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群
所谓模式，是指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可以参照复制的标准样式，是经过抽象和升华提炼出来的核心知识体系。模式一词是现代工业社会发展以来应运而生的新兴词汇，将模式一词运用于中央苏区文化建设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能从当代社会发展需要出发，探寻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中央苏区文化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的关键所在，并加以学习和借鉴，从而进一步推动和发展我国当前的文化事业。
一、中央苏区红色文化建设的拓展模式
中央苏区红色文化建设的拓展模式由核心、体制机制和载体三部分构成。拓展模式的核心是指这一模式的精神和内核，它决定了文化建设的生命力和价值取向。拓展模式的体制机制是这种模式能够复制的保障和必要条件。拓展模式的载体是指这一模式的外在形式和样式。中央苏区文化建设紧紧围绕核心内涵，在宣传、教育、文艺、新闻、出版等各个方面，通过俱乐部、列宁室、学校、夜校等载体，形成了行之有效的机构与体制机制。中央苏区通过大力发展文化建设，不仅使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而且很好地承接和传承了井冈山精神，形成了昂扬向上的革命风貌，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增添了新的精神内核。
1.中央苏区文化建设拓展模式的核心
中央苏区在文化建设中，紧紧围绕核心内涵建设，使得文化建设无论在何种困难和条件下，始终保持了正确方向。中央苏区红色文化建设拓展模式的核心内涵主要体现在：
中央苏区文化建设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央苏区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为中央苏区文化建设指引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文化教育建设提出的总方针中明确指出，要“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劳苦民众”［1］P331。在苏区文化教育实践中，努力“有着可能去广泛地进行马克思共产主义教育”［2］P36，要求人们“利用各种方法最通俗地广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2］P97。
中央苏区文化建设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毛泽东在“二苏大”报告中指出：“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于伟大的革命战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时代，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1］P168这种新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中央苏区文化不仅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而且还培养了有着新的革命精神的文化。在中央苏区文化教育中明确反对“束缚思想、欺骗群众”的封建的、迷信的教育，反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和“三纲五常”等孔孟学说的封建伦理道德教育、禁止采用甚至焚毁“国民党党化教材”和宣传封建迷信的教材，提倡建立全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科学文明的教育，创造自己的文化生活。中央苏区的教育是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在所能做到的范围内，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并积极引导青年参加政治的和文化的革命生活，发展新的社会力量。
中央苏区文化建设是直接为战争服务的。在革命战争环境下，党和政府时刻关注战局的进展和政权的巩固，文化建设作为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必然要服从战局的需要。中央苏区文化建设始终把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在实际文化操作上也表现为围绕某一中心工作而调适，“同整个革命的任务、革命战争的各种突击任务密切联系起来”［3］，“如实地反映出苏维埃的实际，真正为党与苏维埃政府所提出的具体任务而斗争”［4］。
综上可知，中央苏区文化建设的核心内涵，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在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政治水平，加强人民群众的阶级意识，使文化建设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中央苏区红色文化建设的核心内涵就是发展先进性、群众性、革命性文化。
2.中央苏区文化建设拓展模式的制度和机制
中央苏区红色文化建设紧紧围绕先进性、群众性、革命性这一核心内涵，以制度和机制建设为保障，为红色文化建设的拓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始终把明确文化建设的目的摆在文化建设政策制定的首位。中国共产党始终自觉地把文化建设放在重要地位，并对文化建设的方针政策的制定有明确认识。1927年9月，中共《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行动政纲》的第五部分提出：“关于文化方面的行动政纲：实行普及教育，提高革命文化。”［1］这里笼统地提出了实行文化建设的目的是提高革命文化。到了1929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有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中进一步提出：“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5］，特加紧红军的教育。1931年9月23日，湘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文化问题决议案》，明确规定苏区文化工作是“为使苏维埃政权得到强固的社会基础”，“使人民群享受文化娱乐”，“具有阶级斗争的意义”。［2］这个文件是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理论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在中共历史上，它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党进行文化建设的目的、指导方针及具体内容。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1］P331这些政策目的明确， 为文化建设的具体实施和操作指明了方向。
