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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剧《寻路》第14～16集记叙了红四军在酃县（今炎陵县）沔渡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前后。
　　沔渡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实际上是中共红四军第三次代表大会。当年参加过会议的二十九团一连士兵委员会负责人李步云曾这样写道：“开会的大约有100多人，过去都是在会前选出大会主席。这次有人提名龚楚，结果被通过。大会开始，全体起立，高唱国际歌，首先请朱德讲话。”
　　这次会议是红四军建军初期一次没有毛泽东出席的会议，也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教训的会议。它没有达到制止二十九团冒进湘南的目的，从而造成了根据地的“八月失败”。但这次会议对全军指战员随后深刻认识到“左”倾盲动主义的危害性和远离根据地的危险，奠定毛泽东在红四军的领导地位起了一定的作用。
　　永新联席会议和杜修经的到来
　　1928年4月，毛泽东、朱德两支部队会师后，革命力量进一步壮大。继在草市垇歼敌一个团以及在新、老七溪岭歼敌一个团后，6月23日，红四军又取得龙源口大捷，击溃赣敌两个师，攻占了永新县城。革命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全境，吉安、安福各一小部分，遂川的北部，酃县的东南部，以及茶陵的西南部，总面积达7200平方公里，人口50余万。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此进入全盛时期。6月30日，毛泽东在永新县城主持召开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讨论进一步发动群众，建设和巩固根据地的问题。湖南省委代表袁德生宣读了6月19日湖南省委关于完全同意湘赣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建立“以罗霄山脉中脉为根据地”的决议案。会议过程中，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又带来了湖南省委6月26日给湘赣特委及红四军军委的指示信：“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留袁文才同志一营守山，并由二十八团拨枪200条，武装莲花、永新农民，极力扩大赤卫队的组织，实行赤色戒严，用群众作战的力量，以阻止敌军的侵入，造成工农为主体的湘、赣边割据”“出发湘南的四军军委应取消，另成立四军前敌委员会，指挥四军与湘南党务及群众工作”“前敌委员会，省委指定下列同志组织之：泽东、朱德、陈毅、龚楚、乔生及士兵同志一人、湘南农民同志一人组织之，前委书记由泽东同志担任，常务委员会由三人组织：泽东、朱德、龚楚，并派杜修经同志前来为省委巡视员，帮助前委工作”。
　　毛泽东看完信后，首先提出了反对意见，他分析形势后说：“面对两省敌人，仅仅用200支枪能守住井冈山吗？而湖南的敌人比江西的敌人要强大得多，如果我们冒进湘南，不仅根据地会丧失，部队也会遭到严重牺牲和损失。因此红四军必须留在井冈山。”毛泽东还说，脱离实际地搞以城市为中心的城市起义、城市暴动，我们牺牲了那么多人，这些不是血的教训吗？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杜修经、龚楚和二十九团的许多干部则坚决主张执行湖南省委指示。两种意见争执不休。由于大多数同志对毛泽东意见的支持，杜修经表示暂不去湘南，向湖南省委汇报后再做决定，会议才停止争论，做出了暂不执行省委意见的决议。
　　恰在此时，国民党发动了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二次“会剿”。毛泽东、朱德接到敌情报告，湘敌吴尚第八军两个师从茶陵、酃县向宁冈进攻，江西王钧、金汉鼎、胡文斗3个军也正向遂川、永新推进。为了粉碎敌人“会剿”，毛泽东、朱德当即商定了破敌之策，决定由朱德、陈毅率二十八、二十九团攻打酃县和茶陵，袭扰湘敌后方，迫使湘军回湖南，然后迅速返回永新，合击赣敌。与此同时，毛泽东率三十一团在永新挡住赣敌，切断湘赣两军交通。他们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部署，再三强调二十八、二十九团攻下酃县后，决不能去湘南。
　　沔渡会议上的激烈辩论
　　7月12日，朱德、陈毅率二十八、二十九团攻克酃县县城，湘敌从江西宁冈、永新撤回茶陵，我军牵制敌人的目的已经达到，本应立即返回永新。然而，二十九团官兵思乡心切，强烈要求开往湘南。当晩，二十九团士兵委员会私下开会，决定由酃县去湘南，并找好了向导，定好了行动时间。
　　7月，正是湘南早稻即将收割之时，加之井冈山环境艰苦，供给困难和频繁作战，缺乏政治教育等原因，由宜章农军组编的二十九团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回湘南老家的情绪，朱德、陈毅、王尔琢分析形势后，在战士中开展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但由于湖南省委的指示已在部队传开，加之团党代表龚楚的支持，因此劝说效果甚微。朱德、陈毅又召开士兵大会，再一次进行纪律教育，要求部队坚决执行永新联席会议决定，听从军委命令，返回永新，以解井冈山之危。团长胡少海也表态支持朱德意见，坚持没有军委命令，决不能回湘南。部队这才勉强向宁冈开拔。
　　6月14日，部队从酃县县城出发，整整走了一天，才到达离县城30里的沔渡。士兵三五成群，议论纷纷，纪律痪散。朱德、陈毅见此状况，决定召开一次党员代表大会，讨论部队的去向问题。
