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
当代人能否写当代史，对此有一种议论：“当代人没法写当代史，只有留给后人去写。”这种说法相当流行。如果说这种看法一点根据都没有，那也难说通。它确实有几条理由：有些历史事件的意义和影响，时间相隔得久些，反倒看得更清楚些；有些重要史料，常常在以后的日子里陆续发现或公布，当时人未必都能看到；人们对历史也不断会有新的认识；而讲的更多的是，当代人写当代史总难免遇到一些忌讳，有的事一时还不便在历史论著中都公开地发表。这些都是事实，套用一句常用的词，对当代的历史研究者说来，这也是一种“时代局限性”。
但反过来又可以提出另一个问题：难道后代人就没有他们的“时代局限性”了？难道只有他们的论述才是真实可靠的？显然也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后人没有在他准备论述的那些历史事件发生的时代生活过，无法直接观察客观事物呈现出来如此众多的侧面和复杂的演变过程。他们进行研究的依据，主要是以往留下的一点文字资料，或者再加上一些实物资料，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做出判断和论述。这里自然不乏真知灼见，可是也难免存在弱点。这是因为，第一，历史上发生的一切，包括当时的时代气氛、社会心态、风俗习尚，以至不同人群中的复杂心理，他们对某一事物在认识和感情上的前后变化轨迹等等，未必都在文字资料中保存下来。有时候，越是普遍存在而被人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反而容易被视为不言自明而没有人把它专门记录下来，或者只是语焉不详地随便提到，并不引人注意。就是做了详细记录的文字资料，是否都同事实相符，是否有当时人有意的掩盖，以至曲笔，同那时代相隔较远的后人要做出准确的判断，也不是容易的事情。第二，后人所生活的环境会有巨大变化，而人们通常习惯于用自己的经验去理解或判断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环境和事实，以为事情应当就像他所想象的那样，这中间容易产生巨大的误差，正如一个从来没有到过国外的人要去详细议论国外的事情，在熟悉情况的人听起来，有时就觉得隔靴搔痒或似是而非。即便对当年留下的一些文字记载，由于时代的隔膜，能否正确地理解它也还难说。后代对前人历史的议论，自由倒很自由，可以没有什么忌讳，不受多少束缚，但往往又带来另一个问题：容易有太多的主观随意性。这对后人来说，是否也是一种“时代局限性”呢？因此，无论当代人也好，后代人也好，其实各有各的“时代局限性”。
当代人和后代人所写的历史虽都具有“时代局限性”，但也各有各的优点。据说世界上的拿破仑传记有上千种，人们绝不可能把它们读遍，一般是挑两头来读：一种是最早的，一种是最新的。最早的大体上是同时或时代相近的人写的，读起来觉得比较真实而亲切。最新的则可能反映出近两百年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至于在这两头中间的大量传记，一般人就顾不上再去看它，除非其中真有格外杰出的名著。这说明，在历史撰述中当代人和后人各有各的责任，各有各的存在价值，相互不能替代。在上述两种历史著作中，“最新的”是不断变动的，今天是最新的，过多少年就不再是最新的了，又有更新的作品去代替它。可是，“最早的”却是不变的，它所特有的那种价值始终存在，除非有久经湮没的更早而更有价值的著作被重新发现。
历史研究工作者中有一部分人把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时代、亲眼看到或直接听到过的历史（这也算是“所见世”、“所闻世”和一部分“所传闻世”吧）在经过严肃研究后写下来，实在是一种无可推托的历史责任。
（作者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