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在国际代表指导下召开的党的八七会议，在革命的危机关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同时，却也暴露出“左”的思想观点和情绪，这种“左”的东西的继续发展，到十一月扩大会议时，便形成了“左”倾盲动错误在中央的统治。
（1）第一次“左”倾错误的出现，就其思想理论体系来讲，与共产国际有密切关系。
在革命形势与任务问题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的严重形势估计不足，认为中国革命正在走向新的高潮。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始终成为国际代表罗米纳兹作为指导中国党的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
在革命性质与阶级关系问题上，应该指出，斯大林在1927年7月发表的《时事问题简评》一文，简单化地把中国革命划分为三个阶段的论述是不科学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三阶段”的理论，导致了对革命性质的混淆和政治策略上的“左”倾。这主要是由于他把蒋介石看作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把汪精卫看作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因此，在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不能正确指出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基本格局和革命所要依靠和所应团结的力量。党的十一月扩大会议完全接受了这种观点，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中国革命是“无间断”的革命。
（2）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尽管在党内受到抵制，也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并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得到了纠正，然而就其主体思想来说，却来源于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和它的“进攻路线”是立三中央“左”倾冒险主义战略总方针的理论依据。立三中央制定的举行武汉、南京武装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战略总方针虽然不是共产国际的直接指示，但它却是从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进攻路线以及对中国革命形势“左”的估计中引伸出来的。
俄国城市武装起义经验的绝对化是李立三坚持“城市中心”的模式。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这一反映中国革命规律的理论和实践，在很长时期内不认识不理解，直到1940年还担心我们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离开工人阶级太远了。尽管共产国际也要求中国共产党要迅速建立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府，实行土地革命等，但这些在他们看来仅仅是整个中国“革命潮流中的一个支流”，而“革命高潮底最准确的最大的特征，却是工人运动的复兴”。因此，他们强调城市的工人罢工、农村的“农民骚动”、军阀军队中的兵变，都要“围绕城市”暴动，并且由此要求中国共产党用国际的城市中心观点指导根据地和红军的斗争。李立三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是依样画葫芦地按照共产国际的思想和俄国革命的模式行事的。
联共反布哈林的斗争，为立三中央定下了反倾向斗争的基调。1929年，共产国际曾连续发来一系列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坚决开展反右倾的斗争。李立三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把共产国际反右倾的口号接过来，极力宣传“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错误思想。
（3）作为王明“左”倾错误的理论纲领的《两条路线》小册子，完全是照抄照搬共产国际的，是根据共产国际六大通过的《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提纲的决议》和共产国际执委秘书处1930年6月《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等“当时发表的共产国际几种材料写的”。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最大危害，在政治上就是实行“下层统一战线”政策，犯了关门主义的错误，使白区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在军事上就是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而这两个方面，与共产国际的“左”的政策和错误的军事指导有着密切的联系。共产国际自从中共六大以后就开始了打击中间势力、推行“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临时中央完全奉行共产国际以苏共为中心、中国革命要服从它的需要的政策。经过一年苦战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所以遭受失败，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军事顾问华夫（李德）的错误指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