验教训。
(一)井冈山斗争时期边界党组织状况
1.秋收起义前委。1927年8月7日，于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斗争方针，作出了挽救革命的重大决策。会议后，受中央的派遣，彭公达和毛泽东先后返回湖南，改组湖南省委，组织秋收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湘赣边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正式成立。
2.中共红四军军委。1928年4月下旬，朱毛部队胜利会师。月底，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四军军事委员会(即军委)。根据中共中央6月4日的指示精神，红四军于11月14日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23人组成军委，5人为常委。朱德为书记。
3.中共湘南特委。1927年9月，中共湘南特委成立，机关驻衡阳。1928年5月因遭破坏，特委停止活动。8月，重建特委。11月，特委被敌打散。次年5月，在宜章、临武和广东连州一带的湘南党员，成立了中共湘粤边工委和中共乐(昌)乳(源)宜(章)边工委。同年秋，两工委合并为中共湘南(驻粤)工委。1931年春，在中共湘南(驻粤)工委基础上恢复中共湘南特委。同年8月，湘赣省委成立时，归属湘赣苏区。
4.中共湘赣边特委。1928年5月20日，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湘赣边界特委。湘赣边界特委为边界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军委和边界各县党的组织。特委下辖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酃县5个县委和茶陵特别区委。1928年10月13至16日，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并选举产生了第二届特委会。
1929年1月，在第三次“会剿”中，特委机关遭破坏。2月中旬，永新九陇山会议，产生了湘赣边界临时特委。3月14日，在永新境内召开了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决定取消临时特委，成立临时特委常委。5月，取消临时特委，恢复选举产生的第二届湘赣边特委。隶属湖南省委。1929年9月25日起，属江西省委。1930年2月，“二七会议”决定将湘赣边特委、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合并“建立新的赣西南特委”。特委下设北路、南路、西路三路行委，指挥赣西南各地的群众斗争。
5.中共永新县委。1927年5月，中共永新支部升格为永新临时县委，隶属吉安地委。“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临时县委领导人随袁文才部退到宁冈坚持斗争，成立中共永新特别区委。11月，象山庵联席会议，决定恢复和重建各县党组织。1928年2月，中共永新县委在小江山区的田西村成立。县委成立后，派人前往南乡、北乡、西乡等地发展党的组织。1928年6月23日龙源口大捷后，永新县委党员人数发展到4000人，建立了14个区委、135个党支部。
6.中共莲花县委。1927年11月，象山庵会议后，莲花县党的负责人于1928年2月，在瑶坊狮形召开莲花县党员会议，成立了中共莲花特支委员会。特支驻莲花神泉垄上村，隶属湘东特委，受秋收起义前委领导。5月底改属湘赣边界特委。7月底，在县城贺家祠召开全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莲花县委，隶属于中共湘赣边特委。1930年2月，归属赣西南特委的西路行委。
7.中共宁冈县委。象山庵会议以后，宁冈成立了乔林乡党支部、大陇乡党支部。随后，茅坪、河桥、社背、下水湾、葛田等乡也相继建立了党支部。1928年2月21日，中共宁冈县委在宁冈砻市刘德盛药店成立。县委成立后，建立了砻市、古城、新城、大陇4个区委，全县建了39个乡党支部。1929年2月，湘赣边界第三次反“会剿”失败，县委工作中断。但县委下辖的东南和西北两特区委仍存在，直属湘赣边特委。6月下旬，红五军返回湘赣边界，收复宁冈县城，恢复宁冈县委，下辖东南、西北2特区委和大小五井区委。1930年2月后，归属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
8.中共遂川县委。1928年1月8日，遂川县党员积极分子在县城天主堂召开党员会议，成立了中共遂川县委，隶属赣西特委，同时受湘赣边秋收起义前委指导。5月后隶属湘赣边特委。下辖新遂边陲特别区委和黄坳、上下烟、车坳等四个区委。2月，县委机关迁至黄圳、行洲、下庄、茨坪等地办公。1929年1月底井冈山失守后，县委被冲散。5月初，成立中共遂川临时县委，机关驻西庄，下辖云田、笙溪、碧洲、城区、鹏拎等5个区委和北乡特别区委。1930年2月，归属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
9.中共酃县县委。1928年2月，中共酃县特别区委成立。3月，改为县委。5月因叛徒告密，县委遭到破坏。6月上旬，恢复县委。1929年1月，因第三次反“会剿”失败，县委又遭破坏，2月，成立临时县委。1930年2月，重建县委，隶属赣西南特委。8月，改隶湘东特委。10月，隶属湘东南行委。1931年2月，隶属湘东南特委。8月，归属湘赣苏区。
