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华新
上海号称“十里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1921年、1922年、1925年，中国共产党第一、第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曾在上海召开。1926年初#，党中央虽建立过从上海到北京、上海到广州、上海到汉口 3条秘密交通线#，但由于当时国共合作#，党中央和各省党组织之间都没有形成健全的党内交通网。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为了反击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进攻，1927年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议指出：“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当建立全国的秘密交通机关……各省亦(应)有此等机关之组织，务使本党有一全国的交通网。”按照中央部署，各省、区的党组织从组织机构、人员设置、资金安排、技术培训等方面对建立党内交通网的指示作了认真安排。上海中共中央与江西苏区和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健全起来的。
上海中共中央与江西苏区、中央苏区秘密交通线的建立
从1927年 9月由武汉迁回上海#，到1934年6月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彻底破坏，中共中央机关秘密在沪近7年。在这期间，上海中共中央与江西苏区和中央苏区建立了9个方向的17条秘密交通线 (为方便读者，下文与江西苏区和中央苏区有关的交通线用1至17的数字标出——笔者注)。此间各省交通，通过多种形式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呈送报告和文件，输送资金。中共中央也多次派交通向各省委下达文件、传达党代会决议、派遣党和军队干部、向苏区输送电台和医药。从派交通员到秘密交通的建立可分以下三个阶段：
（一）江西苏区初创时期与上海中共中央的秘密交通（1927—1929年）
1927年10月初，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进入宁冈，工农革命军利用中华邮政龙市邮政代办所为革命军战士提供通信服务。1928年2月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后，宁冈县赤色邮局随即成立，1929年因国民党军进攻而迁至宁冈古城潭前村。
1927年11月，茶陵县赤色邮局建立；1928年1月，遂川县赤色邮局建立；5月，永新县赤色邮局、莲花县赤色邮局和湘赣边工农兵政府联合通信站相继成立。这些赤色邮政的建立，使苏区邮政与党内交通相辅相成，这期间，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同时运用交通和赤色邮政两种通信组织来为革命斗争服务，也为日后江西苏区与上海中共中央的秘密交通提供了支持和保障。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1927年10月初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到达宁冈，到1929年1月14日朱、毛率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闽西，历时一年零三个多月。其间，井冈山与上海中共中央的秘密交通主要分北线、东线及多种形式的秘密交通线。
1.井冈山北线，又称萍乡线，具体线路为：井冈山—莲花—南坑—安源经芦溪—宣风—宜春—上海。
2.井冈山东线，又称吉安线：井冈山—永新北乡—梅花—吉安—南昌—上海。
这两条交通线分属湖南、江西两个省委。由此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建立双保险线路，目的就是为了确保上海中共中央与两省委，与湘赣边，“与前委的关系永不中断”。
1929年8月下旬，红四军领导人之一陈毅去上海汇报工作，使中央对井冈山斗争和红四军的情况有了深入全面的了解，他走的是长汀—连城—龙岩—漳州—厦门，然后乘船去上海。
这一时期，还建立了其他多种秘密交通形式。
第一，公开或半公开地利用白区邮政寄递密写信件。例如，1929年5月9日中共江西省委给信江特委的指示信指出：“你们尚须要找一个或二个邮政通讯处，告知省委，以便和你们由邮局通讯发生密切关系。”对用白区邮政寄递的信件，当时还要求不要写同志的真名字，写信要用秘密法，以译定的号码符号代字，或用药水写，或采用寓意写法。1929年朱毛红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在东固休整时，红军发现，“东固则是另一种形势……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东固地区红色政权未公开，经常是利用中华邮政寄递红色密信。
第二，派遣秘密交通员向中央直送密件或汇报。“1929年吉水县委书记就曾直接向中央汇报赣西党的情况。同年（赣）东北特委赵丕良也直接去上海党中央汇报。”
第三，在白区设立地下联络站和采运处、通讯社等传递中央与地方信件、物资和人员。1928年12月中共浏阳县委在文家市附近的石嘴头以开设布店作掩护，建立秘密联络站，负责人为刘兴善”；“次年1月30日中共江西省委在九江九华门外十二号杂货店设立交通处，交通员为李建中” 。
二、上海中共中央交通局成立后与江西苏区的交通（1930—1931年10月）
