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井冈山精神与红岩精神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二者在科学内涵和历史地位上，既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和继承性，又具有其独特的个性。
［关键词］井冈山精神 红岩精神 共性 个性
井冈山精神与红岩精神共同孕育、产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中，都以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最终目标，都以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基础，都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同发展变化了的革命形势与任务相结合的产物，都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和作风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集中体现，都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和伟大升华，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强大精神武器，也是我们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强大精神动力。正如江泽民同志2002年5月在重庆考察时所指出的“红岩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因此，井冈山精神与红岩精神在科学内涵及历史地位上，既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和继承性，又由于所形成的具体历史条件、革命任务和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具有其独特的个性。
一、井冈山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源头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了“4•12”和“7•15”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遭到失败。大批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国民党的血腥镇压和屠杀，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1］（P27）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中，中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但是，在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在革命前途仿佛已变得十分暗淡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2］（P1036）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在党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余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随后，党的八七会议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八七会议以
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改组省委并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于9月9日发动。在进攻长沙受挫后，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当机立断，改变原定部署，决定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求立足地。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开始了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次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一小部分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1万余人陆续转移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宁冈砻市会师。会师后，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井冈山军民，逐步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提出了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大革命任务。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建立的具有重大影响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着重大的意义”［3］（P81）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创建、发展红军和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逐步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在这条道路的指引下，井冈山革命斗争的星星之火，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推动中国革命最终走向胜利。正是在这段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中，培育和形成了彪炳史册的井冈山精神。江泽民同志将井冈山精神的科学内涵高度概括为“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4］因此，历史地看，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源头。
二、红岩精神是井冈山精神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精神是一个历史范畴，也是一种时代精神，任何一种精神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是党为了适应当时革命斗争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历史精神，其基本内涵也会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因此，我们研究和把握一种历史精神的内涵，应依据当时历史的基本事实来进行科学的抽象概括，以区别于其它历史精神。如果说井冈山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那么红岩精神则是井冈山精神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高扬抗战、团结、进步大旗的时代之光。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9月，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使得中共在沦陷区（敌占区）、国统区（大后方）的工作重新逐步恢复发展起来，需要中共中央加强对这方面工作的领导。为此，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以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八办）名义对外开展活动。在书记周恩来的领导下，南方局以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为政治使命，在国统区复杂艰险的历史环境中，高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为维护国共合作，推进抗战和实现和平民主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方针，最大限度地争取中间势力，开拓统一战线新格局；开展国统区抗战进步文化运动，造就革命文化大军；突破国民党外交垄断，开展国际交往，为新中国外交工作奠定基础；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把国统区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并且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最大限度地凝聚各阶层的力量，为民主党派阵营的形成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格局的开创，从理论到实践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红岩精神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战争初期的重庆领导南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斗争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集共产主义精神、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于一体的革命精神。同时又与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道德情操、精神风范紧密相联。所以它以南方局的驻地———重庆红岩嘴（时人简称红岩，今称红岩村）命名。
