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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户，原指房屋等的出入口，后引申为必经之地。1935年10月，党中央、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此时的陕甘苏区，虽有较好的稳固基础，但因面积狭小、人口稀少、土地贫瘠，部队给养困难，扩红扩军更是不易。特别是周边敌情严重，东有“晋军”，西有“马家军”，南有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北有井岳秀、高桂滋的“地方军”，对陕甘苏区呈四面包围之势，还有“追剿”尾随而来的“中央军”。面对如此艰难的处境，中共中央遂实行战略转变：“扩大与巩固陕甘苏区，准备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经“东征”“西征”，与张、杨达成停战协议，到国共合作一致抗日，陕甘边区终成中国革命之战略要地。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陕甘边区涌现出许多优秀人物，习仲勋就是杰出代表之一。这一时期，他两下关中守南门，奉调绥德把北门，为把守陕甘宁门户作出突出贡献，得党和人民的信任、赞誉，毛泽东1943年亲笔为他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后又称赞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周副主席”指示下关中
　　1935年，中央红军即将到陕北之际，习仲勋被党内“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构陷入狱，命悬一线，幸被党中央、毛泽东解救。这时，日本继侵占东三省后，又制造华北事变，中日民族矛盾急速上升。
　　习仲勋获救后，即进入中央党校学习。中央党校前身是1933年3月在江西瑞金创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经长征到达陕北，于1935年11月复校并改名为中共中央党校，12月开始招生。习仲勋进入第一期陕北干部训练班，主要学习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包括富农政策、土地政策、工商政策等，目的就是提高他们的政策水平，以指导实际工作。
　　令习仲勋激动的是，12月27日这一天，他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第一次见到景仰已久的毛泽东，聆听毛泽东所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习仲勋对这次见面刻骨铭心，他说：“我凝神谛听毛主席的报告，觉得他讲的完全合乎实际，路线完全正确。我感到迷雾顿散，信心倍增。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毛主席的讲话，心里高兴极了。”他还第一次见到心中仰慕的周恩来，他回忆说“：远远望见一个人，穿着一身红军的黑布棉军服，胸前飘着长长的胡子，两道浓黑的剑眉下面是炯炯两眼，那智慧的光芒好像可以洞察一切，令人肃然起敬。”
　　陕北高原的冬天，朔风凛冽，寒气刺骨。为巩固、扩大陕甘苏区，1936年1月中旬，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署命令，要求主力红军即刻出发，向东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的前进道路；同时，加紧向南进行巩固。在红军东征之时，习仲勋被派往陕甘苏区最南端的关中特区工作。
　　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成立后，重新划分陕北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陕北省、陕甘省、关中特区和神府特区四个行政区。关中特区下辖淳耀、赤水、永红、新正、新宁5县（当时苏区所设县），包含陕、甘接壤的旬邑、淳化、耀县、宜君、正宁、宁县所属的部分平原和广大山区。这里人口较为稠密，经济条件、文化教育和群众生活条件较好。因为地处西北苏区的最南端，连接以“八百里秦川”著称的大关中，离敌军西北大本营——西安仅100余华里，这里驻有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当时，关中特区被誉为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
