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伟
杜修经是井冈山斗争时期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一生五上井冈山；因“八月失败”，在《毛泽东选集》中被五次点名批评；一生两次脱党、三次入党。下面将通过一些档案资料和亲历者回忆，反映杜修经的人生经历。
杜修经前三次上井冈山
杜修经，湖南慈利人，1907年生，1925年入党，1926年任长沙市学联总务主任、中共铜官特别支部书记，1927年任华容县委书记， 1928年3月任醴陵县委书记、安源市委秘书、湘东特委委员。
1928年4月到7月，湖南省委先后四次派他上井冈山，第一次到达安源去莲花的必经之地南坑，由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出于安全考虑，未能继续前行。第二次到了莲花，但因与交通员失去联系，加上人生地不熟，又没去成。
1928年5月，湖南省委迁到安源之后，只需三五日即可到达井冈山。因而，为了加强与井冈山的联系和进行指导，再次派巡视员杜修经上山。
第三次上井冈山，杜修经回忆道：“1928年5月以前的一个时期，井冈山根据地与湖南省委及党中央都中断了联系。为了取得联络，5月下旬，湖南省委第三次派我再上井冈山……并带了省委给红四军军委的指示信，在茅坪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看了这封信的主要内容为红军要有一个休养生息的地方后，便说道：‘是的，应该这样。然后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同志陪着我先后给二十九团、二十八团、三十一团、三十二团、军部排以上干部和被服厂、造币厂的工人作了传达。从此，便开始接通了边界与湖南省委的联系。后来，省委曾多次派了安源工人和干部到井冈山去，还经常送去了各种药物。”
杜修经此次到了井冈山的茅坪、大井、小井、上井、茨坪、葛田等地，较为充分地调研了井冈山的情况，向井冈山广大干部、战士、工人传达了省委指示，打通了党中央、湖南省委与井冈山的联系，回去后向省委写了报告，较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毛泽东对他很满意，有以下例子可以证明。据杜修经回忆，毛泽东提出：“希望修经同志就留在我们这儿工作，不要回省委去了，我们要在这里办一个红军大学，就请他来当校长。”与杜修经朝夕相处几天后，毛泽东在与杜修经的交谈中得知对方只有20岁，便提出让杜修经当他的学生，杜修经当即答应。毛泽东还拿出自己在井冈山搞的许多农村调查给杜修经看。杜修经回忆说，这些珍贵的调查是用账簿写的，共有十多本，一尺多高，有宁冈、永新、莲花的调查，介绍了当地的政治、经济、土地、人口、社会风俗等情况。朱毛红军下山后，这些调查留给王佐保存，后由于袁文才、王佐被错杀，导致其一直下落不明。
杜修经第四次上井冈山
返回安源后，1928年6月15日，杜修经向湖南省委提交了一份《关于红军情形、湘赣边界特委情形、湘南情形的报告》。据他回忆：“我到井冈山时，只是单纯地看到军事上的现实，只看到我们有多少人和武器，敌人有多少人和武器，仅仅看到这些情况。在这期间，毛泽东同志有经验的总结，但未被我所理解所认识，对这支武装的存在；边区的成绩是如何取得的；对边区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和经受的锻炼；对如何来决定我们的行动等都很不理解，很不认识。所以在汇报时，我只单纯地讲军事，没有汇报土地革命、政权建设等问题。”
该报告提供了一些与实际不符的信息，“因而造成了省委粗率的错误决定”，以为井冈山的红军处境很危险，要求红四军主力“杀出一条血路，到湘南去”。
湖南省委于6月26日作出《关于军事工作给湘赣特委及四军军委指示信》，并第四次派杜修经去井冈山。杜修经到莲花得知龙源口大捷的消息，发觉情况发生了变化。在6月30日的永新联席会议上，杜修经“首先表明了省委决定的不适宜，然后传达了省委的决定……对于省委的决定，由于我的表态，会上没有发生争论，只就省委的这个决定不适宜处作了讨论，并通过了不执行省委意见的决议”。就到这时，杜修经的巡视工作还算基本称职。
不过，该指示还是在红四军特别是由湘南农军组成的二十九团中产生了不好影响。后来到达酃县沔渡，二十九团又提出要去湘南，重提执行湖南省委的决定。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杜修经没有坚持永新联席会议的精神。他觉得应征求毛泽东的意见，于是让部队推迟一天行动。当他送信到宁冈茅坪时，毛泽东碰巧去永新了。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开明未作慎重考虑，说道：“决定了，就走吧！老毛那里，我跟他说。”这样，红军大队就去了湘南。
