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始发
在20世纪20、30年代之交的赣南、闽西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群众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创建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都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学术界比较关注中央苏区的文化建设，展开了比较广泛的研究。文献资料的收集与梳理方面，主要有 《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中央苏区戏剧集》、《中央苏区革命歌谣选集》、《老解放区教育资料》等。宏观方面，主要研究中央苏区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内涵、特征、成就、经验，及其与新民主主义文化、区域文化、毛泽东思想之关系等，代表作有《中央苏区文化建设史》（汤家庆，1996）、《文化建设与苏区文化传统》（叶春，1999）、《中央苏区文化教育史》（王予霞，1999）、《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以中央苏区为例》（龚大明，2005）。微观方面，涵盖了对中央苏区的教育、宣传、新闻、出版、文学、戏剧、音乐、歌谣、体育、卫生防疫、苏区精神等问题的专题研究，以及对苏区文化与苏区社会变迁关系的分析，主要论著有《中央苏区宣传文化建设》（刘云，2009）、《中央苏区教育史》（李国 强，2001）、《中央苏区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史》（严帆，2009）、《中央苏区美术史》（林道福，1999）、《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何友良，1996）。从总体上看，这些研究成果全方位、多层次，从微观到宏观，详细考察与分析了中央苏区文化。
但是，“中央苏区文化缘何而来？它在整个中共文化建设史上居于什么位置？它对于当下中国的先进文化建设有什么借鉴意义？这些都是需要回答而没有很好解答的根本问题。显然，只有强化对于中央苏区文化建设整体意义上的研究，才能真正拓展研究深度。”[1]本文拟从文化精神的角度对中央苏区文化作一番新的历史审视，重点考察它对五四文化精神的创造性实践情况，进而分析它的建设性、先进性与创新性特征，深入挖掘其现实意义。该研究不仅拓宽了五四文化的研究范围，更大大加深了对于中央苏区文化历史渊源的认识，凸显了中央苏区文化的创造性与建设性。这对于传统的拘泥于分析中央苏区文化的革命性、阶级性的观点而言，具有较强的创新意义。
一、五四文化精神的内涵
新文化运动又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般认为，它始于1915年，结束于1923年，并以五四运动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以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倡导文学革命为主要内容，后期以竞相传播西方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追逐目标为主要特色。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人文化自觉的鲜明标志，“为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规约了基本的精神方向，五四新文化精神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化传统的核心。”[2]什么是“五四文化精神”呢？本文以为以下几个方面是必须把握的根本点。
1．追求民主与科学的精神。1915年9月、1919 年初，作为新文化运动最主要领导人的陈独秀先后发表了《敬告青年》、《〈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两篇振聋发聩的宣言，鲜明地举起并坚决捍卫了民主与科学的时代旗帜。他指出，科学与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3]9“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害，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3]242-243自此，“中国人开始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民主与科学也从此才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促进思想解放、社会变革的有力武器”。[4]五四运动以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形成了新的民主观与科学观。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批评西方式民主政治制度，转而把争取民主与实现社会主义联系甚至等同起来，“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3]373同时，通过参与科玄论战，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捍卫了科学的价值观，并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完全真理”，“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5]