　　鉴于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中央在设立关中特区的同时，将原陕甘边南区党委改为中共关中特委，由贾拓夫任书记。
　　习仲勋在赴关中前夕，日理万机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瓦窑堡住地专门约见他，对分派他去关中特区工作寄予厚望。周恩来亲切而又严肃地说：党派你去关中特区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任务是发动群众，扩大和巩固陕甘苏区，开展游击战，配合中央整个战略部署，威胁西安，迎接将要到来的抗日高潮。这是他第一次亲耳聆听周副主席的指示，以致多年以后谈起此事时仍激动不已，他回忆说：“第一次和恩来同志正式接触是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党派我去关中苏区担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恩来同志对敌情了如指掌，高瞻远瞩地制定战略部署，他那卓越的军事才能，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从瓦窑堡到关中苏区，路程虽不过六七百里，由于沿途多是国统区，习仲勋一行十余人穿过无数条封锁线，走羊肠小道，穿行在人烟稀少的梢林中。经多日艰难奔波，他们到达中共关中特委和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新正县（今甘肃正宁县）南邑村。他们的到来，加强了这个地区的领导力量。
　　此时，特委的中心工作，是向苏区传达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精神，学习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报告，以统一思想，认清形势，增强坚持武装斗争、巩固根据地、发展统一战线、迎接抗日战争新局面的信心。习仲勋到关中后，即根据当地实际和中央精神，纠正此前土地政策执行上的偏差，抓住争取中农支持这个重点问题。4月，关中遭敌“东北军”11个师的全面“围剿”，并遭到飞机轰炸。仅一个月时间，关中特区几乎全被侵占，县苏维埃政权全被摧毁。“这时，关中的革命运动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如何的善于退却，如何地保存积蓄革命力量，是当时关中党的严重任务。”关中特委根据中央指示，安排外来干部以及同群众关系不很密切的人员，立即分散撤退。据此，贾拓夫等领导遂率大部武装转移，关中特委撤销。另由习仲勋、唐洪澄、汪锋等组成关中工委，坚持关中游击战争。“在军事上划关中为两个作战区域，成立南北两路指挥部。”当时，关中特区苏维埃主席秦善秀等被敌人杀害，个别游击支队哗变投敌，由此可知，这里的斗争多么艰苦和残酷，由习仲勋任书记的关中工委，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坚持斗争。5月，中共中央来信，指令习仲勋回陕甘宁省委另行分配工作，由汪锋、张凤岐等另建关中临时特委，继续领导当地武装斗争和恢复党的组织。
　　随“彭总”西征曲子、环县
　　习仲勋奉调撤离关中，是因为东征红军回师陕北之时，蒋介石调集中央军、地方军、宁夏二马、东北军、晋军计154个团共25万余兵力，围攻陕甘苏区。党中央根据新的形势，决定红军进入甘、宁地区外线作战；要求陕甘宁省委派出大批干部随军西进，进入新解放区开展工作，以建立健全党的组织和革命政权，扩大和巩固根据地。
　　5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发布西征命令，组建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的西方野战军，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发动进攻，以打破敌军的围攻，“消灭宁夏二马，扩大苏区，打通和苏联间的国际路线，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争取团结东北军、西北军和一切抗日武装，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初夏的陇东高原，白天赤日炎炎，夜晚寒风阵阵。
　　28日，习仲勋随野战军向甘肃省东部的曲子、环县开进。对他来说，这是一次艰苦而有意义的行程。为了隐蔽迅速到达预定地区，部队多为昼伏夜行的强行军。他虽从小投身革命，长期领导地方游击战争，但随大兵团行军还是第一次，置身于主力部队中的喜悦和新鲜见闻冲刷着连续行军的劳累和困乏。
