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钢 李忠
东固革命根据地，是赣西南的一块重要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赣西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形势非常之好。中共赣西特委领导了万安、泰和、吉安的东固和延福地区的农民起义。1928年2月，新成立的赣西南特委根据江西省委的指示，将活跃于东固的东固工农革命军与永丰、吉水的农军合并，并吸收吉安、吉水、永丰等地工农群众，成立了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七纵队；不久，特委又将延福地区的革命武装，编为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九纵队。1928年9月之后，七、九纵队正式改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1929年2月初，赣南特委也将活跃于兴国、于都等县的第十五、十六纵队改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四团。从此，红二、四团以东固为中心，纵横赣西南，成为整个赣西南的一面旗帜。
1929年2月20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由赣南转战赣西，在东固与红二、四团胜利会师。会师后，红四军在东固进行了为时一个星期的短暂休整。23日，毛泽东在螺坑云汉堂主持召开了红二、四团和东固地方党的干部会议。吉安、兴国、泰和、宁都等县党组织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传达了中共“六大”决议案，听取了东固党和军队领导人的汇报。在东固，毛泽东获悉了井冈山失守和红五军转战赣南的消息；同时也在东固听到、看到了这里的红色割据斗争与井冈山根据地不同的情况与现象，即政权和割据完全秘密的形式。对于这个形式，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把它誉为“李文林式”，并与“朱德毛泽东式”、“贺龙式”、“方志敏式”相提并论。毛泽东所说的“李文林式”指的是李文林等在东固创造的一系列斗争经验。这对毛泽东启发很大。
一、“东固经验”的由来
红四军正在东固休整期间，赣敌李文彬部闻讯向东固追来，金汉鼎部也对东固取进击之势，为此，红四军前委决定，“抛弃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幻不定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之跟踪穷追政策”[1]。2月25日离开东固，出击赣南、闽西，红二、四团也开赴兴国等地进行游击战。
红四军在转战赣南闽西过程中，于3月14日在长岭寨与敌郭凤鸣一战，大获全胜，随即占领汀州城，在汀州进行了半个多月的分兵，尔后于4月1日回到瑞金，与先期转战至此的红五军胜利会合。4月3日，前委在瑞金收到了由福建省委转来的《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湘赣边特委的信》，即“二月来信”。为此，毛泽东召开了前委会议，对信中的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4月5日，毛泽东代表前委向中央作了复信。随后，红四、五军共同开至于都。11日，在于都又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决定红五军回师井冈山，收复失地，恢复根据地红色政权。13日，毛泽东以前委的名义致信湘赣边界特委，并托红五军领导人带回。红五军奉命于4月底开始返回井冈山根据地，于5月2日到达宁冈茅坪，将信转给了湘赣边界特委。这封信“指明边界工作应改变工作方式”，而且“理由颇痛切”。[2]所以，边界特委称作为“前委来信叙述赣南党所以大得发展的经验”。[2]结合信中的内容，本文简称为“东固经验”。
二、“东固经验”和湘赣边界特委的态度
此时的湘赣边界，正值第三次反“会剿”失败后的工作处于艰难的复苏之际。据历史文献记载：在这次“会剿”中，敌人的表现“下了绝大的决心，是反革命最高潮的表现。在这冰天冻地的严冬时节，调动两省的兵力，爬山越岭不分昼夜的攻打，结果经过四昼夜的时间，竟把经年创造的井冈山打破了。大部分英勇善战的伤兵同志亦在敌人残酷的枪弹下牺牲了。此次敌人在政治方面是很有计划很有政策的软硬兼施的手段对付山上的群众，用自首政策来引诱党内外的动摇分子，各地都组织挨户团清查户口，此时党内外的一般群众都非常的动摇”[3]，曾一度给边界带来严重的创伤。
然而，湘赣边界党没有被敌人所吓倒，反而领导边界人民进行了顽强的拼搏。特委抓住蒋桂战争爆发，进攻边界的敌军相继撤退、投入军阀混战之际，整理了边界党和武装，组建了湘赣红军独立第一团，收复了宁冈、莲花两县割据区域，恢复与产生了永新、莲花县委，遂川、酃县临时县委，茶陵特别区委，宁冈分为东南、西北两个特别区委，直接归特委指挥。此时，永新的小江区、鄱梅、天龙山、绥远等地，宁冈的三、九两保，大小五井、小亚山等地都有了公开的苏维埃政权组织，永新西北两乡的大部分区域也有了秘密的苏维埃组织，莲花、遂川、茶陵、酃县也都有公开的割据区域。井冈山根据地的武装割据重新出现新的局面。
