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样英勇的革命斗争的历史早已深入全国广大劳苦群众的心中，而成为广大群众最爱护的领袖之一。谁不知广东有彭湃；谁不知彭湃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这是1929年8月31日，中共中央在发表的宣言中，对彭湃一生作出的高度评价。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者也，革命者必先自我革命。被毛泽东称赞为“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坚持思想上自我改造、实践中自我纠偏，勇于牺牲自己的利益乃至生命，表现出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
在思想上坚持自我改造
彭湃（1896—1929年）出生于一个大地主兼工商业者家庭，母亲是一位出身贫苦的良善妇女，受母亲教育和熏陶，他从小就同情劳动者。1909年，彭湃进入海丰县第一高等小学读书，1913年进海丰中学读书。海丰县的五坡岭建有纪念文天祥的“方饭亭”和“表忠祠”，读书期间，彭湃经常和同学到此地凭吊这位英雄人物。到中学毕业时，彭湃已初步树立了爱国主义思想。
1917年夏，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彭湃赴日本留学。1918年9月，考入早稻田大学的政治经济科就读，他明确表示：“我选定此类专业，为的是将来研究我国的政治经济，与同道者一起，竭尽全力，秉志改革，方不负远涉重洋，到此求学之初愿。”1919年5月，彭湃在东京参加中国留日学生举行的国耻纪念会和示威游行，遭到日本军警的镇压，他悲愤交加，破指血书“毋忘国耻”四字。此时的彭湃还没有真正意识到导致国家民族贫困落后的根源，他认为“当头的急务是排日”，想以单纯排日达到救国之目的。1919年9月，彭湃加入早稻田大学学生发起组织的建设者同盟，开始对社会主义相关的诸家学说进行研究。他赞赏并钻研马克思主义学说，同时也对无政府主义思想感兴趣。1920年10月，彭湃和李春涛等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中倡议组织赤心社，学习《共产党宣言》等著作，讨论俄国十月革命，表现出一心学习俄国的愿望。随着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并从社会实践中不断受到教育，彭湃毅然摒弃无政府主义思想，他认为，“狭义的爱国运动是不彻底的”，主张“要解放全人类”。在1921年回国前夕，彭湃和中国旅日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了密切联系。这时他已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回国后，彭湃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从事农民运动。1923年他谈到自己思想的转变过程：“我从前是很深信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两年前才对马氏（马克思主义）发生信仰，年来的经验，马氏我益深信。”彭湃坚持在思想上不断实现自我改造、自我完善，由爱国知识分子成长为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革命者。
在实践中善于自我纠偏
在革命实践中，彭湃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并主动地纠正偏差。1922年5月，彭湃从教育入手去实现社会革命的尝试失败后，他和李春涛等人创办了《赤心周刊》，但是很快发现这一做法有很大局限性，他看到当时海丰的教育与贫民分离的现实情况，“现在的教育费，从贫民手中取出者实在不少；但贫民却连丁字都不解！”彭湃说，《赤心周刊》“自命是工农群众的喉舌，可是背后绝无半个工农，街上的工人和农村的农民也绝不知我们做甚么把戏”。认识到广大工农群众无法直接从《赤心周刊》中得到启示和教育后，他便放弃办刊，决定深入农村去做实际运动。家人听说他要做农民运动，大都反对，但彭湃的决心坚如磐石。他刚去农村时身上穿的是洋服、头上戴的是白通帽，农民看见他就走开，不肯和他说实话。一连跑了几天，没有明显效果。于是他反思自己，认识到问题后，果断作出改变：一是改穿朴实的粗布衣；二是讲俗话俚语；三是到农民来往众多的十字路口大榕树底下去宣传，这样很快就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彭湃在指导革命斗争中很注意自我反省并及时纠正调整方略。1928年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失败后，不少红军战士要求豁出去与敌人拼命，为死难战友报仇。彭湃也很想尽快恢复革命局面，产生了急躁情绪，并提出组织敢死队进行反攻，他自任“敢死队长”。不过，彭湃很快意识到革命处于低潮，这样干对革命是不利的，立刻纠正了这个偏差。彭湃认识到：“英勇作战不怕牺牲是很可贵的，我们也不惜有价值的牺牲。但是，我们不能将自己的水平仍然停留在猛打猛冲的阶段。”彭湃冷静地总结了斗争失败的教训，决定深入到大南山里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后来，彭湃在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工作期间，探索总结出一系列具体的斗争策略和方法，如撰写了《雇农工作大纲》，系统分析了雇农的特性、雇农的斗争、雇农的组织和教育训练等问题。他还发表了《斗争的转变与深入》一文，强调要注重斗争转变的策略。彭湃在斗争实践锤炼中，经过自我革新、自我提高，逐步转变成熟起来，成为一名党的优秀领导人。
在利益上勇于自我牺牲
彭湃家境殷实，当地盛传彭家“有鸦飞不过的田产”。他曾自述：“我的家庭，在海丰县可以算做个大地主，每年收入约千余石租，共计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余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少不上卅口，平均每一人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彭湃本可以过优渥的生活，却立下了“愿消天下苍生苦”的远大志向。当时的海丰籍政治要人曾邀请他去省城做官，他断然拒绝。他说：“湃的生活路，通通为湃自己塞尽了。”
彭湃曾发表了一首小诗：“这是帝王乡，谁敢高唱革命歌？哦，就是我。”充分表达了他誓与旧制度彻底决裂的决心。1922年11月，彭湃把家里的佃农召集到一起，动员他们起来参加革命，并当众烧掉了不久前分家时分给他的田契，把自己的田地全部分给农民。这一举动，让农民们非常感动，从而更加敬重、信任他。1923年，海陆丰发生严重台风灾害，农业失收。彭湃号召农民进行“减租”运动，遭到反动军阀镇压，爆发了“七五”农潮事件，海丰总农会副会长杨其珊等农会干部被捕。杨其珊在面对反动县长的审讯时明确地说：“彭湃不是利用我们，是我们农民去利用彭湃，因为彭湃所做的事，不是为他自己的利益，他是牺牲自己利益为农民谋幸福的。”
彭湃为革命不仅奉献了自己的家财田产，还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29年8月，彭湃不幸被捕。在监狱里，面对敌人百般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他毫不畏惧，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他在狱中寄言：“为了我们的子子孙孙争得幸福的生活，就是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也是在所不惜的。”体现了共产党人坚强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就义前，他还时刻惦记党的事业，关心同志们的安危，他在与杨殷联名写给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的信中说：“我们在此精神很好。兄弟们不要因为弟等牺牲而伤心。望保重身体为要。”1929年8月30日，彭湃英勇就义，年仅33岁。他的老乡、好友，著名学者钟敬文说：“他（彭湃）是一个生死于理想的人。他靠着理想活着、工作着，最后也为它欣然死去。”彭湃为大多数人谋幸福勇于牺牲自己的利益和生命，显示了他“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崇高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