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纪鹏
（遵义医科大学红色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副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 回望80年前那段苦难和辉煌，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长征在我们党、国家、军队发展史上具有十分伟大的意义，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1]（P2） 研究长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是新时代条件下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如何将长征这段伟大历史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使长征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即长征学，对于当下及今后推进长征这一伟大历史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对长征研究地不断推进， 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学者认为成立一门独立的学科——长征学，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目前， 国内相关专家学者对长征学的研究已经逐步形成气候，在学界已经开始引起关注。当下，对长征学学科的研究对象、范畴、学科支撑、内涵与外延及学科的理论建设等诸要素进行深入的梳理， 总结已经取得成绩、达成的共识，对未来学科建设存在的异议进行重点定位，实施精准研究，破解制约学科理论构建中存在的瓶颈，推动长征学学科尽早建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与理论意义。（遵义医科大学红色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副教授）
一、“长征”概念含义
（一） 长征概念
人们通常所说的“长征”，一般是指中国共产党为了打破国民党对各根据地的“围剿”，保存革命火种， 实现北上抗日而在中央统一领导部署之下，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及红二十五军所进行的落脚点在陕北的一次战略转移。
关于“长征”一词， 最早使用是1935年2月23日， 红军总政治部在《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中有“我工农红军从江西转移作战地区。长征到川贵边地域， ……解放了黔北的工农及一切干人……”， 这是第一次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长征”， 也是目前所见将中央红军的行动称为“长征”的最早文献。1935年5月， 红军总司令朱德在《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指出：“红军万里长征， 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 尊重彝人风俗……”首次提出和使用“红军万里长征”一词。[2] （P2） 1935年7月10日，《红星报》在第25期发表的社论中再次使用“万里长征”一词。随着红军战略转移的延伸，党中央对红军长征路程逐渐有了清晰的表述。1935年8月5日在沙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一万八千里的长征”的里程概念表述。9月1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扩大会议上又提出“二万余里的长征”的表述。10月9日，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明确提出“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概念。10月27日，毛泽东在吴起镇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部队工作， 毛泽东发言说：部队减员，队伍虽小，但它是将来发展的基础。现在环境改变， 二万里完结， 将来再不会有二万里，应向干部解释发展前途。29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发布《告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指出：陕甘支队经过二万余里的长征， 与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会合， 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 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号炮，它将为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大局面、赤化全中国打下巩固的基础。1935年11月5日，毛泽东到达甘泉县道镇象鼻子湾，向随行部队发表讲话，说：“从江西瑞金算起， 我们走了一年多时间。我们每人开动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从来未有过的真正的长征。”[3] （P485） 所以“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央红军长征结束时提出，专指中央红军的。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深刻地阐述了长征的伟大意义， 他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 长征是播种机。”[4] （P149-150） 红军是世界上的一篇大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长征行程二万五千里， 完成了伟大战略转移， 为我党保存了革命的火种，沿途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扩大了我党与红军的影响， 赢得了人们的热烈拥护。从此“长征”一词便广泛流传开来。“二万五千里长征”也逐渐成为红军1934年至1936年战略转移的专门用语。[2] （P3） 长征在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壮举， 是为人类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光辉诗篇， 是求生存， 谋发展的抗争与发展。它的影响已经超过了国界， 超越了具有阶级属性的意识形态。