　　30日，习仲勋随部队到达陇东的元城地区待机，执行毛泽东占领曲子及其南北一线，“以不与东北军正式作战为原则，对马鸿宾则坚决打击之”的指示。6 月 1 日解放曲子，成立中共曲环工委，习仲勋任书记。他动员群众把石碾子和石磨盘集中在八珠塬，日夜不停碾米磨面，保证部队供给。4日攻占环县，部队继续挥师西进。他即由曲子镇赶赴洪德城，担任环县县委书记。
　　习仲勋担任县委书记后，在彭总派出的工作团的帮助下，迅速打开工作局面，完成组织的创建工作，成立县委组织、宣传、军事、工会、青年、妇女等部，建立6个区党委、39个乡支部。他亲自发展环县第一批党员，领导成立环县苏维埃政府。他还深入到南湫乡一带向农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罪行，发动农民，废除保甲制度，建立新政权，没收地主恶霸土地财产，分给劳苦大众。
　　环县地处甘、宁两省交界，社情复杂。当地有土匪、哥老会等几十股势力，人数达到数百人。这些反动势力与敌地方武装相互勾结，时常骚扰破坏新生政权的正常活动。面对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习仲勋以无畏的革命精神，组织和领导群众武装斗争。他还加强县委军事部、县政府保卫局的力量，设立警卫队，组建环县、洪德、胡家洞子3个区游击队，发展队员 40 多人，配备长短枪30余支。他还指导多数乡、村成立自卫军、赤卫队，遏制和打击反动势力，保卫人民政权。
　　密切联系群众是习仲勋的一贯作风。在环县洪德街上有一位药铺掌柜叫梁松山，为人忠厚正直，又喜好结交朋友。他很快与这位店掌柜建立友情，使其借行医卖药之便，为县委、县政府收集情报。据当时在环县县委妇女部工作的郝明珠回忆：那时由于大军西进，环县的形势异常严峻复杂。仅县委就被哥老会包围过好几次。有时我们白天在洪德城（县委驻地）工作，晚上就钻进梢林。当时可靠的还是群众。县委领导同志住的窑洞，群众常常自觉给站岗放哨。
　　习仲勋担任环县县委书记只有两个多月，但富有成效的工作，得到陕甘宁省委的充分肯定。7月20日，省委书记李富春在《陕甘宁苏区的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中表扬环县、庆阳等县工作。8月中旬，李富春找他谈话，宣布中央决定他回保安县（当时中共中央驻地）接受新的任务。此次工作变化，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习仲勋离开关中后仅几个月的时间，关中根据地丧失殆尽，急需一位熟悉情况的同志前去领导斗争；另一个是，中央认为对因错误肃反出狱的干部存在使用不公的问题。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李维汉后来在延安说：“那阵子我不了解情况，听他们的意见多了。特别是对仲勋同志不公道，派到那儿做县委书记。”他在晚年还回忆说：“由于‘左’倾错误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工作的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
　　“总负责人”叮嘱经营关中
　　习仲勋返回保安，中央即通知他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破格”安排反映中央领导对他的悉心培养，也表明中央已考虑让他担负更重要的工作。
　　9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保安城一孔土窑洞内召开，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主持会议，并作报告和会议总结，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出席会议。毛泽东一见习仲勋，便亲切地叫着名字，高兴地拉住他的手，连声称赞：“这么年轻，还是个娃娃嘛！”这是习仲勋第一次参加中央的会议，他的心情极为兴奋和激动。这次会议对其数十年的革命征途产生了重大影响。1978年12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的文章，详细记述这段难忘的经历。
　　习仲勋曾说自己一生为党中央先后两次把守南大门，第一次指的就是再下关中。这次下关中，张闻天特意约见习仲勋，宣布调他任关中特委书记的决定，叮嘱他“去先试一试，凡是民团团长都可以搞统一战线，包括保甲长、联保主任”。时隔四个月之后再下关中，他深感肩上的担子非常沉重。