红五军的归来，使边界力量顿增。井冈山军民一扫第三次“会剿”失败的阴霾，再度激起胜利的信心。为了配合红五军共同担负起恢复整个边界政权的重大任务，特别是讨论和研究前委委托红五军带来的4月13日向边界特委介绍“东固经验”的来信，以及湖南省委巡视员夏尺冰3月24日由平江给边界特委负责同志的意见和“六大”决议案，边界特委“感觉到政治上有重新布置的必要”[2]，于是，特委书记邓乾元决定召开特委第四次执委会，重新布置今后的工作与任务。
湘赣边界特委第四次执委会于1929年5月10日在宁冈古城举行。特委委员、各县党组织负责人朱昌偕、宛希先、刘真、龙超清、陈正人、王怀、谭思聪等，红五军领导人彭德怀、滕代远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特委书记邓乾元主持。
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期斗争中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会议认真学习了前委来信。由于战争的原因，毛泽东的这封原信未能保存。幸在湘赣边界特委1929年6月6日的报告中，特委记载了一段，为便于深入了解“李文林式”，特录之于下：
“在全国或一省总暴动以前的形势和武装的组织大须讨论。依照两年前的经验，在全国至少有一省用总暴动的方法推翻统治阶级的政权以前，小区苏维埃政权公开的割据是有害无益的。如湘潭、醴陵、平江、永新、莲花、遂川不仅失掉了群众，连党也几乎失掉完了，不仅不能解脱群众若干的经济痛苦，农村城市的经济基础一起毁败完了。即此问题即是使群众失掉而有余。这番我们到东固则另是一种形式，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权利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到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农民协会）完全秘密着。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形式是最好的。因为这种形式取得群众不致失掉群众，武装群众不是守土的赤卫队而是游击队。由25支枪起手的七、九两纵队，现改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差不多抵得上四军的三十一团了。他的战术是飘忽不定的游击，游击的区域是很宽的……他们消灭了许多靖卫队团，打败了三十六旅的二十七团。他们经常是一角五分一天士兵伙食，从不发生经济问题。他们与省委的关系很密切，交通也方便，敌人完全是奈何他们不得。用这种方法，游击区域可以很广，即是说发动群众的地点可以很多，可以在许多地方建立党和群众的秘密组织。”
纵观这近600字的“东固经验”，抽去多余的话，基本上有这么几点非常重要：一、没有公开的红色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有的只是秘密着的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二、采取的战术是飘忽不定的游击，游击区域很广，发动群众的地点很多，可以在很多地方建立党和群众的秘密组织；三、由于游击区域广，经济活跃，不发生经济问题；四、保护了邮政、商业贸易，避免了像边界那样常受的痛苦；同时也不致于失掉群众，甚至失掉党；五、因能与上级领导机关保持经常的联系，故能得到经常的指导；六、由于战术灵活机动，革命的武装便越来越强。所以，毛泽东认为：在全国或一省总暴动未能推翻统治阶级的政权以前，小区域苏维埃公开的割据是有害无益的，只有这种形式才是最好的。
正基于此，于是湘赣边界特委第四次执委会全面接受了“东固经验”，并且深深地感觉到边界在工作上的错误。为此，除增补了边界特委委员组成了新的执委会外，重新对边界的工作做了审视与布置。
三、“东固经验”的借鉴作用与意义
“东固经验”是可贵的，前委的介绍是及时的。处在刚从痛苦中复苏形势下的湘赣边界特委，参照“东固经验”，感觉到责任重大的同时，更感觉到“东固经验”的可贵，这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后期斗争帮助很大。体现在：
第一，会议重新检讨了过去的错误。湘赣边界特委认为：“边界工作过去犯了严重的军事投机政策的错误。”[2]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党以山脉为依据的错误。认为过去边界党的组织没有建筑在敌人营垒中，党的最高指挥机关没有建在该工作区域内的政治经济的中心地方，而是“党的机关则建设在山之最高峰（如特委），次高机关（如县委特区）则建设在山腰，再次机关（如区委）则建设在山脚。因此，得不到报纸和一切政治重要的消息，这样如何能指挥政治运动。这种以山脉为根据的特殊组织真是错误到底”[3]。二是党建筑在军事上面的错误。“边界党是用军事力量造出来的。军队游击一处，即介绍同志成立党的组织，并且发展形式是由上而下的，先有县委然后才有区委及支部，……军队一走，党即随之而塌台，这是因为党的基础不是建筑在群众上面，而是建筑在军事上面，做了军事的尾巴和附庸。”[3]三是党的公开主义的错误。“过去边界党的组织，大多数是在公开的形势下活动着，一些国民党式的残余竟影响到我们党内，有的竟挂起共产党的招牌（如莲花），有的同志竟挂起（某支部宣传干事）党的徽章，用党代替苏维埃、委派苏维埃等。特委、县委、区委竟成为一个群众的组织，为一般民众烂熟的名词……这种党的公开主义，真是万分危险的。”[3]湘赣边界特委第四次执委会议把这三种错误归纳为“是党的工作方式极为严重的错误”。[3]
