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 蕾 黄 伟
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重要体现。党的作风好坏，直接关系到党的形象，关系到人心向背，关系到她在人民群众中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非常重视作风建设，虽然当时没有从文本上概括出主要包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的科学论断，但是，却从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和学风等诸多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包涵“三大作风”和廉洁奉公在内的深刻的作风建设思想，并在中央苏区的红色沃土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以廉洁奉公为核心，加强思想作风和生活作风建设，建设廉洁政府
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一贯要求党员廉洁奉公、执政为民，努力提高党性修养，积极抵御来自各方面形形色色的歪风邪气的侵袭腐蚀。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在中央苏区时期就高度重视党政干部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特别强调反腐倡廉。
1.“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1］（P134），厉行廉洁政治。
中央苏区时期，地处赣南、闽西偏远山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物质极度匮乏，加上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反动势力的经济封锁和疯狂侵扰，各级苏维埃政府和广大军民生活异常艰苦。当时“临时中央政府的十个工作部门，全部集中在瑞金叶坪的一个大祠堂办公，每个部只有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从“中央政府主席到乡村工作人员，除少量技术人员外，大家都没有薪饷”［2］（P59），苏区干部“每人一双草鞋、一顶雨笠、艰苦得很。”面对艰难困苦，党员干部必须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厉行节约，廉洁奉公。 惟有如此，才能共克时艰，巩固和发展苏维埃革命事业。 时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指出：“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1］（P134），“各级苏维埃政府要领导群众团体做节省一切开支以充裕战争经费的运动 政府中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如客饭，办公费，灯油杂费，都须尽量减少，尤其纸张信套，更可以节省使用”。同时强调“经费节省，决不是工作减少，相反的，在刻苦的精神之下，还要使工作的效能更加增大起来”。［3］毛泽东还要求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均须在不影响政府日常工作的条件下， 帮助周围的红军家属及缺乏劳动力的贫苦农民群众耕田， 自己更须就近开荒种田种菜。［4］（P395）
在积极倡导廉洁奉公的同时，毛泽东等中央苏区领导人总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艰苦奋斗。早在井冈山时期， 红军士兵就为此编唱歌谣：“毛委员带头吃野菜，艰苦作风传万代。”［5］毛泽东非常节俭，身上穿的衣服总是缀有好几块补丁，在饮食上也与干部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在夜晚工作时按规定可点三根灯芯，但他却只留一根，常在豆大点的光亮中伏案工作至深夜。［6］（P457）在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倡导下，中央苏区深入开展节省运动和反贪污浪费斗争。据统计，1933年11月，中央政府各部预算总额12032元，翌年3月尽管增设了粮食部，但预算总额仍减到2831元［7］，仅4个月就节省了9201元，约降低76%。1934年3月 13 日，《红色中华》发出“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而斗争”［8］的号召，中央政府总务厅、国民经济部、粮食部、劳动部、土地部等部门率先响应，陈云、邓颖超等23名领导干部联合签名致信《红色中华》表示：每天节省二两米，一年不领夏天衣服，“把全部日常生活服从革命战争利益”。［9］广大干部群众也争相呼应，一场轰轰轰烈烈的节省运动掀起高潮。
2.“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1］（P134），严惩腐败行为。
腐败问题由来已久，是世界各国通病，也是难以根治的顽症，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对腐败也不具有天生的免疫力。中央苏区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贪污、浪费、挪用公款等形式的腐败现象和犯罪行为，给苏维埃政府和革命事业带来恶劣影响，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不但是苏维埃财政经济的损失，并且足以腐化苏维埃工作人员，使他们对工作失去热忱与振奋精神的元素。”［10］（P2139）
针对腐败现象和犯罪行为的易发性、隐蔽性和复杂性等特点，毛泽东特别重视预防与惩治相结合、思想教育与法纪处分相结合，并制定法律法规提供制度保障。列宁指出：“政治上有教养的人是不会贪污受贿的。”［11］（P198）一方面，毛泽东重视“教养”先行、防微杜渐，通过党校、苏维埃学校及各种训练班等多种形式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要求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廉洁奉公、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党性修养和优良作风，树立一心为民、无私奉献、为苏维埃奋斗的思想，这就有效地提高了广大党政干部的阶级觉悟和抗腐拒变的能力。另一方面，把惩治腐败和犯罪纳入法制轨道， 制定并领导执行了相关法律措施。1933年12月，毛泽东和项英联合签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明确规定：凡工作人员贪污公款在500元（苏区货币，当时1元可约买42斤大米或10斤猪肉，官兵伙食不含粮食每人每天5分左右）以上者处以死刑；500元以下者视具体金额分别判处不同年限监禁或劳改；“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12］；“玩忽职责，管理不善，存放不妥，造成损失，轻者重罚，重者法办”。［13］（P190）
