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伟
毛泽东在革命生涯中有过众多的传奇故事。比如他被国民党不断公开登报高价“悬赏”捉拿，被国民党多次登报证实已经“死亡”，甚至被当时中共中央的上级组织——共产国际刊发悼词，予以纪念。一、高价“悬赏”
大革命失败后，国共两党分裂，革命形势转入低潮。国民党觉得共产党的威胁已不大，就将视线转到内部的较量，争权夺利，中国接连出现军阀混战局面。此时，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中央苏区的面积不断扩大，全国的红军在最多时达到十几万人。1930年6月中下旬，中共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在福建汀州召开，根据中央指示，成立红军第一路军（后改为红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委。
1930年下旬，中原大战即将结束，国民党内各派斗争的态势趋于明朗，蒋介石对几年来红军的迅速壮大非常震惊，因此立即准备集中全国的战争资源，发动第一次“围剿”。与此同时，蒋介石及江西国民党地方当局使用了通常对付军阀的手段，即下令“悬赏”缉拿红军最高首脑。由于红四军是当时中国实力最强的一支红军，而朱德、毛泽东又是红四军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所以他们二人的姓氏总是连在一起出现，许多人还误以为为此人姓朱名毛。
1930年7月28日，《江西民国日报》有一则消息——《鲁总指挥严令缉拿朱毛》，其中提到：“兹特重颁赏格，如前方剿匪各部队及各县警队，能击毙朱毛献其首级者，合赏洋五万元，能活捉朱毛捆送来辕者，合赏洋十万元。”这份公告出自当时的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之手，说明当年“悬赏”一事确实存在，并非空穴来风。“活捉”的数额更高，是大洋10万元；“击毙”的则少一半，即大洋5万元。而大洋是当时中国的硬通货，不像纸币那样容易贬值，可见悬赏的数额非常高，国民党下了血本。此后，从1930年10月到1933年3月，国民党的第一至四次“围剿”中央苏区连续失败，这让蒋介石对“朱毛红军”倍感焦虑。他曾经多次登报悬赏，而且不惜层层加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突围长征。此时的蒋介石派重兵围追堵截的同时，希望能彻底“消灭”红军主力“以绝后患”，遂于10月25日发出悬赏布告：“生擒毛泽东、朱德者，赏洋二十五万元。”数额达到了顶峰。
长征初期，由于“左”倾领导导致中央红军在突破四道封锁线的过程中出现失利，特别是1934年11月底至12月1日的湘江战役遭受了重大损失。蒋介石误以为胜利在握，因而认为毛泽东没以前那么“值钱”了。所以，就又将悬赏赏金大大减少，基本上维持在1930年的水平，即10万元，稍有不同的是，“献首级者”由之前的五万涨到八万。
1935年9月13日，毛泽东在甘肃俄界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日，“剿匪”第三路总司令朱绍良转发了9月7日蒋介石发给他的电报，指出：“兹再申擒斩匪首赏格如下：毛匪泽东生擒者奖十万元，献首级者奖八万元。”
可见，蒋介石寄希望于国民党中央军、地方军阀乃至民团能捉住毛泽东。在他看来，“重奖之下，必有勇夫”。这一方面是出于炫耀和宣传的目的，当然也幻想真的会有奇迹发生。然而国民党始终没有明白一点，就是中国共产党已将人民群众的利益视为知己的最高利益，共产党与劳苦大众水乳交融，因此，这些对于毛泽东等中共高级领导人的高额赏金，基本上是无济于事的。
二、宣布“死亡”
1929年9月至10月，《申报》两次发布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即红军首领毛泽东的死讯。《申报》的1929年9月27日第4版出现《朱德全部窜集上杭》一文，刊载了国民党将领张贞从福建前线发往南京的电报，内容为：“毛泽东，在龙岩病故，党代表由彭毅年继。”不到一个月，10月21日第6版的《朱毛部攻陷虎头沙》中再次披露，据20日来自汕头的专电，“毛泽东在龙岩上月暴死，彭毅年继毛为政治主任兼党代表”。其实，这两条消息说的是同一件事，即毛泽东于1929年9月在福建龙岩病故，他的红四军党代表一职为彭毅年所替代。那么，他在此期间究竟做了些什么呢？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七大在龙岩召开，对红四军党内长期存在的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的分歧进行了讨论。会议最后决定改选红四军前委，陈毅当选，毛泽东落选。这个结果使毛泽东感到非常失望，但他还是服从了组织决定。不久，毛泽东以身体原因为由离开了红四军，来到福建上杭县。7月底，毛泽东因疟疾病重，先后在上杭县苏家坡、大洋坝和永定县牛牯扑、合溪等地农村养病。直到12月28日，红四军九大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毛泽东恢复与巩固了在红四军的领导地位。