10.中共茶陵县委。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占领茶陵县城。重新成立了县委。机关先后驻县城、茶陵和安仁边境的潭湾、茶陵和永新边境的九陇山。隶属湖南省委。1928年4月，县委改为特别区委，机关驻九陇山和太湖，隶属湘赣边特委。1930年2月，隶属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3月，特别区委又改为县委，先后隶属湘东特委，湘东南特委。1931年8月，归属湘赣苏区。
(二)井冈山斗争时期边界党组织的特点
井冈山斗争时期，边界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形势和十分艰巨的任务，特别是在战事频繁、联络不畅、交通不便和党组织屡遭破坏、党的不少负责人惨遭杀害的情况下，党组织的上下级隶属关系，军队党与地方党的关系，工作重心、归口与协调管理等等表现出突出的特点：
1.边界党组织隶属关系经常处于变动之中。在烽火连天的井冈岁月里，边界的党组织关系不可能稳固地与江西省委或湖南省委发生关系。正是考虑到战争的频繁和红军部队的不固定状态，由此使得，边界党组织关系经常处于变动之中。对此，在1928年6月4日，《中央给前敌委员会的信》中，明确指出：“如前委在江西境内时受江西省委指导，在湖南境内时受湖南省委指导。同时与两个省委发生密切关系。……两省委须各有一个专门的经常的交通处接受前委的交通，使省委与前委的关系永不中断。前委每十天须送一报告到两省委的接头处，主管的省委接到报告后，须立即回答并将前敌的报告和省委的回答立送中央。”[10]
2.边界地方党组织的建立与完善是经由部队党组织来推动的。通过军队党来推动、完善地方党的发展，是朱毛红军部队工作重心之一。红军每到一处，首要的工作便是寻找地方党组织，没有党组织的即领导地方建立起党组织。朱德部队，在“割据宜章后，宜章的党不甚健全，他们乃竭力帮助地方党的发展。”[11]
3.边界党的建设重心在农村。井冈山地处湘赣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远离大城市。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此地时，感觉到处都是冷冷清清。处于此种环境之下的部队就必须立足实地，将工作重心放在农村，通过开展农村大革命运动来推动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正如红四军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而言，“我们今后的行动是领导工农兵群众及小资产阶级，扩大民权革命运动，深入土地革命推翻目前最反动的局面。”[12]
4.边界党组织的领导与协调工作统归红四军前委指导。红四军前委是边界党的最高行政机构。边界的一切大政方针都得通过前委会议决定。“前委所辖的范围：当然要由环境决定，暂时包括：永新、宁冈、遂川、万安、茶陵、攸县、酃县，所有这一区域内的工作完全受前委指挥。”[13]1928年3月,前委取消后,边界“各县工作，顿失领导。此时适有赣西特委转来江西省委的信，要其组织边界特委。……特委成立不久，对各县工作的指导，实有新的气象，在边界特委各县，过去党的基础极坏，民众是更不待说，现在茶陵、永新都有广大民众的起来，党的领导，也日趋健全，对机会主义的摆掉，也算是有力。”[14]
三、井冈山斗争时期党的建设的主要做法
在艰苦卓绝的井冈山岁月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围绕根据地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方面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与实践，其主要做法和措施有：
(一)将党的建设寓于军队建设之中，从组织上、体制上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
1.实施“三湾改编”，开展部队党的建设。1927年9月29日，失利后的秋收起义部队转战来到永新三湾村，毛泽东针对起义部队遭受挫折，战斗减员，军心涣散的现状，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三湾改编”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重要原则，从组织上健全部队，铸就军魂。考虑到党在大革命时期尽管组建了自己的军队，并设立了党组织。但是，当时部队党组织仅设在团级以上，下层士兵中，党员人数非常少，组织没有，党的力量十分薄弱，很难抓住士兵。“三湾改编”毛泽东总结历史教训，在部队各级设立党组织，健全部队各级党组织系统：班设有党小组，连设有党支部，营(团)以上设立党委。连以上建立党代表，专做士兵政治思想及指导士兵开展群众运动。“支部建在连上”，为工农革命军贯彻党的路线，接受党的领导，开展党的工作，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三湾改编”的意义，正如何长工在其回忆录《秋收起义和引兵井冈山》中指出的：“在部队建立各级党的组织，支部建立在连上，班、排设党的小组。这是一项重要措施，这比北伐时期一个团建立一个党支部是一个很大发展。”[15](P114)“支部建在连上”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对新型人民军队党建之先河。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16](P5)