除了颁布法律法规外，还通过依法严惩腐败现象和犯罪行为的司法实践有效地锤炼了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纯洁了苏维埃政府的队伍。譬如，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1932年5月9日打响了惩腐第一枪——枪毙了犯有谋财害命、强奸妇女、贪污腐化等罪行的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14］。此后，无论是侵吞各种款项34项共折合计大洋2000余元（浪费未算入）的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科长唐仁达［15］（判枪决，并没收其本人财产），还是贪污公款246.7元、携款潜逃企图投敌的中央总务厅苏大工程处主任左祥云［16］（判枪决），等等，都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惩处，惩戒成效显著。据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公布数据显示：仅在1934年初的两个多月里，在中央一级的反贪污检举中，“查出贪污公款二千零五十三元六角六分、棉花二百七十斤、 金戒指四个……贪污分子送法庭制裁的二十九人，开除工作的三人，包庇贪污与官僚主义者送法庭的一人， 建议行政机关撤职改调工作的七人，给严重警告的二人，警告的四人。”［17］
3.“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18］（P104），加强监督警示。
毛泽东指出：为了巩固工农民主专政，“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缺点之权”，同时郑重承诺“苏维埃工作人员中如果发现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的分子，民众可以立即揭发这些人员的错误，而苏维埃则立即惩办他们决不姑息。”［19］为了加强对干部的监督警示，毛泽东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首先，建立制度。其一、选举制度。建立民主选举制度和市乡的代表会议制度，毛泽东要求“政府工作人员由选举而任职，不胜任的由公意而撤换，一切问题的讨论解决根据于民意”［4］（P446），这就保证了苏维埃政权是切实代表广大民众的政权。其二，组织制度。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签署了《苏维埃地方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等组织法令，通过领导加强组织制度建设，提高了苏区政府工作队伍的纯洁性和组织纪律性， 防止投机分子钻入。 其三，监察制度。毛泽东领导苏维埃中央政府制定颁布了《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怎样检举贪污浪费》、《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等监察制度和工作守则，为监督行为提供制度保障，成为遏制腐败的“克星”。 其四，财经制度。毛泽东还领导中央苏区各级政府建立了预算决算制度、会计制度、审计制度、税收制度等，在经济上实行供给制和经济民主制，统一财政，加强管理。以上四方面制度和措施构成了卓有成效的监督防范制度体系，并在践行中不断健全完善，在贯彻落实中形成一种长效机制，大大加强了对干部的监督警示和教育，有效提高了干部的自律性，成效斐然。
其次，设置机构。毛泽东非常重视建立健全监察机关等监督机构，他领导建立了由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地方各级检察部和各级检举委员会等组成的专门的“官方”监察司法系统，检查部（科）之下设控告局，日常负责“接受工农劳苦群众对苏维埃机关，或国家经济机关的控告，及调查控告的事实”［20］。群众可以通过控告局等途径和载体对不良现象进行检举控告。除“官方”监察系统外，还辅以可由很多工农群众参加的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讯员和群众法庭等构建的“群众性”检举监督系统。这两套系统有机结合、良性互动、优势互补，对党政干部中的腐败行为和不良风气进行毫不掩饰的监督、检举、揭露和批判，使中央苏区的腐败现象及时得到发现、清查和遏制。
最后，引导舆论。毛泽东十分重视舆论宣传工具的作用。 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 《红色中华》（1931年12月11日创刊）在其“发刊词”中就明确表示要“引导工农群众对于自己的政权，尽了批评、监督、拥护的责任”［21］。它辟有“工农通讯”、“来件”、“专载”等专栏，大量刊登群众来信来稿，经常发表旗帜鲜明的社论。从1932年3月9日起，开辟了为监督检举工作而设置的专登批评稿的“突击队”栏目，毫不留情地揭露批判中央苏区各级政府中出现的大小腐败分子和各种腐败现象。从1933年1月7日起，又增设了广泛宣传苏区干部群众克己奉公等各种光荣事迹、专登表扬稿的“红板”栏目。［22］（P51）通过批评和表扬两种截然相反的宣传方式，形成鲜明的舆论导向。据统计，当时中央苏区主要有《红色中华》、《斗争》（苏区中央局机关报）、《红星》（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报）、《青年实话》（共青团苏区中央局机关报）等312种报刊［23］。它们构建出良性舆论氛围、切实发挥出巨大的舆论导向作用，成为当时对干部进行宣传教育和监督警示、反腐倡廉、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武器。（当然，在“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下也不可避免地产生过一些消极影响。）
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苏区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中央苏区时期干部最鲜明的廉洁奉公作风和廉洁政府。正如苏维埃中央审计委员会所指出：我们可以夸耀地说“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24］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的反腐倡廉思想和实践教育、培养并锤炼了党员干部，党群、干群、军民之间形成了荣辱与共、生死相依的鱼水深情，从而“唤起民众千百万，同心干”，加强和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发展壮大了苏维埃的革命事业。并为新时期的治国理政提供了宝贵的丰富的历史经验， 对于新形势下推进党的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启迪和教育意义。
二、以理论联系实际为思想原则，加强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学风建设，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崭新学风