　　如前所述，关中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楔入国统区的一个“囊形地带”。此刻的关中，已全部被敌占领，关中游击队只能分散秘密活动。肩负中央领导的嘱托，习仲勋一行十余人夜行昼宿，于10月初到达关中旬邑县境内的七界石。与留守的张凤岐取得联系后，习仲勋遂将关中工作分南线、北线，派张策到南线、张凤岐到北线开展工作。
　　这时，敌人改变进攻策略，开始以军事缓和、政治控制为主，不断加强保甲训练，对我党组织进行瓦解破坏。为应付这一特殊情况，10月中旬，习仲勋主持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决定以县为单位整理并扩大游击队，集中打仗，分散活动；争取进步、中间的民团、保甲，打击最反动的少数分子；整理各地党的工作；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在敌人后方开辟新苏区。在10天时间内，他们恢复了关中苏区，在淳耀、赤水、新正、新宁4县建立苏维埃政权，全部恢复党的工作。游击队发展到 14 支，队员近500人，并相继取得马塬、让牛村、郭家掌等战斗胜利，肃清大股土匪。以县为单位的红军、游击队向外出击，扩大和恢复苏区，争取民团、保甲自动交枪。1937年，八路军主力出征抗日前夕，关中特区选调500多名政治、军事素质过硬的干部战士，补充开往第一二○师。时任陕甘省委书记的李维汉曾这样评价：“在陕甘苏区，关中是最好的一块苏区。”
　　12 月，已是深冬季节，北风怒号，冰封大地。张、杨两位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犹如春雷响彻天际。为和平解决事变，彭德怀、任弼时率红军主力南下关中，给处于困境的关中苏区带来喜悦和信心。彭德怀约见关中特委的同志，传达注意友区友军的指示。习仲勋同特委同志一起分析形势，他说：“国内和平统一了，党的工作应该是：第一，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第二，整理内部组织；第三，扩大红军，加强整训；第四，大量发展党的组织。”
　　习仲勋模范按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积极推进与国民党方面的划界谈判，在淳化、旬邑等地设立红军募补处，与宁县、宜君等地民团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他还领导两次大规模的普选运动，采取“认人”投豆、念名字“烧香”点洞、设流动票箱等形式，使 民 众 参 选 率 达 到 70% 和80%，不少开明士绅参加政府，极大地调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
　　遵照中央“经营关中”的指示，习仲勋领导的大生产运动搞得如火如荼。以新正县为例。该县办起农场，成立消费生产合作社，建起纺织厂、运输队、商业部等单位或机构；开挖300多孔窑洞，改善办公条件，建起医院、被服厂、修械厂、仓库；成立关中剧团，出版发行《关中报》；发展初等小学，创办中等教育，帮助陕北公学、鲁迅师范迁驻关中，为苏区发展做了大量工作。
　　延安至关中，中间有一段狭窄的地带，人们形象比喻为“葫芦把”，关中被戏称“宝葫芦”。 对此地，国民党顽固派早就垂涎三尺，武装或非武装的破坏活动不断，使关中成为反磨擦斗争的风口浪尖。
　　顽固派从1938年冬开始制造事端，1939年制造“旬邑事件”，1940年制造“淳化事件”，一度发展到围攻驻守部队。面对敌人的磨擦行径，习仲勋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按照“敌人局部进攻，我则局部游击，敌全面进攻，我则全面游击”的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反摩擦斗争。他在向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关中分区反磨擦问题》报告中提出：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抗战；以政治进攻为主，做好自卫战争准备。他强调做好武装力量、财务准备、统一战线以扩大自己，动员自卫军和全体老百姓，活跃与巩固群众组织，构筑巩固必要的据点，分散保存粮食，加强锄奸保卫。1941年夏，他和文年生指挥部队在彬县的凤凰山一带与敌激战，将之驱赶回去，接着收复赤水县土桥镇和新正县部分地区。反摩擦斗争至此基本平息。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他向边区政府反映反磨擦斗争的报告达27份，计10万字之多。错综复杂、艰苦卓绝的斗争，考验和锻炼年轻的分区党委书记的革命意志、斗争艺术。