2.挑选坚强的革命分子入党，培养与壮大部队骨干力量。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历经千辛万苦，实施战略大转移来到湘赣交界的井冈山。在这里安营扎寨，创建革命大本营。此后，为解决部队吃饭穿衣以及扩大工农革命军的政治影响问题。毛泽东率领部队游击来到湖南省酃县境内。在此，通过深入了解当地党组织的情况，毛泽东亲自指导地方党组织的重建工作。然而，不幸的是，在酃县时，工农革命军发生了师长余洒度、团长苏先骏脱逃部队的严重事件。师长团长脱离革命队伍，极大地影响了队伍战斗力。毛泽东在危难之际，深入部队与战士们促膝谈心，了解到：凡是拥有一定数量党员的连队，不但士气高昂，而且战斗力特别强、善打仗，部队的精神面貌就是不一样[17](P111)。经过反复思索，慎重决策，1927年10月中旬，毛泽东在酃县水口，决定从部队中挑选了一批坚强的工农革命分子，发展入党，稳定部队。史称“水口建党”。水口建党是我军历史上最早一次的建党活动。通过建党“连队的政治空气逐渐浓厚，党员的数量逐渐增多，这样真正形成了连队里的核心和堡垒，许多新党员从实际锻炼中成长了，成为连里的领导骨干。”[18](P179)
3.颁发党代表大纲，从制度上规范红军党的建设。井冈山时期，为了加强对新型人民军队党的政治工作力度，确保红军胜利完成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毛泽东和边界政府通过建章立制，完善部队党的工作制度，制定了《党代表工作大纲》。《大纲》规定：一是确定了部队党代表的根本任务是注意教育和管理士兵，贯彻执行党的主张和方针政策；二是界定了部队党代表的工作职责是做军队、民众、党务、报告和调查等方面；三是提出了部队党代表的工作方法，并要求部队党代表实行报告制度。同时，《大纲》对党代表的个人修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指出：党代表必须是一个有高度责任心的优秀党务工作者，是全体同志的模范。《党代表工作大纲》体现了红军党的建设科学化与制度化，其基本精神，对后来人民军队的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19](P3)
从“三湾改编”的组织建设到制定红军《党代表工作大纲》的制度建设，大大完善了人民军队党的先进性建设，壮大了军威，铸就了军魂。
(二)利用军队建党的经验，推动地方党的建设，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的战斗力、凝聚力
井冈山斗争时期，使边界政府和毛泽东感到棘手而又不能不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加强边界地方党的建设问题。毛泽东在其《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的：“‘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20](P74)为什么难？“难”在哪里？原因是：一方面，由于根据地地处偏僻山区，由此使得“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份的党。”党在农村中的关系，基本上为同姓家族关系，党的“支部会议简直就是同时就是家族会议。”[21](P78)这种体现在党组织中的宗族裙带关系严重影响到党的组织建设；二方面，地方主义严重，党的建设与发展烙印着地方主义色彩。“地方主义在永新特别严重。”“如去年永新县委要脱离特委而独立，其地方观念、保守思想、自由散慢的劣根性亦是很多的。”边界党的“二大”就此指出：“永新的党要公开脱离特委，成立‘独立国’。其他各县，如宁、莲等县亦不注意向特委报告，以与特委发生关系。这都是组织上很严重的错误。”[22](P280)地方主义是封建经济的反映，“有了地方主义，各地革命斗争就得不到互相配合，只顾自己地区的局部利益，保守自己的地方，兄弟地区有困难也不互相帮助，这是危险的，只有利于阶级敌人”[23](P33)；三方面，井冈山时期，边界存在着激烈的土客籍矛盾，形成了“土籍的党，客籍的枪”的局面。所谓“土籍的党，客籍的枪”是指边界党内形成了以土籍领袖龙超清、朱昌偕、王怀为代表的政治势力，控制着边界的党权，而以客籍领袖袁文才、王佐为代表的军事势力，控制着边界的军权，这两派势力形成了对峙局面。“这种土客籍的矛盾，按理是不应引到工农革命队伍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党内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24](P277)针对边界地方党的现状和建设“难得很”的问题，毛泽东和边界政府采取了两项措施：
1.确立了“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方针。1928年5月工农革命军二占永新，破赣敌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进剿”后，根据中共江西省委关于组建湘赣边界特委的指示精神，于1928年5月20至22日，召开中共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提出了党组织建设的任务，确立了“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方针。
