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之江
建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古田会议正式作出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的作出与此前红 4 军党内激烈争论密切相关，后者为前者提供了历史契机和重要前提。追根溯源，不了解红 4 军党内争论，难以深刻地认识建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意义和地位。
一、红 4 军党内关于党军关系争论的缘起
红 4 军党内争论涉及诸多问题，如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等等，毛泽东将其归纳为 14 点，但主要是“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问题。其实质是党对军队能不能有绝对的指挥权，要不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深层原因是红军初创时期，中共中央及党内对党军关系认识存在分歧。
红军初创时期，各部队先后建立了党的组织——前委。各路红军远离中央、在各地恶劣环境中独立斗争，实行党委集体领导，凝聚集体智慧，对党牢固掌握部队、巩固部队、战胜敌人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井冈山时期，红 4 军内设有前委和军委。前委是红军和边界党的最高领导机构，毛泽东任书记。但党内不少人不习惯党委领导。1929 年初，红 4 军撤离井冈山向赣南转移，途中遭受严重困难，为简化决策程序，提高决策效率，决定取消军委，全军行动统归前委直接指挥。后随形势和缓，且前委领导地方任务加重，于是决定成立红 4 军临时军委以协助前委做军事工作，由刘安恭任书记。刘安恭上任不久，迎合了党内部分人对前委领导的不满，主持红 4 军临时军委会作出决定: 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这一决定有悖于组织原则，造成红 4 军党内思想混乱，前委的领导权面临严重挑战。于是，湖雷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取消临时军委，由此引发全面争论。
虽然争论是多方因素促成的，但深层原因主要是，红军初建，党内对党军关系认识存在分歧。中共中央及党内不少人对党军关系认识模糊，既强调: 要“造成真正的人民的军队”;［1］236同时又强调: “无产阶级的红军是无产阶级的工具”，［2］44在武装起义后建立的军队中，“党的作用高于一切。必须有党的指导”，“政治指导集中于党是非常之重要”。［2］24相比较而言，他们更重视确保红军的人民军队性质，在他们看来，保持人民军队性质是红军成为“无产阶级的工具”的前提条件。为了造就真正的人民军队，中共中央一再要求: “红军一定要在苏维埃政府指挥下，绝不能单独受党直接指挥”，［3］58以“免除党军的毛病，更可以使群众认识红军是自己的阶级军队”;［2］284中央还特别强调: 苏维埃“给我们以工农的武装力量，这力量不像旧式军队一样是脱离民众的，而是和民众密切联结的”。［4］404当然，中共中央并没有忽视党对军队领导的重要性，1928 年 5 月党的《军事工作大纲》试图将两者统一起来，强调: “红军作战时应于一割据区域之苏维埃军委之下设总指挥部，苏维埃军委为军事最高指挥机关，应由得力同志组织之。同时即为党的军委。”［2］63党的六大政治决议案也要求: “巩固军队中的党的指导”。［2］97由于中国革命是先有共产党，后有红军，再有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多由党和红军帮助建立，斗争环境恶劣时往往没有足够大的苏维埃割据政权以保障规模较大的红军。试图通过苏维埃政权来确保红军的人民军队性质，进而确保红军成为执行党的政策的工具，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由苏维埃政府指挥军队，也不能确保党对军队的掌握。而人民群众确认自己阶级军队的标准，不在于这支军队是由党指挥还是由政府指挥，主要还是考察这支军队是否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人民利益而斗争。中共中央的错误认识反映在红 4 军党内，表现在对红 4军前委的领导地位和权威性的质疑。红 4 军临时军委限制前委领导权就是一个例证。加之红军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发展的影响，引发红 4 军党内争论实属必然。
二、红 4 军在争论中建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红 4 军党内争论是在民主和积极的环境中展开的，是在不断改进党内民主、加强集中指导的基础上逐步解决的。这决定了在争论基础上取得的成果充分体现了党的集体智慧和意志。
红 4 军争论双方的核心人物是毛泽东和朱德，故这场争论又被视为朱毛之争。争论中，朱毛双方对争论本身都抱着十分积极的态度。毛泽东认为: “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只有赶快调和敷衍了事，抹去了两方的界限，以归到庸俗的所谓大事化为小事才是退步”，通过争论，人们“一定能选择并拥护一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前进的意见。四军改造的工作由此可以完成，四军的党由此可以得到一极大的进步，这是绝对无疑的。”［5］64朱德也说: “此次的辩论，不但对党没有损失，并且使党有大的进步”，“斗争之结果，必然是好的，……各个同志积极的斗争，使党内一切不正确的一切错误，都要全部洗除，努力建设新生命的党。”［6］151朱毛这种积极的态度奠定了整个争论民主和务实的基调。