1929年，中共中央交通工作属中央特科领导。1930年上半年，毛泽东委派卢肇西往上海，向中央请求建立交通线，经中央批准后，“工农通讯总社”于同年9月在瑞金成立，对内称“苏区交通总站”，在闽西和粤东设有分支机构。
1930年7月，中央军委在上海建立交通总站，指定吴德峰负责。同年10月，成立中共中央交通局，军委交通总站并入，由周恩来、向忠发、李立三、余泽鸿和吴德峰组成委员会，指定吴德峰任交通局局长，“主要任务是打通苏区的交通线，布置严密的全国交通网”。
上海中共中央交通局（1930年10月—1931年9月）下设了3个交通总站：
一是华南交通总站，站长饶卫华。
二是华北交通总站，站长周仲英。
三是长江交通总站，站长贺诚。其中与江西苏区有关的交通线有：
3.从上海乘浙赣线火车在衢县和上饶之间的常山一带进入赣东北苏区。
4.从上海乘船到黄石一带去湘鄂赣苏区（此线一直未打通）。
5.上海到武汉转乘粤汉路车到株州一带进入湘赣苏区，再转中央苏区。
中央要求华南交通总站3个月内打通去中央苏区至瑞金的交通线，1930年冬开通了闽粤赣线，随后又开通了多条交通线，具体如下：
6.闽粤赣线：上海—汕头—经澄县、饶平县南岗镇—福建平和县—大埔县—永定县—瑞金。通过此线进入中央苏区的“共有100多名各级领导干部，其中有项英、任弼时、徐特立、叶剑英、邓发等，还有由莫斯科回国的萧劲光、刘伯承、伍修权等”。
7.粤赣线：这条线由上海至香港后分两个方向走，一是经广州—韶关—赣州—瑞金。二是经广州—梅县—会昌—瑞金。
8.上海至香港：经广州—韶关—始兴—南雄—大余—于都—兴国。
9.上海至汕头：经潮安—梅县松口—丙村—蕉岭—平远入江西寻乌—安远—会昌—瑞金 （此线1931年8、9月起经常中断，时断时续地至1932年5、6月间不再使用）。
10.上海至香港（1930年底1931年春）：经汕头—潮安—大埔—青溪—虎岗—瑞金。这条线是上海党中央与中央苏区联系的主要交通线，这条线具体走向在1931年7月第三次反“围剿”前后有些变化。
11.湘赣线：湘赣苏区与上海党中央的联系通过湘南特委，经韶关至香港，再经海路到上海。
12.湘鄂赣线：湘鄂赣苏区与上海党中央的联系由浏阳到上栗、萍乡、安源、宜春到上海。
13.闽浙赣线：闽浙赣苏区隶属关系由江西省委转向党中央，所以党内交通由与南昌（江西省委）转为上海（党中央），继而转为瑞金（苏区中央局）。
14.安徽线：1930年2月经屯溪—歙县—芜湖—上海，或歙县—杭州—上海。
15.福建线：1930年7月赣东北特委沟通了经闽北苏区通向上海党中央的秘密交通线。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严重威胁党中央的安全时，先后有贺诚、梁广、罗明和谢小梅夫妇、陆定一和唐仪贞夫妇、邓小平、金维映、王首道、李文如、李克农、胡底、钱壮飞、刘少文、贺昌、葛耀山、梁伯台、毛泽民、谢育才、余泽鸿夫妇、李家富、李文海、庄振凤、李富春、吴德峰、杨友清、阙思颖、周恩来、何叔衡、聂荣臻等转移到苏区，为保证中央交通线路安全畅通，中央交通局设置了香港、闽西两个交通大站，汕头、青溪、合溪3个交通中站和多个交通小站。
香港大站和汕头绝密站，受中央交通局直接管辖，与之单线联系。闽西虎岗大站受中央交通局和闽西特委双重领导，该站以开设电器材料行为掩护，为苏区采购和运输无线电器材、药品和医用仪器等，护送中央领导干部进入苏区，更重要的任务是解款，将苏区没收地主土豪的金、银、钱币集中送上海党中央作各大区党的活动经费。
（三）上海中共中央交通局与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1931年11月—1934年6月）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吴德峰于当月到达瑞金旁听“一苏大”，上海中共中央交通局局长由陈刚（刘作抚）接替，熊志华（具体负责）和陈刚一直工作到1934年6月。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在瑞金成立，11月2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当时虽计划成立邮电交通部，但终未正式成立。其工作由内务部兼理。1932年5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在瑞金叶坪村成立，在中央政府内务部领导下，实行总局、省局、县局三级管理，县以下设分局或代办所。为便利红军通信，中央邮政总局和红军总部设立了红军总信柜和邮政总递信员。
16.1932年10月，红一方面军接连攻下了黎川、建宁、泰宁、邵武4个城市后，打通了中央苏区与闽北苏区的联系，建立了赣东北省委—闽北苏区—中央苏区的交通线。
17.1932年后，闽浙赣省与中央苏区的交通以葛源为起点经铅山紫溪穿过闽赣省的崇安、邵武、光泽、黎川等地到达瑞金。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钱希均、蔡畅、邓颖超、李一氓、刘晓、陈微明（沙可夫）、吴亮平、钱之光、刘少奇、杨尚昆、张闻天、博古、陈云等近40名干部转移到中央苏区!，还有兵工厂、制弹厂、造币厂、印刷厂的技术工人多批。1933年以后进入苏区的，主要负责人有罗迈（李维汉）、林伯渠、林祖涵、谢觉哉、陈潭秋、瞿秋白、凯丰、潘汉年、廖似光、刘群先、军事顾问李德等。”这次中央交通局共护送了200余名干部。通过建立的各条秘密交通线闯过敌人的层层封锁和关卡，完成了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向中央苏区的大转移。同年春，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中共上海中央局（又称白区中央局），负责领导国统区的地下工作。