结果，在湘南失败，二十九团只有百余人回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遭受了严重损失，边界各县相继被敌人占领，史称“八月失败”。在毛泽东率部迎接下，二十八团又上了井冈山。杜修经留下任湘南特委书记，开展武装斗争。杜修经于1929年到达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了井冈山的情况，并认真总结了“八月失败”的经验教训，表示愿意承担责任。后由于湖南省委遭到破坏，同年冬，杜修经和党组织第一次失去了联系。1937年到香港找到了黨的地下组织，于次年夏再次入党。皖南事变后，第二次与党失去联系。
《毛泽东选集》中提到的杜修经
杜修经第一次巡视是不错的，但后来由于他的片面汇报导致了上级对井冈山的误判，造成了湖南省委的错误决定，他的纵容也导致了二十九团冒进湘南。如此看来，他的第二次巡视职责并未履行好。毛泽东很生气，认为他要对“八月失败”负重要责任，并建议中央和湖南省委给予杜修经处分。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向中央提交了两份重要报告，即1928年10月5日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1月25日的《井冈山的斗争》。这两篇重要文献，于1951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毛泽东选集》所选文章，经过了严格修订才正式出版，凡文中人名都经过谨慎的选择，而杜修经的名字却被保留下来。
“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同志不察当时环境，不顾特委、军委及永新县委联席会议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意见，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
“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省委派充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乘力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诸人远在永新的时候，不察当时的环境，不顾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张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成分是宜章农民）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情绪，因而招致边界和湖南两方面的失败。”
“杜修经导扬第二十九团的错误意见，军委亦未能加以阻止，大队遂于七月十七日由酃县出发，向郴州前进。”
“第二次杜修经、杨开明来，主张红军毫不犹豫地向湘南发展，只留二百枝枪会同赤卫队保卫边界，并说这是‘绝对正确的方针。”
“数天之后，却由杜修经杨开明坚持省委意见，利用第二十九团的乡土观念，把红军拉去攻郴州，致边界和红军一齐失败。”
在以上两文中，杜修经受到了毛泽东五次点名批评。由于《毛泽东选集》后来在全国的广泛发行而使杜修经“闻名”党内外，也让他在后半生背负了沉重的思想包袱。
杜修经第五次上井冈山
新中国成立后，杜修经回老家慈利中学任教，1949年冬任县人民政府秘书，1950年任副县长，1957年任湖南省委观察员、省委农村工作部干部，1962年任常德师专副校长，直至1975年在该校退休，1985年改为离休。“文革”期间，他多次受到冲击，遭受过一些不公平的待遇。虽然被打倒，杜修经却不顾个人安危，多次为被冤屈的老干部、老战友仗义执言。
杜修经在晚年留下了许多回忆录，对自己当年的错误进行深刻检讨。例如，他在《八月失败》一文中这样写道：“正当革命胜利向前发展的时候，我却破坏了这一事业，造成了井冈山斗争的‘八月失败，使年轻的红军损失一半，边界政权尽失，被杀之人，被焚之屋，难以数计，几毁中国革命的根基，其错误是非常严重的！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在人民革命战争胜利的凯歌声中，重忆‘八月失败的经过及其先后，我仍是内疚之深，寝食不安！”
杜修经于1985年3月21日，重新提交入党申请书。
领导我们革命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七十年来，我曾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党的事业工作过。我现在七十七岁，身体尚好，请允许我在党的直接领导、教育下，更好的为党工作，以终此身。
杜修经前三次上井冈山
杜修经，湖南慈利人，1907年生，1925年入党，1926年任长沙市学联总务主任、中共铜官特别支部书记，1927年任华容县委书记， 1928年3月任醴陵县委书记、安源市委秘书、湘东特委委员。
