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佳
在中国革命话语体系中，苏维埃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军事斗争，还是一场思想文化革命；苏维埃政权危机不仅是“物资困乏、经济滞后”的物质危机，也是一场苏区群众思想文化认知水平与能力的滞后、难以适应中国共产党政党先进性要求的意识形态危机。因此，中央苏区政权所面临的危机不仅表现在国民政府对苏区政权的经济封锁、军事进攻以及苏区内部反动势力对政权建设的干扰和破坏等方面，还表现在国民政府对苏区群众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以及苏区落后的社会文化习惯与党所倡导的先进文化难以调和等方面。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指导下的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对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重要作用，他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P98）毛泽东作为苏区政府的主要领导人，清楚地认识到在危机环境下加强苏区意识形态建设的严峻性和紧迫性，他通过科学文化教育和政治宣传等多种意识形态建设途径凝聚人心、统一认识，为战胜苏区政权面临的内、外部危机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
一、扭转苏区民众教育落后状况，为统一民众的危机意识扫除知识障碍
提高民众文化知识水平是提高苏区人民思想觉悟、增强民众对时局判断能力的重要前提。苏维埃政府管辖区域的教育水平长期落后。以江西省为例，1929年该省儿童入学率在全国居第26位，初等教育经费居第18位，每人负担初等教育经费比居第25位，均在全国平均线以下［2］。毛泽东对苏区教育落后的现状十分担忧，将扭转民众教育落后局面作为苏区政府的重要工作。他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强调苏区教育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努力扫除文盲，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3］（P331），毛泽东对苏区教育的重要论断成为苏区教育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根本要求。
1.深入开展社会教育，增强苏区民众革命斗争的政治认同。
苏区社会教育以青少年儿童义务教育和成年人扫盲识字运动为重要内容。在青少年儿童义务教育方面，苏区政府推行儿童义务教育免费制，苏区乡村都开办列宁小学，大村独办、小村联办，基本满足适龄儿童就近入学的需求。毛泽东在苏维埃二大报告中举例说道：“根据江西、福建、粤赣三省的统计，在2931个乡中，有列宁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3］（P332）。据统计，当时三省在校适龄学生总数约占三省总人口的6%左右。在成年人扫盲识字教育方面，中央教育部重新修定发布了《消灭文盲协会新章程》，规定该协会以村协会为基本组织，协会的主要任务就是消灭文盲。苏区消灭文盲运动取得显著成效。正如毛泽东在苏维埃二大上指出的，“中央苏区现在有大小报纸三十四种，其中如《红色中华》，从三千份增至四万份，《青年实话》发行二万八千份，《斗争》二万七千一百份，《红星》一万七千三百份，证明群众文化水平是迅速提高了”。［3］（P330）苏区的社会教育有力增强了苏区群众革命斗争的大局意识， 甚至连蒋介石对此都十分折服，“匪区里面最紧张的，就是教育！最有纪律的，就是教育，最有精神的，也就是教育”［4］（P130）。
2.系统开展干部教育，造就大批领导革命斗争的高级干部。
苏区应对内外部危机的成败关键在于党的领导， 加强党的领导之关键在于能否造就一支政治水平高、文化知识高、革命意志坚定的党员领导干部队伍。从这种意义上看，苏区干部教育就是无产阶级的思想理论和科学文化教育，干部教育只有服从无产阶级革命和阶级斗争这一中心任务，才能造就一支革命精神和战斗力顽强的干部队伍，才能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经过数年努力，苏区干部教育初具规模，形成了中央干部教育与地方干部教育相结合、长学制教育与短学制教育相结合、培养中高级领导干部教育与培养专门人才教育相结合的干部教育体系，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事业的先河。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开办了诸多干部教育和培训学校，其中当属中央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共中央党校）影响最为深远。中央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创立于1933年3月13日，任弼时、张闻天先后兼任校长。学校开设新区工作人员训练班、党政工团干部训练班和高级干部训练班等教学班，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工人运动等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除中央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外，中国共产党在苏区还相继开设了苏维埃大学、中央教育干部学校、中央农业学校等干部教育机构，培养了一大批政治过硬、专业精湛、综合全面的中高级干部队伍。
3.积极建立军事院校，提升红军官兵革命斗争的自觉精神。
军事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苏区红军建设的重要举措，军事教育直接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进行。早在苏区根据地初创时期，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和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以及后来的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均开办随营学校，在军事斗争实战中培养军队初级指挥人员，朱毛红军还采用上政治课的办法，训练后备政治工作干部。