（二） 长征结束以后我国历代领导人赋予长征新含义
长征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紧紧相连。长征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是刻骨铭心的。长征结束后， 毛泽东曾在多个场合，许多重要的会议上都曾反复提起过长征， 可见长征对毛泽东同志影响之深。正是因为长征是我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遇到的困难是空前的。所以在1945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5] （P1438） 毛主席把整个革命和建设比喻为长征， 来形容革命胜利以后我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建设中可能还会遇到的无法想象的困难， 他因此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5] （P1438-1439）
长征成了我党进行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一个代名词。1987年5月12日上午， 邓小平同志会见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时说：“中国真正活跃起来， 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做的事情，还是在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那时到现在的8年多时间， 我们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走了第一步。”[6] （P172） 在此，邓小平同志把四个现代化事业比喻为新长征。
习近平同志认为，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长征迸发出的激荡人心的强大力量，跨越时空，跨越民族，是人类为追求真理和光明而不懈努力的伟大史诗。[1] （P8） 习近平同志还把我党在新时期带领全国人民接续奋斗，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比喻为新的长征。实现新的长征需要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大无畏精神， 学习他们坚定的革命理想与共产主义必胜的理想信念，号召广大党员干部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发扬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二、长征学学会与长征学
（一）长征学学会建立缘起
2006年，遵义市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举办了“长征与工运”论坛， 本次论坛有来自于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160余人，时任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曾祥铣同志在会上作了题为《长征学：早成气候，仍待开拓》的发言，曾会长以学者敏锐的眼光发现并提出了“长征学”概念， 他认为红军长征无论从停留时间、重大事件、政治影响， 国际知名度而言， 都值得深入研究， 遵义应当担负起建设“长征学”学科的重任。为推动“长征学”学科落实，2011年在纪念遵义会议77周年时， 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成立了长征文化分会，2012年3月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长征文化分会起草了《中国 （遵义） 长征学学会筹划策划方案》，并向遵义市委宣传部作了汇报， 引起市委宣传部高度重视。长征学学会还多次召集发起人进行研究， 提出长征学学科的研究方向和任务。2012年12月19日， 市委宣传部正式批准成立长征学筹备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成立长征学学会相关事宜。在市委宣传部、市民政局等单位大力支持下， 2014年1月21日长征学学会在遵义师范学院召开成立大会， 正式宣布成立并召开了长征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曾祥铣当选为会长，党史研究专家谢尊修、费侃如等老同志当选为名誉会长，遵义市党校副校长谢以佐、原遵义师范学院副院长王刚、原遵义纪念馆副馆长雷光仁等被选为副会长，遵义市旅游局原局长贵州省首席红色文化专家黄先荣当选为常务副会长。从长征学提出到长征学学会成立至此已过去8年时间。
遵义市长征学学会章程规定学会性质是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为研究对象的群众性学术团体， 是由相关机关和专业人士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组织。学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守国家法规和社会公德，坚持“双百”方针，弘扬长征精神，开展长征学研究，推进成果转化，促进遵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遵义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学会的成立体现了遵义学者的文化自觉与历史担当。学会还积极吸收域外对红一、二、四方面军和其他红军有研究的专家学者入会。遵义市长征学学会的成立是遵义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的成立大大推动了长征学相关理论研究。
