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伯英
1929年5月28日前后，也就是在朱毛红军夺取永定之后的短短几天内，全军各纵队在接连取得胜利的鼓舞下，分兵于永定、龙岩和上杭县各乡村展开活动。闽西的赤色版图，也在贫苦农民们欢庆胜利的锣鼓声中迅速地拓展开来。
不过，在这一阵阵欢庆的锣鼓声中，包括营连以下的大多数红军官兵也许并不知道，在永定县湖雷这个并不出名的小镇召开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会议上，正在发生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在红四军设立军事委员会的问题。
当时担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的江华，是最了解朱毛红军党内这场争论的知情者之一。他回忆说，这场争论从永定县湖雷前委会议开始，随后又争到上杭县白砂、连城县新泉，一直争论到6月22日在龙岩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
亲历过这一段历史的萧克回忆说，从湖雷会议开始，大会小会进行讨论，有时甚至争论起来。那时候党内不忌讳争论，刚刚学习过的党的六大的党章规定“在未经决议以前党内的一切争论问题，可以自由讨论”，所以大多数人从关心党、爱护党的角度发表自己的看法，展开争论。到了新泉看到公开发表的毛泽东、朱德分别写给林彪的信，各纵队、支队党委讨论得更加热烈了，甚至连朱、毛去留的问题都提出来了。萧克的回忆记述了这样一些情况：
四军驻新泉的七八天，连以上尤其是支队、纵队干部天天开会，老是争论这么几个问题：党应不应管理一切?是管理一切、领导一切还是指导一切?等等。当时，领导上号召大家发表意见，放手争论。但得不出结果，大家觉得该由上边领导人来管了，多数干部希望停止争论。
主持红四军党的“七大”
6月19日，朱毛红军第三次攻占龙岩。前敌委员会决定，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肩负的任务，虽然是要停止争论，化解矛盾，以便应对敌人的“会剿”和发展革命局面，但是在矛盾尚存争论未息的情况下，该由何人来主持这次会议?前委选择了政治部主任陈毅。事实上，在那样的背景和气氛下，陈毅是唯一适当的人选。
6月22日，经过几天的准备，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公民小学的兴学祠大厅里召开。
这是在历史上受到诸多争议的一次会议。有说是这次会议把毛泽东赶出了红军，有说是一次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会议。历史当事人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又作出不同的评价。
陈毅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说：“我那时候犯了一个大错误，七次大会的结果很坏。”
朱德在1944年的一次讲话中说：“关于如何建军，在闽西，当时红四军内部曾发生过争论，表现在四军第七次和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争论点为：军队已发展到一个新规模，需要有一套新办法，就像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那样的一套新办法，才能进一步建设无产阶级的新的军队。”
江华的回忆文章写道：“会议开了一天，虽然通过了决议案，选举了新的前委会，但对从‘七大’前就开始争论的主要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萧克认为：“‘七大’达到了停止党内争论，增强团结，以便分兵发动群众，扩大苏区，并为打破敌人‘会剿’作准备。真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之概。”
当时不过28岁的陈毅，血气方刚，坦荡直率。他同朱德一起率领南昌起义仅存的千余人马，历尽艰辛，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成立红四军以来，担任过军委书记、士兵委员会秘书长，一直是这支部队举足轻重的领导人。对于这场争论，他有自己的看法。他觉得：“你们朱毛两个人天天在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你们两个大国天天在打架，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是不好办。”他自认为是在晋楚之间，到底站在哪一边?就是怕红军分裂，怕党分裂，希望两方面团结。