　　6月15日，会议在沔渡张家祠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朱德、陈毅、王尔琢、杜修经、何长工、龚楚、胡少海和各营、连党代表、营长、连长及各连士兵委员会的党员负责人等100余人。林彪以二十八团一营营长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大会执行主席龚楚首先请朱德讲话。朱德从大局出发，阐述了部队必须执行永新联席会议的决定，返回永新的重要性。但话未讲完，就遭到了二十九团部分代表的反对，他们强烈要求执行湖南省委指示。龚楚火上加油，高谈所谓“围魏可以救赵”，我军主力去湘南，敌人也会紧随其后，从而可以减轻边界的压力，企图在会议上造成“非去湘南不可”的气氛。陈毅、王尔琢等同志坚决反对，他们说：不去湘南是前委永新联席会议的决定，如果要去，也必须请示前委书记毛泽东。杜修经曾向毛泽东表态，同意永新会议作出的决定，便自告奋勇地站起来说，他愿意立即回宁冈茅坪报告毛泽东，请他作最后裁决。龚楚气愤地对他说：“你去吧，我们只等你一天，一天赶不回来，我们就会走。”杜修经不敢怠慢，当即骑着马走了。
　　第二天上午，二十九团官兵继续闹着要回湘南，不少人甚至说，军部不允许，我们就丢下枪自已走。朱德、陈毅下到战士中耐心说服，然而，由于龚楚的推波助澜，士兵的回乡呼声并没有明显的减弱。陈毅坚定地说：现在还不到一天时间，无论如何也得等待杜代表回来后再说。
　　当天下午，杜修经赶回了沔渡，代表大会继续召开。杜修经汇报了茅坪之行的情况。他说，他赶到茅坪时，毛泽东已去永新，他只得向新任特委书记杨开明报告了沔渡会议的情况。杨开明说，既然大多数同志赞同回湘南，那就去吧！毛泽东那里，我就去说一下。朱德说：“不行！这么重大的问题，必须请示前委书记毛泽东本人。”王尔琢也站起来说话，坚决反对去湘南。杜修经大发雷霆，指着王尔琢骂道：“是你听省委的，还是省委听你的。”接着又说：“我是省委派来的代表，有权处理这些问题，鉴于毛泽东不能随军行动，我提议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并随后通过举手表决，通过了杜修经的提议。陈毅勉为其难，不敢轻意表态，只得再交代表进行讨论。会议主持人龚楚说，时间来不及了，就举手表决吧。陈毅见此情况，只好同意龚楚的意见。结果80多人举了手，以超过半数通过了回湘南的决定。
　　陈毅危难中担此重任，深感责任重大，如果湘南之行失败，他该怎样向前委和全军将士交代？为此，他挥笔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详细汇报了沔渡“党员代表大会”的情况，并派人速速送去。
　　湘南失利和毛泽东迎返二十八团
　　7月17日，部队到达酃县水口不久，茶陵县委书记江华送来了毛泽东长达3页的亲笔信，信中阐述了部队开往湘南的危险，要求朱德、陈毅、杜修经决不能贸然行动，必须按永新联席会议的决定，将部队带回永新，合同红三十一团、三十二团消灭“会剿”根据地的敌人。江华还传达了毛泽东的再三嘱咐，湘南敌人太强大，千万不可以去，否则必败无疑。朱德、陈毅、杜修经见信后，决定当晚在水口宿营，第二天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重新讨论部队去湘南还是回永新的问题。
　　第二天的会议由杜修经主持，陈毅首先宣读了毛泽东的来信，随后的讨论出现了两种意见，有的同志认为现在离江西永新还不远，返回还来得及。杜修经、龚楚则认为毛泽东已不是前委书记，无权指挥部队，并打开军用地图说，这里离永新很远，返回去也解不了边界之围，必须执行沔渡会议作出的决议，回湘南，克郴州。很多同志见事到了如此地步，只能朝前走，争取到湘南打几个胜仗再说，万一失利再回边界也不难。为此，部队只得继续向湘南进军。为防止二十九团孤军深入，遭敌围击，朱德、陈毅只得命令二十八团随二十九团行动。并在出发前强调，此去湘南，无论胜败，都得返回边界。
　　7月24日，部队与驻郴州范石生部发生激战，先胜后败，不得不撤出战斗。二十九团跑的跑，死的死，几乎全军覆没，仅剩下胡少海等100余人和萧克带领的十几个战士。这些人后返回部队，被编入二十八团。黄埔一期毕业的参谋长王尔琢为追回二营营长袁崇全叛变后带走的机枪连、迫击炮连而牺牲。
　　8月18日，林彪率二十八团一营攻克桂东县城。毛泽东闻讯，于8月23日率三十一团三营前往桂东迎返二十八团。
　　红军主力远离根据地后，敌军乘机攻入，永新、莲花、宁冈先后被敌占领，边界各县城及平原地区也沦为敌踞。根据地内被杀之人，被焚之屋，不计其数，史称边界“八月失败”。
　　毛泽东到达桂东县城后，主持召开了干部会议，朱德、陈毅作了深刻检讨，表示愿意接受处分。毛泽东总结了这次失败的教训，他说：“造成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湖南省委脱离实际的错误领导和‘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部队离开根据地，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持，成了孤军作战，也是造成这次失败的重要原因。革命要发展，部队力量要壮大，要休养生息，都需要根据地。”随后通过讨论，决定给朱德、陈毅留党察看3个月的处分。会议还通过了取消前委、成立行委的决定，由毛泽东任书记，指挥部队行动。留下杜修经、龚楚组织湘南特委，杜修经为书记。9月8日，部队离开桂东，先后攻占遂川，收复宁冈全县，于9月26日回到井冈山。随后又连战皆捷，取得了第二次反“会剿”的胜利，恢复了边界割据。这时根据地“南自遂川井冈山南麓，北至莲花边界，包括宁冈全县、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成一南北狭长整块”。
　　1929年冬因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而脱党的杜修经，在半个多世纪后的回忆录中说：“由于我的行为，造成了井冈山的‘八月失败’，几乎毁了中国革命的根基，其错误是非常严重的。今天重忆此事，我真是内疚不安。”而龚楚则在1935年叛变投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