1.深入实际，事必躬亲，把调查研究作为开展工作的前提和依据。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调查研究时间最为集中、调研最为深广、材料最为翔实。他进行调查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1］（P113）。为此，他带着实际问题，走访了成百上千的干部群众，足迹遍布苏区的乡村街巷，进行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十余个有针对性的调查。通过深入调查研究苏区各地的政治制度、经济关系、阶级状况、土地状况、文化教育、商业交通、宗祠族权、风土民情等各方面情况，制定了很多符合实际的“斗争策略”。这样制定出的“策略”对于指导苏区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土地革命，“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反对“左”右倾错误，克服官僚主义具有重大作用。 譬如：毛泽东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思想理论，作出了红四军在赣南闽西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决策，制定了正确开展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经济文化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适时调整了党和红军的工作计划和战略部署，等等。
毛泽东还非常重视调查的方法和原则。他指出调查工作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可敬爱的先生”，“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不深入群众，就很难得到可靠的材料，就很难了解具体的真实情况，这样“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25］（P790）毛泽东不仅自己注重调查研究，他还把它作为一项工作制度和工作手段，努力向党、政、军等各级各类机关和干部群众中推行。为此，红军政治部专门制定了详细的调查表， 要求红军每到一地都要深入调查了解当地群众基础、阶级关系状况、经济生活情况和农村各阶级占有土地的情况等，在深入研究实际情况后有针对性地提出切合群众需要的口号［1］（P118），使各项工作开展得卓有成效。多地方的苏维埃政府也都印发调查提纲并布置各种调查研究任务。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带动下，整个苏区的调查研究蔚然成风，这就有力地纠正了一些苏区党员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倾向，有效地推动了苏区各项建设和土地革命战争的蓬勃发展。
2.反对本本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
在中央苏区， 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等错误思想曾一度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把反对主观主义列为纠正党内错误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党员、通过调查研究决定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等纠正方法。［1］（P92）他深刻指出：“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1］（P112）这实际上是毛泽东在党员干部中倡导树立理论联系实际、 反对本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的萌芽。 1930年5月，毛泽东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同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P111-112），这就指明了既要坚持马列主义原则又要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的这些论断闪烁着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火花和实事求是的真理光芒。
历史证明，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以科学态度去调查客观实际，研究得出科学结论，才有“底气”英勇地同苏区各种错误思想特别是以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路线做坚决的斗争，在实践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最终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进行理论创新的崭新学风。
三、以密切联系群众为根本方法，加强工作作风特别是领导作风建设，从而“唤起民众千百万，同心干”
1.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这是对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形象深刻的揭示。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马克思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26］（P104）列宁指出：“劳动群众拥护我们。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战胜的根源就在这里。”［27］（P53）“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28］（P109）。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的“群众观”内涵非常丰富，其精髓是揭示出苏维埃工作的目的和原则，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1929年12月，毛泽东在根据《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指示精神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决议》（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红军“不是单纯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1］（P86）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消灭封建制度及彻底改善农民生活为目的”，“苏维埃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苏维埃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发展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任务，这是我们的目的”［29］（P202）。 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指出：苏维埃工作的原则是“朝着最能够接近广大群众， 最能够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最能够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的任务，并且最能够争取任务完成的速度，使苏维埃工作与革命战争、群众生活需要完全配合起来”。［30］（P343）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向党员干部多次反复强调群众蕴涵的巨大力量：“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1］（P139）
