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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长征中的情报工作评析

李清华

(南昌陆军学院 江西南昌 330103

[摘 要]长征途中,党中央极其重视情报工作。中央红军依赖其情报机构和技术人员不断破译国民党军密码,获取了大量的极其准确的军事情报,为党中央及时作出正确决策,正确地判断敌情、指挥作战、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中央红军;长征;情报工作

[作者简介]李清华,南昌陆军学院 7153 室教员。

80 年前,广大红军将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转战万里,不怕牺牲,英勇奋战,粉碎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终于使长征“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红军在极其被动的局势之下,在 “敌军围困万千重”的窘境之中,得以完成伟大的战略转移, 赢得最后胜利,是由多种因素综合决定的。本文根据近年来披露的一些史料,对情报工作在中央红军长征中的特殊贡献和重大作用作以回顾和评析。

一、“围剿” 计划成“漏水铁桶”:红军情报机构的建立与长征的开始

中央红军的情报机构建立于中央苏区时期。1933 1月,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至江西瑞金。5 月,中央军委二局在瑞金乌石垅成立,称为后方二局,局长曾希圣(兼任红一方面军二局即前方二局局长),副局长钱壮飞、谭震林(不久即调任他职)。随着战争发展的需要,二局的机构进行了调整。1934 l 月,前后方二局正式合并,统称军委二局,有技术人员 42 人、侦察电台 7 部。由于人员相对集中,技术力量加强,对国民党军的密码破译工作进展很快,至1934 7 月,累计破译国民党军密码本 400 多个,其中有一部分特别密码本。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军委二局奉命留下少数人员在根据地坚持工作,大部分人员和装备(共33 人、电台 5 部)随军行动。

中央红军在 1935 10 月开始的战略转移,虽有预定的计划和一定的准备,但又是一次提前的突围行动。促成突围计划提前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央决策层获得的一批“绝密情报”。

1934 年七八月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节节失利,国民党军队开始向中央苏区的纵深推进。9 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秘密召开了军事会议。会议在蒋介石的首席军事顾问、德国人赛克特的策划下,制定了一个“铁桶计划”的战略方案,计划在 1 个月内,由前锋部队逼近瑞金城下,届时将在瑞金的四周竖起 30 重铁丝网,配备 1000 辆军用卡车,快速运送作战部队拦截。庐山军事会议结束当天晚上,“铁桶计划”的全部文件,就落到了当时任赣北保安司令部参谋、共产党员项与年等人手上。当晚,项与年将“铁桶计划”连夜密写到 4 本新买的学生字典上。10 7 日下午,他赶到瑞金沙洲坝临时中央机关驻地,见到了周恩来、博古、刘伯承、聂荣臻等人,并把 4 本密写的字典交到周恩来手上。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在传阅了项与年送来的“铁桶计划”之后暗自大惊,深感中央根据地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地步,若不断然采取措施,再有十天半月,就会完全被国民党军围困得难以脱身。10 10 日,中革军委发布了战略转移的行动命令,16 日,中央主力红军 8.6 万余人开始了战略转移。这就使得蒋介石精心铸造的“铁桶”,最终成了一只裂缝的漏水破桶。

二、“打着灯笼走夜路”:长征途中情报工作屡建殊勋

长征途中,红军的情报机构利用破译国民党军密码,获取了大量的极其准确的军事情报, 为党中央及时作出正确决策,正确地判断敌情、指挥作战、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为了做好长征途中的情报保障工作,局长曾希圣把二局侦听破译人员分成两个梯队交替行军,第一梯队行军时,第二梯队原地坚持工作,第一梯队到达宿营地工作后,第二梯队开始行军超过第一梯队到达下一个宿营地工作,从而始终保持 24 小时不间断地侦听国民党军无线电通讯。

1934 12月上旬,二局陆续侦译国民党军有关兵力调动和作战部署的情报,获悉国民党军企图围歼我军于去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途中。这时,毛泽东根据红军获得的情报,主张放弃到湘西的计划,改向国民党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此主张得到了军委大多数同志的赞同。

