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军华 唐莲英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赣南闽西立足并壮大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 1 ]，一个重要原因是动员工作做得好， 能够把群众吸引在自己的控制区域并为之战斗。“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毛泽东感叹，“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 2 ] ( P513 )
政治动员指特定的政治主体为实现其在特定时期内的政治目的，将各种分散的、个体的力量收拢、聚积起来，使潜在的革命者转化为现实的革命力量的行为和过程。[ 3 ] ( P102 )中央苏区在兵源紧张、劳动力缺乏情况下，成功地把妇女动员起来，极大地支援了苏区革命。
一、中国共产党: 中央苏区妇女政治动员的主体是历史的选择
任何政治动员要获得成功，其主体都须具有“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 4 ]的能力，能敏锐识别动员客体的诉求、愿望和情感， 以动员客体表现出来的社会心理和行为为依据，结合自己的最终目标而调整相应政策，从而达到动员目的。正如亨廷顿指出的:“一个政府强大与否，稳定与不稳定，全凭它能否在完善其政治制度化的速度与扩大群众参与水平二者之间求得最佳值，适时适度地调频这二者之间的相互共振，奏出政治上的协调。”[ 5 ] ( P5 )即动员主体和动员客体间的良性互动是动员效果的保证，其重要性直接影响到政党的稳固和盛衰。
在“围剿”与反“围剿”中，国共两党都在争取群众支持。在因战争男子急剧减少的情况下，妇女成为共产党动员的主体。共产党通过政治动员，唤醒受压迫妇女对现实的不满，并将这种不满情绪导入中国革命洪流，灌输以马克思主义，以获得革命的最多参与者。杰克•贝尔登认为妇女的成功动员令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最大数量的支持者，“在中国妇女身上，共产党人获得了几乎是现成的、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广大的被剥夺了权力的群众。由于他们找到了打开中国妇女之心的钥匙，所以也就是找到了一把战胜蒋介石的钥匙”[ 6 ] ( P212 )。即使因为战争，群众死伤很多，但“没有哪一个有埋怨，打死了自己家属收埋，被白匪烧了的房子，也有很多，不但不怪红军，苏维埃，共产党，而且很痛心的怀恨反动派”[ 7 ] (上册，P351 )。其原因正如毛泽东所说:“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 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能赢得农民。”[ 8 ] ( P208 )中国共产党因为打土豪分田地，维护劳苦大众的根本利益，因而获得了空前的拥护，建立了与所有旧政权不一样的政府，在中央苏区内拥有一呼百应、令行禁止的威望。中国共产党从了解妇女需求到制定政策和条例，确立妇女权益、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等政治社会化手段，有效地把妇女从家庭中鼓动出来参加解放运动。
当时拥有重兵的国民党在苏区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失去了民心。群众每当看见国民党军队，就实行坚壁清野，连锅碗瓢盆都沉入水塘，国民党军队什么也得不到。国民党第一次“围剿”赣南失败后的战报报道:“匪区民众，久受赤化，所得我方消息，即行转告匪军。”[ 9 ] ( P50 )“我们好比瞎子聋子，乱摸乱闯。”[ 10 ] ( P15 )国民党新丰特别区政治局局长刘千俊分析其原因为: “各县乡村受共产党‘有土皆豪，无绅不劣’之宣传，民众对一般绅士，已无信仰，或且憎恶。”[ 11 ]因此，虽然蒋介石极力在中央苏区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怀柔政策，进行“剿匪宣传”，加强与中国共产党的全方位政治争夺，但难逃“劳师转馕，苦战连年，地方贤良士民，竟无出而相助者”[ 12 ]的窘境。