从1929年6月到12月，毛泽东暂时离开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却因身患疟疾，在闽西农村养病，深居简出。在此期间，很少有关于毛泽东的消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国民党报纸报道毛泽东死亡的消息。由于不能确认消息的真实性，所以只是发表在很不起眼的“豆腐块”，更多的是一种推测的成分。直到后来出现毛泽东再次领导指挥红四军的消息，结果证明之前那两条新闻是是讹传，这结果让蒋介石大为恼火。
半年多后的1930年8月30日，《湖南国民日报》第6版再次发布了《毛泽东之死》的社论。“最近上海警务人员，由共党刘世芳（译音）手中，获得传单一纸，为署名黄昌者（译音）致下列各处（从略）全体共产党员之公开函件。函云，毛泽东（译音Moo,Tze,Tung）同志本年五月之死，实予本党（共产匪党）以莫大之打击……”“考毛匪泽东，系于本年五月间病死。”这一消息的依据是缴获的一份共产党的内部文件，其实证据是不足的，或者说是很幼稚的。那么，这则消息发布的历史背景又如何呢？
原来，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趁敌兵力空虚，于1930年7月27日攻占长沙。后由于国民党重兵的反扑，占领10天后被迫退了出去。8月23日，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会合，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会议决定，再次攻打长沙。由于此时敌人早有准备，而且敌强我弱，所以强攻未果。9月12日撤围。
先是红三军团打下了长沙，后来，红一、三军团又一齐攻打长沙。这些都让湖南军阀何键非常恼怒，在蒋介石和其他军阀面前丢尽了脸，觉得自己很无能。所以，他指使官方报刊对毛泽东尽行泄愤、污蔑之举。红一方面军尚在攻打长沙，官方报纸就放出了毛泽东病死的消息，足见其用心之险恶，对固守长沙很不自信。
可见，国民党当局多次宣布毛泽东“死亡”，不论是“病亡”还是“击毙”，目的都是打心理战，想挫败广大红军的革命意志，寄希望于从精神上打败红军，让红军放弃抵抗，让老百姓放弃对红军的支持。而一旦毛泽东等领导人重新出现指挥红军了，国民党的这种谣言就不攻自破，而且为世人所耻笑。
三、被共产国际刊发“讣告”
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初，毛泽东患疟疾在闽西养病期间，长时间与外界失去联系，加上国民党多次登报宣布毛泽东的死讯，这些也影响了共产国际的判断。
不知什么原因，共产国际并未向国内的中共中央进一步核实此消息的真实性，反而相信了这一传闻，并专门刊发悼词，它发表于共产国际主办的《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1930年3月20日第14期。该文用一千余字简要介绍了毛泽东的革命履历，个别地方与事实不符。主要内容是对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和红军的贡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间充满了溢美之辞。
“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决议。”“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共产国际的乌龙新闻，间接表明了共产国际已经认可了毛泽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他对中国革命的重要影响。由于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前重新主持红四军的领导工作，并恢复了他与中共中央的联系，所以，共产国际在获悉毛泽东仍然“健在”的消息后，赶紧将那份“讣告”尘封起来，避免扩散可能带来的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作者单位: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副教授、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