　　关中的6年时间，习仲勋始终走在群众中。群众碰到疑难时，就说：“找仲勋去。”1942年10月19日至翌年1月14日，他参加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高级干部会议，集中进行整风学习。1月8日，时任西北局党校校长的习仲勋以《关中党史简述》为题作系统发言，深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他的发言得到毛泽东的赞赏。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他已经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1月14日的闭幕会上，毛泽东给领导经济建设成绩卓著的22人题词褒奖，给习仲勋的题词是：“党的利益在第一位。”这给他莫大的鼓舞，他说：“这个题词，我长期带在身上，成了鼓励我努力改造世界观的一面镜子。”
　　“毛主席”点将把守北门
　　1943年农历年刚过，延安到处洋溢着春天的气息。一个春光明媚的午后，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里，会见即将去绥德赴任的习仲勋，鼓励他说：绥德是边区最大的一个分区，政治情况比较复杂。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没有那么敏感了，到新的地方去也是锻炼嘛！亲切的话语给他莫大的鼓励。
　　绥德，古时陕、蒙、甘、宁之交通要道，享有“天下名州”、陕北“旱码头”之美誉，商贾云集、经济发达，人口52万，面积约占陕甘宁边区的三分之一。由于国民党长期的反动宣传，许多群众对共产党认识模糊，党中央、毛泽东调他把守北大门，可谓用意深远。
　　2月中旬，移交完西北党校工作后，习仲勋即刻动身到绥德赴任地委书记兼警备司令部政委。到绥德后，他深入实际走访调查、座谈讨论，很快了解情况，尤其是对抗战以来复杂的政治状况与斗争形势，做到心中有数。他强调，要扩大党的宣传，用党的宗旨、方针、政策宣传和教育干部群众，做到整风、生产两不误。针对外来干部、当地干部和留用的旧职员并存等情况，他提出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对旧职员，要着眼于他们的积极因素，做好教育转化，使之更好地为人民政权服务。他的意见，很有见地，符合实际，有利于凝聚人心、团结各方，极大地调动军民的抗日热情。
　　延安整风的“抢救失足者”运动，波及边区的每一个角落。受此影响，绥德师范、米脂中学等单位的整风审干演变成一场肃反运动。一时间“假坦白”成风，就连十一二岁的学生也“坦白”自己是“小特务”，绝大多数师生被审查、被怀疑。习仲勋敏锐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利用讲话、座谈等形式反复提醒大家一定要说真话，对党要忠实坦白，强调谁要是乱说，比特务的罪还重。他向西北局和党中央如实反映情况，表达自己的担忧，建议制止“逼供信”，纠正“左”的偏向。他冒着风险反复告诫大家说：“我们常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
　　当中央决定甄别纠偏时，他亲自找师生代表谈话，并组织学生家长及干部群众参加的三千人大会，宣传共产党“决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防奸政策。他还把家长请进校园和孩子住几天，以亲眼看到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从而更加相信共产党的政策。在甄别、纠偏过程中，他保护大批外来干部，为所有受冤屈的同志进行复查和平反，并主动开展自我批评，向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同志赔礼道歉，代表地委承担责任，妥善解决运动遗留的各种问题。
　　发展生产、搞好经济是经营绥德的中心工作。1943年4月中旬，他带队到绥德以西的郝家桥村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蹲点调查，发现并树立劳动英雄刘玉厚这一典型，并在全区开展“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活动，要求各地搞好农村的精耕细作、变工互助，合理安排农业生产。5月1 8日，《解放日报》专题报道刘玉厚先进事迹。在典型经验的引导下，绥德分区掀起大生产运动的高潮。至当年年底，分区粮食生产取得较好收成，基本解决吃饭问题，部队粮食供应也达到全部自给。他号召绥德地委和专员公署机关干部厉行节约、勤俭办事，走出机关，参加生产劳动，帮助农民克服困难。他还亲自制定自己的生产节约计划：同勤务员合作种棉花、白菜；每天捻一小时毛线；办公用品节约三分之二；一年内的棉衣、单衣、单鞋、棉鞋、被褥等，不要公家补充；冬天睡冷床，只烧炉子不烧炕，提早停火半个月；注意身体健康，争取不用公家医药费。
