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凯旋
（中共长春市委党校吉林长春130033）
[摘要]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的建党学说与中央苏区党和红军革命斗争实践紧密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和方法。
[关键词]中央苏区 毛泽东 建党思想
[作者简介]郑凯旋（1978—），男，中共长春市委党校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在开辟创建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中，把马列主义的建党学说与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斗争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和方法。
一、着重从思想上建党，不断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国共产党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以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重要建党原则。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了农村，党员的成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民及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大多数。这样，一方面扩大了党的队伍,增强了党的力量，使之具有了广泛的群众性；另一方面也给党的建设带来很多问题, 特别是导致党内出现了“一个极其严重的矛盾”，即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这是党的建设过程中的“一个绝大困难”。解决这个矛盾,克服这个困难,就成为我们党的建设中极其复杂而重大的历史课题。早在1928年，毛泽东就已提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错误的”［1］P77。为此，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突出强调了党的思想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分析了党内种种错误思想的根源，首次确立了党的思想建设基本原则。为了确保这一原则的实现，他要求全军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建立思想政治工作制度， 通过各种形式经常对当地干部和广大党员进行马列主义理论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以提升全党的思想政治水平。根据上述会议精神,从1929年起，党和红军在印刷出版条件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开始了创办报纸、印刷书籍的工作，先后创办了《红色中华》《斗争》《布尔什维克》《红星》《列宁青年》等在党内军内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报刊共计34 种，同时还集中力量出版发行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论“左派”幼稚病》等一批马列主义著作。苏区各党政军部门，编印了大量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党员训练教材，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此外，苏区教育人民委员会为了更好的配合部队及地方的思想教育与宣传工作还组织了俱乐部、列宁室、八一剧团、工农剧社、苏维埃剧团等多个党政军文化团体，采用化妆宣传、业余剧团演出、美术展览、戏曲歌舞、活报剧、话剧等多种通俗化形式，从而使许多革命的宣传内容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二、党的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密切相连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高度重视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把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与党的建设紧密结合起来。1927年，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提出了“左”倾盲动主义方针。在“左”倾政策的指导下，我党在全国先后掀起了100多次武装起义，盲目攻打大中城市并因此而蒙受重大损失，革命火种面临被扑灭的危险。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立场坚定地提出“共产党人从斗争中改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1］P116 的精辟论断，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及其道路做了科学分析和论述，领导党和红军突破“城市中心论”的束缚，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实现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折。毛泽东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把创立红色政权实现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与党的自身建设结合起来, 提出共产党组织有力量和它政治路线的不错误是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的基本条件, 因此要在创建红色政权过程中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断发展和壮大党的组织，同时制定和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1931年，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统治全党，强力推行“左”倾政治纲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直接导致中央苏区的大部沦陷，红军被迫放弃根据地实施战略转移。在此时期，毛泽东虽屡遭排挤和打击，但他始终从大局出发，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既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又在实际工作中与错误路线进行着顽强的抗争，最终通过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批评并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进而实现了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历史经验充分证明，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是密切相关的。如果党的政治路线偏离了正确方向，党的建设就会出现问题，反之，我们党的建设就会更加巩固，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会向前发展。
三、不断夯实党的组织基础，从组织上保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始终高度关注党的组织建设，在理论上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在实践上进行了积极地探索。在著名的“三湾改编”中，毛泽东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 建立了我军连队中的第一批党组织， 初步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他反复教育大家： 支部是党的工作基础，它犹如房子，基础不牢，房子就会倒塌，基层组织不好，党就不坚固。毛泽东不仅十分注重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而且要求各级党组织在建党中既要大胆吸收贫苦农民入党，又必须严格执行党章规定，坚持党员标准，以确保党员质量，从组织上保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在古田会议上，根据当时所处的革命斗争环境明确规定了今后新分子入党的条件，即“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2］P812-813。对于不够党员条件的不论任何人，一律清除出党。在党内政治生活方面，毛泽东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 既要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反对家长制作风和一言堂，又要严格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一成决议，就必须坚决执行，除非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1］P90，以纠正党内存在的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倾向。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毛泽东深刻总结建党以来干部政策问题上的经验教训，要求党的干部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必须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政策，积极肯干，不谋私利；在选拔和任用干部上实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坚持“才德兼备”的基本原则。正是在毛泽东建党思想指导下，中央苏区各级党组织坚持在斗争实践中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创造干部”，锻炼提高干部，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治国安邦的优秀人才，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以及建设新中国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人员保证。
四、注重加强作风建设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不断总结革命斗争经验，把马克主义关于党风建设的思想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学风建设上，毛泽东一贯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他曾反复强调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指出，“共产党的正确斗争策略，是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的。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1］P115，而调查就是要解决问题。毛泽东认为，只有迈开双脚，到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地方去走走，学习孔夫子“每事问”，则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此他号召广大共产党员“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1］P116，而他本人也作了大量的实地调查研究，并写下了《宁冈调查》《东塘等处调查》《寻乌调查》《木口村调查》等许多至今仍脍炙人口的调研报告。在工作作风上，一心一意地为群众谋福利,处处为群众着想,关心群众的疾苦,这是苏区党员干部优良作风的最突出体现。毛泽东认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的为群众谋福利，也只有如此广大群众才会真心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1］P139。据此，毛泽东得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的著名论断，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要像和尚念“阿弥陀佛”那样天天念叨并以实际行动帮助群众解决困难。毛泽东在瑞金沙洲坝,带领大家挖“红井”，周恩来、张闻天等带头帮助红军家属砍柴、挑水……在毛泽东等人的积极倡导与带动下，苏区广大党员干部的日常工作作风得到群众的认同与肯定。在生活作风建设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各级苏维埃的党员干部在日常生活中，要艰苦朴素，厉行节约，坚决杜绝铺张浪费、贪污腐败的现象。为此，毛泽东在“二苏大”上指出：“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约的方针。使一切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1］P134 而他自己以身作则，虽身居高位，却始终与普通战士、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患难相依，吃红米饭喝南瓜汤，领着五分钱的伙食费。据老战士徐松林回忆：“他（毛泽东）只有一床旧的棉被，棉被和布不到三斤半，晚上睡觉有时用禾草做枕头，没有禾草就用土砖、石头做枕头。只有两套衣服，打了许多补丁，生活和战士们一样艰苦朴素。反围攻时天天行军，常常十天半个月不能换洗。很少见他穿过袜子，总是光着脚穿一双烂布鞋子。”［3］P244 在毛泽东的影响和感召下，广大苏区党员干部真正做到了“克己修身”“先公后私”“廉洁自律”，从而使中央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在当被群众誉为“中国历史上最廉洁的政府”。
总之，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的建党思想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它明晰了党的建设的基本思路，开辟了党的建设中国化的道路，为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创立与发展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同时，它对于当前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3]李小三.让历史告诉现在［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