2．倡导文学革命的精神。包括倡导白话文与文学革命两个方面。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揭开了倡导白话文的序幕。1918年1月，《新青年》开始发表白话文，此后迅速涌现出《每周评论》、《新潮》、《国民公报》、《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一大批白话刊物。1920年12月，北京政府教育部要求国民学校一二年级的国文，从当年秋季起，一律改用国语即白话文，这标志着白话文“正宗”地位的确立。与此同时，1917年2月，陈独秀发表 《文学革命论》，高举“文学革命军”大旗，倡导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等“三大主义”。自1919年起，新诗、新小说、新散文的创作，旧剧的改革已是无可阻挡，越来越受到读者的青睐，新式的文学团体不断涌起，影响日益扩大。五四运动之后，激进知识分子进一步把文学革命的航船拉向了革命文学的彼岸。他们开始以“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作为自己的战斗口号，把文学创作与社会改造联系起来，赞同直接的政治行动，强调文学要反映和宣传革命活动，要从大众文化中吸取文化资源，文学革命开始向革命文学的方向挺进。
3．启蒙大众与改造社会相结合的精神。新文化运动自始即肩负着启蒙大众与社会改造的双重使命，以五四运动为界，前期侧重于启蒙，后期侧重于改造。五四运动以前，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大都宣称不过问政治，要潜心启蒙工作，但是他们的“潜心”并不纯粹，而是基于“从根本上变革中国政治必先根本改造文化”的认识而作出的策略选择，这可谓是更深层次的社会改造工作。五四运动之后，李大钊主张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并开始全身心地投入社会改造工作。胡适反对“根本解决”，强调“点滴改良”，实际上更加注重现实社会问题的具体解决。但是，他们都没有放弃“启蒙大众”的使命，诸如邀请杜威与罗素来华巡回讲演、通过“平民教育讲演团”等团体面向农村与广大不识字群众开展通俗性讲座、开办“遍于全国”[6]的免费平民夜校等。总之，启蒙大众与改造社会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精神，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启蒙与改造相互渗透的趋势加速进行。
二、中央苏区文化建设对五四文化精神的创造性实践
中央苏区时期，叱咤在五四文化战场上的秀才们来到赣南、闽西，他们没有改变投身新文化运动的初衷，而是带着改造中国必须建设新文化的坚定信念，鲜明地提出了建设“苏维埃文化”的新目标，并以各级苏维埃政权为依托，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活动，把追求民主与科学、文学革命、启蒙大众与改造社会等精神深深地植入到了这块缺乏先进文化基因的“文化荒原”，以“血与火”的方式初步实现了对于五四文化精神的创造性实践。
（一）以苏维埃政权建设为核心构建新型民主
1．建设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凡上述苏维埃公民在十六岁以上皆有苏维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接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地方的政治事务。”[7]中央苏区通过不断完善苏维埃政权建设，大力推进新型民主的制度化建设，实现了苏区大多数群众广泛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民主权利。
2．健全苏维埃政权的组织形式。尽管始终笼罩在反“围剿”战争的紧张环境之下，各级苏维埃政府依然充分细致地做着一系列繁琐的选举组织工作，如宣传发动，登记选民、公布选民名单、召开选民大会，科学划定“成分比例”，注意“妇女当选”，划分选举单位，便利民众参加选举等，这就保证了工农阶级选举权利的充分实现。此外，还通过建立健全市乡代表会议制度、代表与居民固定联系制度、代表主任制度，特别是实行小区域的行政管理，把从省至乡各级苏维埃的管辖界都改小，“使苏维埃密切接近于民众，使苏维埃因管辖地方不大得以周知民众的要求，使民众的意见迅速反映到苏维埃来，迅速得到讨论与解决”。[8]311
3．建立多层次的严密监督体制。按照有关规定，选民对不称职的代表和工作人员，随时可以提出质询，只要选民10 人以上提议，经半数以上选民同意，即可撤销犯有严重错误代表的资格或通过代表会议予以开除。各级政府内设有工农检查部和工农控告局，群众可以随时告发苏维埃工作人员存在的不良作风和现象，并受到法律保护。苏区报刊大多辟有 《铁锤》、《警钟》、《轻骑队》等舆论监督专栏，专门揭露批评苏维埃工作人员的不良作风。同时，还大力倡导“群众化、实际化”的民主工作作风，开辟了监督干部的特殊制度途径。比如，各级乡苏维埃实行了“常委会制度”、“值日代表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制度”等，村负责人“值日代表”直接从群众中选举产生，乡村干部都不拿薪，不脱产，与群众打成一片。
（二）普及科学知识与培养科学精神