当然，红 4 军党内民主制度当时还不完善，争论中尚存极端化的倾向，如刘安恭、林彪等人的言论就带个人偏见和私心。对此，红 4 军党注意及时纠正，红 4 军党的七大决议就严厉批评刘安恭“凭空臆断”、批评林彪“离开党而谈党”等问题。［6］152同时，红 4 军党还积极寻求中央集中指导，陈毅亲赴上海向中央汇报情况。
中共中央十分关注红 4 军这场争论。中央政治局曾专门开会讨论红 4 军党内争论问题。中央对红 4 军争论提出了批评，认为红 4 军党的七大“是在解决党内纠纷而没有针对着目前围攻形势，着重于与敌人的艰苦奋斗”，指出“党内为正确路线的斗争应从积极方面联系到与敌人斗争的任务上”。［2］233-234《九月来信》进一步强调: “军队中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并且实行的限度必须依据客观条件来决定伸缩，不应漫无限制”，认为红 4 军“前委对于朱毛两同志问题，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问题，“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的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别谁是谁非”，争论“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极端民主化的发展”［2］285-287。中共中央不仅积极纠正了红 4 军党内民主的偏差，而且还依据党内民主要求，针对争论内容给出了基本意见，要求红 4 军在中央意见的基础上，开展民主，达成集中。
真理越辩越明。红 4 军争论大大深化了我党我军对党军关系的认识。这一时期，中共中央虽然在前述的党军关系上还存在错误认识，但在化解争论的过程中，也汲取了其中有关加强党对军队领导的重要思想。《九月来信》承认毛泽东所主张的“红军由前委指挥，对外用军部政治部号召［2］284，尽管强调这只是“一个临时的办法”，但毕竟体现了中共中央在这一问题上对革命实践新鲜经验的尊重。此外，《九月来信》要求红 4 军改党代表为政治委员，同时提出了“军政治委员可由前委书记兼”的建议［2］284，这事实上有限度地接受了红 4 军有关党代表的部分主张，强化了政治委员设置中党领导军队的意义。
1929 年底，古田会议的召开以及《古田会议决议》的通过，为红 4 军党内争论划上了圆满句号。《决议》根据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制定而成，接受了毛泽东的基本主张，吸收了朱德主张的正确内容。它虽然没有明确写有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字样，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作为原则要求已融入其中。具言之，一是规定各级党组织的设置; 二是实行党委集体讨论决策制度; 三是重申政委制度。尽管这三个制度尚未形成有机整体，但它们都从不同的方面体现着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总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立，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复杂的过程，是党和红军深刻总结经验汲取教训的必然选择，是红 4 军中各种思想认识激烈交锋碰撞后实现认识统一的重要成果，是人民军队探索军队建设规律的一次成功尝试。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M］．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2］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 第 1 册［M］．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2002．
［3］周恩来军事文选．第 1 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7．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8) M］．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5］毛泽东文集: 第 1 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6］朱德年谱(新编本) : 上［M］．北京: 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作 者: 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思想与军事历史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