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共产党遭受第一次重大危难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建党、建军和开辟革命道路的基本原则，在危难关头化危为机，为最终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大革命失败 危难奋起 三湾改编 古田会议
1927年是血雨腥风的年份，中国共产党经历了自诞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难。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国共合作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国民党反动派野蛮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据1928年党的六大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党的组织被迫全部转入秘密状态，许多党的组织不断遭到破坏。有些党员对革命悲观失望，登报脱离党组织，有的甚至成为叛徒，出卖党组织和党员，带着敌人搜捕党员。据1927年11月统计，党员数量由召开党的五大时的近5.8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在这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中国共产党并没有退缩和屈服，而是迎着狂风恶浪奋起抗争，在危机中育新机，终于开辟出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是什么力量支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从危机中顽强抗争，奋力前行，开拓新天地？我们从党的历史中可以找到答案。
一、坚定理想信念，敢于斗争是从危难中奋起的强大精神动力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指明了无产阶级实现解放的前进方向。理想信念来自于理论的认知。中国共产党坚信马克思主义，因而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会因为遇到一时的挫折而退缩。虽然有些不坚定分子脱党了，但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是不会被吓倒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6页）支撑他们战斗的精神动力就是崇高的理想信念。许多共产党人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共产主义信念。南京雨花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最集中的殉难地，成千上万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此慷慨赴死，用牺牲铸就了精神丰碑。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江苏时指出，雨花台烈士的事迹，“展示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夏明翰就义前的绝命诗是共产党人为理想而奋斗的响亮回答：“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一些坚定的革命者正是在革命的危难关头加入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如年逾半百的教育家徐特立、著名文学家郭沫若和在国民革命军担任领导职务的贺龙、叶剑英、彭德怀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理想信念毫不动摇的共产党人勇敢地投入战斗，发动武装起义就是他们坚定而正确的选择。1927年8月1日，周恩来等领导的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这次起义使革命群众在黑暗中看到了共产党人高举的革命火炬，增强了革命斗志。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由此诞生。共产党人的敢于斗争精神还体现为勇敢地承认并清算工作中的错误。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只召开了一天的八七会议，审查和纠正了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许多同志在会上批评了中央在处理国民党问题、农民土地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等方面的右倾错误，有些同志还批评了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的一些错误。会议通过的告党员书强调：“我们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八七会议在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的基础上，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新的前进方向。此后，党又领导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这些起义有些是党中央直接领导的，有些是大革命风暴中受过锻炼并坚持革命信念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利用原有社会关系，发动群众逐步发展起来的。各地近百次的武装起义充分证明，只要有共产党人的领导，革命的火种是不会被扑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些起义为后来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建设一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成功奋起的强大支柱
恩格斯有一句至理名言：“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吃一堑，长一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86页）善于从经验教训中学习是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的重要法宝。大革命时期，由于缺乏经验，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意识到掌握武装的重要性，甚至“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8页），导致党在危机时刻处于被动局面。惨痛的教训使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坚持武装斗争，组建由共产党直接统率和指挥的军队。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作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指蒋介石、唐生智—引者注）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他着重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还对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概念”提出批评，建议“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39页）。毛泽东的这些重要论断是从血的教训中取得的，实际上提出了军事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的问题，明确了前进方向。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传达会议精神，发动武装起义。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去改组湖南省委并领导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部队南下途中处境十分困难，许多人情绪低落，不少人离队。1927年9月29日，不足千人的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时，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了改编。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有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在连以上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在政治上官兵平等。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实行民主制度，改变了旧军队的习气和不良作风，使部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一位连长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我们天天行军打仗，钱也没有，衣也没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较之从前过优美生活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压迫；同志之间亦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九八三—一九四九》上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1页）三湾改编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特别强调军队纪律建设，提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又发展为“八项注意”，对于正确处理好军民关系提供了遵循，形成了优良作风。当然，红军主要来自农民和旧军队，要改变他们原有的观念和习惯也有一个过程。在军队建设问题上红四军领导人之间曾产生了一些不同看法和争论。1929年9月，中共中央发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对红四军的发展作出了正确指示。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着重解决了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问题。会议决议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
