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桂
井冈山斗争自始至终是在敌人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中进行的。在敌我力量悬殊、阶级对峙尖锐、武装斗争惨烈、经济形势恶劣、物质必需品匮乏的极端状况下，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等各项工作任务非常繁重。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边界党组织和毛泽东仍然非常重视妇女工作，帮助许多妇女思想觉醒。思想得到解放的广大妇女，以各种方式参与、支持根据地斗争，她们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无论是女红军战士，还是普通妇女群众，在斗争中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湘赣边界妇女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
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曾提出了著名的“四权理论”，认为中国妇女除了与男子同受政权、族权、神权三种权力的支配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 [1]P31。四种权力就像四座大山一样沉重地压在中国妇女头上。几千年来，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我国广大农村妇女始终生活在社会底层，而湘赣边界的妇女群众更是苦不堪言，承受着许许多多的屈辱和痛苦：在经济上，她们受尽各种剥削，虽然累断筋骨折断腰，但是仍衣不遮体、食不饱腹，“她们是男子经济（封建经济以至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品”’ [2]P177-178，一些人为了生存甚至不得不卖儿卖女，毛泽东在寻乌调查后说，“我就是历来疑心别人的记载上面写着‘卖妻鬻子’的话未必确实的……细问的结果，那天是三个人开调查会，他们三个村子里都有这种事”[2]P150；在政治上，她们没有丝毫民主、自由、人权可言，许多妇女往往成为当地土匪、强盗和绿林头目的“猎物”，连起码的人身权利都没有保障，“男子虽已脱离了农奴地位，女子却依然是男子的农奴或半农奴。她们没有政治地位，没有人身自由，她们的痛苦比一切人大”[2]P178；在文化上，她们中的绝大多数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丧失了进学堂的机会，目不识丁成了普遍现象，比如在寻乌县“女子可以说全部不识字，全县女子识字的不过三百人”[2]P159-160；在婚姻上，她们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许多人饱尝童养媳、买卖婚姻的痛苦。种种屈辱、压迫和痛苦使广大湘赣边界劳动妇女认识到：“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的关系！”[2]P153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湘赣边界农村妇女受压迫最严重，这是引导她们参加革命的基础，“妇女之异乎寻常的困苦状况，过分的劳动，在家庭习惯及社会风俗上完全没有权利等，成为吸收一般农妇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及夺取她们到革命方面来的条件”[3]P269。过去许多区域农民运动的经验也表明，农民妇女是斗争着的农民中最勇敢的一部分，轻视吸收农民妇女到运动中来，必然会使农村革命减少力量。因此，“党的最大任务是认定农民妇女乃最积极的革命的参加者，而尽量的吸收到一切农民的组织中来，尤其是农民协会和苏维埃” [3]P212。在大革命时期，湘赣边界的一些妇女受到先进思想影响，冲破封建枷锁，纷纷走上革命道路。例如，当革命风暴蔓延到永新县时，永新的贺子珍、贺怡两姐妹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中，组织演讲团向广大妇女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又如，宁冈的尹顺安于1926年底在宁冈县组织成立了妇女工读学校，使在校学习的不少劳动妇女思想觉悟有了大提高，她自己则成了远近闻名的革命者。再如，莲花县的颜清珍自从担任县妇女委员会主任后，日夜奔走在大街小巷和乡间地头，抨击几千年来封建礼教对中国妇女的摧残，大力宣传砸碎“三从四德”及推翻封建统治的重大意义。这一切都表明，湘赣边界受苦受难的妇女们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她们是完全能够被发动和组织起来的，并且在革命中将起到重要作用。正如毛泽东指出：“妇女占人口的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迫切的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4]P30