无独有偶，该时期四川省社科院和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红色文化的三位专家胡学举、吴满意、李后强也以敏锐的历史眼光与时代担当的勇气呼吁建立“长征学”。三位专家认为：“正式建立‘长征学’，系统地开展长征研究，可以助推民族复兴， 早日实现‘中国梦’。”[7]
2014年12月20日，李后强、胡学举、吴满意三位专家在《经济日报》再次发文号召成立长征学学会。而此时长征学学会已在遵义市成立。为了更好地推动长征学研究，有必要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相关部门牵头联合各省党史研究室和遵义市长征学学会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权威学术组织， 有组织有计划地协调深入开展长征学研究。
（二） 遵义学者倡议在遵义建立长征学学会的原因
红军长征期间在遵义建立红色政权最为广泛，影响深远。中央红军在黔北活动达3个多月，是长征中停留最长、发生大事最多的地区，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和瓮安猴场会议所作出的《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战略部署， 中央红军“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 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3] （P440） “首先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 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3] （P442） 在此战略目标指导下，中央红军先后在遵义建立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苏维埃余庆县军政委员会等50余个县区乡苏维埃临时政权组织及农民协会、赤色工会、革命先锋队、儿童团等40多个革命群众团体。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让各界群众更多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这对于唤起民众、支持红军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 遵义还是中华苏维埃银行在长征中唯一开展活动、发行货币的地区。红军在遵义期间， 有四五千烈士血洒黔北大地，其中包括红军长征中牺牲的最高将领、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同志。同时有4000多名遵义儿女参加红军， 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征兵最多的地方。同时还有大批伤病员留在遵义， 被当地人民掩护下来。这一切说明，研究长征，遵义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遵义学者应当继续承担起长征学研究的重要责任。
将遵义打造为“长征学”学术研究中心更为重要的是作为“长征学”研究的重要客体、长征的过程，遵义具备了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先决条件。第一，中央红军长征经过遵义停留时间最长，所遗留的重要遗迹较为丰富多样。第二，遵义也是新中国成立后，设立与长征有关的纪念馆和收集、出版与长征有关书籍的最早地区。同时，也是收集整理红军长征资料、实物和研究成果最多的地区。经过近几十年红色文化挖掘整理和展示，遵义涌现出了一批全国知名红色文化专家，出版了大批红色题材书籍和研究文献，极大丰富了红色文化宝库， 为“长征学”学科创立培养了雄厚的人才队伍。第三，遵义会议纪念馆、教学单位围绕长征这一永恒题材作了不懈的工作。遵义会议纪念馆、四渡赤水纪念馆、苟坝会议纪念馆等在社会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教育传承功能作用，遵义市委党校在中组部支持下挂牌， 组建了全国性的遵义干部学院， 面向全国进行干部培训，影响越来越大，遵义师范学院成为教育部八个红色文化精神研究基地之一。第四，中共贵州省委高度重视遵义红色文化建设，原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对遵义提出了“坚持红色传承，推动绿色发展，奋力打造西部内陆开放新高地”的要求， 这对发挥红色文化思想引领、文化感召、精神激励及推动社会实践， 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第五，长征学学会可以更好地服务地方，为遵义市委宣传部及贵州省相关部门开展各项红色文化活动出谋划策，咨询把脉。在长征学学会带领下，遵义红色文化研究如今已蓬勃发展。学会积极帮助地方搞好红学旅游开发，为城市建设打造红色靓丽遵义名片服务。
（三） 长征学建立缘起
曾祥铣会长在遵义市长征学学会成立大会上说，七十多年来，“长征热”持久不衰。时至今日，国内外专家学者已出版近两万种研究长征的著作，“长征学”早已成为一种事实。今天，我们正式提出建立“长征学”只不过是正名而已。