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里程碑。会议所确立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解决了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建设一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从血的教训得来的宝贵经验，也是革命成功的强大支撑，更是国家安全的坚强后盾。
三、加强党的建设是从危难中奋起的重要法宝
党的领导是革命成功的根本保障。打铁还需自身硬。党的坚强领导以党的自身强大为前提。注重党的自身建设是党在危机中育新机的重要法宝。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关头，刚刚组建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坚定地担负起领导革命的重担，并提出了整顿队伍，纠正错误的任务。党中央派出干部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组织，很快打开了局面。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大会确定把争取群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基本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大会强调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积极恢复和发展各级组织，努力加强自身的战斗力和无产阶级化。10月，中共中央提出了秘密机关社会化和党员职业化的问题。这是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秘密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旨在利用职业和社会关系的掩护开展工作，发展革命力量。中共中央还派出周恩来到顺直、江苏等地，通过耐心细致的教育工作，解决了闹不团结和违反纪律问题。经过艰苦工作，党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到1929年6月，全国党员已增加到6.9万人；到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统计，全国党员已经达到12.2万人。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特别是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下，在党员成分主要是农民的条件下，如何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这是党的建设亟待解决的根本性问题。共产国际领导人一度从党的建设一般原理出发，片面强调加紧在工人中发展党员，提拔工人出身的党员到领导岗位。党的六大甚至推举武汉码头工人向忠发为党的最高负责人，实际上他没有能力在中央起主导作用。中国革命的中心在农村，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大多数不可避免，共产国际的办法无法解决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问题。毛泽东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为克服红四军党内存在的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以及流寇主义等错误思想，毛泽东根据中央九月来信和红军创建以来的经验，主持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决议着重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政治建设的重要性，提出“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页）。为了有效纠正各种错误思想，决议提出要加强党内教育特别是党的正确路线的教育和开展党内的正确批评。决议在着重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政治建设的同时，也指出要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为了保证党员的质量，决议提出了以后发展党员的条件：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包括阶级觉悟）；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
古田会议决议创造性地开辟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党的建设的道路，对于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具有深远影响。正是因为紧紧把握住不断加强党的建设这个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才拥有了从危难中奋起的强大战斗力，并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得到人民群众衷心拥护，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坚强领导核心。
四、坚持从实际出发是党成功奋起并找到新路的根本原则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究竟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无论书本还是外国都没有现成的答案。当时党内的一般认识是以城市为中心，武装起义也是为了占领城市。但是，所有以城市为目标的起义很快都失败了。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改变了攻打大城市的计划，将武装斗争的立足点放到农村，建立根据地，并逐步解决了建立根据地所必须解决的一系列问题。毛泽东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探索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寻找革命新道路的正确方向。
毛泽东探索革命新道路的成功奥秘何在？毛泽东常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形象而生动的话语蕴涵深刻哲理。善于总结经验就是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书本出发。正确原则就是强大精神力量。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上升为理论指南，从而探索出革命新道路。正是坚持从实际出发，毛泽东率领的起义部队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而没有冒险地“取浏阳直攻长沙”；正是坚持从实际出发，毛泽东主张与当地农民武装袁文才、王佐两部建立联系，并成功改编了两支部队，而不是像有些人主张的简单地将其消灭；正是坚持从实际出发，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提出游击战争十六字诀，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取得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正是坚持从实际出发，毛泽东对“红旗究竟能够打多久”的疑问作出了科学回答，并逐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
坚持从实际出发，不是不要理论指导，而是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如毛泽东所言，他自从建党前夕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从来就没有动摇过。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真研究现实情况和基本国情，才提出了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毛泽东的创造性贡献开始并不被一些人接受，甚至有人讽刺为“狭隘的经验论”，认为“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似乎只有书本上说的、外国的经验才是金科玉律，不可动摇的，实际上这是典型的教条主义。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坚持从实际出发不是盲目蛮干，而是以深入调查研究为前提，并善于把经验升华为理论指南。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开展调查研究的楷模。大革命时期，为了解农民运动情况，毛泽东曾深入到湘潭、湘乡等5个县作系统的调查研究。井冈山时期，他先后进行了宁冈、寻乌、兴国等8次较大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生动而深刻地阐释了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111页）。毛泽东还有很多关于调查研究的经典论述，如：“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等等。可以说，我们党的调查研究传统和作风，是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可以说，调查研究是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现实途径。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把握真实情况，从而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才是真正地从实际出发。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大革命失败后似乎陷入绝境的中国共产党，为了理想而奋斗，终于开拓出革命的新局面。这个过程当然是艰难曲折的，党内也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后来又发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导致革命再次遭受挫折。但是，在党遭受第一次重大危难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建党、建军和开辟革命道路的基本原则，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强大精神力量，为最终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