1930年，闽西红军学校在闽西龙岩成立，同年更名为中国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此后再次更名为红军彭杨军事政治学校。1932年，该校更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1933年10月，红军学校扩编为红军大学、红军彭杨步兵学校、红军公略步兵学校、红军特科学校、地方游击队干部学校等五所院校［5］（P338-339）。从1931年冬到1934年秋，上述军事院校相继为红军部队培养各级各类军政人才1万余人，绝大多数成为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和指挥员，在抵抗来自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进攻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二、繁荣发展苏区文化艺术事业，使文艺事业成为苏区战胜危机的精神力量
文化和艺术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文艺事业总是渗透着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能动地反映执政主体的执政意愿和所代表阶级的根本利益。毛泽东及苏区政府致力于促进苏区文艺事业的发展繁荣，苏区文艺工作者创作出一大批讴歌美好生活、歌颂党的领导、揭露反动统治的文艺作品，党在中央苏区领导的文艺事业丰富了苏区民众的精神生活，打破了国民政府专制政治的愚民统治，苏区文艺事业真正成为苏区民众战胜苏区内、外部危机的精神力量。正如毛泽东在苏区二大会议上盛赞苏区文艺事业的蓬勃发展“是人类精神解放的绝大胜利”，“谁要是跑到我们苏区来看一看，那他就立刻看见这里是一个自由的光明新天地”［3］P329）。
1.创作反映红军战斗生活和英雄事迹的文艺作品。
苏区文学作品以反映红军战斗生活和英雄革命人物事迹为主要内容，以散文、报告文学、诗歌为主要体裁。例如1934年夏由《红星》编辑部编辑出版的报告文学集《火线上的一年》，集中反映了苏区文学创造的丰硕成果。苏区的诗歌创作也是异常活跃，各类诗歌作品遍布城乡的报刊、板报，《红色中华》报刊编辑部还出版了《诗歌集》［5］（P341-342）。苏区文学作品在反映红军战斗生活和革命英雄人物光辉事迹的同时，对鼓励苏区群众参军参战起到了宣传动员作用。例如在苏区广为传唱的《当兵就要当红军》这首歌谣，每节都用“当兵就要当红军”作为开头，用来号召苏区群众争当红军，然后再通过描述红军战士的战斗生活讲述了“为什么要当红军”和“怎样当红军”，极大增强了政治动员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2.编演宣传革命思想的革命戏剧。
苏区革命戏剧创作活动早在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便已开始，当时主要是自编自演一些宣传革命思想的新话剧和活报剧。例如，在苏维埃一大召开期间，现代革命戏剧《活捉张辉瓒》首演，这部话剧反映了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第一次将毛泽东、朱德的形象搬到舞台上。苏区戏剧活动的蓬勃开展推动了戏剧创作的发展繁荣，涌现出大批影响较大的戏剧作品，如沙可夫编剧的七场现代剧《我——红军》、韩进编剧的多幕剧《假充老婆》、戈丽编剧的独幕剧《残忍》等。据不完全统计，中央苏区创作并演出的话剧、歌剧、舞剧、活报剧等剧目多达79余场。“这些剧目生动形象地宣传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主张和政策，歌颂苏区的光明，鞭挞和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与丑恶， 使戏剧起到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打击敌人、支援反‘围剿’战争的巨大作用。 ”［6］（P177-178）
3.传唱革命歌曲，创编苏区舞蹈。
随着一大批优秀的音乐和舞蹈人才来到苏区，他们大量创作和改编从苏联与他国家传入的革命歌曲及舞蹈，苏区音乐和舞蹈事业得到长足发展。苏区军民广为传唱的革命歌曲有《国际歌》、《工农兵联合起来》、《土地革命歌》等百余首，苏区文化管理部门还出版了《革命歌曲集》供广大军民学唱。因此，传唱红色歌谣成为苏区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常见现象。如歌谣《十骂反革命》、《十骂国民党》以及《十骂蒋介石》等在苏区广为流传，正如《中共江西省委转录赣西各县及二团给赣西特委的报告》中指出的 “仿乡村最通俗的曲调，做成最浅近的歌文， 散发各乡村农民妇女小孩们去唱”［7］（P213）。
苏区舞蹈是苏区文艺事业发展中涌现的新的艺术表现形式，这种舞蹈分类三类：一类为赣南闽西当地流行的茶篮灯、花灯、高跷等民间舞蹈；二类为李伯钊等艺术家对苏联舞蹈的改编，如《海军舞》、《空军舞》等；三类是艺术家整合国外舞蹈长处和苏区民间舞蹈特点创编的复合型舞蹈形态，如《工人舞》、《军事演习舞》、《战斗舞》等。这些舞蹈形象生动地反映了苏区军民火热的革命生活和高尚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极大鼓舞了军民的战斗热情，深受军民喜爱。
4.创作反映苏区革命生活的美术作品。
苏区的美术作品紧密配合苏区各项斗争，形式丰富多样，报刊杂志成为苏区美术作品公开发表的主要阵地。例如，1932年《红星》报社编辑出版《红星画报》，1933年中央土地部创办《春耕画报》。美术作品不仅反映火热的革命战争，也服务于苏区政治、经济建设事业。 如1933年中央苏区二大准备委员会印发《选举运动画报》，以漫画形式向群众宣传民主选举的重要意义和选举流程；同年，中央苏区革命互济总会编印《互济画报》，共搜集发表漫画50余幅。
三、加强党在苏区的政治宣传和政治动员，奠定苏区克服危机的社会基础
政治宣传与政治动员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旧风俗进行彻底改造的有效手段，也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方法。政治宣传和政治动员是党的群众工作方法的内容之一，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政治宣传和动员的实践经验。在苏区时期，毛泽东将党的政治宣传和动员的方法运用得淋漓尽致，为团结带领苏区军民战胜苏区危机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思想保障。