19351月,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从此,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中央红军采取高度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长征路上大范围地迂回、大踏步地前进。同年3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苟坝召开会议,讨论进攻打鼓新场的战役计划。当时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人都同意进攻打鼓新场,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毛泽东认为国民党黔军在打鼓新场筑有坚固的工事,又有国民党川军从旁策应,滇军将很快于 12 日赶到打鼓新场与黔军会合, 而我军 12 日才能到达打鼓新场。 在此情况下, 如果硬啃这块骨头, 我军将会遭受不应有的损失。于是,打还是不打成了这次会议争论的焦点。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当晚 11 时,二局党支部书记戴镜元及其战友获取了滇军、川军和黔军的行动情况,证明毛泽东对敌情的分析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在事实面前,与会人员一致同意毛泽东放弃发起打鼓新场战役的意见。后来,周恩来感慨地说:“如果我们贸然发起打鼓新场战役,必然造成红军重大损失,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四渡赤水是红军长征中的 “得意之笔”。 邓小平说四渡赤水之战 “和敌人兜圈子,打奇袭的运动战方式,好比猫捉老鼠,老鼠捉猫,强大的敌人欲捉红军,不想却被红军引得昏头转向地团团打转,结果反被红军一再重创”。四渡赤水的杰出指挥与可靠的情报支持是分不开的。1975 年叶剑英回忆长征时说:“四渡赤水,在龙里、贵定之间不过 30 公里的地方, 红军进进出出,来回穿插,局外人看来非常神奇,但我们十分清楚,很重要的一条是,靠二局军事情报的准确及时。如果没有绝对准确的情报,我们就不容易下这个决心。”尤应提及的是,在四渡赤水期间, 红军处于极端困难, 即将重新陷入国民党军四面围攻的关键时刻, 曾希圣想出一条妙计:利用敌人的电话,用在贵阳的蒋介石的名义给其部下周浑元、吴奇伟发电,将两部主力调开。这一妙计使红军避免了一场不利的血战,除了远在敌后的红九军团外,其余红军全部顺利南渡乌江,为红军北渡金沙江、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创造了条件。

四渡赤水之后,红军进入云南,国民党军主力已被甩在后面很远。红军抓紧时间渡过金沙江,为北上休整争取到更为充裕的时间。根据吕黎平的回忆:1935 5 4 日,军委总司令部在云南的皎平渡渡口,二局又破译敌报,得知国民党军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同蒋介石之间有矛盾,万耀煌为了保存实力,不愿孤军深入尾追我军,便向蒋介石谎报,在其前进的方向上,没有发现共军的行迹,故决定在原地休整一天,然后再沿原路返回,协同友军从其他方向“围剿”“共军”。中革军委、毛主席根据这一情报,认为红军可以赢得四五天的宝贵时间,从而迅速召集主力部队到皎平渡依次渡江,于 5 9 日到达北岸。当万耀煌师按蒋介石的手令于 5 10 日赶到江边时,红军已全部渡过了金沙江,渡船已在北岸烧毁。国民党军一无所获,只能望江兴叹。

在整个长征过程中,中央红军的情报部门(主要是军委二局)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途径来获取国民党军调动等信息,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可靠的情报保障。他们以扎扎实实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中央制定各项方针政策起到了决策参考的巨大作用,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对二局卓有成效的工作,毛泽东曾高度评价和称赞说:“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我们和蒋介石打仗, 好像玻璃杯里押宝, 看得准,赢得了。”“曾希圣就是搞玻璃杯的。”“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没有曾希圣的二局,就没有红军。”

叶剑英元帅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曾希圣等同志提供的准确情报。”徐向前元帅也曾作过这样的评价:“《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 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

三、“无名英雄,无尚光荣”:党中央、毛泽东高度重视情报工作

无论是在中央苏区还是在长征途中,党中央和毛泽东都非常关心中央红军的情报部门和技术人员。在长征途中艰苦的条件下,技术人员仍然获得了当时力所能及的优待。在红军长征中最为困难的四渡赤水期间,红军总部还于1935 2 10 日特地发布了《关于优待技术人员问题的指示》,以保证技术人员的生活。为表彰电台科技人员的汗马功劳,毛泽东曾先后两次为他们题词,一次是“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另一次是“你们是革命的鲁班石”。长征时期二局的党支部书记戴镜元离休时,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某部送他的纪念品上刻着 16 个大字:“无形战线,无名英雄,无私奉献,无尚光荣。”

这些表扬,既是党中央、毛泽东对红军情报部门和情报人员巨大贡献的充分肯定,又生动地反映了信息技术人员在党和红军的重要地位以及他们对战争胜负的极端重要性,更反映了红军中极少数的科技人才使用现代信息手段在革命战争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正如孙果达教授所指出的:“正是这种类似今天制信息权的实现,才提供了毛泽东始终能够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的基础,才促成了毛泽东运动战具体样式和具体战术的形成,才从客观上使红军避免了敌强我弱的劣势,保证了红军能在战场上取得‘打得赢’的结果,也才真正形成了毛泽东用兵如神的运动战。” 这一深刻认识对于我们今天的新军事变革和军事斗争准备,同样具有重大的现实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