1928年4月到7月，湖南省委先后四次派他上井冈山，第一次到达安源去莲花的必经之地南坑，由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出于安全考虑，未能继续前行。第二次到了莲花，但因与交通员失去联系，加上人生地不熟，又没去成。
1928年5月，湖南省委迁到安源之后，只需三五日即可到达井冈山。因而，为了加强与井冈山的联系和进行指导，再次派巡视员杜修经上山。
第三次上井冈山，杜修经回忆道：“1928年5月以前的一个时期，井冈山根据地与湖南省委及党中央都中断了联系。为了取得联络，5月下旬，湖南省委第三次派我再上井冈山……并带了省委给红四军军委的指示信，在茅坪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看了这封信的主要内容为红军要有一个休养生息的地方后，便说道：‘是的，应该这样。然后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同志陪着我先后给二十九团、二十八团、三十一团、三十二团、军部排以上干部和被服厂、造币厂的工人作了传达。从此，便开始接通了边界与湖南省委的联系。后来，省委曾多次派了安源工人和干部到井冈山去，还经常送去了各种药物。”
杜修经此次到了井冈山的茅坪、大井、小井、上井、茨坪、葛田等地，较为充分地调研了井冈山的情况，向井冈山广大干部、战士、工人传达了省委指示，打通了党中央、湖南省委与井冈山的联系，回去后向省委写了报告，较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毛泽东对他很满意，有以下例子可以证明。据杜修经回忆，毛泽东提出：“希望修经同志就留在我们这儿工作，不要回省委去了，我们要在这里办一个红军大学，就请他来当校长。”与杜修经朝夕相处几天后，毛泽东在与杜修经的交谈中得知对方只有20岁，便提出让杜修经当他的学生，杜修经当即答应。毛泽东还拿出自己在井冈山搞的许多农村调查给杜修经看。杜修经回忆说，这些珍贵的调查是用账簿写的，共有十多本，一尺多高，有宁冈、永新、莲花的调查，介绍了当地的政治、经济、土地、人口、社会风俗等情况。朱毛红军下山后，这些调查留给王佐保存，后由于袁文才、王佐被错杀，导致其一直下落不明。
杜修经第四次上井冈山
返回安源后，1928年6月15日，杜修经向湖南省委提交了一份《关于红军情形、湘赣边界特委情形、湘南情形的报告》。据他回忆：“我到井冈山时，只是单纯地看到军事上的现实，只看到我们有多少人和武器，敌人有多少人和武器，仅仅看到这些情况。在这期间，毛泽东同志有经验的总结，但未被我所理解所认识，对这支武装的存在；边区的成绩是如何取得的；对边区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和经受的锻炼；对如何来决定我们的行动等都很不理解，很不认识。所以在汇报时，我只单纯地讲军事，没有汇报土地革命、政权建设等问题。”
该报告提供了一些与实际不符的信息，“因而造成了省委粗率的错误决定”，以为井冈山的红军处境很危险，要求红四军主力“杀出一条血路，到湘南去”。
湖南省委于6月26日作出《关于军事工作给湘赣特委及四军军委指示信》，并第四次派杜修经去井冈山。杜修经到莲花得知龙源口大捷的消息，发觉情况发生了变化。在6月30日的永新联席会议上，杜修经“首先表明了省委决定的不适宜，然后传达了省委的决定……对于省委的决定，由于我的表态，会上没有发生争论，只就省委的这个决定不适宜处作了讨论，并通过了不执行省委意见的决议”。就到这时，杜修经的巡视工作还算基本称职。
不过，该指示还是在红四军特别是由湘南农军组成的二十九团中产生了不好影响。后来到达酃县沔渡，二十九团又提出要去湘南，重提执行湖南省委的决定。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杜修经没有坚持永新联席会议的精神。他觉得应征求毛泽东的意见，于是让部队推迟一天行动。当他送信到宁冈茅坪时，毛泽东碰巧去永新了。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开明未作慎重考虑，说道：“决定了，就走吧！老毛那里，我跟他说。”这样，红军大队就去了湘南。
结果，在湘南失败，二十九团只有百余人回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遭受了严重损失，边界各县相继被敌人占领，史称“八月失败”。在毛泽东率部迎接下，二十八团又上了井冈山。杜修经留下任湘南特委书记，开展武装斗争。杜修经于1929年到达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了井冈山的情况，并认真总结了“八月失败”的经验教训，表示愿意承担责任。后由于湖南省委遭到破坏，同年冬，杜修经和党组织第一次失去了联系。1937年到香港找到了黨的地下组织，于次年夏再次入党。皖南事变后，第二次与党失去联系。
《毛泽东选集》中提到的杜修经