1．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广大工农群众。所谓“共产主义精神”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它被看作是科学理论，并在苏维埃文化建设的总方针中起着灵魂的作用。中央苏区的各级组织机构所制定与颁布的关于宣传、文化与教育的政策文件，以及它们领导开展的文化活动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精神。为了提高广大军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中央苏区设法坚持翻印出版、推广销售马克思主义著作，成立了遍布苏区各个角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总会与各级分会，推动俱乐部、列宁室成立政治研究会、组织讲演会、设问答簿等，普及政治常识，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与普及化。
2．多渠道传播科学知识。科学知识教育在中央苏区的文化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按中央教育部的大纲规定，初级列宁小学每周上课时间为18课时，其中国语（含自然）6课时，考试科目为常识；高级列宁小学每周上课时间24-26课时，其中科学常识2-3课时，考试科目为自然科学问题。军事学校、农业技校、卫生学校以及其他职业技术学校均有专门的技术教育课程。此外，俱乐部与列宁室作为中央苏区渗透性最强、参加人数最多的群众团体，也被赋予了传播科学知识的功能，从而为科学知识普及到社会的最基层提供了保证。《俱乐部纲要》要求，必须有意识地开展“提倡卫生及一切科学思想”游艺活动，“可以把演讲股分为政治演讲、科学演讲，或者经常组织政治研究会，各种科学研究会。”讲演必须用“最通俗的日常谈话的语句”，深入“文化水平较低的群众之中”。[9]
3．普及卫生常识，开展卫生防疫运动。苏区政府通过小学、夜校、识字班、俱乐部、报刊等渠道，充分利用集会表演、张贴标语、诗歌画刊等多种形式，讲解疾病发生的原因，教给群众简便易行的卫生方法措施，普及卫生知识。同时，通过构建覆盖整个中央苏区的卫生防疫体系，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卫生防疫运动。1933年2月，《红色中华》发表社论《加紧防疫卫生运动》，鼓动苏区军民积极投身卫生防疫运动，“不管小孩子、老年人都吸收来参加”，“每一个工农群众，都能随时随地注意到卫生和清洁，注意到自己，同时督促别人”。[10]3 月，《卫生运动纲要》 颁布施行，明确要求从城市、乡村、机关到部队都要成立卫生运动委员会和卫生小组等领导机构，负责动员本单位全体成员参加卫生运动。中央苏区卫生防疫运动的序幕由此拉开。
4．树立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中央苏区地处赣、闽、粤三省交界的崇山峻岭之中，交通闭塞，与外界来往甚少，宗教迷信几乎成了当地人民精神生活的主宰。为了培养科学精神与文明的生活方式，苏维埃政府开展了扫除宗教迷信的运动，着力灌输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动员群众自动起来不烧香、不敬菩萨及废除神像、匾额、祖牌、家谱等，禁止见愿打醮，勒令和尚、道士、尼姑以及看相算命等人改换职业，明令禁止赌博、嫖娼、抽鸦片、缠足、束胸、穿耳等有害身心健康的习俗，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引导民众建立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这场反宗教迷信运动，极大地促进了苏区民风习俗等社会意识的流变。
（三）大力建设革命文艺
1．充分贯彻文艺宣传或文艺服务于政治的方针。1929 年，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率先把文艺工作纳入军队政治宣传工作的范畴。他指出，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必须提高宣传技巧与方法，集中全军绘画人才，充实军政治部宣传科的艺术股，出版画报；宣传队要设化装宣传股、口头宣传股及文字宣传股，组织化装宣传，研究并指挥口头及文字的宣传技术；充实士兵俱乐部的工作，把红军士兵中开展的文娱活动作为政治训练的方法之一；艺术地编制士兵教育的课本，用革命故事、歌谣、图画等作为教材，提倡打花鼓、演剧、游戏、出壁报等活动。此后，文艺工作逐渐融合为部队政治工作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紧跟着工作任务或战斗任务而来的，就有文艺活动的协同动作，战前有文艺动员，战后有祝捷晚会，平时有文艺活动，做战俘工作有文艺工作配合。在军队文艺工作的带动下，整个中央苏区的文艺宣传活动诸如歌谣运动、戏剧运动蓬勃发展起来。
2．确立工农兵的文艺主体地位。工农兵形象在歌谣、戏剧、文学、漫画等苏区艺术形式中占了绝对的地位，并且大都以勤劳、勇敢、智慧、革命的正面形象出现。这完全颠覆了传统文艺只见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完全无视下层群众，即使有也只是强盗乱民之类的偏见。同时，遍布苏区的宣传队、剧团、俱乐部、列宁室，把苏区工农兵高度地组织起来，广泛参与文艺创作。他们自己演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整个苏区简直是一片歌的海洋，舞的世界，工农兵的艺术殿堂。
3．大力推进文艺的大众化、通俗化。苏区文艺大量采用“旧瓶装新酒”的方法，运用民间艺术形式的“旧瓶”，装反映革命生活，抒发革命思想感情的“新酒”。以兴国山歌为例，这种在江西古老而又传唱不衰的民歌形式，被赋予大量的革命内容，成为苏区“一人唱过十人传”的最普及的文艺武器。同时，鉴于广大群众文化水平不高，绝大多数工农群众不识字的现实，中央苏区特别强调文艺的通俗化，采用美术手段，创办了《红星画报》、《瞄准画报》、《猛进画报》、《春耕运动画报》、《选举运动画报》等大量画报。这些画报群众一看就明白，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成效。
（四） 开展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