二、客家妇女:中央苏区妇女动员的主要对象
(一) 客家妇女天足勤健
中央苏区妇女构成主要为土籍妇女，畲、瑶少数民族妇女和客家妇女。土籍妇女缠足，行动不便; 畲、瑶少数民族妇女人口少，力量小; 客家妇女占大多数，为主要动员对象。中央苏区区域是客家人聚居区域，占当地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 13 ] ( P74 )因人多地少难以维生，客家男人或读书谋取功名或远赴外地经商甚至出洋谋生，妇女就得撑起家庭的重担，生活的重压超过男子; 为开荒种地砍柴做工方便，客家妇女不缠足，一双天足使客家妇女强健有力，男子能干的活她们毫不逊色。“赣南妇女都是和男人一样的大脚，耕田做工都是和男人一样的负担”[ 14 ] ( P105 )，“南康妇女尽属天足，劳动工作，不逊男子，且均能自食其力，绝少为人奴仆者”，“兴国县的女人，尽是大脚，她的气力和男人一样，能挑一百多斤的重物”[ 15 ] ( P95 )，“闽西各县除龙岩外，妇女向来天足，能自食其力”[ 16 ] ( P146 )。天足体健勤劳的客家妇女一旦动员出来就能立即投入革命洪流，必然会是革命的重要力量。
此外，妇女如果被排除在革命之外，既有悖于共产党“解放全人类”的革命宗旨和目的，也有可能因对革命的不理解而影响士气，“妇女是男子的灵魂，如果妇女不觉悟，则家庭诟谇枕边怨语，必然要降低男子对革命的热情”[ 17 ] ( P90 )。
(二) 客家妇女生活悲惨没有地位
毛泽东在调查时发现，寻乌妇女“在耕种上尽的责任比男子还要多， 加以养儿育女是女子的专职，所以女子的劳苦实在比男子要厉害，她们的工作不成片段，这件未歇，那件又到”[ 18 ] ( P239 )。寻乌的情况在客家具有普遍性。在客家，有“男逸妇劳”的传统，客家妇女虽承担了家庭中几乎全部的劳动，但封建观念下的她们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家庭的私有空间都没有话语权; 在家里，女子不能和男子一样享受作为主人的权利，不能参与议事，不能与男子一同上桌吃饭，甚至洗净的衣服也不能和男子的衣服一同晾晒，所有生活的一切都比男子要差。“女子依然是男子的农奴，她们没有政治地位，没有人身自由，她们的痛苦比一切人大。”[ 18 ] ( P240 )更使妇女雪上加霜的是苦难的婚姻。客家妇女秉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配制，但这种金钱买卖婚姻带来的只有屈辱。蔡畅说:“强迫包办的买卖婚姻，造成了家庭中地位的不平等，花了钱的翁姑，丈夫，对买来的媳妇可以任意打骂、欺凌。妇女在家庭中仅有的权利就是俯首干活和生儿育女。一旦生多了女孩，还要再加一层歧视和虐待。”[ 19 ] ( P236 )此外，在客家还流行童养媳、等郎妹、隔山娶等婚姻形式，这些女孩很小就到了婆家，遭受着非人的折磨。苦难越大，解放意识越迫切，而且她们也深知妇女的解放“绝不是形式上由男子赋予以平等地位，而是在斗争中用自己的力量取得”[ 17 ] ( P26 )，因而在党的领导下妇女能积极响应动员。当然，动员的结果无论是对中共还是妇女自身都是双赢的。
三、策略正确: 中央苏区妇女政治动员的进路
美国学者杜赞奇认为，共产党在中国获得政权的原因“就是共产党能够了解民间疾苦: 从殴打妻子到隐瞒土地，无所不知，从而动员群众的革命激情”[ 20 ] ( P212 )。杰克•贝尔登说:“在中国妇女身上，共产党人获得了几乎是现成的、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广大的被剥夺了权力的群众。由于他们找到了打开中国妇女之心的钥匙，所以也就是找到了一把战胜蒋介石的钥匙。”[ 6 ] ( P212 )共产党是怎样把妇女动员起来的呢?