研究长征，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王炳林教授曾就中共党史这门科学应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时，认为：“对中华民族作出如此巨大贡献的党，其历史进程自然会引起国内外的高度重视，只有成立独立的学科，持续地进行研究，才能真正理解中国近现代社会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才能够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 把握发展规律。”[7]这个观点同样适合于对长征学这门学科的评价。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后勤学院教授刘高平大校认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发展，都日益显现出纵向分化和横向综合的局面，许多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和分支学科大量涌现。长征学正是顺应现代科学发展的历史潮流而产生的。长征学学科的建立正是为了更好地传承伟大长征精神，丰富哲学社会科学，走好今天的长征路， 坚定“四个自信”，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胜利提供源源不竭的精神动力。长征蕴含的人类文明财富，是当下社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需要， 是汲取长征精神力量克服新时代“雪山”“草地”“娄山关”“腊子口”等新的无法想象的困难的需要。是克服新时代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树立“四个意识”，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使命意识的需要。
（四） 长征学具备了成为一门学科的条件
“一种研究要成为学科，就需要系统的知识体系。也就是说，只有形成规模、具有完备体系的内容才能成为学科。一般说来，一个独立而成熟的学科需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一是要有独特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这是一个学科区别于另一学科的根本依据。二是形成统一的概念、理论、方法和话语的结构体系。三是具有独立的研究机构和源源不断的队伍保障， 研究成果丰硕， 发展前景广阔。”[8]
任何一个学科的建立， 都必须有学科的支撑，任何一个学科的支撑应有三个基本支点，即学科实践、学科理论、学科应用。长征学具备并符合这些条件。第一，长征悲壮与伟大的历史。各个方面军行程万里，长征途中发生过众多战役，穿越多省少数民族地区，这些都为长征学的建立提供了充分而丰富的实践基础。第二，长征历史与学科的相关理论。长征学理论学科包含了军事学、历史学、政治学、地理学、民族学、经济学、心理学、卫生学、文化学、旅游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这些学科理论可以直接为长征学学科建立提供成熟的理论支撑。第三，长征影响与传播的应用前景。长征影响越来越具有人类精神文化的作用，已经超越了政党和红军的政治概念和界限。随着传播渠道、途径、方法拓展，现代传播学、新闻舆论学、广播电视学、出版学、电影艺术、书法摄影绘画等，长征故事已经家喻户晓。长征学的建立已经适逢其时，呼之欲出，对长征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知识体系，长征学已成为一门显学。长征学学科已经完全具备作为独立学科所应有的基本条件。
（五）长征研究的丰硕成果为长征学学科构建提供了深厚的基础
国内对长征的研究起步较早。中国共产党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为了宣传和扩大红军及我党的社会影响，党中央号召大家写长征回忆录，对红军长征的研究就逐渐开展起来。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长征的论述，时有出版。20世纪七十年代至八九十年代，著述猛增， 蔚然成学。1990年以前，介绍和论述长征的单行本就有1 000种以上，著作和文章有亲历者的回忆录，有记者的人物和事件专访， 有人物传记， 有战史综述，有理论研讨，等等，种类极其丰富。此外有关长征题材的文艺作品也很多。作为第一手资料的回忆录，不仅有红军方面的，也有国民党将领“围剿”红军的《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记》（上、下册），还有长征沿线参与革命活动的工农群众和目击者的回忆。这些著作既有综述性的《长征史》（李安葆著）、《红军长征史》（力平等著）、《红军长征记》（郑广瑾、方十可著），等等；也有专题性的《女红军长征记》（李安葆、刘录开编著）、《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工作史简编》（张汝光、郭芬夫、何曼秋著）、《特殊连队—红一方面军干部休养连长征纪实》（郭晨著），等等；还有区域红军研究的，《红军长征在四川》（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红军长征过广西》（中共桂林地委《红军长征过广西》编写组） 、《红旗漫卷——红军长征西征在宁夏》（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军区政治部）、《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贵州省博物馆）、《红军长征在黔北》（中共遵义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央红军在遵义》（朱存福主编）、《红军转战贵州——旧政权档案史料选编》（贵州省档案馆）。专门性考察与研究的，如《红军长征与党的民族政策》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进入新世纪，长征研究势头仍旺， 且新角度、新观点不断涌现。关注长征、研究长征的范围越来越广，人数越来越多。长征走进了更广的研究领域。2004年8月中旬举行的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上，长征成为研究对象之一。心理学博士岳晓东认为长征不仅标志着中国人民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同时也创造了人类心理学领域的奇迹。关于红军长征，各地也召开了一些专题研讨会，如遵义市召开的“四渡赤水”研讨会，“红三军团乌江刀靶革命活动”研讨会，“长征文化的发掘与保护”研讨会，2014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中共四川省党史研究室、中共泸州市委共同主办的“鸡鸣三省”会议暨川南游击纵队的影响专题研讨会， 陕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西华师范大学与陕西理工大学合办的纪念长征胜利八十周年暨川陕革命老区建设学术研讨会， 中共四川省党史研究室与四川文理学院共同主办的革命老区振兴暨纪念万源保卫战胜利80周年学术研讨会等众多学术会议。