1．推进教育公平，促进妇女思想启蒙。教育的不平等是妇女解放的障碍，文化素质直接决定着妇女的解放程度。为解决妇女读书难问题，苏维埃政府在乡村办起了夜校、识字班，使大部分妇女都能有机会进夜校学习文化，这极大地唤起了广大农村妇女的学习热情。以兴国为例，1934年兴国夜校学生15740人中，男子4988人，占31%，女子10752 人，占69%，兴国县识字组组员22519人中，男子9000人，占 40%，女子 13519人，占60%。[8]330显然，“苏维埃政府的文化教育帮助很多妇女摘掉了文盲帽子，科学文化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这使她们终身受益。这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是空前的，谱写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最壮丽的篇章。”[11]
2．保障妇女经济平等的权利。中央苏区贯彻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土地”的土地分配原则，中国妇女第一次真正取得了与男子平等享有土地的权利，从而奠定了解放妇女的坚实基石。在寻乌，“百分之八十的地方，通通按照人口数目，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劳动能力有无大小，以人口除以地的总数去分配。”甚至“娼妓大多数都是分了田的”[12]苏维埃政府还通过法律法规，以“倾斜政策”的形式切实维护男女平等。1931年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公布的婚姻条例明确规定，“女子刚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她们的身体许多受了很大的损害（如缠足），尚未恢复，她们的经济尚未完全独立，所以关于离婚问题，应偏于保护女子，而把因离婚而起的义务和责任，多交给男子负担。”[13]331934 年颁布的《婚姻法》 进一步规定：离婚后，女子如果移居到别的乡村得依照新居乡村土地分配分得土地。如新居乡村已无土地可分，则女子仍领有原有的土地，其处置办法或出租或出卖或与别人交换，由女子自己决定；离婚后，男女同居时所负的共同债务，由男子负责清偿；离婚后，女子如未再行结婚并缺乏劳动力或没有固定职业而不能维持生活者，男子须帮助女子耕种土地或维持生活。[14]
3．健全妇女工作领导机构，实现妇女权益的制度化。中央苏区时期，普遍建立了区以上直至中央苏维埃政府的各级“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目的是“使劳动妇女能切实地享受苏维埃政府对于妇女权利之保障，实际取得与男子享受同等的权力，消灭封建旧礼教对于妇女的束缚，使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的解放。”[13]55同时，还根植于苏区社会最基层，建立了“女工农妇代表会”，在10-20个妇女中即可选举一名代表，组织主席团和代表会议，村一级代表会每7天开一次会议，讨论、决议有关妇女事宜，成为党和苏维埃政府紧密联系广大妇女的纽带。机构的建立健全，从制度上确保了妇女各项权益的实现。以参政权为例，制度的保障，激起了妇女高昂的参政热情。据毛泽东调查，1932 年的民主选举，上才溪53个代表，女的16个占30%，下才溪23个代表中，女的21个占91%。到1933年，上、下才溪乡的妇女代表差不多都各占60%。
三、中央苏区文化建设的特征
1．充分的建设性
从大的历史角度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发展演进从“外在冲击”到“内在转化”的转折点，它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理论由“破”到“立”的历史分界线，中央苏区文化建设则是对五四文化精神的开拓性实践，实现了“从追寻新文化到建设苏维埃文化、从民主观的改造到新型民主的构建、从捍卫科学的价值观到培养科学精神与普及科学知识、从文学革命到建设革命文学、从倡导妇女解放到解放妇女”的创造性实践。从具体情况看，尽管遭到严密封锁与残酷“围剿”，中央苏区的文化建设却始终受到高度重视。在经费十分拮据而不得不裁撤合并机构的情况下，各级苏维埃政府的文化委员会或文化部并未裁撤合并，并明确规定不得任意调动从事文化教育的工作人员。1932年，福建“省苏”向中央的报告中因忽视了文化建设的内容而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广大文化工作者都以极其认真的态度从事着每一项文化建设工作，虽然扫盲、科学普及、卫生、文艺大众化、妇女解放等工作都不是中央苏区的首倡，但它取得的成绩却是最显著的。比如说教育，中央苏区的物质条件极其困难，中央领导人甚至每天都只能吃两顿稀饭，但是中央文件却明确规定要确保小学教师的待遇与小学教材的印刷。到 1933 年底，中央苏区基本上实现了区区有高级小学，乡乡有初级小学的可喜局面。江西、福建、粤赣三省苏区有列宁小学 3052 所，学生8.97万余人，入学率达61%。而在国民党统治区内，1930 年全国接受小学教育的儿童只占学龄儿童总数的 22%，在江西小学入学儿童不到 9%，号称最发达的江苏省也只有13%。[15]
现代文化建设既需要理论探索，又需要实践建构，在封闭落后的农村环境条件下，推进沿袭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更多的应该是实实在在的“做”。尽管中央苏区的文化理论并不高深动听，但是它却实质性地推进了先进文化建设，这就是它的重要贡献与现实意义。过去由于把中央苏区文化简单地定性为革命文化，虽然一直强调要继承革命文化传统，但是却找不到真正的契合点，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把握住中央苏区文化的建设性。
2．浓厚的先进性
