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丽丽
马林，原名亨德利库斯·斯内夫利特，1883年生于荷兰鹿特丹，1902年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党，1913年前往荷兰殖民地爪哇，1914年组建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前身之一），1920年作为印尼共产党代表，以马林的名字出席共产国际二大，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被委派为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自1921年6月至1923年9月，马林三次往返于俄中之间，积极帮助创建中国共产党，并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方针在中国的确立。
张太雷是马林在中国担任共产国际代表的助手和翻译。当马林在中国执行共产国际任务遇到阻力，不被中共党内同志理解时，张太雷在工作中给予积极的支持和帮助，与马林携手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而努力，最终促成了国共合作。
密使日本
1921年6月，马林在列宁的推荐下作为共产国际正式代表来到中国。列宁在推荐书上写道：“斯内夫利特（即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去中国，他的任务是查明是否需要在那里建立共产国际的办事机构。同时，责成他与中国、日本、朝鲜、东印度、印度支那和菲律宾建立联系，并报告它们的社会政治情况。”这说明马林除了中国的工作外，还要与远东各国革命者建立联系。
1921年8月，张太雷由莫斯科回国，带回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关于立即召集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以促进远东各国劳动群众和革命团体团结反帝的指示。同时，回国后张太雷立即同马林取得联系，传达了共产国际要求马林执行“从中国、朝鲜和日本派出代表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任务”的指示。马林迅速与中共中央局及国民党领导人联系，中共中央局即派人到广州、济南等地选拔代表。
当时马林最困难的是无法与日本国内革命者取得直接联系。一是马林来华的身份已被荷兰等西方国家了解，荷兰驻华使馆一直秘密监视其活动，并通知日本等国严加监视。二是日本特务系统十分嚣张。马林来华后，曾通过书信拟“与印度的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以及日本片山潜取得联系”，但这些信件均被日本当局扣压，致使马林与他们一直没有联系上。
为了尽快完成共产国际要求“组派日本代表团出席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以及与日本共产党建立直接联系”的任务，马林决定委派张太雷作为共产国际密使前往日本。
8月，张太雷以中国留日学生的名义秘密前往东京，先找到中国留学生施存统，再找到日本共产党人堺利彦、山川均、近藤荣藏等，向他们传达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指示和马林的要求，最后组织了高濑清、德田球一、吉田一、和田轨一郎、北村英以智、小林进次郎6人，转道上海赴伊尔库茨克。
张太雷在日本约一周，成功完成任务。张太雷这次密使日本，既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帮助组织出席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日本代表团安全到达伊尔库茨克，又帮助马林与日本共产党人建立了联系。此后，日本共产党人每半个月派信使到上海向马林报告日本革命运动的情况。
协调马陈
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坚持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应加入共产国际，服从其统一领导，并按共产国际代表的要求开展工作。但马林的提议遭到了中共党内部分同志的极力反对，尤其是来自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的反对。当马林与陈独秀发生矛盾时，张太雷四处奔走，积极调和，说服党内持不同政见的同志，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合作。
马林在中共一大上代表共产国际致祝词，祝贺共产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并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性质、使命和组织情况。他认为，中共一成立就应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并接受其领导。此前，张太雷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任书记，这也表明中共在共产主义小组阶段就与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加之马林的工作，所以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和决议也明确宣布要“联合第三国际”，“中央委员会每日应向第三国际提出报告”。但尚未明确作出“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
中共一大后，马林要求陈独秀辞去广州的职务，回上海专事中共的领导工作。陈独秀抵沪后，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与陈独秀会面。但二人见面没多久就争吵起来。争论的焦点是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马林按照第三国际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和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下进行”。陈独秀却认为，“中共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特别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
张太雷作为马林的助手和陈马会谈的翻译，最了解二人冲突的内情。他深知，这不是一般个人恩怨问题，而是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与列宁领导建立的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为此，张太雷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
首先，张太雷着重做陈独秀的工作。张太雷根据自己在共产国际革命活动的体会向陈独秀劝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整体，都应在第三国际领导下进行，中国共产党应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陈独秀没有耐心听，张太雷就一再劝说，说明中共应主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尽管陈独秀一时难以接受，但为以后的协调还是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其次，张太雷还主动做陈独秀周围革命同志的工作，动员大家共同努力。张太雷曾对在中央局工作的张国焘说，“马林是有缺点的，主要是不了解中国情况和态度欠佳，但他确实是值得佩服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应与马林改善关系，支持他的工作”。在此期间，李达也劝说陈独秀应顾全大局，中国革命需要国际援助。张太雷、李达等人的不断劝说，促使陈独秀开始冷静思考这一问题。
再则，张太雷与马林一起全力营救陈独秀出狱，促进了陈、马关系的和谐。1921年10月初，陈独秀、包惠僧、杨明斋等遭法租界巡捕房拘捕，他们被指控编辑《新青年》等过激书刊有害租借安全。党的最高领导人被捕，给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带来巨大威胁，张太雷与马林等人密切配合四方奔走。马林动用共产国际给他的经费，不惜以重金聘请法国巴和律师为陈独秀辩护，并打通会审公堂各个环节。张太雷则联络褚辅成、张继等社会力量营救陈。由于张太雷与马林等人营救得力，陈独秀于10月26日被罚洋100元而获释。
陈独秀获释后，在张太雷的帮助下同马林继续会谈。经过这次共患难，陈、马建立起真正的友谊，也初步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开始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关系，从而使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在中国的工作得以开展，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也得以纳入列宁领导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航道。
华南之行