在陈毅看来，自从他与朱德上井冈山以来，毛泽东的领导是正确的，红军离不开毛泽东，但是毛泽东也有缺点。他说那时候党内比较民主，“不管你是哪一个，也可以给你框几个缺点”。朱德也有缺点，1928年7月开赴湘南遭到很大的损失，他根本就不作检讨，现在又跟刘安恭共同反对毛泽东，是很危险的。
考虑到这些，陈毅首先对毛泽东作了一番批评，“对毛主席我打了他一棒，对朱军长我也打他一棒，对刘安恭我也打他一棒”，目的是要大家团结，不能分裂。但是他后来认识到，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造成的结果，是无原则的团结，是和稀泥，实际上是削弱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助长了错误。
陈毅按照“各打五十大板”求团结的思想，殚精竭虑，起草了《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大会经过一天的争论，通过了这个决议。
大会最后选举了新的前委。新的前委除保留中央指定的毛泽东和朱德，选举陈毅和4个纵队的司令员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及士兵代表，共13人为委员，决定以陈毅为书记。这个决定即呈报中共中央批准，在未批准以前即可负责开始工作。
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后，闽西土地革命运动迅速展开，赤色区域大为拓展，影响所及，闽粤赣三省边区革命势力相继而起，大有星火燎原之势。
南京国民政府为之震动，决心调集三省兵力对朱毛红军和正在崛起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联合进攻，谓之“三省会剿”。
赴上海党中央请命
在1929年的整个年头里，设立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对于朱毛红军这支全国最强大的革命武装，一直给予密切的关注，不断通过福建、江西、广东省委向他们发出指示，派出一批又一批的干部人才，但是由于赤白区域间的严重封锁和交通险阻，更由于红军一直在流动游击，联络十分困难。因此，中央急于得到红军的真实情况，特别希望高级指挥员到中央汇报，以便直接听取红军的活动情况。
7月29日，朱德、陈毅专程赶赴蛟洋，会同毛泽东一起召开前委会议，讨论打破敌人“三省会剿”的策略，同时研究派员赴中央的问题。出席了这次会议的傅柏翠回忆说，陈毅在会上传达了中央的通知，但是毛泽东表示不去上海，愿意留在闽西地方工作。最后讨论决定，由陈毅作为代表，前往上海党中央，会议并且决定：“陈毅同志去中央后，由朱德同志代理书记，林彪和傅柏翠为常委，有事可以三人商定。”
会议结束第二天，前敌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员立刻分别行动。陈毅告别了毛泽东、朱德，在闽西特委派出的交通员陪同下，取道漳州，前往厦门福建省委机关，择机转赴上海。
实际上，陈毅此行代表红四军前往上海，心里并不愿意，只是因为在龙岩召开红四军七大时红军党内意见纷争，朱德、毛泽东各执一端相持不下，而毛泽东又坚持辞职，不愿再担任前委书记，只能由他这个政治部主任取代毛泽东主持会议。
陈毅被会议选举担任前委书记也非他所愿，在他的心目中，这一职务除了毛泽东，没有别人可以替代。他在会议结束以后，于7月9日第一次以前委书记的名义给中央写了《关于闽西情况及前委工作计划的报告》。他把这个报告连同红四军七大决议，以及毛泽东、朱德发表的不同意见以及相关的文件，一起送交福建省委转送中共中央，请求中央在详细审察这些文件之后给予明确的指示。
陈毅在这份给中央的报告中，坦率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前委四军七次改选，仍觉无适当人才负高级指导的责任，朱、毛二同志在中央派了人来代替时，就可来中央。”他明确表示自己担任前委书记这个职务不合适，还是希望另派人来担此重任。
但是既然党代表大会已经选了他担任前委书记，在中央批复之前他还必须承担起这项职责。陈毅怀着这样复杂无奈的感受和对中央的期待，登上了由厦门开往香港的轮船。在香港稍作停留，8月下旬乘坐一艘英国轮船前往上海。
10年以前，正当五四运动新潮激荡澎湃的年代，不过18岁的陈毅与他的胞兄陈孟熙千里迢迢从成都来到上海，登上一艘名为“麦浪号”的海轮起航，前往法国马赛转巴黎勤工俭学，开始了他驶向革命生涯的第一个航程。
10年过去了，28岁的陈毅再次来到这个在他眼里是“中国资本主义中心”的上海，他已经由一个意气风发、充满幻想的少年，成长为一个红军的高级将领，将要与共产党中央的最高领导人一起规划中国红军的发展方向。
陈毅的胞兄陈孟熙在历经曲折之后，担任四川军阀刘存厚驻上海的少将代表；他的另外一位堂兄陈修和也在上海兵工厂任职。他与这两位兄长虽然自汪精卫叛变革命之后不久在武汉分手，各奔前程，但他们对于陈毅这个红军将领的弟弟也依然爱护有加。他们得到陈毅来到上海的消息，马上作了周密的安排，一起来到黄浦江边租界的码头，登上轮船，接陈毅下船，把他安排住进英租界四马路的新苏旅馆。