　　针对落后的文化教育，习仲勋领导一场教育革新。他提出文化教育要为全区人民群众服务，要坚持与劳动结合、与社会结合、与政府结合、与家庭结合的办学方向。毛泽东赞赏道：教育上的问题不少，怎样解决，绥德现在提出了几个结合，是不错的，这是个方向问题。为解决群众文化水平偏低问题，他提倡因地制宜大办冬学。仅1943年，全区办起冬学905所，参加人数达70715人。到1944年秋，绥德分区建完全小学260所，进校学生11400多人；开办民校22个。同时，夜校、训练班等全面铺开，读书会、黑板报、漫画、秧歌队、讲演会、说书、快板等教育形式和教育活动如火如荼。绥德分区文工团也组建了，其宗旨是为抗日和人民群众服务。1944年3月11日，《解放日报》曾以《绥德国民教育大革新》为题对绥德办学情况作全面报道。
　　绥德是“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模范试验区。作为地委书记，他注意和党外人士交朋友，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主动邀请他们建言献策。他和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参议长安文钦（绥德县），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米脂县），边区参议员刘杰三（绥德县）、刘绍庭（绥德县）、姬伯雄（米脂县）等人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1943年6月，他在绥德会见赴重庆开会的国民党爱国将领邓宝珊将军，与他倾心交谈，由此结下深厚的友谊。由于绥德地处交通要冲，当时从各抗日根据地去延安的许多党内同志也常途经此地。任弼时曾赞誉说：“凡路过绥德的同志都说，习仲勋同志是一位好的地委书记。”
　　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党的七大上，习仲勋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7月，他参加西北党史座谈会。会议期间，毛泽东亲自点将任命他为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政委，张宗逊为司令员。
　　爷台山是陕甘宁边区南面的屏障。1945年7月，胡宗南调9个师分4路进占爷台山地域。面对敌军的公然进犯，毛泽东要求西北局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全力组织打退敌之进攻。
　　习仲勋星夜兼程赶赴前线，经实地勘察地形和分析敌我态势之后，他与张宗逊决心趁顽军立足未稳之际，集中优势兵力，全歼守敌，以挫敌侵犯的阴谋。他在战前政治动员会上指出，顽固派经常以“打野外”“抓逃兵”之名制造摩擦，这次侵占爷台山周围41个村庄，其目的在于夺取我关中地区，挑起新的内战，必须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坚决做到一不放跑一个敌人，二不越过防线一步。同时，他与关中地委商定拥军支前方案，发出指示，提出“部队需要什么就给什么，需要多少就送多少”口号，动员民兵踊跃参军参战，组织群众支援前线。8月8日23时，总攻开始，我作战部队猛烈进攻，守敌顽强抵抗。为迅速结束战斗，9日凌晨，张宗逊、习仲勋命令三五八旅投入战斗，集中火力压制敌人。10时，三五八旅八团二营六连冲进敌碉堡外壕，展开手榴弹对攻和拼刺刀，反复冲杀，激烈异常。14时，全歼主峰守敌。10日，战斗结束，收复爷台山周围全部失地，歼敌5个连和1个营部。直插主峰的六连被誉为“硬骨头六连”。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高度评价：“不久以前，国民党调了六个师来打我们关中分区，有三个师打进来了，占领了宽一百里、长二十里的地方。我们也照他的办法，把在这宽一百里、长二十里地面上的国民党军队，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这一战，极大地鼓舞边区军民保卫胜利果实的信心。对习仲勋来说，这一战只是他驰骋战场的序曲。
　　“主持西北”统兵保边区