1.牢牢掌握新闻舆论宣传主动权。
新闻舆论权是中国共产党在苏区进行政治宣传和动员的生命线。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舆论宣传方向，依托党报党刊等新闻舆论宣传阵地，及时宣传苏区政府的最新政策、党的执政理念，无情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据不完全统计，中央苏区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群众团体先后创办1300余种报刊杂志，其中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发行量最大、影响辐射面最广。为广泛吸收国内外重要信息，及时向全国传播苏区和红军的消息，《红色中华》报社设有红色中华通讯社，即新华通讯社的前身。通讯社配有无线电台，全天候接受国内外无线电讯，同时将摘编收听到的国内外重要信息，编成《无线电材料》等供中央领导参阅。
2.通过标语和口号宣传革命。
苏区军民绝大多数没有接受过系统正规的教育，绝大多数群众不识汉字，如何在文化教育水平落后地区进行政治宣传成为摆在苏区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时任粤军香翰屏部参谋的李一之观察中国共产党宣传活动后发现，“全部红军有整个的宣传计划，各部队红军皆能取一致之步调，同一之意思，划一之口号标语以为宣传”［8］（P102）。标语口号具有简单明了、视觉冲击力强等特点，适用于对文化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展开政治宣传和动员。中国共产党通过标语口号进行政治宣传也是讲究策略的，“比如红军标语打倒土豪劣绅这样写的时候很少，因为太空洞而不具体，我们必须先调查当地某几个人是群众最恨的，调查以后则写标语时就成为打倒土豪劣绅某某等，这个口号无论如何不浮泛，引起群众深的认识”［9］（P762）。苏区标语口号几乎遍布了城镇的大街小巷，营造了浓厚的革命氛围，成为苏区独特的政治文化。正如一名传教士回忆时说道：“他们所到之处，大写标语，红的、白的、蓝的，一个个方块字格外醒目……凡是能写字的地方，最显眼的地方，他们都写大标语。”［10］（P238）
3.召开群众大会。
群众大会是开展集体性、大规模政治宣传和动员的便捷方式，群众大会不仅可以振奋人心、鼓舞士气，民众还可以与各级苏区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直接对话。因此群众大会成为苏区各级政府的经常性工作，“每月中至少有四五次大的示威游行，如攻吉、反帝、分土地、成立各级苏维埃、庆祝新年（阴阳历都举行）、欢迎红军、祝捷、慰劳红军、追悼死难者、追悼阵亡战士、成立各军或各团出征等，不能计其次数。每次各乡区分别举行，人数辄在一、二万，少亦数千”［11］（P189）。尽管大规模的群众游行集会活动非常频繁，但是苏区群众对此却十分热衷，苏区民众在群众活动中接受到革命精神的强烈冲击，进一步坚定了打破国民党“围剿”，创造美好生活的决心。福建连城“儿童团举行了一次游行大会，群众散后极高兴，称之为古来未有的事，连旧头脑的人都成为新世界兴旺的征兆”［12］（P169）。
四、制定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知识分子使之成为应对苏区危机的重要力量
发展苏区的教育、文化和艺术事业必须依靠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社会阶级划分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调整，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央苏区政府制定了包括团结知识分子、吸纳知识分子入党、给予知识分子物质优待等一系列政策，极大激发了知识分子投身苏维埃事业的革命热情，为苏区意识形态建设奠定了人才基础和组织保障。
1.团结知识分子投身革命事业。
毛泽东主张吸纳知识分子参加工农革命，将他们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重要成员。1929年3月，毛泽东在长汀为红四军起草发布的《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中就明确表示：“知识分子的出路，也只有参加工农革命。知识分子若肯参加革命，工农阶级均可以收容他们，依照他们才干的大小，分派他们相当的工作”。［13］在成为中央苏区政府主要负责人后，毛泽东依然将知识分子作为苏区建设的重要力量。为广纳苏区建设人才，在毛泽东主持下，苏区政府发布了《征求专门技术人才启事》，宣布：“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现以苏区缺乏技术人才，特以现金聘请。凡白色区域的医师，无线电人才，军事技术人员同情于苏维埃革命而愿意来者，请向各地共产党组织及革命群众团体接洽”。［14］（P211）
2.吸纳知识分子入党。
苏区政府对于团结旧知识分子的态度是十分真诚的，也是落实在具体行动上的。张国焘在主持鄂豫皖中央分局工作时曾明确表示：“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可以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犯了错了，就要加重三分”［15］（P305），中央苏区对党内知识分子的政策也大同小异，甚至对知识分子入党进行严格限制。为此，在毛泽东、凯丰等人的提议下，中共苏区中央局就此作出《关于纠正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中错误倾向的决议》，对将知识分子拒绝于党的大门之外的错误做法给予严肃批评，指出 “吸收革命的知识分子入党， 更是必须的”［16］（P202）；1933年10月，少共中央局书记凯丰代表苏维埃政府在苏区教育大会上也发表了相似的观点，他指出，“有人说我们利用旧的知识分子，只能利用他们做技术工作，不能利用他们做负责工作。一般的这样说是不正确的，……，我想我们一般的来说，我们可以而且必要吸收他们参加地方的和中央负责工作”［17］。
3.给予知识分子物质优待。