2.毛泽东坚持群众路线的出发点是切实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
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的利益有关。”［31］（P82）1929年4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兴国时就告诫党员干部：“共产党员要像和尚念阿弥陀佛那样，时刻叨念争取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论什么时候，都要先想到大家，想到群众”。［32］（P99）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强调：“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因为“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而如何去动员群众呢？只有切实关心群众利益，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才能得到群众拥护。毛泽东指出：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1］（P137），“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只有广大党员干部切实地去关心、去落实、 去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才能“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1］（P138），那么毫无疑问的是，“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 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1］（P139）
毛泽东不仅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而且率先垂范，他在瑞金沙洲坝亲自带领军民挖的“红井”就是最辉煌的历史见证。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密切联系群众成为中央苏区的主旋律，在兴国、赣东北等地涌现出一大批被毛泽东称赞“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的“模范工作者”。［1］（P140）因此，兴国长冈乡的群众衷心称赞：“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1］（P138）中央苏区的党群、干群、军民关系如同鱼水情深。
3.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等歪风邪气。
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是执政党最容易出现的顽症之一，是群众路线最大的敌人，是中央苏区党和政府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毛泽东曾一针见血地揭示出官僚主义的实质是“脱离群众，破坏苏维埃与群众的关系，对于苏维埃胜利和发展，有莫大危害”。而其重要表现是“照例敷衍，强迫命令”，即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另一种是命令主义。毛泽东还深刻揭示出产生官僚主义的三大原因：“（一）由于中国半封建社会和国民党的官僚主义之传染。（二）由于农民散漫性的笼罩，缺乏无产阶级的组织性，纪律性。（三）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只图一时便宜”。［33］
毛泽东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他号召“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1］（P139），旗帜鲜明地要求反对官僚主义等各种歪风邪气。1933 年初，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等封建遗毒沉滓泛起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如万泰县苏维埃政府中有的干部只会坐在办公室发布命令，却不愿到下面去了解事情的真相［34］（P50）；武平县的土地部长对省苏维埃关于消灭荒田和土地登记的决议置之不理［35］，等等。 针对这些现象，毛泽东及时领导各级机关进行了有效整改， 并要求严厉地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号召各级苏维埃机关和广大工农群众，一致的与官僚主义作最坚决斗争，肃清苏维埃机关中的官僚主义，驱逐不可挽救的官僚腐化分子，以巩固工农苏维埃的政权，同时创造苏维埃新的工作作风”。［36］（P292）在怎样反对官僚主义的方法上，他强调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只有让苏维埃政权“与民众的关系必须保持最高程度的密切，然后才能发挥他的作用”［18］（P102）。 列宁也曾指出：“只有当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把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直到取得完全的胜利。”［37］（P770）
历史证明，正是由于苏区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党群、干群、军民间才形成了血脉相连、呼吸相通、荣辱与共、生死相依的鱼水深情，才博得人民的衷心爱戴和拥护，从而不断“唤起民众千百万，同心干”。当时总人口220余万的赣南苏区，就有 60 余万人参战支前，而 50 万左右的青壮年中前后就有33万余人参加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 苏区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回答了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热烈拥护和赤诚支持，从而取得了“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等无数辉煌战绩，让人们在“战地黄花分外香”的无尽感叹中浴血捍卫“风景这边独好”的苏维埃政权。党也正是这样团结带领人民群众经过百折不饶的不懈奋战， 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正如列宁所指出：“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人民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源泉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38］（P57）