1927年秋，当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地区时，革命正处于低潮，四周笼罩着白色恐怖，国民党反动派对湘赣边界不仅进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而且恶毒攻击叫嚣什么“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等，给许多不明真相的妇女群众造成恐惧心理，她们纷纷撤离家园，躲入深山。加上大革命失败，工会、农会遭到破坏，革命仁人志士惨遭杀戮，群众革命情绪十分低落。此时，工农革命军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必须将群众包括妇女群众发动起来，以实现党确立的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方针。
二、湘赣边界妇女的思想觉醒与自身解放
群众工作，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细致的工作，其中又以妇女工作最为艰难，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为此付出了许多，帮助许多妇女思想觉醒，进而促进了她们的自身解放。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湘赣边界后，制定了“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1]P59的方针。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2月，工农革命军先后在“宁冈、茶陵、遂川、永新，特别是遂川、永新两县进行了很多次打倒土豪劣绅、发动群众的游击暴动，成绩都还好”[1]P59。在这期间，毛泽东与工农革命军的战士一道做发动妇女群众的工作，他亲自为遂川县工农兵政府修改政纲，积极提倡妇女解放，号召婚姻自主、恋爱自由，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用“讨老婆不要钱”这种所有人都能理解的文字代替了“禁止买卖婚姻”的条款，在实施过程中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过去讨老婆非钱不行，因此许多贫农讨老婆不到。即讨，不是带童养媳，就是要到好大年纪。若是讨了老婆又死了，再讨就非常困难。现在完全没有这个困难了”[2]P220-221。工农革命军每到一地，都广泛宣传妇女解放，反对包办婚姻，号召姐妹们起来参加革命。井冈山至今还留着红军当年写在墙上的大量标语，如：“打倒包办婚姻”、“共产主义不是共妻主义，是主张男女婚姻绝对自由”、“废除奴婢制度和一切不平等制度，不准丈夫打老婆，不准翁姑打媳妇”、“废止买卖婚姻和家长包办婚姻”等等。这些标语，是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政策的重要体现，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对广大妇女的思想觉醒和自身解放起了重要的宣传教育作用。
1927年12月，毛泽东派毛泽覃带领两名军队干部，深入宁冈县乔林乡，做发动群众工作。毛泽覃到达乔林后，白天和群众一起下地劳动，晚上到农民家里串门聊天，详细调查这一带的阶级状况和社会状况。他在乔林乡办起了夜校，到夜校听课的除了一些青壮年男子外，多数是那些目不识丁的妇女。通过学习，广大妇女的整体素质有了大提高，她们无比感慨地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只有共产党才免费叫我们妇女进学堂。毛泽覃把调查得来的典型事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妇女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她们的阶级觉悟。妇女群众被发动起来以后，毛泽覃又组织她们和男人们一起去打土豪陈云开，并分了他的浮财，进而激发了她们的革命热情。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乔林乡党支部，毛泽覃亲自任乔林乡党支部书记。在经历了革命的洗礼和锻炼之后，思想进步、工作积极主动、革命热情高涨的周申秀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斗争中，这个支部的各方面工作都做得非常出色，成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内的模范支部。在周申秀等积极分子的带领下，当地妇女群众的革命热情不断高涨，许多妇女为革命废寝忘食地工作。
