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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境内会师，宣告长征胜利结束。长征胜利，是由环境条件及长征本质的规定性决定的，是社会矛盾发展和党领导工农红军英勇奋斗的必然结果。长征胜利的必然性，是指长征必定胜利的发展趋势及其必然进程与必然结局。长征胜利是土地革命战争、民族独立战争的必然结果，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长征胜利凝成了雄壮激越的英雄史诗，揭示长征胜利的必然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革命潮流的必然趋势
　　近代中国革命追求的总目标是救亡图存、振兴中华，革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线，特别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时代的浩荡大潮，汹涌澎湃势不可挡。长征是土地革命战争的激越形式，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的关键环节，受到历史潮流的强烈驱动。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长征肩负着巨大的历史使命和民族责任，长征胜利成为时代大趋势的必然结果。
　　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封建专制国家。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加速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程，逐步沦落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地。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这“两个过程”中，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到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形成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洪流，长征是一朵强劲夺目的浪花。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党成立伊始就明确革命的任务和目标是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从此，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中国革命的主流，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彻底变革的根本力量和正确道路。长征处在这个历史大背景和社会大潮流之下，具备取得胜利的根本前提和基础条件。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成为中国革命最坚决的力量，长征胜利的动力无比坚强。近代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受压迫最深，最富有革命精神和战斗精神。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为着自己的生存和利益而战斗，成为一支一往无前、无坚不摧的革命队伍。长征胜利的动力是工农劳苦大众，长征直接力量的来源是农民土地革命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特别是历次反“围剿”的胜利，长征具有深厚的政治基础、群众基础、实际基础。
　　长征所处历史方位，是土地革命战争向全面抗日战争的转折时期。反帝、抗日，坚决维护民族的独立与尊严，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一贯主张和实际行动。九一八事变后，党多次发表宣言，谴责国民党“无抵抗主义”，号召全国工农劳苦大众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率先实施抗日主张，组织领导东北的抗日战争和全国的人民大众的抗日运动。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民族危机。挽救民族危亡，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最紧迫的问题。高举抗日的旗帜，代表了中国大多数人的民族心理和要求。长征的历史使命是北上抗日，到抗战前线去。长征的旗帜就是民族革命的旗帜、民主革命的旗帜、胜利前进的旗帜。
　　产生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的工农运动、武装暴动、国民革命、土地革命，给长征胜利提供客观环境，创造必要条件，注定了长征胜利的历史必然性。红军长征胜利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而然的事情。这是历史的结论，也是历史的事实。
　　二、革命战争的必经历程
　　长征是土地革命战争走入低潮困境却迅速转向全面抗日战争兴起的苦难辉煌的历史进程。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经历低潮和转折，是必然而然的规律。长征是工农红军反抗国民党军队“围剿”和围追堵截的长途转战，是土地革命战争的延续和发展，是革命战争新的历程的新起点。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进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全国红军人数达到30余万之众，土地革命处在了高潮阶段。在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中，蒋介石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和“堡垒主义”，以保甲制、“连坐法”及严密经济封锁与持久战策略，集中50万大军围攻中央苏区；中央红军以8万余人的部队“御敌于国门之外”与之对垒决战。由于敌人的强大和“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长征不因一个窘迫的开始而就此失败下去。革命的基因没变，革命的基础尚好，革命的动力亦在，长征又是一个新的开端和起点。长征开始时是有组织的战略转移。1934年4月广昌失守之后，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已极少可能。5月，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并将这一决定报告共产国际。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便开始在高层中央领导人中秘密地进行。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并准备实施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组织两支部队北上和西进。7月，红7军团北上与红10军汇合，组成红10军团牵动敌人；红6军团退出湘赣根据地西进探路。同时，中共中央两次指示鄂豫皖省委设法摆脱困境，开辟新的根据地。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11月16日，红25军踏上长征之路。红军的实行战略转移是尊重客观实际和战争规律的必然选择。尽管长征开始时准备迟缓，动员不足，甚至在战略上还执行了退却式的“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以致湘江之战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红军几乎濒于绝境，但遵义会议及时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解决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确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找回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军事路线。此后红军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展开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历尽千难万险，化解个个危机，攻克道道雄关，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是国民党反动派不断进行残酷“围剿”，红军打破“围剿”促进革命深入的历史。“围剿”与反“围剿”，是工农武装割据革命战争的基本形式。战略转移是摆脱及打破“围剿”的一种常规作战模式，是革命战争的必要战略和必要环节。在红军作战原则以游击战、运动战为主的阶段，反“围剿”战役都会有战略转移的问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实施战略转移的例子有不少，长征是其中全局性、大规模的各路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总转移。按照一般说法，长征于1934年10月10日开始，于1945年10月19日结束或于1936年10月23日结束。事实上，先后共有8路红军进行了长征。如果从起点来说，有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从湘鄂赣根据地开始的战略转移；1932年10月红3军在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从湘鄂西根据地开始的撤出转战；1934年7月7日红7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江西瑞金出发的北上抗日；1934年7月8日红6军团从湘赣根据地的突围西征；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的长征；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从湘鄂赣根据地开始的长征；1934年5月红四方面军从川陕革命根据地北上的长征；1935年11月9日红2、红6军团从湘鄂川黔苏区开始的长征。实际上，各路红军长征的起点时间应该比此更早一些。比如说中央红军长征可以从广昌战役失利开始，甚至可以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算起。