国外关于长征的研究成果丰富。早在1935年5月，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真理报》先后发表文报道红军相关情况，盛赞长征是“真正革命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大无畏气概的卓越范例”，引起西方国家注意。瑞士籍英国传教士鲁道夫·勃沙特 （薄复礼） ，在贵州黄平被红六军团俘获，与红六军团共同经历了18个月的长征，他以亲历者的视角写了《神灵之手》，并于1936年12月由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出版，在西方引起了强烈反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冲破重重阻挠进入陕甘宁边区。他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及红军长征向国际社会作了真实报道，让更多人了解了长征，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其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称长征为“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该书被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引起极大轰动。
70年代后，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出版英文著作《1935年长征：中国共产主义斗争生存的史诗》。美国人埃德蒙兹写作完成了《毛泽东的长征：人类大无畏精神的史诗》，还有英国人杭尔德的《向自由的长征》，法国人迪皮伊的《毛泽东领导的长征》， 日本人宾户宽的《中国红军——困难与险峻的二万五千里》，苏联尤里耶夫的《中国人民历史上的英雄篇章》，这些著作极大地宣传了长征。1986年， 索尔兹伯里在其著作《长征——一个前所未闻的故事》中， 将红军长征比喻为人类第一史诗。他在书中对长征给予极高评价。“人类曾经有四大史诗，但是，他们与长征相比都黯然失色。长征是独一无二的，长征是无与伦比的。”法国女学者西蒙娜·戴博瓦尔在长篇纪实报道《长征》中说，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长征是亘古以来的壮举，这丰厚的精神财富，是取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是红军的、共产党的、中国的更是全世界人民的。长征的影响，早已超越了国界，除了斯诺、索尔兹伯里等作家外，史沫特莱还写了《伟大的道路》、迪克·威尔逊的《一九三五年长征》、本杰明·杨的《革命到政治：长征中的中国共产党》，等等。这些著作有的被译成多国文字，风靡全球，深受各国人民喜爱，也鼓舞了那些被压民族和人民反侵略反国内压迫的斗争，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遵义会议纪念馆成立以来，日本星火株式会社、美国美利坚大学等，都先后组织职工或学生到此进行重走长征路活动。
三、关于长征学相关理论的探讨
（一） “长征学”定义
“长征学”这一学科概念，最早于2006年遵义学者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曾祥铣、全国知名党史研究专家原遵义纪念馆副馆长费侃如、全国知名红色文化专家田兴咏提出，得到了长征沿线广大党史研究者，历史学学者的热烈响应。2012年， 四川省社科院学者再次提出创立“长征学”学科的构想， 构建“长征学”体系再次引起热议。
在遵义市宣传部、民政局等部门的支持下，2014年1月21日依托教育部红色文化精神研究中心遵义师范学院中国红色精神研究基地在遵义市成立了长征学学会。曾祥铣会长提出学会的中心任务是做好三个方面结合的研究。内容方面，计划选题与自由选题结合，即根据个人专长、兴趣及掌握材料情况各自进行研究的同时，还要根据客观需要与可能，适当提出计划课题以供选择或组织专家学者协作攻关。时间方面， 短期研究与长期研究相结合，即配合相关节日、研讨会组织稿件的同时， 对计划课题与协作课题完成时间要有大体合理的安排。人员方面，会内会外结合， 即组织会员研究的同时，要主动与长征沿线研究者、知情者和相关组织进行联系，要主动与全国有关专家和组织进行联系 努力取得他们的关心、指导、支持与帮助。遵义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凤海在学会成立大会上希望大家：一是要进一步增强对长征学研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二是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根本任务和着力点， 不断推出长征学研究的丰硕成果，要紧密结合中国梦的宣传与阐释开展工作；三是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为推动长征学研究提供保证。遵义市长征学学会的成立有利于进一步传承和弘扬长征精神，加大红色文化研究力度，为遵义经济社会注入正能量。在2015年由贵州省遵义市政协牵头，遵义历史文化研究会，遵义市长征学学会相关人员分三路， 再次走访了长征沿线相关政协和研究机构、纪念场馆， 就正式提出了“长征学”学科概念和筹备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得到了长征沿线相关政协、党史研究机构、相关学者的广泛响应。
关于长征学的概念界定问题，学界目前主要有以下观点。四川省胡学举、吴满意、李后强三位专家认为长征学具有狭义和广义之说。“狭义讲‘长征学’是研究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学问及知识体系；广义讲，‘长征学’则是研究人类某种理想信念进行徒步长途跋涉所采取的原则、价值、方法、路径、战略、战术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效应而形成的知识体系。”[7]遵义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申翔会长认为：“长征学”是研究长征的学问， 是对长征的起因、过程、结果及其产生的影响进行认真挖掘、研究、梳理、归纳， 以及指导的实践的规律性认识，这一过程及相关史实， 是“长征学”研究的核心内容。遵义师范学院裴恒涛教授认为，“长征学是关于红军长征相关问题研究的学科，主要利用历史学、政治学、军事学等多学科方法， 研究20世纪30年代包含中央红军在内的各支红军长征的相关问题， 主要包含长征相关事实考证、长征精神及长征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利用等三个方面的内容。”[9]虽然三者表述从字面上看有差异，但是实质是一样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长征学不是一个单纯的学科，而是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之一伟大历史事件为研究对象、涉及多学科的一门学问，是关于中国工农红军方方面面的知识体系。