毛泽东认为只有满足群众的需要，群众才会热烈地拥护我们，才会把革命当做自己的生命和无上光荣的旗帜，才会用生命去和国民党决斗。[ 13 ] ( P137 )
(一) 保障妇女权益
“没有共同的利益，也就不会有统一的目的，更谈不上统一的行动了。”[ 21 ] ( P508 )利益的满足是妇女被动员起来的前提。《中央通告第九号》提出“要特别注意劳动妇女的利益，提高劳动妇女的地位，要建筑革命舆论中心，就是革命妇女的政纲”[ 17 ] ( P5 )。
中央苏区首先给予妇女经济独立权。《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大会土地法草案》规定“不分男女，同样有分配土地的权限”[ 22 ] ( P468 )。农民生存的根本是土地，土地是中国共产党能够“获得大众支持和吸引人们加入革命的一个根源”[ 3 ] ( P12 )。按人口平分田地，而且不受姑娘出嫁、妇女离婚、寡妇改嫁等因素影响，妇女从未有过地作为一个主体人拥有了从来没有奢望过的土地权，也就拥有了独立的资本，革命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此外，妇女与男子同工同酬、红利平分，拥有独立的经济支配权。经济权的获得使妇女敢于挣脱苦难的深渊，跃入妇女解放的潮流，积极地参与革命，为革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其次倡导婚姻自由。针对革命前妇女的苦难婚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先后颁布《婚姻条例》和《婚姻法》，明确婚姻自由原则，规定“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反对虐待妇女”，从法律上保证了妇女的婚姻自主权。中央苏区妇女从此摆脱了不合理的婚姻制度，能够真正从自己的意愿出发来选择伴侣，对中国妇女来说，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而且党考虑到“数千年来婚姻的关系野蛮得无人性，女子所受压迫比男子更甚，所以现时苏维埃的婚姻法令着重于保护女子，把因离婚而起的义务更多的加给了男子去负担”[ 7 ] (下册，P332 )，这一以妇女为本的政策为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开辟了道路，极大地调动了妇女参与革命的积极性。
第三给予妇女政治参与权。在整个公民权利体系中，政治参与权居于核心地位，它体现了公民的尊严和主人翁地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苏维埃公民在十六岁以上均享有苏维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2 ]( P465 )资产阶级妇女苦苦奋斗的政治参与权在辛亥革命和民国时期都没能获得，中央苏区妇女却真实地获得了这项权利，而且比例逐年增大，远超过规定的 25% ，“上才溪乡的妇女代表占 60% 、下才溪乡的妇女代表占 66% ”[ 7 ] ( 下册，P307 )。此外，妇女干部数量大增。如“江西 16 个县就有县一级妇女干部 27 人，兴国县有 20 余名妇女担任了乡苏维埃主席职务”[ 19 ] ( P240 )，瑞金武阳区石水乡“全乡 96个妇女代表，选举主席团 7 人”[ 16 ] ( P113 )。在干部的选拔、培训方面明确规定“应有三分之一的女性”[ 14 ] ( P105 ); 一向由男子担任的职业如裁判机关也要求要有女性[ 14 ] ( P112 )。中央苏区妇女被广泛动员了起来，大大支援了苏区的革命运动。
(二) 提高妇女的思想觉悟
利益驱动的动员方式有效满足了妇女的现实利益需求，但在残酷战争环境下，利益的保证是有限和不可靠的。为此，中央苏区对妇女广泛开展思想政治文化教育以提升她们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用教育与学习的方法，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与政治水平，打破旧社会思想习惯的传统，以深入思想斗争，使能更有力的动员起来加入战争，深入阶级斗争和参加苏维埃各方面建设”[ 7 ] (下册，P328 )。中央苏区通过教育以及演讲、标语、口号、表演、群众集会的方式做妇女的思想政治工作，开阔了她们的眼界，提高了她们的认识。
