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少群
邓小平一生有“三落三起”的历史传奇，都和毛泽东有直接的关系。邓小平的第一“落”，是在中央苏区时期，他被打成“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反党小集团”的头子，不仅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夫妻被迫离婚，而且差一点被开除党籍和“砍掉脑袋”。原因是他极力维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开罪了“左”倾临时中央的领导人。由于这段渊源，从遵义会议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重用邓小平，直至进入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两次打倒邓小平，而都对他“网开一面”——“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给邓小平两次复起，留下了一个“活口”。
邓小平的第一“落”，发生在1933年3月的中央苏区时期，“左”倾中央博古等直接领导的批判“邓、毛、谢、古反党小集团”的党内斗争中。大约也是从这个事件起，毛与邓开始有了相互之间的深刻了解。
六届四中全会后的“左”倾中央，向各个农村根据地派出中央代表或中央代表团，全面推行和贯彻四中全会路线精神。而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坚持实行的理论思想路线和革命道路，与共产国际和“左”倾中央的指示是完全不同的：第一 , 在指导思想上，毛泽东提出“反对本本主义”、“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主张实事求是，即实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左”倾中央则主张“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第二，在革命道路上，毛泽东主张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中心”道路，而“左”倾中央依据共产国际指示，坚持推行“城市中心”道路。在指导思想和革命道路这两大根本问题上，毛泽东和“左”倾中央都背道而驰。为了扫除执行“左”倾的“积极进攻路线”（即向大城市进攻和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正规战、阵地战）的障碍，“左”倾中央专门向中央苏区派出了一个中央代表团，对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执行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批评。中央代表团指责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为“狭隘的经验论”。说道：“红军中狭隘的经验论，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不小影响，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事实上会走到错乱的非阶级路线的前途上。”还说：“马克思主义是大城市里产生的，你们山沟里怎么能产生马克思主义？”
但是，在小组讨论会上，有几个人不同意这个指责，与中央代表团发生了公开争论。主要的是四个人：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永（丰）吉（水）泰（和）特委书记毛泽覃、赣东特委书记兼江西省军区赣东军分区司令员谢唯俊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宣传部部长古柏。他们四个人完全拥护毛泽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同意中央代表团对毛泽东的批评指责。据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邓小平在小组讨论会上发言最尖锐。他提出这样的观点：我们苏区的山沟里有马克思主义，倒是大城市产生了“立三路线”。意思是说，大城市里产生的才是机会主义，我们山沟里产生的恰恰都是马克思主义。背后还给上海来的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起外号，叫他们是“洋房子先生”，意即是脱离实际的。
邓小平是1931年8月才被党中央分配到中央苏区工作的。那时，瑞金县委书记是中共闽粤赣省委派来的李添富。他效仿闽西苏区大肃“社会民主党”的“左”倾做法，在瑞金开展大规模的肃“社党”运动，大搞刑讯逼供，大肆捕人杀人。他对那些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党员、干部，或者是对他那一套“左”的做法表示不满的人，通通指为“社党分子”，随意捕杀，一县之地，竟有435人被杀害，其中县委、县苏维埃及区、乡一级干部100人以上。还有300多人被关在监狱里。瑞金县整个党及政权组织都被“打垮”。瑞金全县处于一片恐慌与混乱之中，“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死气沉沉”。
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平由中共中央派往中央苏区工作，从上海来到瑞金。面对瑞金被李添富乱肃“社党”造成的混乱惨况，邓小平和时任赣东特委书记的谢唯俊，以及随后由党中央派到苏区工作的余泽鸿、吴静焘夫妇等一起，秘密调查解决李添富乱肃“社党”的问题。鉴于当时瑞金的复杂情况、严峻局面和邓小平的资深经历，为便于领导工作，大家推举邓小平出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
邓小平以他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和深入群众的工作方法，只用一个多月，就查清了李添富乱肃“社党”的事实及其严重后果，他以瑞金县委书记的身份，果断召开全县党员活动分子会议和县、区、乡三级主要干部会议，宣布撤销李添富的一切职务，并拘捕公审，予以处决。邓小平在大会上宣布了三条政策：第一，立即停止杀人；第二，被逼供或被怀疑是“社党分子”的一律不抓；第三，已被关押在狱的，如是贫农、中农的一概释放，回原地继续参加革命斗争；凡是地主、富农的，取保释放。这样，全县 300 多名无辜被关押者都幸免于难。瑞金全县干部群众奔走相告，交口称赞邓小平是“包公再世”。
这是中共历史上公开而正确地纠正党内肃反扩大化错误的典范性事例。在当时全党“左”倾，而“肃反”又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党内同志任谁都莫敢撄其锋，邓小平却能迎难而上，力挽狂澜，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的政治水平、大无畏的胆魄和敢于担当的精神。
邓小平主政瑞金，使全县政局迅速稳定。他领导重新建立、恢复和健全了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权，大力培养本地干部，坚决维护分田成果，发展农业生产；并创办县委机关报《瑞金红旗》，开展党的宣传工作等，使瑞金全县的革命和生产很快又出现了一片生机勃勃的大好形势。
1931年9月，受命筹备“一苏大会”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苏维埃中央军委主席、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和苏维埃中央军委副主席、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在取得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率领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进驻瑞金叶坪。县委书记邓小平闻讯，立即来到叶坪，与他敬慕已久的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见面，并全面汇报瑞金全县的工作。中央派员余泽鸿也来到叶坪，将中央接受国际十一次大会决议及闽西情形向中央局做了报告。