苏区政府财政收入并不十分宽裕，但始终尽最大努力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力图给予知识分子以很好的物质生活待遇，使其安心工作。苏区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比苏区政府一般工作人员要好很多，苏区政府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基本工资，只发放伙食补助，而对于为红军服务的无线电技术人员、医疗卫生人员和红军工厂中的技术人员，苏区政府给予他们每个月十元大洋的工资或津贴。对于苏区教师，苏维埃政府专门发布了“小学教员优待条例”，明确规定了小学教员的生活费用、减免税政策、土地政策、医疗保障政策、奖励政策等；对于其他高等专业学校的教员，苏区政府同样给予厚待，如红军军校工科主任教员吴子罕教学水平高，深受学员爱戴，红军学校特发给他每个月50元津贴［3］（P329）。苏区政府对知识分子的一系列优待政策极大拉近了知识分子同党和苏区政府之间的距离，吸引了更多知识分子来苏区生活、工作，最大程度上将广大知识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与国民党反动政权展开革命斗争，为苏区摆脱内、外部危机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
五、毛泽东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特点与启示
总的来看，毛泽东在苏区意识形态建设中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高度重视危机环境下的政权意识形态建设，将其视为政权巩固和发展之根本。无产阶级政党始终将意识形态建设置于党的建设的中心地位，如果忽视危机环境下的意识形态建设就会导致人心涣散、思想动荡，从而在思想和精神层面腐蚀党执政的生命有机体，进而削弱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其次，采取多种方法和手段使“思想掌握群众”。思想掌握群众既是无产阶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现实性、针对性和实效性的题中之义，毛泽东及苏区政府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建设的群众性、教育性和针对性，通过文化教育、文化事业、政治宣传等多种途径宣传党和苏区政府的执政理念和公共政策，取得良好效果。第三，人才队伍建设是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所在。毛泽东及苏区政府充分认识到人才队伍建设对于苏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意义。一方面，通过党内干部培训培养造就一批政治立场坚定、专业技术精湛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人才队伍；另一方面，通过制定落实党在苏区的知识分子政策吸纳知识分子从事新闻宣传、文化教育、文艺等事业中，使其成为无产阶级队伍中的一员。第四，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绝对领导。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建设领导权，在毛泽东倡议下，苏区政府相继成立了文化教育、思想宣传、干部培训、政治动员等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机构，在党和政府统一领导下有力有序地开展意识形态建设。
在社会转型和各种思想浪潮涤荡的时代背景下，社会领域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急剧增加，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公共危机事件时有发生，回顾毛泽东在苏区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实践经验对指导转型社会背景下思想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首先，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在多元思想文化并存的今天，只有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才能保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政治方向，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合法性地位。其次，要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实现路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是空洞的抽象理论，而是具体的社会规范，要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由“抽象理论”向“社会实践”的转化路径，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众认同度。第三，继续落实好党在新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知识分子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在新时期要继续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政治上、生活上、精神上给予他们热忱帮助，鼓励海外知识分子回国服务，为海外学子回国工作创造更多便利和良好条件。第四，着力改善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方式。将加强和改进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方式作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点课题深入思考，破解网络时代背景下意识形态工作的难点和瓶颈，实现由思想灌输向平等对话、由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由单向传递向双向沟通的意识形态领导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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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政治理论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