中央苏区文化拓展的主体。红军始终是文化建设的主力军，从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初，红军就遵循党关于政权建设的方针，后来的中央红军更是在“古田会议”精神的指引下，组织、武装群众，积极进行文化宣传工作，“文艺工作就是部队政治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必须要有而不是可有可无的一种部队工作形式和生活形式。从那时起，文艺活动就广泛地表现于广大指战员的各种活动之中”［4］P286。红军中的文化组织也为地方文化建设提供了直接的参照系。在苏区的文化建设活动中红军是重要的建设者和参与者，充分发挥了人民军队觉悟高，听指挥、吃苦耐劳的良好素质和作风。中央苏区的文化建设突出地体现了红军主导群众响应模式的良好效果，并使其成为以后革命建设的好经验而沿用至今。
建立健全文化建设的组织机构。在1927年11月发布的《苏维埃临时组织法》中明确规定，乡、区、市、县、省苏维埃都设立文化建设委员会。在以后建立的闽西苏维埃政府、江西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闽粤赣边特区苏维埃政府、闽浙赣苏维埃政府、鄂豫皖苏苏维埃政府等等，一直到1931年11月7日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都设有专门的文化建设委员会，中央设有教育人民委员部，各省设有文化部、教育部，各县设有文化教育科（委员会），各区、乡设有文化教育委员会，具体负责组织领导工作。在经费十分拮据而不得不将一些部门裁撤合并的情况下，各级苏维埃政府的文化委员会或文化建设部从未裁撤合并，并明确规定不得任意调动从事文化教育的工作人员。各级苏维埃政府的文化建设组织机构都大力运用行政手段开展文化建设，为文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取得了明显成效。
3.中央苏区文化建设拓展模式的载体和形式
文化建设在当时的含义非常广泛，它包括宣传、教育、出版事业、文艺工作等等。中央苏区为了发展文化事业，采取了全方位建设的方式，针对不同方面，采取因时因地因人制宜，运用灵活多样的载体和形式进行发展和建设，无论是开展文化教育活动的内容还是形式，都打破了单一模式，以达到既增长文化知识又受到革命教育的目的，有力地促进了苏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保证了中央苏区的各项任务的完成。
中央苏区红色文化建设主要依靠有效载体开展工作。中央苏区文化工作推广的主要载体是学校、俱乐部、列宁室和夜校。中央苏区大办学校教育，每村设立列宁小学，6至10岁的学龄儿童普遍进入列宁小学学习，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据1934年统计，在2932个乡中，有列宁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学龄儿童多数进入了列宁小学；苏区俱乐部是一个重要而广泛的群众文化组织，是党和政府向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主要场所，其主要功能是侧重于政治理论和文化的学习，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动员群众，教育群众。俱乐部的最高执行机关为俱乐部管理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制定工作学习计划，进行监督实施等。俱乐部是以每一级政府机关、群众团体、学校、工厂等为单位组建。每个俱乐部设识字、读报、工农补习夜校、新戏运动、晚会、研究工作7个部，在每一个俱乐部还设有唱歌组、演剧组、足球组、拳术组等。在中央苏区，俱乐部是最普遍最活跃的组织，它利用多种文化活动形式，把群众吸引到学习的氛围中来。列宁室也是中央苏区重要的群众文化组织，中央教育部颁布的《俱乐部纲要》规定：“在每一俱乐部之下，按照伙食单位（或村庄）成立列宁室，每一列宁室至少须有识字班、图书室及墙报，此外，还必须有运动及游艺室的设备（规模小的列宁室，则与图书室可以合用一间）。至于一般的政治动员及社会工作，由列宁室主任负责领导。”［6］夜校也叫工农补习学校，主要针对一些因从事生产劳动而无法在白天正常参加学习的广大工农群众，传授政治和科学技术常识，学习相关教材，开办识字班，“我们为着要在政治上教育上达到真正的平等，所以建立了消灭文盲的组织，识字班、夜校、半日学校，使每个苏维埃政权下的工农，都有机会读书，并规定在相当期间，把一切不识字的人们，都能变成写信、看报、读书和写文字”［6］。以上这些主要载体，有效地担负起了文化建设的重任，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同时，提高了人民的文化水平，唤醒群众的革命觉悟。
中央苏区文化建设最大的特点就是开创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建设形式。中央苏区文化建设从生产建设和革命战争的需要出发，用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促成了文化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大量运用革命标语进行政治学习和宣传，在体裁上有碑刻标语、布告标语、横幅标语等十几种形式，中央苏区的标语成为苏区红色文化的重要内容；把革命理论与客家民谣与传统民歌相结合，孕育出号召人民群众起来革命的红色歌谣，如《穷人叹》《上前线》《生产建设山歌》《共产党恩情不忘》等等，红色歌谣以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通俗生动的特色内容，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中央苏区文化建设还充分借鉴当地流行的莲花闹、渔鼓词、春锣词、相声双簧等曲艺形式，富有成效地利用民间艺术形式进行革命化创作，既传承了传统文化又赋予了传统文化新的内涵，形成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风貌；红色报刊纷纷创办，中央苏区大小报刊有34种，报道苏区生产、生活情况，文字生动活泼。1931年，闽西苏维埃筹办了“闽西列宁书局”，出版了工农群众及儿童所需的政治、文化和各种自然科学常识的教科书。