2.改造革命“山大王”，扩大党的力量。袁文才、王佐身为井冈“双雄”，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与其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能在井冈山立足打天下，全靠这两位“山大王”鼎力相助。然而，长年累月出没在罗霄山脉里，养成了他们独特的个性。毛泽东进军井冈山的过程中，为争取这两位革命的“山大王”，他以独特而高超的睿智与才能，从三湾投书到大仓赠枪，从茅坪安家到进驻茨坪，从步云山练兵到大陇升编，细心地做工作，特别大仓赠枪之举使袁文才心服口服毛泽东与红军。随后通过袁文才的介绍，工农革命军结识了王佐“山大王”。客观来说，袁、王两支武装并非山寨土匪。大革命时期，袁文才就入党，接受了党的教育。因此，改造袁文才相对容易些。为改造“山大王”王佐并将其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毛泽东派出党代表何长工。何长工通过巧设战役，帮助王佐消灭了其宿敌尹道一，这一举措赢得王佐的信赖。何长工抓住时机，请求前委，增派了康健、肖万侠，宋任穷等到王部开展工作，发展党员。经过引导，王佐于1928年春夏之交，加入了党组织。袁、王归顺到党的队伍中来，推动了地方党的发展，夯实党的基础。
(三)开展边界“洗党”活动，淘汰不坚定分子，纯洁党的队伍
自边界党的“一大”召开后，伴随着军事上节节胜利与红色区域的不断扩大，井冈山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进入了全盛时期，党组织与党员人数也处于“大发展时期”。过去处于秘密状态下的党组织，此时公开活动了。然而，这一时期“党的组织扩大，完全只注意数量的发展，没有注意质量上的加强。党与阶级没有弄清楚，而只是拉夫式的吸收办法。这样将使党的组织破底(尽)，其结果必变成不能斗争的党。”并且，“加之党的历史很短，独立斗争很少(因为有红军可靠)，故机会主义的遗毒农民党的倾向，在边界各级党部中表现出特别可怕的色彩。指出过去一切党内的错误，洗刷党内机会主义的遗毒，改造各级党部，使之走上真正无产阶级领导的道路，是今后各级党部重要的责任。”[25](P186-188)有鉴于此，边界自1928年9月以后，“历行洗党”。所谓“洗党”，其实质就是整党，从组织上改造与建设党的队伍。井冈山时期的“洗党”活动，是我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整党运动。
如何“洗党”？《湘赣边界各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指出：①建立先进的组织：从支部改造起，肃清组织上和政策机会主义的领导；②选拔先进的成员：党员成分必须是先进的觉悟的踏实的勇敢的贫苦工农分子，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农，必须严格限制；③制定党的“铁的纪律”：“铁的纪律”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精神。只有实行“铁的纪律”，才能抑止党走向非无产阶级的道路，才能消灭机会主义分子和洗刷不斗争的腐化分子；只有实行“铁的纪律”，才能团结先进分子在党的周围，使党成为壁垒森严、步伐整齐的强健的战斗组织；只有实行“铁的纪律”，才能增加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
“洗党”的重点是江西的宁冈、永新两县。因此，“永新、宁冈两县的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26](P75)被清洗对象，不通知本人开会，在支部会上直接宣布其的问题并给予除名，没有洗刷的，重新登记，逐级上报。边界一万多党员被清洗的达4000余人。“洗党”后，党组织重新转入秘密状态。
经过“洗党”，妥善地洗刷了阶级异己分子和投机分子，同时，又使广大党员干部经受了锻炼。“洗党”后，党的各级组织与共产党员在斗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如乔林乡的共产党员，在艰苦的战斗环境中，英勇斗争，坚贞不屈，大部分牺牲了。由此可见，边界“历行洗党”运动，虽然党员人数有所减少，但党的组织却纯洁了，党的战斗力提高了。
(四)开办党团训练班，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
开办党团训练班，目的在于提高部队与地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1928年6月4日《中央给前敌委员会的信》中，就“关于党的组织问题”，要求“对于乡村的要注意干部的训练，要使每一个支部都能训练出10至20个干部成为党及群众的中心。”“在你们占领的区域要经常的开办党的训练班训练干部。”[27]6月19日湖南省委作出《给湘赣边特委及四军军委的工作决议案》，指出：“党的问题，在赤色政权下的各县，党的发展在农村中非常的快速(如永新、宁冈……)，但须注意：1、中坚分子的训练；2、成份---雇农、佃农及贫农。”[28](P137)开办党团训练，构成了这一时期边界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如何开展训练？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湘赣边界各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对此进行了明确的界定：“1、过去各地党之所以没有力量，就是因为党员没有训练，甚至入党式都没有过。现在每个党员都须加以党的基本理论的训练。2、特委组织教宣委员会，制定训练教材，计划每周训练工作。3、特委要办经常训练班，各县亦应尽量多办短期训练班，造成干部人材。4、各级党部的会议及实际工作当中，应极力提拔工农分子，训练工农分子及干部人材。5、目前基本训练工作应竭力铲除一般同志的机会主义思想和封建小资产阶级思想，确定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6、增高同志的文化程度政治教育，同时要做认字运动，以提高工农同志的‘写’‘看’能力。”[29](P193-194)