　　硝烟尚未散去，一身征尘的习仲勋又走向新的领导岗位，被党中央任命为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45年10月，经毛泽东提议，中央任命他为西北局书记。毛泽东向党内同志介绍他时说：“要选择一位年轻的同志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此前，对于习仲勋的安排，毛泽东曾有过几种考虑：一是与王震率部南下，二是和高岗去东北，再就是同陈毅去华东。毛泽东最后告诉习仲勋说：“我考虑再三，你还是应该留在陕北，首先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是当务之急。”
　　这一年，习仲勋32 岁，是中共中央各大分局中最年轻的书记。之前的9月，他已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政委，直接肩负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任。
　　1946年初夏，《双十协定》签署不久，国民党军以30万重兵对中原解放区发起大规模进攻。毛泽东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就接受王震部中原突围后返回边区，以及打击胡宗南部进犯边区等问题，在王家坪住地约谈习仲勋，当面征询他的意见，又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接连给习仲勋亲笔致信9封，就王震部北返行动作出周密部署。
　　7月26日，毛泽东致信说，“请考虑派一二个大员去帮助李、王两部，如汪锋及其他适当之人”。 此前6月，习仲勋已派西北局统战部民运科长刘庚前往陕南迎接，8月10日又派汪锋前往商洛主持鄂豫陕工作。也在这一天，毛泽东两次致信习仲勋。第一封信说：“请考虑派出几支游击队（武工队性质），策应李先念、王震创造游击根据地，以利将来之发展。”第二封信提出：“十七军八十四师开陕南佛坪堵击我王震部。八十四师内是否有同志及同情者，情况如何，请查明见告为盼！”11日，习仲勋致电陇东地委书记李合邦和警三旅旅长黄罗斌等，令派出武装向陇南活动，创造游击区，做好接应准备，派若干武工队向海原、固原、静宁、庄浪一带活动，并严令不得泄密。同时，抽调警一旅两个加强连组成西府游击支队，由赵伯经带领开赴麟游山区，牵制胡宗南部，减轻三五九旅压力。
　　8月19日，毛泽东致信，要求“准备三个强的团”“，即速出动于边境附近，待命策应为要”。晚10时，习仲勋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理司令员王世泰电令新四旅全部和警三旅七团两日内做好战斗准备，待命行动。
　　20日夜10时，习、王发布命令，组织南线出击。22日夜，毛泽东提笔致信，询问长武、平凉、静宁、正宁、宁县、固原等地敌情。23日，南线出击开始，三五九旅绕道陇县，向北疾驰。习仲勋即将出击战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当日复函：“来示悉，布置甚好，已告王震。”29日，三五九旅与警三旅会合。当日，毛泽东以喜悦的心情致信：“王震部主力已到边区，即在陇东休整，请令陇东党政军予以欢迎及帮助。”当三五九旅回到庆阳休整之时，习仲勋仍密切注视尾追其后的国民党军，及时调整兵力部署，保卫边区。9月1日，毛泽东致信：“胡宗南似有向陇东进攻之计划，我们如何应付，请加筹划，并见告。”2日，在收到习仲勋关于敌我形势和作战方案的报告后，毛泽东再次致信：“来信收到。即照所定方针去做。作战时，注意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敌一部，如来信所说，集中六至七个团，歼敌一个团。”习仲勋、王世泰等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作出部署，奋起反击，胜利接应三五九旅返回边区。
　　1946年的夏天，内战的空气日渐升温。国民党军调整军事部署，尤其是加强横山到榆林一线的驻军，图谋南北夹击边区。为粉碎敌之阴谋，中央军委决定，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发动榆横战役，以打击袭扰之敌，及时策动和直接领导横山起义，打乱敌军战略部署，解放无定河以南地区，保证边区北线的安全。
　　6月份，毛泽东特别召见习仲勋，听取他关于边区备战情况。当习仲勋提出策动驻横山波罗堡的胡景铎所属部队起义的设想，毛泽东十分重视，当即指示要抓住这个时机，解放榆横地区，扩大回旋余地。毛泽东最后叮嘱说，保卫延安、保卫边区，必须加强统战工作，争取榆林地区国民党部队起义，以扩大保卫延安战争的战场。