杜修经第一次巡视是不错的，但后来由于他的片面汇报导致了上级对井冈山的误判，造成了湖南省委的错误决定，他的纵容也导致了二十九团冒进湘南。如此看来，他的第二次巡视职责并未履行好。毛泽东很生气，认为他要对“八月失败”负重要责任，并建议中央和湖南省委给予杜修经处分。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向中央提交了两份重要报告，即1928年10月5日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1月25日的《井冈山的斗争》。这两篇重要文献，于1951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毛泽东选集》所选文章，经过了严格修订才正式出版，凡文中人名都经过谨慎的选择，而杜修经的名字却被保留下来。
“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同志不察当时环境，不顾特委、军委及永新县委联席会议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意见，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
“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省委派充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乘力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诸人远在永新的时候，不察当时的环境，不顾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张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成分是宜章农民）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情绪，因而招致边界和湖南两方面的失败。”
“杜修经导扬第二十九团的错误意见，军委亦未能加以阻止，大队遂于七月十七日由酃县出发，向郴州前进。”
“第二次杜修经、杨开明来，主张红军毫不犹豫地向湘南发展，只留二百枝枪会同赤卫队保卫边界，并说这是‘绝对正确的方针。”
“数天之后，却由杜修经杨开明坚持省委意见，利用第二十九团的乡土观念，把红军拉去攻郴州，致边界和红军一齐失败。”
在以上两文中，杜修经受到了毛泽东五次点名批评。由于《毛泽东选集》后来在全国的广泛发行而使杜修经“闻名”党内外，也让他在后半生背负了沉重的思想包袱。
杜修经第五次上井冈山
新中国成立后，杜修经回老家慈利中学任教，1949年冬任县人民政府秘书，1950年任副县长，1957年任湖南省委观察员、省委农村工作部干部，1962年任常德师专副校长，直至1975年在该校退休，1985年改为离休。“文革”期间，他多次受到冲击，遭受过一些不公平的待遇。虽然被打倒，杜修经却不顾个人安危，多次为被冤屈的老干部、老战友仗义执言。
杜修经在晚年留下了许多回忆录，对自己当年的错误进行深刻检讨。例如，他在《八月失败》一文中这样写道：“正当革命胜利向前发展的时候，我却破坏了这一事业，造成了井冈山斗争的‘八月失败，使年轻的红军损失一半，边界政权尽失，被杀之人，被焚之屋，难以数计，几毁中国革命的根基，其错误是非常严重的！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在人民革命战争胜利的凯歌声中，重忆‘八月失败的经过及其先后，我仍是内疚之深，寝食不安！”
杜修经于1985年3月21日，重新提交入党申请书。
领导我们革命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七十年来，我曾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党的事业工作过。我现在七十七岁，身体尚好，请允许我在党的直接领导、教育下，更好的为党工作，以终此身。
杜修经1985.3.21
申请书上报湖南省委组织部后，在同年8月获得批准。此后，他任湖南省政协常委，并参加了党史资料的征集工作。
1986年7月19日，杜修经以80岁高龄携夫人参观了井冈山，这是他第五次上山。故地重游，他追忆半个多世纪前给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造成的损失，仍追悔不已。他对井冈山的同志说：“我对不起井冈山人民。”看到井冈山的巨大变化，他感慨万千，应当地同志的要求，挥毫题词，勉励井冈山人民“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征途中，发扬井冈山精神，像无产阶级革命先辈那样创建功业”。
2007年11月13日，杜修经因病去世，享年101岁。
杜修经对“八月失败”要承担重要责任，但他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及井冈山斗争经验的传播等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作者: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