　　毛泽东同志说，1927年至1937年反革命的“围剿”都惨败了，“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可见红军长征打破“围剿”北上抗日之必要及其意义之伟大。历史上有8次红军的大会师。长征的结束可以以红军主力会师为标志，也可以以直罗镇“切尾巴”战役、山城堡战役的胜利为标志，还可以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陕北落脚扎根直至完成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为标志。因为真正到了抗日的阵地，真正迎来了全面抗战的开始乃至抗战的胜利，那才称得上是长征的彻底胜利。从全局意义上看，长征不仅仅是战争形式的变化和红军队伍的转战，更重要的是长征实现新的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开创和苏维埃政权的战略转移以及革命发展阶段的战略转变。这才是长征的使命和任务，也才是长征的本质和规律。长征为此发生，为此胜利，那才符合历史的逻辑和雄辩的事实。
　　总之，长征以土地革命高潮为起点，延续了土地革命的进程，继承了土地革命的成果和力量，成为撬动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节点。最终历史以红军长征的胜利写就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根本胜利，写就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根本胜利；最终历史以红军长征的胜利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阶段，开创了民主革命的新局面。
　　三、党的领导的必然结果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的结果是找到了农村武装割据的道路。实现农村武装割据的基本依据是进行土地革命战争。因为有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唤醒了农民阶级的思想觉悟，推翻了封建地主阶级乃至帝国主义在中国农村统治的政治支柱和经济基础，激发出了广大劳苦大众巨大的革命能动性，土地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作为土地革命战争高潮及转折阶段的红军长征，决定其胜利的主客观条件很多，但可以肯定地说，长征胜利是党领导农民、领导红军英勇奋斗的结果；可以肯定地说，因为有党的正确领导，长征必然取得胜利。
　　在中国，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是革命的基本形式和根本手段，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反动统治者总是依靠赤裸裸的暴力来维持其统治的，革命与反革命、镇压与反镇压的斗争常常激烈到以战争的形式进行。近代的革命，总是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残酷压迫中爆发。近代中国历史作为一部战争史，是用农民革命的血流凝成的。所以斯大林说，革命战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封建制度，端了地主阶级、官僚豪绅的老窝，毁了官僚资产阶级的基础，意义极其的伟大，进程却异常的艰苦。国民党南京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奉行一党独裁专政的政府。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的仇恨和残忍是登峰造极的，只有针锋相对的斗争，别无他路可循。近代中国的战争是农民的战争，只有坚决地制订和执行革命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努力奋斗的中国共产党，才真正成为了农民和土地革命的领导者，才真正赢得农民战争的胜利。
　　长征胜利的根本保障，是党组织的坚强和路线政策的正确有力。1923年党的三大后不久，党就提出土地革命的问题，并在后来的大革命中，推动国民党“扶助工农”组织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独立领导长达10年的土地革命战争，在中央苏区和陕甘宁边区实行了彻底的土地革命，赢得了工农民众的信仰。长征是土地战争最艰苦的阶段，长征胜利是党的领导的胜利，体现了党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坚定性和坚韧性，体现了党组织的先进性和战斗力。党的力量来源于党的理想信念的坚定和正确的思想路线。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掌握运用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三大法宝，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广泛开展工农运动和人民战争，形成了伟大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长征中，党坚持北上抗日，纠正“左”倾机会主义和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维护团结统一，坚持统一战线，执行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主张和军事方针。党领导武装斗争、根据地开创、苏维埃建设、土地革命、群众动员等各项工作，以寻求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为战略转移的落脚点，以突破险阻、保存力量为原则，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极端困境中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创造了人类战争历史上胜利的奇迹。
　　因为有党领导的英雄红军，长征必然胜利。党坚决英勇地领导了土地革命战争，党坚决英勇地领导了红军战斗，党坚决英勇地领导了红军长征。红军是党缔造的新型人民军队，是一个执行革命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党从思想上建党，从思想上建军，将革命理想高于天铸成了工农红军的军魂。在红军队伍建设中，加强党的领导，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加强思想建设，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实行民主集中制，官兵一致同甘共苦；加强军事建设，采取以保存实力为原则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加强纪律作风建设，党指挥枪，人民军队为人民，练就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勇往直前的英雄品质。红军是党领导的人民子弟兵，它在土地革命战争中为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社会，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翻身解放的历史使命而英勇战斗，成为意志坚强、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英雄队伍，成为党和人民战胜一切困难和敌人的锐利武器。长征中，红军百折不回，英勇顽强，灵活机动，斗智斗勇，历尽难险，屡建奇功，决定了长征的彻底胜利。党和红军浴血奋战，以血肉之躯长征转战数万里，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军队极其残酷的“围剿”“追剿”，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充分说明了革命征程多艰险，胜利只得奋斗求的基本道理。
　　党给长征赋予伟大的时代精神，长征所向披靡必定胜利。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历史，是革命和战争的历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动员、团结人民共同奋斗的伟大事业，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光辉的一页。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和革命文化席卷全国，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土地革命时期农民革命战争如火如荼，党动员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拥护支持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爆发出了无穷无尽的革命力量。红军长征前，中央苏区已辖4个省60多个县，苏区的工农有了翻身做主人的亲身体验，有了拥护共产党、赞成共产主义的热情意识。苏维埃政权和武装割据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认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将政权直接建到乡乃至村中，最大可能地加强了与民众的联系。乡苏维埃的一个重要职责是建立和管理民众武装。苏区适龄人员几乎都参加了红军和革命武装，几乎都纳入了童子军、少先队、赤卫队等准军事组织之中。党和红军与群众关系良好，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1932年夏至1933年秋，中央根据地内开展了几次突击发展党员运动。仅江西一省1932年3月至秋天党员人数从2.3万名增加到了9.7万名。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人民群众对党和红军如此信仰，有他们参加和支持，长征岂有不胜之理。革命成为民愿，党心即为民心，这是伟大的时代精神。压迫愈深，反抗愈强；青山挡不住，毕竟东流去；工农齐奋起，革命得胜利。这是历史的规律，这是历史的结局，这是长征胜利的真谛。
　　（作者为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