中央苏区文化把民主与科学等先进的文化理念与作为文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植入了这块缺乏先进文化基因的土壤，进行了一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成功试验。它对于千百年来只靠私塾、宗祠、庙会、年节乃至巫婆神汉，来周而复始地延续“文化香火”的农村来说，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充满着新鲜感，包含着浓厚的先进性。虽然面对国民党铁桶般封锁，中央苏区的文化建设却一点也不封闭，相反却是处处洋溢着开放的气息，始终保持与世界先进文化的互动，最主要的就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被广大知识分子高度认同为世界先进文化的代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央苏区克服重重困难，千方百计地坚持出版与发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并通过各种手段推动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与普及化，就具有了特别的开放性价值。同时，张闻天、瞿秋白、沙可夫、徐特立等苏区文化建设的领导人和文化骨干大都在前苏联、法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学习和考察过，对于现代西方文化有着切身的体会与深入的思考，从而在指导或参与中央苏区文化的建设过程中具备了自觉的世界眼光。此外，中央苏区文化在舞蹈、戏剧、音乐等具体形态方面大量地融会和借鉴了世界先进文化的特质。苏区文艺领导人傅钟曾经指出，“我军文艺工作者从一开始也注意向外国进步文艺借鉴。红军早期流传的歌曲，有的就是用法国、美国、奥地利、苏格兰、日本的民歌调子填的词……由赴苏学习归国的同志们冲破国民党军队封锁，把一些剧本和歌舞节目带进革命根据地以后，不仅使部队文艺工作者的视野广阔了，这些作品的‘外为中用’还发挥了‘酵母’作用，推进了我军文艺的发展。”[16]
简言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调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借鉴前苏联文化建设的先进经验，注重对欧美文化先进性层面的借鉴，这是中央苏区文化开放性的重要表征。尽管对于欧美先进文化的借鉴还不是很充分，内容上也比较单一，但鉴于当时的环境与条件，问题的存在有其客观原因，关键是这种对于世界先进文化的自觉意识，充分彰显了其时代价值。
3．鲜明的创新性
民主与科学等价值理念如何转化为民族的心理积淀与行动指南，这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关键与难点。近代中国不乏对于民主与科学之重要性有着深刻洞见的思想家与政治家，但是一接触到具体的实践与制度建构，民主与科学的建设却总是变形走样、大打折扣。中央苏区的实践向世人证明，在文盲占 90%以上的迷信横行的偏僻地区，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却扎根开花了。以民主为例，中央苏区推进了中国有史以来空前的妇女解放运动，唤醒了广大妇女的民主意识，以短短几年的罕见速度实现了妇女广泛的民主权利。中央苏区在文化传播的体制机制方面也实现了系列创新，从而克服了文化设施严重不足与文化资源极其匮乏的困难，获得了传播技术方面的相对优势，进而推动苏区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创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创设诸如俱乐部列宁室之类的新型文化机构。俱乐部列宁室覆盖了整个苏区，渗透到每一个角落，包容了苏区最广大的群众。二是创新传播主体。中央苏区师资力量严重不足，由于创造性地提出了“老公教老婆、儿子教父亲、秘书教主席，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识字多的教识字少的”办法，使得各种困难迎刃而解。从总体上看，中央苏区的传播主体空前广泛，包括个体方面的红军战士、机关干部、社会团体成员、文化单位人员、俱乐部列宁室成员等，组织机构方面的宣传部、教育部、报刊机构、学校、文艺机构等。三是创造性地选择了艺术化、形象化的传播手段。中央苏区文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全方位地借鉴了歌谣、戏剧、舞蹈、美术等艺术形式，充分考虑了苏区军民的文化水平，在满足他们精神生活的同时传播了新的价值理念，使苏区的文化起到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打击敌人、巩固苏维埃的巨大作用。
中华文化延绵不绝几千年，一次又一次成功地应对外来文明的挑战，其秘密就在于它蕴含着不竭的创新能力。近代以来，中华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能否实现近代转型成为中华文化应对挑战的关键。如果说五四文化传统是应对上述挑战理论创新标志的话，那么中央苏区文化建设则是应对上述挑战的实践创新，它为中华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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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江西财经大学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苏区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