陈毅很快同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第一个同他见面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陈毅与李立三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同学。1921年9月，他们与蔡和森、赵世炎等发动和领导勤工俭学学生代表100多人，在法国里昂法中大学为反对中国驻法公使馆和学校当局对爱国学生的压制，展开斗争，一起被关押并武装押送回国。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三河坝失败之后，陈毅与李立三各分东西，如今再次相见，格外高兴。
陈毅把红四军的情况以及党内发生的分歧与争论，向李立三作了简要的报告。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已经收到红四军七大的决议和党内争论的有关文件，包括刘安恭给中央的信。李立三表示将尽快向中央政治局报告，要求陈毅抓紧时间把红四军的情况写成书面报告交给中央研究。
8月27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会议的气氛显得特别紧张而严肃。主要的议题有两个。一个议程是由周恩来报告彭湃等5人被捕事件，同时决定由周恩来接替杨殷，兼任中央军事部部长，由李立三接替彭湃兼任中央农委书记。
会议的另外一个议程是由李立三报告陈毅同他谈话的主要内容。会议记录显示，陈毅坚持“一定要中央找一政治上强的人去”，表示自己担任前委书记只是一个过渡，期待中央解决红四军党内问题。鉴于红四军的问题关系重大，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8月29日再举行一个临时会议，专门听取陈毅的报告，再作研究。
陈毅的报告涉及红四军的历史和党内论争，直至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全部情况。中央政治局会议鉴于陈毅反映红四军的经验和存在问题都极为重要，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的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召集，作专门的讨论和研究。
写出五万言报告书
为帮助中央深入全面了解朱毛红军的情况，中央要求陈毅尽快完成书面报告送交中央。陈毅每天在他住的旅馆里，除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找他谈话以外，闭门不出，集中精神赶写。他离开闽西时，为了安全起见，随身没有带文件材料，完全凭着个人记忆，仔细搜索每一个历史细节，将朱毛红军成立一年多来的全部情况，写成详细的报告。
这项工作前后不到一个星期，到9月1日，陈毅完成了写给中央的5份报告：《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一)》、《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二)》、《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农运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和《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问题》。这5份报告将近5万字，其中最为主要的前两份报告即长达3万余字。他希望这几份报告能够帮助中央了解朱毛红军的全部情况，由此解决红军的问题。
凡是读过陈毅这些报告的专家学者，或者历史当事人，都高度赞扬这5份报告对于中共中央全面了解朱毛红军的历史经验和存在问题，并且得以得出准确的判断，作出正确的指示，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陈毅的报告，体现了他坦诚公正的风格和坚强的党性原则，为中共中央作出准确判断和决策，在决定红四军的前途命运和人民军队建设这一重大问题上，发挥了非凡的作用。谭震林在20世纪50年代把陈毅此行上海协助中央解决红四军问题，称誉为陈毅对中国共产党的三次贡献之一。
中共中央在听取了陈毅多次口头汇报，以及近5万字的书面报告之后，对朱毛红军的历史和各项活动、执行中央政策及其成效，有了完整的了解，特别是对于红军党内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创造性理论和内部争论的不同意见，更是得到了充分的理解。