1928年1月，毛泽东指派何长工到王佐部队，进行团结改造工作。由于起初王佐对工农革命军存有戒心，对何长工敬而远之，表面上非常热情，还特意派人“保护”他，实际上是不让他随意出入活动和接触部队。王佐的母亲范成妹是个非常开明的女性，她勤劳、俭朴、贤惠，对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心里并不十分反感。王佐是个有名的孝子，对母亲的话言听计从。何长工知道，要做好王佐的工作，必须首先从他的母亲身上寻找突破口。于是，何长工多次找到王佐的母亲，向她讲述了工农革命军的性质和任务，同时指出王佐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是他真正的出路。不久，范成妹明白了许多道理，并清楚了工农革命军是贫苦人民自己的军队。通过她去做王佐的工作，终于使王佐投身到革命队伍中来。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队伍和湘南农军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部队胜利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革命力量更加壮大。在这个革命的大熔炉中有许多青年妇女学生兵，如伍若兰、曾志、吴仲莲、段子英、彭儒等，她们大多数是毕业于湖南衡阳女子第三师范学校，不仅有文化、思想活跃、能歌善舞，而且又有丰富的宣传工作经验。朱毛两军会师以后，许多女同志都深入到农村，如曾志到拿山、彭儒到遂川开展群众工作，向广大妇女姐妹宣传党的政策，号召妇女起来自己解放自己。由于她们深入细致的工作，根据地内的妇女进一步被发动起来。她们不仅号召农村妇女冲破封建枷锁，实行婚姻自主，而且自己为广大妇女姐妹做出了榜样。像伍若兰与朱德、彭儒与陈正人、段子英与王展程、曾志与蔡协民等无一不是自由恋爱，自主结婚，而且婚礼异常简朴，有的甚至只是将两人的东西放在一起就算结婚。正如彭德怀当时在井冈山时所说，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不坐轿。他号召广大妇女们联合起来与陈规陋习作斗争，不少妇女积极响应，为广大农村妇女做出了榜样。
三、井冈山斗争时期妇女的重要作用
井冈山斗争时期，边界党组织依据当时斗争的需要，不断调整妇女政策，逐渐赋予农村妇女各种权利，这些权利主要有：第一，平等的经济权。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中国农村，妇女获得经济平等权利主要表现在对以土地为主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上。井冈山斗争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是“按人口为标准”还是“按家庭为标准”分田，当时有不同意见。毛泽东在制定《井冈山土地法》时，充分考虑到了农村妇女平等的经济权，最终确定了“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的土地政策。为了更好地保护妇女平等的经济权，边界党和政府依据江西根据地人民委员会颁布的《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组织纲要》，成立了“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该委员会是政府组织中的专门委员会，其职能是，调查妇女的生活，具体制定改善妇女生活的办法，向人民委员会或各级政府的主席团提议，得到会议通过后发生效力。第二，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边界党和政府依据中共六大《妇女运动决议案》，认真贯彻“党必须在劳动妇女中作有系统的、经常的指导，自中央直至支部，必须至少有一人负妇运之责，或视相当情形组织妇女委员会”[3]P267的精神，决定成立各级妇女组织———妇女运动委员会)简称妇委会-，妇委会设有组织、宣传、经济、粮食、土地、青年、筹备及监督八个委员。1928年5月，新遂边陲特别区工农兵政府在井冈山茨坪成立，湖南酃县妇女会主席刘鹣兼任了区政府的妇委会主任。在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后，还赋予了农村妇女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28年1月颁布的《遂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第!条明确规定：“凡从（事）劳动不剥削他人以为生活的男人和女人，如工人、农民、士兵和其他贫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5]P336 1928年2月，宁冈县乔林乡18个村庄的农民在龙王庙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宁冈县第四区乔林第二乡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广大妇女选出自己的优秀代表周申秀担任妇委会主任。第三，平等的受教育权。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农村妇女大部分是文盲，因此，通过办夜校和半日学校，以识字扫盲为主要任务，是广大农村妇女受教育权的一种体现。