历史资料说明，毛泽东等苏区中央局领导，开始曾经打算将福建西部经济发达的长汀作为“一苏大会”开会的地点和建都的地方。1931年9月23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发布了这样一份命令：“方面军决开到福建去工作筹款，并决定于二十五日由现在地（莲塘、龙冈头、长信、水头庄之线）分七天行程（第五天休息一天）开到汀州城集中。”命令并规定了各路部队开到长汀的行军路线及行军日程。
红一方面军大队全部“开到汀州城集中”，这个史料充分说明，毛泽东最初的意向是把长汀作为“一苏大会”和建都的地点的。闽西苏区的长汀县，以纺织、造纸等轻工业而闻名，市面繁荣，经济发达，当时有“小上海”之称。作为红色首都应该比较理想，但从中央苏区地域来讲偏了点儿。
从莲塘等地开到长汀要经过瑞金。队伍到达瑞金县城东北的叶坪村宿营，在听了邓小平和余泽鸿的报告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毛泽东对瑞金及周围各县的形势有了更多的了解。当时的情况是：宁都县还被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占据；会昌、安远两县都没有赤化，这两县的县城都被地主武装占据着；石城县南部地主武装强大，“土围”白点甚多；于都县城虽为红军占领，许多乡村还是白点，又离敌方军事根本重地赣州很近；汀州虽好，但地方偏了一些。瑞金则是在这些县城的中心位置，四面都可顾及。从当时情况看，红军主力应分散在石城、长汀、会昌、安远、于都等县消灭地主武装，拔除白色据点，红军总部则以留在瑞金“居中指挥”为宜。
10月3日，苏区中央局向上海党中央发去一份长电。长电在详细报告了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经过和战果，以及红军的近况后，在最后一段电文中提出说：“红军目前急切须休息，须训练，须补充，须筹款，须布置新战场，创造根据地。又因 11 月 7 日开‘一苏大会’，中央 [局] 不能远离，遂于红军主力分布石城、长汀、于都、会昌四县工作，总部及中央局在瑞金居中指挥。”
这段文字完全表明了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决定在瑞金驻下，各路部队不再“开到汀州城集中”，毛泽东等中央局领导，已在实际上决定了在瑞金举行“一苏大会”，并且以瑞金为红色首都了。
邓小平对瑞金情况的详细汇报，对毛泽东等这个“决定”的产生，应该说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由此，毛泽东开始赏识邓小平；而邓小平也从此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随后，他从毛泽东领导中央政府和中央苏区的一系列工作中，从三次反“围剿”战争的实践中，认定毛泽东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军事路线都是正确的，特别赞成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后来曾经总结他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最深体会时说，就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因此，他对“左”倾中央否定毛泽东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表现出完全反对的态度。亦因此，他被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博古等诬称为：不仅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不仅撤销一切职务，而且被迫夫妻离婚，并差一点儿被开除党籍和“砍掉脑袋”。
这就是邓小平经历中的第一“落”。
博古等不依不饶，继续追查所谓“小组织派别活动”，并说毛泽东是邓小平的“后台”，说他们早就认识。毛泽东辩解说他以前没有见过邓小平。他们说，不对，你们见过，在武汉就见过。说“在武汉见过”，是指八七会议。毛泽东说，可能见过，但是没有说过话吧。
1927年八七会议前夕，邓小平刚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回国，在中共中央机关任秘书（年底在上海任秘书长）。那时中央秘书的任务是负责保管中央文件和开会时做记录。他记录了每个人的发言，其中毛泽东的发言有800多字。毛泽东提出的“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段名言，就是经邓小平记录以后才得以广泛流传的。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做了两次长篇发言，邓小平坐在边上埋头做记录，加上个子矮，毛泽东没有注意到他。所以毛泽东说“可能见过，但是没有说过话”，这大约是实情。也许从八七会议那时起，邓小平就已经见识了毛泽东的政治风采。而通过反“邓、毛、谢、古”事件，毛泽东也开始注意到邓小平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时候，中央秘书长邓颖超因肺病不能工作；在黎平会议后，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代替邓颖超任中央秘书长，获得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的同意。随后，邓小平即以此身份参加了伟大的遵义会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这算是邓小平的第一“起”：是毛泽东提议他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的。
陕北延安时期，毛泽东连续被推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和中央委员会主席，成为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对邓小平逐步委以重任。
1935年至1936年，邓小平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副主任，不久代替罗荣桓任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邓小平被任命为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1月，他又被调任第一二九师政委。
解放战争进入反攻阶段前夕，1947年6月，中央军委果断命令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人，千里跃进大别山，开辟中原解放区，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拉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反攻作战的序幕。1948年5月，邓小平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军区兼中原野战军政委。
鉴于正确地规定和执行政策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吸取以往有些地方擅自决定政策和上下联系不够的教训，1948年1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做一次综合报告。指示中强调：“从今年起，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当此革命已进入新的高潮时期，加强此种联系，极为必要。”
邓小平严格遵照中央的规定，每隔两个月，按时给中央送来一份自己动手写的不超过2000 字的综合报告。邓小平的每一份报告都言简意赅，切中要害，既有综合分析，又有自我批评，深得毛泽东赞赏。毛泽东说，读邓小平的报告，好像吃冰糖葫芦，越读越有味道。并将邓小平的多份报告，亲加评语，作为中央文件转发各地参考。如在2月17日评语中说：“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在3月14日评语中说：“小平同志的这些负责的自我检讨是非常好的，有了这样的自我检讨，就有使广大干部逐步学会党的策略的观点和政策的观点的可能。”同时复电邓小平：“来电悉，非常之好，希望你联系各部，将你说的那些策略观点和政策观点，普遍通知他们。”