马林依据其在印尼从事革命活动的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中国最早提出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当马林在中国实践其统一战线思想受阻碍时，张太雷积极陪同，考察各方力量，做了大量工作，最终促成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
1921年8月，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中共代表张太雷回国，带回了大会作出的关于争取群众大多数和建立统一战线方针的有关决议。共产国际这一方针鼓舞了马林。12月，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从上海出发，途径湖北、湖南，开启华南访问之行。
12月23日，马林一行抵达桂林，马林与孙中山长谈三次，考察其政治主张。之后，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南下广州，对国民党及其他政治派别进行了考察。1922年2月3日，马林等人又前往汕头调查工人罢工情况，3月7日返回上海。
马林这次华南之行，与孙中山、陈炯明、吴佩孚分别进行了多次交谈，实地了解了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成分构成情况。马林认为，国民党是一个多阶级联合的松散组织，这就比较容易在其内部促成重视群众运动的思想，甚至有可能推行共产党的主张，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同时，马林指出，孙中山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比印度的甘地更有战斗力。
马林在广州与时任广东省主席的陈炯明长谈过三次，他认为陈炯明反对中央集权，主张地方分权，反对北伐，并指出陈炯明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不是合作对象。对于吴佩孚，马林认为他是帝国主义工具，是孙中山的主要敌人，并且他不懂政治，不会加入中国革命运动。
马林通过三个月的华南之行，对中国各派力量进行了上述直接与间接的考察分析后，认为在中国开展民族民主运动与共产党合作的，不是陈炯明，更不是吴佩孚，而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马林主张共产党人应该放弃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保持独立的前提下，到国民党中去宣传革命思想，通过国民党组织接近和联系群众，和国民党人共同开展反帝斗争。这样，马林就为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可以合作的对象。
马林华南之行及国共合作方案的初步形成，与张太雷的帮助有直接关联。张太雷既承担马林在所有的会谈和群众集会上的翻译工作，又形影不离地保护马林的安全，使其免受反动分子的迫害。此外，张太雷还积极搜集与整理报刊等有关资料，翻译后供马林研究，为其及时了解中国情况提供了有效支持。
西湖会议
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坚持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实行“党内合作”方式。但马林的提议遭到了中共党内部分同志的极力反对。当马林提出的“党内合作”方式在党内争执不下时，张太雷率先表示支持，积极说服党内同志，促成了统一战线方针的最终确立。
1922年4月，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分别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领导人进行多次会谈，商讨国共合作问题。国民党很快接受了马林的观点，允许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但陈独秀等只希望同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对马林提出的“党内合作”方式表示坚决反对。马林一时难以说服中共领导人，便决定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工作，以求支持。
8月，马林带着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新指示——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立即把驻地迁往广州，所有工作都必须在菲利浦同志（斯内夫利特）紧密联系下进行，——再次回到中国。马林到中国后即与张太雷商讨如何贯彻共产国际这一指示，马林提出召开一次中央执委会进行讨论。但考虑到当时党内一些人的反对态度，马林拟请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李大钊出席会议。于是，张太雷立即与陈独秀、邓中夏等取得联系，转达马林的提议，经同意后电邀李大钊来上海。
8月29日，中央执委会在杭州西湖举行了两天特别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张太雷、马林等7人。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问题。
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月决议”和“八月指示”，并坚决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统一战线。马林指出，“由于无产阶级、共产党的力量和作用还比较小，国民党的力量相对较大，况且孙中山坚决不同意党外平行合作形式，只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因而实行党内合作是必要的”。他还指出，“在西欧一些国家，共产党加入社会民主工党以组成联合战线，已取得成功，中共应该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
关于这个问题，会议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张太雷、李大钊同意马林的意见。张国焘等人坚决反对“党内合作”，认为会混乱阶级组织，牵制党的独立性。陈独秀表示，如果这是共产国际不可改变的决定，可以服从，但必须向国民党提出“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从孙中山本人”等入党条件。并且，陈独秀指出，国民党必须根据民主原则进行改组，中共党员才可以加入，否则他坚决反对。
经过马林的说服，张太雷、李大钊的疏通，与会多数人基本接受了在国民党改组后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意见。这样，在马林和张太雷等人共同努力下，国共“党内联合”的设想终于转变为“党内合作”的政策。西湖会后不久，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等人在张继的介绍下，在上海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国共合作进入实质性的实施阶段。
为正式确立党的统一战线方针，1923年6月，中共在广州召开三大，与会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张太雷、瞿秋白等30多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
大会在讨论国共“党内合作”问题时，出现了激烈争论。张国焘、蔡和森等承认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是当前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但认为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同等重要，反对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而陈独秀、李大钊、马林、张太雷等同意共产国际的决议，认为：中国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故应与资产阶级联合；共产党人目前加入国民党，作为国民党的骨干力量，以推动国民革命。
这次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解决了西湖会议以来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正式制定了“党内合作”的统一战线方针。
1923年8月，马林协助孙中山挑选张太雷、沈定一两位中共党员参加由蒋介石任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张太雷随即启程。而同年9月，马林也结束了在中国的工作返回莫斯科。马林很满意张太雷与他两年多的合作，称赞张太雷“能干可靠”，还向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越飞推荐“建议任命张太雷作罗斯塔社（塔斯社的前身）驻广州代表”。马林离开中国后还多次写信给张太雷，希望有机会再来中国工作，再次共同合作。
在来华短暂的两年多时间里，马林在张太雷的协助下，促成了中国共产党以“党内合作”方式实现国共合作，推动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方针的确立是张太雷与马林密切合作、团结争取的结果。（原载于《党史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