在接下来的一些日子里，由周恩来为召集人，包括李立三、陈毅组成的中央起草委员会开始工作。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谈话、讨论和研究，分析问题，探求解决的方法，形成统一的意见。周恩来把考虑到的各种问题及基本思想综合起来，终于归纳成为解决朱毛红军党内问题以及红军建设的一揽子方案。他向陈毅详细阐明了这个方案的内容，要求陈毅代中央重新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这封《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后来被称为“九月来信”。
陈毅后来回忆：恩来同志说，你带这个指示回去，你主要是请毛泽东复职，你这个责任重大。
陈毅在当时恐怕还未能预料，这封“九月来信”不仅是对于朱、毛二人，对于朱毛红军，而且对于红军建设乃至后来百万人民军队的建设，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不过，作为陈毅本人，他自认为这次上海之行，在中央领导，主要是在周恩来领导下学习研究了国内外形势与中国革命诸问题，对朱毛红军近两年来的历史与现状作了全面的回顾和反思，思想境界获得了新的飞跃，发现了朱毛红军和他自身存在的错误，并决心加以纠正。所以在上海的两个月，他自认为等于进了一次训练班。而他根据周恩来的意见起草的这份中央“九月来信”，可以视为他在这个“训练班”的毕业答卷。
肩负重大使命的陈毅简单地收拾行装，略施化装，俨然一位有钱的华侨，立刻踏上了返回红四军的归途。
陈毅10月1日登船离开上海，4日到达香港；再由香港换乘轮船，6日经汕头，在地下党组织交通员陪同下，晓行夜宿，于10月11日到达粤东八乡山区的东江特委所在地。10月22日晚上，陈毅在松源找到了刚刚抵达不久的红四军的司令部，见到了久违的朱德。
在昏暗的灯光下，两位久别的患难战友重又相逢，可谓百感交集。陈毅立刻把到中央去的情况细说了一遍。他告诉朱德，这次回来一定要把毛泽东请回来，红四军党的七大我犯了一个错误，要向他承认错误，改正错误。陈毅说：“我这次回来就是要使毛泽东复职，使红四军团结起来。也许你们认为我到中央是为自己捞点东西，是为了我个人。我是为红四军去的。这次由我向毛泽东检讨，他会回来的。”
在返回闽西的途中，陈毅先后于11月1日和11月4日两次给中央写信，报告他回到红军以后的情况。
信中，表现出陈毅的坦荡与无私、豪爽与直率的品格。据他在1971年的一次回忆，他在从上海回到红四军的第一天，在朱德的司令部看到了毛泽东写的那封“不打倒陈毅主义就不回来”的信，朱德担心毛泽东不一定愿意回来。陈毅当时就表示，毛泽东写的这封信是有道理的，这次我回来，只要我作检讨，他就会回来。
陈毅是真诚的，他这样说，也立刻就这样做。11月18日，作为前委书记的陈毅召开前委会议，提出马上请毛泽东回来，以便召开党的代表会议，贯彻中央“九月来信”。
工作方针既已确定，陈毅再次致信毛泽东，告诉他说自己已经从中央回来，于10月22日到达军部，“我俩之间的争论已得到正确的解决。七次大会我犯了错误，八次大会的插曲更是错误的。见信请即归队，我们派人来接”。
历史发展的逻辑很容易得到答案。毛泽东先后收到陈毅转来的中央“九月来信”和朱德、陈毅的几封信。从中央指示和陈毅、朱德的信中，毛泽东当然能够感受到，他一贯坚持的主张得到了中央的支持，也得到了朱德、陈毅的理解和赞同；特别是陈毅那些言词恳切的检讨和真诚相待的召唤，他受到了深深的感动。
毛泽东别无选择，立刻收拾行装，离开苏家坡，11月26日到达长汀，同朱德、陈毅会面。
重新接任了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到达汀州以后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马上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下一阶段的工作。为了开好“九大”，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前委主要领导人齐心协力，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1929年12月28日，古田会议召开，陈毅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一个是传达中央“九月来信”，二是关于反对枪毙逃兵的讲话，三是传达中央关于反对陈独秀与托洛茨基取消派的决定。
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红四军新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12月29日，古田会议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