1929 年苏区第一所妇女夜校在新泉创立，以后各种妇女学校和训练班如女子半日学校、妇女职校、女子干部培训班纷纷开办。“妇女群众要求教育的热烈，实为从来所未见。”[ 7 ] ( 下册，P329 )“很多不识字的女孩子，参加了革命以后能写得很短的信及标语之类的东西。”[ 7 ] ( P355 )妇女从文盲中得到了解放，因此妇女的觉悟提高，革命活动十分积极。国民党的报告也反映了共产党妇女教育的成效:“一般男女匪民，只知公历为某某年，而不知民国年号，只知有马克斯、列宁，而不知其它，麻醉之烈，匪化之深，于此可见。”[ 16 ] ( P137 )就连蒋介石也慨叹:“匪区里面最紧张的，就是教育! 最有纪律的，就是教育! 最有精神的，也就是教育! 而我们现在各地方的情形却不然。”[ 16 ] ( P129 )提高了觉悟的妇女，逐渐完善自己的个性弱点，不再局限在自己的一己私利上，而是成长为有独立思想、敢作敢为、为革命胜利不惜贡献自己一切的新女性。
(三) 开展群众集会，民主发动群众
中央苏区动员妇女采取的方式有很多，但经证明快捷有效的方式还是群众集会。毛泽东说:“不注意群众团体，不注意开群众大会做宣传，那末，要达到目的是不可能的。”[ 13 ] ( P124 )按照集体行动的逻辑，当一个人处于集体当中时，会“去个性化”，产生从众心理。在群众集会中，对所有讨论的问题大家发表意见，在民主的框架里达到统一的结论，既能满足群众的被尊重期望，又因为所有决定是集体意志的集中而群众自己也是同意的，这是在为自己工作，而不是为他人工作，从而能保证任务的顺利完成。“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 13 ] ( P65 )中央苏区通过妇女会议、学校扫盲、节日表彰大会、专项动员大会等对妇女进行教育，效果显著。如入党动员大会，“江西 14 县在1933 年 5 月 1 日中，参加共产党的妇女就有 4561 名，占同一期间入党总人数的 17% ”[ 23 ]。毛泽东在《乡苏怎样工作? 》中指出:“群众大会，是极能够教育群众、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任务、提高群众斗争情绪的，应该把它看作一种重要的动员与教育群众的方法。”[ 18 ] ( P353 )妇女本是感性群体，集会的氛围会使动员效果大增，“在共同的激情的鼓舞下，我们在集会上变得易于冲动，情绪高昂。而这是仅凭个人的力量所难以维系的”[ 24 ] ( P280 )。刘士奇在向中央汇报经验时就提出要“多开会议”，能“加强了群众的政治教育，严密了群众的组织，行动多一些开会多些的地方，一次有一次的成绩”[ 7 ] ( P348 )。集会为集体行动的参与者提供一种“选择性激励”[ 25 ] ( P42 )，使妇女在心理上获得了某种暗示并自觉地坚持，按照党的意志树立价值观人生观，逐渐汇入到革命的洪流中来。
四、效果检验: 苏区妇女作出重要贡献
从妇女被动员的人数来说，效果显著。苏区的妇女除地主富农家的外，都能积极参加生产、扩红、支前等革命运动，有不少妇女还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据李坚真回忆，仅 1932 年 2 月至 3 月 8 日，在“福建、湘赣、粤赣三省共发展女党员 3900 多人，女团员 2700 多人，女赤卫队员 14000 多人，女少先队员 13000 多人”[ 26 ] ( P64 )。1933 年，江西省女党员总数达到 10 294 名。[ 7 ] ( P676 )
从妇女为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来说，主要有：
(一) 参加生产劳动
