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勇
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王友平教授很欣慰，8月29日，由他主编的《长征中的川籍女红军》一书由相关部门和专家评审通过，预计将在9月底出版。这本书，揭开了红军长征史上鲜为人知的一面。1935年春，8000多名英姿飒爽的女红军跟随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其中除四五十名从鄂豫皖入川的女红军以外，其余的全是川籍女红军。她们中，有2500多人组成的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后改编为妇女独立团），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支“红色娘子军”。
此外，妇女工兵营500余人，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及各军医院女战士上千人，总政治部剧团及三个分团女战士及各军宣传队员近千人，也随红四方面军一起长征。她们为崇高理想而英勇奋战，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绝大部分壮烈牺牲，对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钩沉120多位川籍女红军，多数事迹是首次集中披露
谈起组织策划出版《长征中的川籍女红军》的初衷，王友平感慨，川籍女红军占长征女红军的绝大多数，并具有独立军事建制，在长征中付出了巨大牺牲，为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却长期鲜为人知，至今尚无一部全面系统反映长征川籍女红军的图书。“这本书就是家乡人民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为参加长征英勇奋战的巴蜀女性献上的一份薄礼。”
然而，岁月久远，当年的女战士们在今人眼中已面目模糊，要完全搜集整理她们的英雄事迹相当困难。“没想到得到了众多川籍女红军后代的大力支持，一共搜集到120多位老红军的事迹，并有大量珍贵图片，附录还列有长征女红军战士1000余人的名单。”王友平说。
杨尚昆、李伯钊之子杨绍明，谢觉哉、王定国之子谢亚旭，萧华、王新兰之子萧云等16位红军后代亲笔撰稿，还有董必武、何连芝之女董良翚，洪学智、张文之子女洪虎和洪炜，以及朱德元帅的外孙刘建等20余人无偿提供图片等宝贵资料并亲自审稿。
据王友平介绍，书中所涉及的120多位川籍女红军的英勇事迹，绝大多数是首次集中披露。
比如董必武夫人何连芝、洪学智夫人张文、何长工夫人尹清平、谭政夫人王长德等都是长征中的川籍女红军，这在以前鲜为人知。
妇女独立团有两三千人，为世界军事史上罕见
缘何长征中的川籍女红军最多？王友平告诉记者，她们绝大多数出身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贫苦农民家庭，相当多数人是童养媳。当年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招兵宣传，得到了童养媳们的强烈响应。
书中收录的120多名女红军，有可靠资料明确记载者，至少三分之一的是童养媳，如王长德、何连芝等；有的是佣人、丫鬟，如张文、刘天佑、伍兰英、苏力等；有的是乞讨儿童或孤儿，如林江、黄海云和万曼琳等。她们从小饱受贫穷之苦，当“穷人的队伍”红军到来时，立刻毫不犹豫地主动参加红军。
“有的女孩甚至故意报大自己的年龄参军，坚定不移跟党走。”王友平说。
长征女红军90%以上的是红四方面军中的川籍女红军，其中妇女独立团有两三千人。“这个妇女独立团有单独的军事建制，直接参战。”王友平说，“这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罕见的。”
1935年，妇女独立团一部为前线运粮草，半夜途经通江县北面的鹰龙山时，突遇敌军。女红军陶淑良与曾广澜采取灵活机智的战术，指挥部队伏击敌人，一举将其歼灭，妇女独立团从此军威大振。
既要执行作战任务，也要负责后勤保障
红四方面军的女战士，不仅参与、配合主力部队执行作战任务，还承担了大量护理、运输物资、筹集粮款等后勤工作。
王友平讲了一个故事。1935年，通江籍女红军梁金玉与另外11名女战士入编运输队，组成一个班参加长征，梁金玉担任女子运输班副班长。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女红军们露宿山野，大地为床天作盖，班长常玉琴坐在风口为大家抵挡刺骨寒风。第二天，她再也没能站起来。提及此事，至今健在的百岁老红军梁金玉眼含泪花：“在她冻僵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坚定的革命理想和毫不动摇的革命信念。”长征结束后，这个12人的女子运输班只剩下3人。
1936年11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一部奉命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妇女独立团整编为妇女抗日先锋团，共计1300人，其中绝大部分为四川人。悲壮的西征路上，她们最终在祁连山惨败，大部分女战士壮烈牺牲，一部分被俘，饱受凌辱。“她们临危不惧，血战到底，表现了巾帼英雄的气概。”王友平评价，“对幸存者而言，长征精神贯穿一生，是她们一生的精神动力。这也是值得我们传承和弘扬、自信和骄傲的红色文化。”
川籍女红军·长征之“最”
杨金莲
最年长的女红军
杨金莲原名板登卓，藏族，金川县人。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西进岷江上游，创建松理茂赤区。杨金莲的丈夫唐洪山被推选为村苏维埃筹粮委员会委员，在筹粮时遭遇反动武装袭击，不幸牺牲。这时，她的大女儿姜秀英已参加红军，回家动员杨金莲、妹妹姜萍和两个兄弟分头为红军做藏语翻译，并带路。年届花甲的杨金莲从自己60年的遭遇、经历中深深领悟到“只有红军，才能解救穷苦番民”的真理，毫不犹豫地带领年方14岁的小女儿姜萍和两个儿子参加了红军，杨金莲一家人踏上新的人生之路。从长征到延安，红军战士们都一直叫她为“老妈妈”。到延安后，李富春的夫人蔡畅给她取了一个汉名“杨金莲”。
万曼琳
年龄最小的女红军
万曼琳，1926年生于南江县的一个贫穷家庭。1933年，红四方面军部队转移离开南江，万曼琳一家遇难，只剩下她和哥哥相依为命。哥哥背着年仅7岁的她去参加红军，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35年3月，万曼琳所在红四方面军奉命退出川陕革命根据地，只有8岁多的万曼琳作为炊事班的一名“红小鬼”，开始踏上长征之路。1936年6月，红二军和红四方面军30军在甘孜会师。万曼琳回忆，“战士们有的把帽子抛得很高，有的把衣服脱下往高处抛，大家还把我抱起来扔得老高……”甘孜会师后，万曼琳被派到康克清身边当勤务兵，同年，她又见证了红军三支主力在甘肃会宁的会师。
王理诗一家
参加长征人数最多的家庭
王理诗，达县人，开国少将李中权的母亲。王理诗与丈夫李惠荣共生育了8个孩子，三子李中权1932年参加红军游击队。1933年，红军游击队一大队政委李中权率300多人打回家乡，成立苏维埃政权。李惠荣和王理诗带领李中权年幼的弟妹们积极参加农会。1935年，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苏区，王理诗决定全家9人参加红军，除李惠荣在长征前夕英勇牺牲外，这家人都参加了长征，是川籍女红军中参加长征人数最多的家庭。
随红军长征时，王理诗已53岁。她以顽强的毅力，挪动着一双三寸金莲，带领幼小的儿女，跟随红军家属和根据地群众，从川东走到川西。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时，走到炉霍县附近大草地边，备受毒疮折磨的王理诗再也走不动了，她抓住儿子的手离开了人世，倒在了长征路上。王理诗全家有4人在长征途中先后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