“在一切党的与一切职工会的学校、训练班中，都应当吸收一定的百分数的妇女，而在她的教育大纲中，须研究妇女问题及工作方法。” [3]P271当时根据地的妇女一方面积极参加夜校或半日学校学习，另一方面也积极参加到办墙报、演戏剧等群众性文化活动中来，而且人数比男子还多。这除了由于当时革命战争剧烈，许多男子参加红军，在农村中的妇女人数多于男子外，主要还是由于“妇女从文盲中得到了初步的解放，因此，妇女的活动十分积极起来”[6]P98。第四，平等的保健权。在《遂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就明确规定，“制定真正能够保障工人阶级利益的劳动法和劳动保险法，实行8小时工作制，星期例假休息给工钱，男女同等工作要得同等的工钱”；“特别保护童工和女工，童工每天做工不得（超）过6小时，童工女工不许做夜工，又不许做那些剧烈有害的工作……女工产前产后须有.星期的休息，休息时间照给工钱”。[5]P337
各级妇女组织的成立以及各种妇女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标志着湘赣边界妇女的大翻身、大解放，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妇女的革命热情，她们为井冈山斗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巾帼英雄们，不仅敢于冲破包办、买卖婚姻的束缚，而且更重要的是她们与男同志一样，担负了许多革命重任。正如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指出：“妇女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力量，在苏区是明显地表现出来了。”[2]P325
随着战争的发展和红军的扩大，大批青壮年男子参加红军和赤卫队，根据地的生产任务主要就落在了妇女肩上，出现了“女子已是成群地进入生产战线中”[2]P312的情况。犁田、耙田、插秧、收割等农活主要靠妇女来干，“长冈乡的生产绝大部分是依靠女子”[2]P312，对于红军家属的田，由妇委会成立了许多互助小组，采取几人包一家的办法帮助耕种。她们经常慰问红军家属，帮红军家属挑水、砍柴等，解除了前线战士的后顾之忧，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在农业生产上，她们不仅学习犁耙田，担负农田耕作任务，而且还组织犁田合作社，解决耕牛不足的困难；她们组织互助社，调剂劳动力，在农事紧张季节，就组织各种突击队，开展生产竞赛活动。此外，她们还修筑了许多水塘、水陂，开垦了许多荒山荒地，使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出现了稳产增收现象。在工业生产上，她们主动拿出自己的现金和棉纱、棉花织成布，缝好衣服送给部队。1928年初，红军被服厂在宁冈桃寮村成立。建厂初期被服厂设备简陋，缝纫机极少，工人们主要凭手工做衣服，速度相当慢，而当时的情况是，还有许多红军战士缺少过冬的衣服。为了使红军战士早日穿上冬衣，茅坪乡的妇女们自发组织起来到被服厂义务劳动，参加义务劳动的每天一般都有二、三十人，最多时达到每天五、六十人。由于广大妇女们的大力支持，许多红军战士很快就穿上了自己被服厂缝制的衣服，从而挽救了不少战士的生命。为此，朱德曾十分感激地对被服厂的妇女说，你们像姐妹、母亲般地关爱着我们的战士，在某种意义上说，你们就是他们的再生父母。
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不少妇女活泼敏捷、好胜心强，她们经常与男子一样参军参战。许多精壮的妇女都参加了红军或者赤卫队，特别是通过分田、废租、废债，妇女们都赞成革命，“妇女委员的工作，是下乡组织劳动妇女当赤卫队”[2]P259。她们平时同男子一样肩扛步枪、梭镖、大刀，进行军事训练，“女赤队平时不担负放哨。紧急时男赤队出发去了，女赤队便也担任放哨”[2]P247；她们战时奔赴前线，或者直接对敌作战，或者配合红军与敌人作战。比如童养媳出身的康克清，冲破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参加了万安暴动，尔后又随红军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她在守卫朱砂冲哨口和大汾突围等战斗中表现得非常英勇。在战争生涯中和革命熔炉里，她慢慢锻造成长为一名坚强的红军战士和妇女领袖。许多农村妇女走出家门，通过参加担架队、救护队和运输队等为红军服务。妇女们在红军每次作战之前，积极准备在战斗中所需要的各种物质，抬运枪弹，搬运木料和削竹钉、修工事等等。例如黄洋界保卫战前，每位妇女削竹钉200枚，为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她们的一份力量。在每次战斗中，都出现了许许多多妇女的身影，她们冒着敌人枪林弹雨，为受伤的红军战士包扎伤口，以最快的速度把伤员抬送到医院。