（二） 长征学的研究对象、范畴及学科支撑
2015年在遵义市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研讨会上，刘高平大校作了《长征学的研究对象、范畴与科学支撑》报告。刘教授从为什么要建立长征学、长征学研究的对象切入，认为长征学是以长征全过程中国工农红军活动现象、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红军长征活动现象是红军官兵社会关系的表现， 是红军官兵社会生活各种关系的独特反映。红军长征活动规律是红军官兵战争规律、军事规律、军人战时工作、生活、心理规律等的表现。研究范畴从时间上看， 应从国民党对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为上限，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为下限。从内容上来说包含：（1）五支部队的长征即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二队） 。（2）东征西征和红西路军的历史应该把北上抗日先遣队作为长征的历史起点，红军东征西征作为历史展开点， 红西路军作为长征的历史延伸点书写。目前传统的研究方向， 基本没有把东征西征和三大主力会师后红西路军历史纳入正史研究。尤其是红西路军史， 既不在长征史，也不在抗战史研究范畴，狭隘的历史观让这段历史淹没在尘封的记忆中，为了几万红军英烈的忠魂不再冤屈，为了长征史更加真实丰富，在历史的大视野下，从唯物史观出发我们要去研究它。（3）北上长征抗日救国。（4）国民党军的研究。在长征史的研究中， 对敌军的研究是不够的， 甚至是很欠缺的，应该加强。从影响力上来看包括：（1）世界报道的长征；（2）国际学术文库中的长征；（3）长征入选影响了人类千年文明进步的历史事件；（4）呼吁长征申报世界遗产。关于长征学学科支撑，刘高平大校认为长征悲壮与伟大的历史，长征历史与学科的相关理论，长征影响与传播的应用前景是长征学学科的支撑。
遵义市中共党史学会申翔副会长认为，长征中的群众工作、统战工作、党内思想路线斗争、民主作风建设等党的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是“长征学”研究的极其重要的内容；长征经过地域的民风民俗、域名变化、经济状况等是“长征学”不可缺少的环节；长征中的战斗遗址、会议遗存、红军沿途留下的丰富多彩的标语、漫画、诗歌涉及文物学、美术、文学艺术、政治学、军事学等多学科，是“长征学”研究的重要实物载体；长征中红军战士的坚强信念、沿途群众对红军的态度、国民党、地方军之间不同的心态等涉及理想信念、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是“长征学”研究的重要环节；长征中的情报工作、对敌工作、地下党工作、民族政策、主张与实践是长征后我党制定民族政策的重要依据，也是“长征学”研究的重要方面。总之， “长征学”是一门包含多领域、多学科的综合性学科。
遵义市长征学学会曾祥铣会长认为，研究长征，就要进一步考证、阐释和探究长征在内涵和外延上、在精神实质上、在表现形式上、在中外历史的影响上与中国梦有哪些内在联系，以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为契机，宣传好、阐释好中国梦，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推动中国梦入脑、入心，更加激励人们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激发人们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热情。研究长征， 是要以中央有关论述和精神为根本遵循开展研究工作。长征学的研究， 要贯彻科学的方法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根本的是要遵循党中央对党和军队的历史、对长征、对遵义会议的科学论述，包括对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评价，要紧紧围绕遵义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开展研究工作。
遵义市长征学学会名誉会长谢尊修同志认为，长征学学科的基础是史料，而学科“基础的基础”则是价值理念、指导思想，即用什么样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来研究长征。长征学的理论基础应该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来审视和解析长征，评价历史，臧否人物。学会必须把握正确的研究方向， 克服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以意识形态化代替科学研究的做法。
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博物馆邹亮辉研究员认为“长征学”是理论的升华和对学科的补充完善，“长征学”有助于对长征文化遗产的保护，“长征学”有助于学科的发展和长征文化的整体研究。研究长征学要设立多学科、多门类的分支研究机构。