中央苏区的青壮年男子大都参加了红军，在“每个劳动妇女英勇地踏上生产战线，如象红军战士上火线一样英勇”的号召下，妇女成为苏区生产的主力。她们打破“妇女不能犁田”的封建迷信，学习犁田耙田，连小脚妇女都咬着牙下水田参加劳动。苏区妇女开荒种地热情高涨，以致“扩大红军如此之多，生产不减少，反增加了”[18 ] ( P301 )。
(二) 做好支前工作
苏区妇女积极参与宣传队、运输队、担架队、救护队、向导队、洗衣队、慰劳队、运输队等，广泛开展支前工作; 在军费紧张时，她们发动募捐，积极筹集款项，还自觉节省费用，捐作军费。军鞋是必不可少的军需品，为了保证红军每人能有两双鞋，苏区妇女从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到六七十岁的老大娘都动员起来不分昼夜地赶做，长征前夕，苏区妇女日夜赶制了 20 万双鞋交给红军，那一针针、一线线倾注着她们对红军的一片深情。
(三) 推进扩红运动
妇女是苏区男子参加红军的重要推动力。苏区劳动妇女竞相宣传鼓动丈夫去当红军，替丈夫赶做包袱鞋子，带领丈夫到苏维埃去报名，在苏区掀起了送丈夫、儿子、兄弟、亲戚上战场的高潮。当然，她们还是督促苏区落后分子的锐利武器。[ 27 ]她们采用各种宣传、报告、山歌来耻笑落后分子和逃兵，迫使他们觉悟并加入到红军中去。1933 年 12 月 6 日“江西全省女工农妇代表大会”就表彰了 12 名模范妇女，她们都是宣传群众当红军和劝回士兵归队的典型。
(四) 直接参加战斗
在战火纷飞的硝烟中，中央苏区很多妇女直接参加了战斗。兴国长冈乡的赤卫队，妇女占了全队的 75% ，少年先锋队中女子占了 80%[ 14 ] ( P169 ); 赣西南“普通一般妇女 (35 岁以上) 统统加入赤卫队，20 岁以下的加入少先队”[ 17 ] ( P81 )。女红军郭治妈坚持革命工作，不幸被捉，敌人威逼利诱不成，割下她的乳房撒上盐而她仍然坚贞不屈; 康克清、王泉媛多次指挥女红军作战; 更有妇女在斗争前线“加入冲锋铁丝网与敌肉搏”[ 17 ] ( P85 );“簧乡的女子成群地挑柴去烧炮楼，又从反动地主家里抢了谷子出来。斗争胜利的地方她们立刻有了个人的自觉”[ 18 ] ( P240 )，而在战斗中妇女是“表现非常之喜欢的”[ 18 ] ( P242 )，是发自内心地拥护革命、拥护中国共产党。白军士兵看到兴国女子赤卫军整连整排地上前线作战感叹说: “红军怎能不打胜仗呢，看，连女子也上火线了，男女老幼一样齐心啊! ”据统计，赣南闽西有 1919 名女英烈为国捐躯，兴国就有 382 名女烈士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28 ] ( P235 )
(五) 做好侦探和策反工作
苏区妇女经常三五成群在国民党驻地旁边秘密侦探敌情、购买白军士兵枪支弹药、游说白军投诚，令国民党为之头疼，特别下令:“匪设有妇女训练班，经过训练后，装难民逃到我军地区求夫，以作兵运，及刺探我方消息，并作种种活动。请转令各部队，不论官兵，不得在匪区结婚，并禁止士兵与妇女交谈。”[ 16 ] ( P129 )害怕中央苏区妇女到禁止与之交谈的地步，可见中央苏区妇女确实作了相当的工作和贡献。
综上，中央苏区妇女的动员成功得益于有科学理论指导的共产党，有大量不缠足能切实为革命作贡献的客家妇女，有正确的动员策略指导。中央苏区妇女的身影活跃在各个场所，营造了热火朝天的革命氛围。妇女积极主动参与革命，为红军传递信息，或策反白军，在战场上巾帼不让须眉，这样的情形连蒋介石都非常感叹:“使民众信赖的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比枪弹更为重要。”[ 29 ] ( P222 )对妇女的动员推进了妇女解放的步伐，得到解放的妇女积极参加革命，展现了和男子一样的战斗力，推动和促进了革命的进程和发展。同时妇女解放的实践也为后来各个时期的妇女解放提供了理论和经验借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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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西农业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