艰苦的战争环境使宣传工作主要落在妇女身上。宣传工作主要通是过口头、文字两种方式来进行。许多青年妇女通过唱歌、演戏、刷标语、开动员会等形式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党和军队的宗旨、性质、任务；宣传土地革命常识和打土豪筹款子的意义以及《井冈山土地法》。针对湘赣边界许多山区妇女处于被奴役被买卖地位的状况，她们号召妇女起来争取自身解放，反对童养媳和买卖婚姻制度，教育妇女动员并支持自己的丈夫、儿子、兄弟参加红军，参加战争。其中伍若兰就是一位特别擅长宣传工作的红军战士。在一次发动妇女参加打土豪时，有一位妇女的丈夫和婆婆不同意其参加这种斗争，而她本人却坚决要求参加，他们争执不休，最后竟吵了起来。当这位妇女找到伍若兰，诉说了事情的缘由后，伍若兰立即赶往她家，对其丈夫和婆婆讲明白了打土豪及参加革命的道理。经过伍若兰深入细致的说服教育，这位妇女的丈夫和婆婆不仅认了错，而且全家都参加到打土豪活动中来。在战斗中，妇女们除了送茶送饭、救护伤员外，还到前沿阵地进行宣传。她们鼓励红军勇敢杀敌，把写好的标语带到前线去，贴到敌人要经过的路上，并用喇叭筒直接向敌人喊话，“穷人不打穷人，兄弟不打兄弟，你们都是无产阶级出身，都是被抓兵派款强迫命令来当兵的，不要当他们的炮灰，到我们红军里来”，“我们红军讲平等，没有什么官兵夫的不平等”，“红军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优待白军俘虏”，“欢迎白军士兵当红军”等等，这样的攻心战在每次战斗中都会出现。在黄洋界保卫战中，伍若兰、段子英等就到了前线，对敌人开展了这样的攻势。妇女们在火线上声情并茂的攻心战，对瓦解敌军起了很大作用。敌军士兵在打仗时，枪口朝上或带枪投诚过来当红军的不断增多。宣传队和慰劳队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宣传队首先宣传党的政策，然后由慰劳队跳舞唱歌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且告诉他们：如果愿意留下来，将与红军同等待遇，如果不愿意留下，可以发给路费，自己回家，路近的发3元，路远的发5元。不仅如此，妇女们还把家里好吃的东西，比如鸡、鸭、蛋都拿来慰劳他们。国民党的士兵受伤了，妇女们照样把他们抬回来，给他们洗伤口，煮稀饭，照顾得好好的。有一个来自广东的国民党伤病员说：“国民党看见红军的伤病员都丢在路上，没有人管。如果说话不对，就拳打脚踢。红军不仅不杀我们，还把我们送到医院治疗，和亲兄弟一样对待，世界上哪里找得到这样好的军队，我的病好了以后，一定要当红军。”[7]P56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做布鞋、织草鞋供给红军，是妇女们的经常任务。由于绝大多数红军都是穿草鞋，常常把脚打破。妇女们看见后心里很难过，就用麻绳或用织布剩下的废纱去打草鞋，特别是在草鞋的前后两端多用麻或废纱，这样就不会打脚。妇女委员会还发动群众给红军做布鞋，在布鞋的中间用各种花线缝上“革命到底，英勇杀敌”等字样。许多妇女为了多做军鞋，总是抓紧白天的空隙时间、缩短夜晚的睡眠时间。为了多做一双军鞋，有的妇女经常是通宵达旦地工作。由于许多红军没有军服，穿的还是家里的便装，于是妇女们组织的补衣队随身带着针线和各种颜色的布，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给红军补衣服。洗衣队把红军要洗的衣服收集起来，洗净、晒干、补好，分班折叠好，然后让红军班长来统一领回去。
一批机智灵活的妇女，通过短期培训，巧妙地去侦察敌情。这些通过特殊训练的妇女活动不仅仅限于在红色区域，她们还常常乔装打扮成做小买卖的，到白区去侦察敌情，为红军传送情报。1928年9月的一天，永新县天陇区象形乡妇女委员马夏姬和共青团员谢光姬，扮成卖花生的农妇到二都太郎村侦察敌情。在侦察过程中她们了解到该村驻有40多个挨户团匪兵和四十多支枪。回来后，她们及时向政府汇报了敌情，当天晚上，暴动队给敌人来了一个突然袭击，缴到挨户团6支步枪，活捉匪兵10多人。
井冈山的斗争是艰苦的，井冈山的斗争也是相当惨烈的，包括许许多多的妇女在内，无数先烈为革命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在共和国繁荣昌盛的今天，我们应该铭记那些曾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做过贡献的妇女们。井冈山的斗争虽然已经过去-/多年了，但是，湘赣边界广大妇女群众在井冈山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与敌人浴血奋战、顽强拼搏、彻底革命的牺牲精神将不断激励后人，她们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发展所作的贡献将永垂史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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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井冈山大学井冈山研究中心研究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