“1934年6月26日中共上海中央局#、中共江苏临时省委和全总党团遭到大破坏，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等16人被捕……10月5日盛忠亮（继任书记）等9人被捕，设于环龙路106弄3号（旧址已拆）的中央局机关被搜查……熊志华等幸免于难立即转移，离开上海。”自此上海至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也完成了历史使命。
综上，1927年至1934年间，上海中共中央与江西苏区和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共有湘赣、湘鄂赣、皖赣、赣东北、浙赣、闽浙赣、闽赣、粤闽赣、粤赣等9个方向，共17条秘密交通线，其中最重要的是上海至香港转汕头的粤闽赣线。
秘密交通线的历史作用和意义
第一，这些秘密交通线的建立，为中央正确指导苏区工作提供了第一手信息。从1927年8月至1934年6月，上海中共中央与湖南省委、江西省委、江西各苏区、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沟通了信息，传递了文件、指示、决定和信件，对中央了解各苏区的实际情况和正确决策起了重大作用，也为各苏区传达中共六大决议，全国各苏区交流经验发挥了重大作用。据中共中央秘书处1929年统计，送往各地的文件5523件，收到各省交通员送来的文件4687 件。仅1929年5月至12月通过外交科送给共产国际的中共中央文件就达570余件。“1930 年 党中央在上海（今江宁路673弄10号——笔者注）设立了文件保管处，它被党内一些同志称为‘中央文库’，这里保管了1920年以来的党的刊物、文件、党内通信、会议记录等珍贵文献史料，其中有大量的苏区文件和红军军史等档案，这个‘中央文库’在1932年党中央从上海撤往中央苏区时（应为1933年初——笔者注）决定留在上海，并指定陈为人夫妇具体保管。不知经历了多少险恶的辗转，在数十位地下党员的艰辛努力下，‘中央文库’终于在上海解放时，完整地交给了党中央。”这为我们今天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准确的信息。
第二，这些秘密交通线的建立，为共产国际最高领导层了解中共党内情况提供了准确的第一手资料。比如，王明等虽因为得到米夫的提携，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进入中央政治局。但顾顺章叛变后，由于上海形势紧张，王明等既怕白区危险又不愿去苏区吃苦，竟躲到苏联去了。正是因为中央苏区的许多文件、资料通过秘密交通送往共产国际，使共产国际领袖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党内情况，才使得他们坚持中共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而使王明等的图谋未能得呈。
第三，通过这些秘密交通线护送、转移了大批中共高级领导干部到中央苏区参加反“围剿”和长征。6年多以来，秘密交通线共向苏区转移高级干部200多人，为中央安全撤出白色恐怖中的上海，向中央苏区转移作出卓越贡献，使党和红军保存了一批高层领导和领袖人才。
第四，通过这些秘密交通线向上海党中央提供和上交了大批经费。1931年吴德峰曾到苏区提款20万元回上海，是年夏季，聂荣臻在漳州交给上海派到苏区提款的曾昌明和肖桂昌价值约5000元的黄金条。
第五，通过这些秘密交通线向苏区输送大批物资&包括军用器材、电讯设备、印刷器材、纸张、食盐、布匹、医药用品、医疗器械等，对支持苏区的革命斗争起了重大作用。
秘密交通线为何能始终保持畅通
从1927年9月至1934年6月，上海中共中央到江西苏区和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能经常保持畅通的原因有：
第一，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秘密交通工作。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长、军委书记周恩来，实际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是主管秘密交通工作的最高领导。1927年12月，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处理日常工作。他们均十分重视秘密交通工作。
第二，有一大批忠于党，有组织纪律，勇于自我牺性，前仆后继，极具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尖兵。他们长期战斗在敌人心脏。比如李克农、钱壮飞、陈赓等，正因为他们的存在，在顾顺章叛变时，党中央和党的一大批干部才能化险为夷。
第三，周恩来提出白区秘密工作“以绝对秘密为原则”并要求党的“机关群众化和负责干部职业化”。同时制定了《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关于秘密技术工作规定》《中共中央接洽须知》《秘密工作条例》等一整套秘密工作规定和制度作为保证。
第四，千万个智勇双全、不怕牺牲的地下交通员，在对敌斗争的复杂环境中与敌人斗智斗勇，用鲜血和生命保证了地下交通线的畅通。
第五，地下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使地下工作者如鱼得水，这是地下交通线摧不垮、打不断的根本保证。
第六，旧中国的上海有“十里洋场”之称，是一个有外国租界、国民党特务横行、工人阶级最多的城市，社会极其复杂，来自国外、港、澳及各省市的人员鱼龙混杂，这也为地下交通线的存在提供了掩护条件。再加上我党各级机关合理分布，因而避免了反动当局的注意。当年上海中共各级机关的分布是：中央机关一般在沪中区，省委机关在闸北、虹口一带，少共中央在法南区，区级机关设在本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