遵义市政协主席陈凌华认为成立遵义市长征学学会目的在于倡导和推动对长征的全面挖掘和深度探讨，从理论上更加深入地认识长征、了解长征，加强红色资源的保护和利用，让红色文化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打造西部内陆开放新高地提供不竭精神动力。各种长征的纪念活动旨在缅怀革命前辈，传承好、弘扬好长征精神， 更加积极地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所讲“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伟大号召，继承中国革命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着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长征。
本次会议，长征沿线的党史机构，国内相关专家和其他有识之士共同参与就“长征学”的概念、研究范畴、对象、时间节点、长征学学会历史使命、长征学学会成立的意义等进行了深入讨论，进一步拓展了长征学这门学科的学理，厘清了长征学以后研究思路，丰富了长征学内涵，对于加快学科构建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是党史研究中一件重要的事情。
四、长征学学科发展的未来展望
“伟大的长征精神， 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真实写照，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伟大的长征精神， 作为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 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1] （P9）
（一） 构建长征学学科存在的瓶颈
虽然长征学研究总体上已经趋向成熟，但有些地方还不尽完善。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林茂前副会长认为：在“长征学”设计范围的研究中、也是在构建“长征学”的进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因时过境迁产生的记忆误差，加之战争环境的特殊性，长征中不少相关文献丢失，因而造成一些细节不详、事实不清；党内持续进行的路线斗争以线划界、以人论事，人为地逆转了一些事实和结论；个人崇拜盛行时，无原则地拔高和贬损有关当事人的历史作用；一些研究人员喜好“跟风”，致使同一事实在不同时期产生截然相反的解读；部分档案尚未解密， 无从知晓长征中核心层的核心内容以及情报运用所起之作用， 等等。这些问题，不仅延误了“长征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确立，还给日后的研究和解读留下了不少阴影和负面影响。在长征史的研究宣传中，过去对1934年7月从江西出发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和红25军说得不多，近年对红25军宣传多了，但依然对北上抗日先遣队，研究宣传不多，甚至连国家主流媒体都很少宣传，实际上，五支部队的长征，才是历史的真实原貌。
一门学科的确立，涉及诸如学科赖以生存的事实是否准确，是否有足够的理论支撑， 涉及旁类学科能否产生呼应，已有研究成果是否科学并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以及对社会进程能否产生足够的影响，等等。由此可见，“长征学”不是简单的只研究长征本身的学问，而是一个缜密的知识体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长征学”要名正言顺地立身于世，还有两方面工作要做：一是理论构建方面， 二是实际操作方面。实际操作方面包括：（1）运用大数据，建立长征学资料库。尽管研究长征一直持续不断，收集的各种资料数以百万计，但因各种原因，这些资料大多处于分散、零碎、无系统状态。全国至今尚无一座专事长征的资料库。因此， 建立一个长征学资料库，实为当务之急。资料库建立后运用大数据技术，对长征资料库的资料进行专业化、科学化的处理，对收集的相关资料进行认证，去伪存真。确保资料库成为权威史料，供相关专家学者使用。（2）研究人员应该集中研究，加强沟通。从事长征学研究的人员，多是独立作战，通气交流的机会不多，研究的课题和方向互不了解， 力量分散，有的甚至还是应景式的研究，炒“冷饭”，加之行业、分工不同，“纲”与“目”脱节，严重迟滞了对长征研究的深化。有些课题的重复研究，对人、财、物还造成了浪费。如果有了长征人才网，加上前面提到的大数据运用，这些问题都将有效地解决。（3）构建稳定的学术交流平台，这个平台就是定期不定期地出版刊物。申请正规书号， 出版长征学月刊。适时召开国际研讨会， 把长征学推向世界。“长征学”不仅仅是遵义的， 长征沿线省市区的，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因此，召开全国性、世界性的学术会议也是拓展长征学研究的需要。
对于长征学，李厚强等专家也认为，尽管长征研究已取得了巨大进展，但仍存在诸多薄弱和不足之处，仍需要各方面继续挖掘。“其一，研究领域还需拓展。目前， 无论专题研究还是综合研究，都还不足。其二，研究方法还需创新。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资料整理和史实考证方面，比较研究遗迹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方面， 还有待加强。其三， 研究力量需要整合。”[10]目前，研究还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极少跨区域的联合攻关。
贵州省党史研究室周明霞认为， 长征学刚刚起步， 今后在长征学的研究中， 要更好地整合资源、发挥优势，将长征学研究深入研究下去，大家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长征学研究、扩大宣传和影响作出新的贡献。
“从一定意义上说，学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就事论事，需要顶层设计， 需要加强学科建设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在历史观和方法论层面提升研究水平。”[8]