为办好训练班，边界特委制订了训练大纲，并聘请老党员给予训练辅导。同时，要求地方县委也相应举办短期训练班。训练的内容涉及到对党员进行政治教育、形势教育、阶级教育、党的性质和基本理论教育。对此，据当年担任遂川县县委书记，解放后成为江西省第一任省委书记的陈正人回忆，“1928年春我们就举办过党员训练班，那时办党员训练班，完全适应战争的环境，办短期的一二天或者三五天一期，规模也不大，每期参加人员有二三十人，每期讲一二个问题。办党员训练班完全由县委自己派人来进行教育。”“在党员训练班里，当时是讲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共产党是什么样的党。”“还讲破除迷信。”“还讲党的纪律，要求党员必须做到对党、对人民、对革命绝对忠实。”“也讲当时的形势。在1928年5月以后，办了党员训练班，还讲‘红旗到底打得多久’。”以及“讲党的方针、政策”等等[30](P32-33)。
为配合地方党委开办党团训练班，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在军队中开办了部队的党团员政治训练班，组织部队党团员进行系统学习。“湘赣边界特委党团训练班设在茨坪。训练班的负责人是一个老党员、知识分子。有100多名党员参加了训练，时间是三个月，训练内容：讲阶级斗争史、革命发展史，讲政治、群众工作，也讲军事，早晨还出操，军事训练搞些队列、队形变换。”[31](P459)
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等同志十分关心训练班的学员情况，经常抽空到训练班去看望学员们，并亲自给学员们讲课。党团训练班和政治训练班的开办，训练时间虽不长，却有效地提高了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素养。
四、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党建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继承与发展
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根据地开展党的建设是党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第一次。它较成功地探索了在艰苦的环境中如何建设党、巩固党与完善党。井冈山的党建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伟大理论品格。八十多年来的今天，重新审视与深度挖掘党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建党措施，对于当前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党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精髓。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一个丰富而庞大的体系。如何理解、把握并将其运用于现实，这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井冈山斗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部分中国共产党人从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由无产阶级优秀分子所组成的观点。列宁指出：“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32](P38)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在谈到党的主体成分时，同样指出：“党是工人阶级的部队。党首先应当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党应当把工人阶级的一切优秀分子，把他们的经验、他们的革命性、他们对无产阶级事业无限忠诚的精神都吸收起来。”[33](P74)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高度重视这一观点。将发展党员的视线重点放在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身上。1976年赖毅在《毛委员在连队建党》中，回忆在湖南酃县水口入党时，讲到：“在革命低潮的时候，在那些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经不起考验的动摇分子纷纷背叛革命、脱离党的时候，就在这漆黑的夜晚，在这古老的祠堂的阁楼上，毛委员亲自发展了我们这一批工农分子参加了中国共产党。”[34](P48)在根据地历经“八月失败”后，毛泽东和边界党在地方基层组织中进行了“洗党”活动。经过“洗党”活动后，“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35](P75)这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史上为第一次。