第二，制定了新的斗争策略。为了改正这种错误，边特第四次执委会决定了新的斗争策略。这就是：
1．决定了“集兵政策”。将新成立的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编为红五军第六纵队。理由是：“（1）要使五军能够担负‘恢复边界政权’的重大任务，对五军本身必须帮助使其战斗力加强……（2）边界杂色部队不守秩序，妨碍党的政策与工作……（3）赤卫队过去的困难原因，一面是要守土防敌，一面又要求经济的出路。此两事因赤卫队本身力量薄弱之故是难以两全的……（4）边界地主阶级武装胜过革命方面的武装，正面打击和消灭地主阶级的武装可能少，集兵则革命方面的武装超过地主阶级的武装，故正面能消灭地主阶级的武装的可能多。”[2]
2．制定了游击政纲。内容为：“（1）没收地主豪绅阶级的财物分配给工农；（2）摧毁国民党御用的政府和一切压迫民众欺骗民众的团体；（3）摧毁剥削民众的税收机关，并焚毁粮册及地主的田契借约；（4）解除军阀军队和靖卫团保安队挨户团的武装；（5）处决压迫民众的官吏地主资本家；（6）没收外国资本家的大商店、大工厂和银行；（7）保护小商人营业；（8）保护邮政；（9）优待国民党革命军靖卫团保安队挨户团投诚俘虏的士兵。”[2]
3．划分了游击区域，实行分区游击。确定红五军的游击范围为永新、茶陵、宁冈、遂川、酃县、桂东、泰和、万安、安福、吉安、萍乡、攸县、万载等13县，其中主要为永新、茶陵、宁冈、莲花4县。将上述各县划分为4个游击区，即以永新的西北特区为中心的永新、安福、吉安游击区；以莲花九都为中心的莲花、攸县、萍乡、万载游击区；以宁冈龙市至大陇为中心的宁冈、茶陵、酃县、桂东游击区；以万安为中心的遂川、万安、泰和游击区。
4．决定了新的游击策略。确定“游击初期工作应不超出永新、茶陵、莲花、宁冈4县之外，非经济无法时亦不宜去安福……所出桂东出泰和、万安、吉安或攸县、萍乡，应在永、茶、莲、宁4县秘密工作稍有基础；4县地主阶级武装已受打击之后。如企图扩大或根据军事的片面理由而欲企图到桂东或到泰和、万安、吉安，不注意已有工作区域的基础建立，其结果必成为顾此失彼甚至两头无成。此数县工作稍有基础，红军便当向规定范围内之其他各县游击，以发动更多地点群众起更大的政治影响”。[2]
会议对上述各项问题都形成了决议，并认为只有在“统治阶级冲突变化，或前委有更大的或者有益于革命的调动时，特委将斟酌革命利益变化此决议案”。[2]
除此之外，边界特委第四次执委会还就如何更有效地执行前委来信，改正过去的错误，向江西省委和中央请示：“为保存党的组织，使边界的党走向好的前途，能够担负政治运动的指导起见，以及前委此次给予我们赣南工作的经验，边界党的指导机关，实有由山上移到山下平原广地（广大群众的城市和农村），由公开的形式转变到秘密状态两种必要。”[2]
纵观上述所引边特第四次执委会的各项决议来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此决议不仅正确估量了形势，适应当时的局势，而且体现了前委和毛泽东的来信意图。此决议基本上应是依照前委来信做的。虽然我们现在未能看到整个来信内容，但从文中的语言上看，有些措词与前委来信几乎一样。而且，就在这个报告的第三个问题“小块割据问题”中的第一点“公开割据与秘密割据”，其决议几乎就是前委来信的内容。可见边特第四次执委会是全盘接受了前委来信指示的。
前委介绍的“东固经验”，经边特第四次执委会讨论且接受后，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后期斗争产生了诸多的积极意义，具体表现在：
第一，避免了新的大的损失，且取得新的成效。边特第四次执委会正在召开时，赣敌两个团的兵力，向宁冈进犯，一路进至新城，一路进及永新汗江。敌人的突然来到，特委即令五军退至宁冈大陇，敌人旋又追至茅坪。为避敌锋芒，红五军移至八面山下的井水背村，一面继续开会，一面探明敌情，再决定战斗与否。未料，5月22日敌人开始沿山进攻。由于敌人行动快速，我军一因敌情不明，一因部队新编不利于战，于是特委决定红五军由八面山退往酃县视情而定，“或右出拿山至永新，或左出茶陵回小江”。[4]然而红五军退入酃县后，又闻报遂川、茶陵各有敌军前来堵截，遂不得不转战湘粤赣边境，离开了边界。
红五军离开边界远去，边界原独立一团也因编入红五军第六纵队亦随之而去，顿时，边界的革命武装大减，被敌人钻了空子，割据形势异常严峻。
在这种情况下，边界特委面对敌人的淫威，学习了“东固经验”，采取紧急应变措施和灵活战术，与敌进行抗争：（1）集中赤卫队统一指挥打击分散了的敌军队伍；（2）尽可能地武装赤色区域群众，领导开展游击战争，骚扰敌人，令其吃睡难安；（3）在符合革命条件和不失掉群众的前提下，能灰色的尽量灰色，不能灰色的区域则加强武装和警戒，利用地形，布置战区，准备敌人搜山时，四面环击。