四、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动力，加强思想作风建设，铸就了共产党人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政治本色和“实事求是、团结奋进”的宝贵品格
1.开展党内思想斗争，树立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有足够的力量公开进行自我批评”，“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27］（P167）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对正确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指出：积极的思想斗争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39］（P359），“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1］（P90）并明确要求“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和批评”。［18］（P104）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指出：“务要使每一个对党的路线与工作有意见的同志能够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反对一切抑制自我批评，尤其要反对抑制工农同志批评党的企图”。［40］（P643）
2.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主要任务、目的和方法。
毛泽东指出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至于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 则不必多所指摘”。［1］（P91-92）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目的是为了通过积极的思想斗争去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党内不良作风，保持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政治本色和“实事求是、团结奋进”的宝贵品格。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上，毛泽东强调：“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1］（P92）针对苏区党政军机关中存在通过批评去攻击个人甚至为此而捕风捉影的不良现象，毛泽东明确告诫：批评的目的“是增加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1］（P90）。他还剖析了这种恶意“批评”的危害性，并警示道：如果党内出现主观主义的批评，不讲证据而是胡说，或互相猜忌，“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纠纷，破坏党的组织”［1］（P91）。针对许多党员不在党内批评而到党外去批评的现实，他谆谆告诫道：“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1］（P90）1929年，红四军第三纵队政治部在编印的 《党员训练大纲》 中对批评的作用、方法、态度、范围和被批评者的态度等问题，也做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报《红星报》设有“自我批评”专栏，《红色中华》的“突击队”、《青年实话》的“轻骑队”等报刊和专栏也都会刊登很多带有批评性质的稿件。这种带有舆论性质的批评方式能把不良现象化为积极鉴戒因素，成为一面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断“反思”、“修饰”和教育党员干部的“大镜子”。在中央苏区，毛泽东积极倡导并推动了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开展， 批评和自我批评在苏区蔚然成风并取得一定效果。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中央苏区通过对廉洁奉公等优良作风的不断倡导和践行，使蕴涵“三大作风”在内的优良风气成为中央苏区的社会潮流和时代精神。 毛泽东关于党的作风建设思想对于当时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起到了重要实践指导作用， 也为延安时期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提出“三大作风”的科学论断提供了思想渊源， 为党始终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获得广大人民的拥戴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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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27］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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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2］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斗争》编写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斗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
［33］中央人民委员会紧急决议（1932 年 11 月 29 日）[N].红色中华,1932-12-5.
［34］吴传煌,等.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史[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
［35］巩固苏维埃政权、肃清一切官僚主义[N].红色中华,1933-7-8（29）.
［36］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37］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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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0］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作者: 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贵阳市云岩区委政策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