2.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党建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了重大发展。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建党，是在时常没有得到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指导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许多建党措施全靠实践探索，边实践、边完善。在革命的战争环境下，毛泽东深刻了解到红军和地方党组织、党员的思想问题，严重影响着党、军队的发展壮大。“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36](P77)鉴于这一情况，毛泽东和边界党采取多种措施给予纠正。“这种情形，经过长期的斗争锻炼和党内教育，逐渐减少了。”“在党内，加紧教育，务使两部分党员团结一致。”以及“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也就增加工人和贫农的成分。”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但还是没有来得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实质，直至红四军下井冈山后的1929年12月古田会议期间，才作了系统而深刻的阐发，最终形成了党的建党路线----思想建党的原则。思想建党的原则体现了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发展。“古田会议”是党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成功地解决了在农村进行长期战争的条件下，在农民为主要成分情况下，如何从加强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古田会议成为党的建设史的重要里程碑。邓小平说：“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37](P44)
3.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建党措施与主张体现了广大民众的基本要求，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中国化的开篇之作。井冈山斗争时期，党将马克思主义的“民权革命”思想与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民权革命”的进步思想结合在一起，首次在根据地内贯彻“民权革命”这一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的主张。并在红四军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根据与会代表提案的要求，郑重提出：“颁布民权革命的政纲”。指出：“中国革命还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阶段，这个革命的领导是无产阶级，其内容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完成中国民族之解放，对内推翻军阀完成土地革命，将封建剥削关系消灭，使中国被压迫群众得到民权自由。”[38]“民权革命”的主张具体落实到根据地则是要为边界军民解决经济问题、政治问题以及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此外，针对红军初创时期，军队与党的民主作风不够，军阀旧习依然浓厚的现象，党大力倡导党内、军内的民主风气。将科学管理与民主管理结合起来，积极探索民主治党、治军与局部民主理政的有效途经。特别是推进军队中的民权主义，大力改善军队官兵关系，在实践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之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39](P65)
[作者简介]周金堂，男，汉族，江西永新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党的建设。刘付春：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师。武汉大学07级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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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伟大的历程----回忆战争年代的毛主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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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副院长、教授、研究员；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讲师，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