二、中央苏区红色文化建设拓展模式的当代价值
中央苏区文化建设是在异常艰苦困难的条件下为革命需要提供了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的巨大作用，这种创新而又高效地发展和推进先进文化建设的拓展模式在当前我国加快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必须学习中央苏区文化建设紧紧围绕核心内涵来进行。中央苏区文化建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思想觉悟为目的，使文化建设为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保障。正是因为中央苏区红色文化建设对发展先进性、群众性、革命性文化的核心内涵毫不偏离、毫不松懈，才使得中央苏区红色文化建设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当前，我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不能没有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而当前文化发展繁荣就必须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全面展开。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文化建设中的灵魂作用。因此，当前文化建设也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核心内涵，通过大力发展和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必须学习中央苏区在文化建设过程中高度重视制度和机制建设，构建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中央苏区文化建设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一个关键因素就在于制度机制建设的完善为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因此，当前文化建设必须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社会监督、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和富有活力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为文化繁荣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必须采取大众化的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传播形式。文化传播是艺术化与通俗化的工作，中央苏区从实际出发，较多地运用了艺术化的形式传播红色文化，大量地运用人民熟悉的、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红色文化的教育和宣传，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因此，我们要积极开发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以及民间文艺、群众文艺等各种艺术形式，从社会生活中汲取素材、提炼主题，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生产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并且弘扬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优秀艺术品种，积极发展新的艺术样式，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在精神生活方面的各种需求。
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建设队伍与建设主体的作用，尤其是要注重激发建设客体的主观能动性。中央苏区之所以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在文化建设上取得巨大的成绩，一方面得益于高素质的文化建设队伍，另一方面，中央苏区非常重视把建设客体变为建设主体，充分激活每一个建设细胞的活力。当前，文化建设缺乏建设主体和建设客体很好的互动，我们应该认真探索中央苏区激活文化建设主体与客体互动的机制与奥秘，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培养造就德才兼备、锐意创新、结构合理、规模宏大的文化人才队伍，充分调动建设队伍和建设主体的积极性，以带动建设客体的进步和提高。
必须加强和重视文化的平台建设。中央苏区时期，尽管物质条件极其困难，战争频繁，然而，当时的党和政府却能充分认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并想方设法建立了极其完善的文化传播平台。当前，我们文化建设的客观条件已经相当优越，网络体系的健全和发达已不再是中央苏区时期可以比拟，但我们文化建设还存在基层网络严重不足，文化活动开展空心化等问题。我们应当科学借鉴其经验，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基层文化建设的平台，坚持政府主导，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让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总结中央苏区红色文化建设拓展模式的丰富实践和宝贵经验，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2］老解放区教育资料（第1册）［C］.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
［3］江西省第一次教育会议决议案［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4］苏区文史运动资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5］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
（作 者: 江西中医药大学思政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