江泽民同志指出“红岩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红岩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江泽民同志的论述对我们科学地理解和把握红岩精神的丰富内涵，以及红岩精神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革命精神的内在联系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红岩精神的基本内涵包括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其灵魂和精神实质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精神风范中最基本、最本质的东西，在此层面上，红岩精神与井冈山精神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同时，革命精神的生命力还在于创新和发展历史愈向前发展，革命精神的内容愈益丰富，红岩精神在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精神风范的基础上，针对具体的特定的革命任务、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必将在不断发展、创新中，呈现出其独特的个性内涵。在当时的重庆，国民党作为中国第一大党，是合法的执政党；共产党是第二大党，但并没有合法地位。就中共来说，党中央在延安，处于中心地位，有边区政府和根据地的支撑；而南方局在重庆，始终处于受制于人的不利地位，处于矛盾斗争的焦点这就决定了南方局所处环境的特殊性、复杂性以及南方局斗争的艰巨性，也铸就了红岩精神独特的个性内涵和历史地位。相对于延安而言，国统区是一潭“污泥”，南方局在此处于秘密和被压抑状态，党的工作开展起来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尤其是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建立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身处“污泥”之中，“同流又不可避免，否则，抗战救国大业难以完成。这就要求共产党人在与“污泥”“同流”的过程中坚守自己的信仰，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率先垂范，战斗在国统区这一特殊环境中的共产党人，始终保持了“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的政治品格。具体来说，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为新中国奠定政治基础的时代使命；“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的政治品格；刚柔相济，相忍为国的大局意识；以诚相待，广交朋友的宽广胸怀；善处逆境，不惧讨扣捕杀的英雄气概，即是红岩精神的独特内涵。如果说井冈山精神是党在遭受重大挫折的白色恐怖中点燃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红岩精神则是党在曲折发展中走向成熟的时代产物，是党以全国性的政党公开走向国统区的政治舞台的重要表现，是中国共产党从“山沟走向世界政治大格局的开端。因此，红岩精神是井冈山精神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三、井冈山精神与红岩精神最独特的内涵和历史贡献
毛泽东曾指出：“对于物质的每一个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它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它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3］（P308）因此，我们不仅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井冈山精神与红岩精神的基本共同点，更要深刻分析和理解它们的独特内涵和历史贡献，才能更准确深刻地解读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井冈山精神最本质最具特色的内涵是其革命的开创性和奠基性，即“实事求是，敢闯新路”。最突出的历史贡献，在于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成功地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向何处去？中国的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这是摆在共产党人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这在马列著作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苏联革命经验又不能照搬。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不能从本本出发，只有在实践中另辟蹊径，开拓创新，才能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决定到反动势力统治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求落脚点，在井冈山开辟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工农武装割据”。面对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面对国民党军队不断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红军和边界的一部分人看不到井冈山斗争和“工农武装割据”的胜利前途，发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为此，毛泽东在1928年10月和11月写成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论著，深刻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政治军事形势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特点，科学总结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及其它地区“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经验，高度概括了“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3］（P49）的原因和条件，历史地得出了“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结论。在为期一年零三个月(1927年10月—1929年1月)的井冈山斗争岁月里，毛泽东创造性地制定出军队建设、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土地革命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如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制定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游击方针；制定了规范红军行为的“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后经逐步修改、补充，发展成为人民军队长期遵循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而在实践中闯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成功地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到农村的转移。这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勇于开拓进取的伟大创举，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他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最早找到了革命的正确道路”。“武装夺取政权，敢闯革命新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井冈山精神的根本价值即在于此。
红岩精神最本质最独特的内涵在于“高举抗日民族统战线旗帜，争取抗战胜利和为新中国奠定政治基础的时使命”，最大的历史贡献也在于此，这是红岩精神作为中共产党的精神财富，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并立于世的根本价值所在。综观南方局的历史，统一战线工作是其中心工作，统一战线的历程是南方局历史的主线，统一战线的成就是南方局历史功绩的主体。正是南方局在艰难的环境中创造性地开展统战工作，取得了维护统一战线以坚持抗战到胜利的成绩，尤其是促成了中间党派转化并形成为民主党派阵营，从而为争取解放战争胜利、召开新政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将人民政协固定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以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民主政治新制度和新格局，提供了物质力量和法理基础。［5］（P1）正如周恩来曾明确指出的：“全面地来说，如果没有武装斗争，革命当然谈不到胜利，但是，如果没有地下工作，没有统一战线工作，革命的胜利也是不可思议的。武装斗争是主要环节，但是它需要地下工作和统战工作来配合。”［6］（P502）宋平同志曾经指出“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在当时有两个战场，一个是解放区，在前线进行武装斗争，是主战场；另一个在大后方，在国民党统治地区，也是一个重要战场。在后一个战场，我们党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建立党的各级组织，成功地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阶层人士，带动广大群众，支持抗日战争。可以说，没有这一条战线，没有大后方这个战场的大量工作和取得的成就，也很难取得前方军事的胜利”。［7］胡乔木曾经指出：“没有南方局在大后方进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很难把当时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团结在我们共产党的周围，后来我们建立新中国的情况就会不一样。就没有今天这样的格局。因此，可以说，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从一个方面的意义上讲，为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8］（P341）这是南方局在周恩来领导下开展统战工作所取得的最大成果，也是红岩精神中最具特色的内涵。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简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
［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江泽民．结合群众实践加强党的建设深入基层为百姓办实事好事［N］．人民日报，2001-6-4（1）．
［5］胡大牛主编．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6］许涤新．在周恩来领导下开展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A］．不尽的思念［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7］宋平关于南方局历史研究的谈话记录［Z］．1990-6-25．
［8］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