我国在推进革命文化产业化发展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这包括：革命文化资源过度消费，保护不力， 破坏严重；产业科技含量低，创新能力较弱，同质化竞争严重，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 等等。要改变这些情况，就要锻造革命文化品牌， 走差异化产业发展道路。当年红军长征途径十多个省， 这些地方具有各自独特的民族风俗、历史积淀、自然生态环境，由此形成的革命文化资源有各自的独特禀赋、地域特色，在开展研究中要善于将这些独特的元素凸显出来，打造属于本地区独有的革命文化品牌。“要努力推动中国革命文化研究国际化。应重视搭建和利用文化国际合作及交流平台，积极开展中国革命文化研究的海外传播工作；加强与国外相关实体性研究机构的合作，引进新的研究方法，开辟新的研究视角。”[11]
（二） 长征学研究与长征路线申遗
2018年，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为人民过上美好生活提供丰富精神食粮。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继承革命文化，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精神力量。”[12]
长征路线申遗自2011年四川省社科院李后强、胡学举等专家首先提出以来， 在社会及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此后在四川省社科院的精心组织下， 四川省首先在省内开展了长征路线遗址遗迹的调研普查工作， 取得了许多有价值有意义的成果。为助推长征路线申遗工作开展，四川省社科院所办权威期刊《毛泽东思想研究》也设专栏开展了长征路线申遗研究，一批有影响力的成果不断刊出，在学界已引起强烈反响， 极大地鼓舞了各地长征路线申遗工作的研究与开展。
遵义市长征学学会也开展了长征路线的调研。2013年，学会会员罗孝全等赴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进行第一次考察。第二次考察的重点是红二、六军团的长征。2013年11月18日，考察人员到达湖南宜章， 参观年关暴动指挥部旧址暨湘南起义纪念馆，20日到桑植，参观贺龙故居和贺龙纪念馆， 然后到刘家坪红二军团长征出发地并参观纪念馆， 21日到铜仁参观周逸群故居和纪念馆。23日到达印江县木黄镇，参观设在水府宫的会师纪念馆，后到松桃县石梁考察会师地。25日到达凯里，后到达毕节考察黔大毕革命根据地，27日参观红军在黔西北陈列馆。2014年，遵义市长征学学会组织会员到四川甘孜考察红四方面军的情况。2014年10月13日长征学学会部分会员考察了卓克基“马尔康红军长征纪念馆”，14日走访了阿坝州党史办了解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根据地开展的大量革命活动，会员还参观了藏族寺庙、藏、羌民居、土司官寨、马尔康街市等民族特色风物。16日经郑州到鄂豫皖苏区， 到根据地首府新县。19日到武汉红安，参观红四方面军总部旧址、七里坪工会旧址、郑位三革命事迹陈列馆、鄂豫皖苏维埃银行、列宁市经济公社、苏维埃饭堂合作社等早年红军开展革命活动的遗址。2017年，长征学学会副会长遵义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谷松岭教授， 遵义市长征学学会理事遵义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纪鹏副教授对红二、六军团长征路线赴铜仁、毕节等市县进行了实地考察。谷松岭、王纪鹏和杜敦科等撰写的考察报告《贵州省长征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创新战略建言》获得贵州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龙长春同志重要批示， 认为视角独特， 对于遵义“传承红色基因、讲好遵义故事”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长征申遗是党史界的一件大事情， 它将极大地推动长征沿线省份长征学研究的开展，进一步拓展长征学研究领域、新视角、新手段。在当下国家对革命老区进行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申请长征路线申遗也正当其时，这一行动将进一步激发老区人民继续发扬长征精神，加快经济发展，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愿景。长征申遗是一项重要的战略举措。
综上所述，长征学的提出从学科构建及其学理方面虽然有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 但总体来说长征学学科的建立逐渐具备了成熟的条件， 长征学学会成立对于全面推动长征研究， 加快长征学学科发展， 凝聚长征研究国内外专家学者集中攻关， 促进新时代长征精神传承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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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树军， 黄一兵.长征史记[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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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邓小平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编辑组.邓小平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M].北京：台海出版社，2011.
[7]胡学举，吴满意，李后强.呼吁建立“长征学”[N].四川日报，2012-01-26 （006） .
[8]王炳林.中共党史学科基本理论问题论要[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8，（1） .
[9]裴恒涛.“长征学”构建的相关问题探析[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5，（3） .
[10] 胡学举，吴满意，李后强.应该建立“长征学”[N].四川日报，2012-12-26 （006） .
[11]田克勤，郑自立.坚定文化自信的三个基本维度[J].思想理论教育，2016， （10） .
[12]李克强.2018政府工作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