1948年10月，中央军委接受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的建议，决定举行淮海战役，中原和华东两个野战军共60万人参加，与刘峙、杜聿明指挥的国民党黄百韬、黄维等兵团军队80万人对决。为指挥好这次关键性的空前大战役，中央军委于11月16日发出“由刘陈邓粟谭组成总前委统筹一切”的指示，指出：淮海战役为南线空前大战役，“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淮海战役大获全胜，60万人打败80万人，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1949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第二、第三野战军共100万人举行渡江战役，仍然任命刘、陈、邓、粟、谭在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邓小平是书记），在渡江作战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
毛泽东在对国民党军事决战的关键时刻委邓小平以历史重任，表示了对邓小平的政治领导和军事指挥才能的高度信任。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又开始逐步赋予邓小平以党和国家的领导重任。
1952年7月，邓小平从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任上调中央工作，任政务院副总理后又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和财政部部长；1954年4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军委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邓小平被吸收进入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层。这是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而决定的。
八大预备会议时，讨论中央领导机构的设置，开始准备是设一个主席（毛泽东），一个副主席（刘少奇）。在1956年9月13日晚上的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说：“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刘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中央准备设四个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毛泽东在会上顺势对邓小平做了一番评价，他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他。”“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来说，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1956 年党的八大，选出中共中央常委六人：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总书记邓小平。这个格局，既有七大时的老常委四人，又有新进常委二人。这就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准备了条件。
不幸的是，20世纪60年代起，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分歧，牵连到邓小平。毛泽东认为，邓小平拥护刘少奇，一起走“资本主义道路”。随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刘、邓被打成党内最大的第一号和第二号“走资派”。
这是邓小平的第二“落”。当然是毛泽东决定把他打倒的。刘少奇被扣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永远开除党籍”；毛泽东对邓小平却网开一面。
1968年10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永远开除”刘少奇的党籍时，林彪、江青一伙又鼓噪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在开幕式上，毛泽东说：“邓小平这个人，我总是替他说一点儿话，就是鉴于他在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中间都是打了敌人的，又没有查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儿保留。我觉得这个人，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点区别。”“我这个人的思想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
毛泽东的这些话，使对邓小平的处理是：“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九一三事件以后，八大以来的中央常委除林彪叛逃外，其余五人中，刘少奇、邓小平彻底打倒了；朱德、陈云靠边站了；周恩来被“四人帮”包围着，累得疾病缠身。
毛泽东也知道“四人帮”是难当大任的。“国难思良将”，毛泽东时常想念起邓小平来。
1972年1月6日，陈毅同志不幸逝世。10日下午，毛泽东临时决定去八宝山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对大家说了一句“最高指示”：“邓小平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1972年8月4日，邓小平上书毛泽东请求“为党为人民做一些工作”。10 天之后，8月14日，毛泽东即作了批示，不但明确指出，邓小平“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他没有历史问题”，“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而且旧事重提说：“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
周恩来及时传达了毛泽东“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让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恢复他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这是邓小平的第二“落”和第二“起”。可以说，都是毛泽东决定的。
邓小平的第三“落”，是因为邓小平领导的1975 年的“全面整顿”，试图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随后又拒绝了毛泽东提出的由他主持按“三七开”的原则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总结，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
毛泽东是不允许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于是，毛泽东又亲自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第三次把邓小平打倒。江青当着毛泽东的面又吵嚷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毛泽东没有表态。随后，毛泽东提议、政治局通过的决议说：“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毛泽东“并指示汪东兴将邓小平转移到安全地方”，“迁至东交民巷一处住所住下”。邓小平不但又得以“保留党籍”，而且还被保护起来。“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是被打倒的高级领导人中没有受到红卫兵冲击的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逐渐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作者是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