由于措施得当，边界在无主力红军的时候，除永新、莲花受到一定损失外，其余几县损失较少。及至6月底红五军从粤北返回边界，特委即领导红五军收复了遂川、宁冈两城。遂后又采取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进击安福，重创敌军。红五军的回归与安福战斗的胜利，以及边界局面的重新创造，特委曾总结说：“从7月起又是前进的现象，而各地的秘密工作，则经常不断的都有长进。”[4]
第二，促进了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形成与发展。1929年9月6日，江西省委致信湘赣边界特委，指示“新的边特应建立在群众斗争的中心永新”。9月25日，中共中央根据江西省委和边界特委书记邓乾元给中央的报告，给湘赣边界来信，确定湘赣边界管辖区域为：永新、宁冈、莲花、安福、攸县、酃县、茶陵，并将湘赣边界特委由湖南省委领导改归江西省委领导。
根据上级指示，湘赣边界特委领导井冈山根据地军民采用更为灵活的策略，坚持割据斗争。同年9、10月间，边界地方红色武装趁敌调防之际，收复了莲花、宁冈县城。10月30日，永新、宁冈、莲花三县地方武装在刘作述、王佐、陈竟进等率领下，在广大群众的配合下，攻克永新县城。这是边界军民自红四军、红五军（红五军于8月间应湘鄂赣特委之邀，已回湘鄂赣根据地）离开了井冈山根据地后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攻克永新后，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由大湾村迁至永新县城，完成了边界政治指挥中心由“山上向山下平原广地”的转变，从此，永新成为湘赣边界的中心。随着武装斗争的胜利开展和割据区域的不断扩大，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逐渐发展成为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革命根据地。
这一事实的造成，与前委4月13日来信介绍“东固经验”是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的。如果不是湘赣边界特委第四次执委会根据前委来信，为转变工作形式，及时向上级党组织提出要求，是不会这么快就发生变化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党在新形势下的与时俱进。这个发展与日后湘赣革命根据地迅速崛起，成为全国十五块根据地中的一块，其间的意义是很大的。
除此之外，那就是体现了毛泽东的伟大。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井冈山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井冈山斗争的经验主要来自毛泽东的开拓创新。井冈山根据地的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历史，主要得力于毛泽东。而东固一行，毛泽东则看到了自己的弱点，看到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于是，为了革命的利益，他没有忌讳，没有妒嫉，有的是虚心和真诚，大胆地介绍了“东固经验”。这是一般人所难做到的。而且，自从他得了“东固经验”之后，打消了回援井冈山的愿望，把眼光伸向了赣南闽西，萌生了创造更大的根据地的构想，从而“抛弃了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率部再次转兵赣南闽西，终于经过年余的努力，开创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伟业，奠定了共和国的基础。这正是“上井冈山伟大，下井冈山更伟大”的注脚。因此也可以说，“东固经验”丰富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理论宝库，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作者：井冈山大学井冈山研究中心教授）
参考文献：
[1]红四军前委致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1929年3月20日）[A]．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291．
[2]中共湘赣边界界委报告．第二号（1929年6月6日）[A]．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318－321．
[3]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报告（1929年5月20日）[A]．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305－313．
[4]邓乾元．关于湘赣边界5月至8月工作对中央的报告(1929年8月)[A]．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