　　习仲勋和胡景铎以及胡景翼之子胡希仲是中学同班同学，一直都有联系。为争取胡景铎起义，他特将与胡景铎和胡希仲是同乡、同学关系的师源，由关中分区调任绥德地委统战部副部长，专门从事对胡部的统战工作。师源先后两次与胡景铎接谈，转达习仲勋的起义意见，并抽调30多名骨干秘密进入胡部工作。同时，又派出延属分区专员曹力如、绥德地委副书记刘文蔚赴榆林与胡希仲会面，了解掌握国民党军上层人士情况。不久，根据胡景铎的请求，由习仲勋由习仲勋介绍，中共中央特别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北局批准胡部张亚雄、许秀岐等人为中共党员。同时，从延属分区、绥德分区抽调40余名党政军干部，进入驻波罗堡、石湾等地的国民党陕北保安团队，秘密进行组织宣传工作，为胡景铎率部起义奠定政治保证和组织基础。
　　8月，习仲勋、王世泰等研究北线战役作战方案，成立北线作战指挥部，王世泰任总指挥，张仲良任政治委员，以接应起义部队。8月28日，习仲勋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提高警惕，保卫边区》。月底，毛泽东召见习仲勋、王世泰谈话，强调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战术原则。
　　9月中旬，习仲勋派出西北局统战部处长范明携带他的亲笔信，赴波罗堡与胡景铎面商起义。范明返回延安后，向习仲勋汇报起义准备情况。习仲勋立即同王世泰、范明一起前往枣园向毛泽东作汇报。
　　10 月 13 日凌晨，北线战役打响。一面鲜艳的红旗从波罗堡城头冉冉升起，胡景铎率领保安九团5个大队宣布起义。驻石湾、高镇的保安九团其他大队也先后起义。16日，胡景铎致信驻横山的国民党第二十二军独立骑兵团起义。24日，北线部队攻克响水堡，北线战役胜利结束。横山起义，使5000将士走向革命的光明大道，解放无定河以南30多个城镇、5000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为日后转战陕北赢得回旋余地。毛泽东在接见起义官兵时，风趣地说：“景铎同志，你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下邓宝珊的船，上习仲勋的船，你选择的这个道路是正确的。”
　　闪击延安的计划搁浅后，胡宗南集结16万兵力，意图夺取囊形地带的关中，直攻延安。习仲勋号召全体军民行动起来，保卫延安，保卫边区，保卫毛主席。他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其他首长一道率部杀敌，掩护关中分区机关于 1947 年 2 月 19日撤至马栏镇。在两个多月的争夺战中，边区部队先后进行旬邑、金池、龙高、黄甫、白子头、方里镇等攻坚战，取得诱敌歼于梁王地区的胜利，歼敌1613人，其中俘1225人，起义73人。
　　战事紧张时，习仲勋再挑重担。1947年2月，中央军委组建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习仲勋任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司令员。2月24日，张宗逊、习仲勋接中央军委反击胡宗南部进攻的指示，加紧对敌情侦察和战斗部署。25日，习仲勋召集关中党政军负责同志开会，对坚持游击战争以及配合主力作战作出布置。同日，敌胡宗南部第七十六师师长廖昂及第一四四旅旅部、第四三〇团向陇东肖金镇前进，第二十四旅于25日向宁县前进。张、习则令独一旅于27日集结古城川，第三五八旅28日集结于盘克附近，并将情况电告中央军委，判明敌第七十六师有向我陇东进攻之企图，决心歼灭之。
　　中央军委认为，胡宗南部兵进陇东，是其大举进攻延安的前奏，彭德怀称此役为延安保卫战序战。毛泽东特别指示，集中全力歼灭其一个旅。张、习决定，以教导旅和警备第三旅七团及延属分区独立团组成防御兵团，在延安以南东起临真、金盆湾，西到牛武、茶坊地带，设阵地防御，保障延安的安全；以警备第一旅坚持收复关中分区斗争；张、习率野司及第一纵队和新编第四旅、警备第三旅（缺七、八团）继续西进，进行陇东作战一次。张、习率部进击陇东后，胡宗南认为其调动我边区主力部队的企图已经实现，遂命侵入陇东的整编第七十六师经宁县开至黄陵附近集结，以增加进攻延安的兵力。
　　3月2日，敌第四十八旅旅长何奇率部进占合水老城，决定经西华池南下宁县。中央军委电示张、习：望乘敌南撤中集中全力歼灭其一个旅，即可推迟敌进攻延安计划。4日凌晨三时，我第三五八旅第八团、第七一五团和新编第四旅第十六团向西华池守敌发起冲击，迅速突入西华池镇内，并且在敌有飞机和炮火配合支援连续反冲击的情况下，仍坚守阵地，战斗打得十分艰苦，歼敌1500余人。第二天，中央军委复电张、习，肯定“西华池战斗给了四十八旅以严重打击，何奇毙命”。
　　彭德怀总结这次战斗时说：这是敌人大举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侦察作战。打了这一仗，把敌人的底摸一摸，这对今后作战大有好处。也算是实战演习嘛！这一席话，对习仲勋和其他同志鼓舞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