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国平
摘 要：井冈山精神的产生和发展，是历史和现实、静态和动态的结合，它既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又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方面，井冈山精神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华部分的继承，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井冈山的革命者又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根据时代的要求，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高度，对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加以发展，使井冈山精神带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特色。
关键词：井冈山精神；文化渊源；民族文化
井冈山精神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井冈山军民，在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残酷斗争中培育出来的具有原创性的革命精神。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视察江西时,对井冈山精神的内涵进行了科学的概括：“井冈山精神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1]。
人是精神的载体。井冈山精神的培育者们曾经生活在那个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历史赋予了他们双重人格：一方面，作为中国人，他们生长在这块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他们接受了炎黄子孙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形成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这就使得井冈山革命不可避免的仍然带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打下深刻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烙印；另一方面，作为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革命者，他们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确信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这又使得井冈山革命势必超越以往任何一次中国革命，突破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特色。因此，井冈山精神具有双重的文化渊源。
一 井冈山精神的民族文化渊源
人类社会是不断在继承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民族精神也是伴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而不断在继承中增进自己的时代品格的。井冈山精神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华部分的继承，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中华民族以爱国为显著特征的传统文化，能够鼓舞、鞭策、约束人们去维护正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唤起民众反抗剥削压迫，抵御侵略，不惜赴汤蹈火，保持民族的高风亮节。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活动的实践中形成的井冈山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这种优秀传统文化，也浸润了中国人民包括价值观、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道德情操、政治信仰等深层的文化心理，形成了一种在功能上有着内在统一性和整体一致性的革命精神。这具体表现在：井冈山精神的所有内涵都可以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找到其历史的源头。
“坚定信念”原本就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崇尚立志高远，持之以恒，故有“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2]之说，且在立下大志之后，又要坚忍不拔，执著追求，坚信“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3]“驽马十驾，功在不舍”、[4]“锲而不舍，金石可镂”；[5]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信念，不论吃多少苦，作出多大的牺牲，哪怕牺牲生命，也要为之奋斗到底，要有“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精神。因此，毛泽东同志说：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6]为了光复旧物，为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代代仁人志士，可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可以“富贵而不淫，贫贱而不移，威武而不屈”。他们这种“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尽管不可能不带有过去时代的烙印，但都源于振兴中华的理想信念。有了这样的理想信念，就可以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就可以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和灵魂。中华民族五千年之所以历经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强，就在于有这样的脊梁，有这样的灵魂。
“艰苦奋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历来以勤劳勇敢、不畏艰苦著称于世。我们的古人早就讲过‘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等。”[7]史料也有“夸父逐日”和“精卫填海”的传说，这些名言警句和典故传说正是对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精神的肯定和传颂。几千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在祖国大地上辛勤劳作、艰苦创业，形成了勤劳勇敢、不畏艰难的优秀品格，培育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精神，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艰苦奋斗，从伦理角度讲，它是一种美德，要求人们勤俭节约、奋发向上、自立自强、艰苦创业；从价值角度讲，它是一种动力，鼓舞人们百折不挠、不畏艰难地去奋斗、去争取、去创造。中华儿女正是以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同自然灾害和外来侵略者作坚决的斗争，从而使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不断发扬光大。可以说，没有艰苦奋斗精神，就没有中华民族过去的辉煌，也不会有现在和将来的不断发展。
“实事求是”是我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实事求是”这个词本身就出自东汉班固所著《汉书•河间献王传》，书中称赞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意思是说，研究学问要掌握充分的事实根据，然后再从事实中找出真实的结论。中华民族这种崇实务本，不图虚名，不信教条的精神早已有之，如孟子就曾经劝梁惠王说：“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8]。唐朝王勃也曾指出“征实则效存，循名则功浅”[9]。元朝的赵访还曾深刻地指出“按图索骥者，多失于骊黄牝杜”[10]。在传统文化中还可以找到相近的提法，如“崇实黜虚”、“敛华求实”等，在中国人民的生活中常见常用。它简洁凝炼，通俗易懂，蕴含着丰富的内涵。所以，鲁迅先生说：“中华民族先居在黄河流域，自然界底情形并不佳，为谋生起见，生活非常勤苦，因之重实际，轻玄想”[11]。这些都共同验证了我国人民有着数千年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中华民族正是在这种求实精神的指引下，各民族之间互相取长补短，互相学习、互相提高，同时也科学地对待外来文化，将外来文化和中国人民的现实生产和生活结合起来，加以改造发挥，形成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新文化。
“敢闯新路”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早在《周易》中就有近似勇于创新、敢闯新路的表述。其中，《大畜》讲到：“刚健笃实，辉光日新”[12]；《序卦》认为：“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13]；《杂卦》明确地说：“《革》，去故也。《鼎》，取新也。”[14]成语“革故鼎新”即出于此。这说明，早在三千年前，中国就有革故鼎新的创新意识和主张。《礼记•大学》则提出了更高要求，希望达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15]的程度。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五千年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历史。正是因为有着这种勇于创新、敢闯新路的精神，古代中国人民不仅创造了领先世界的科学技术，如：有先进的数学、天文、历法、农业技术、医学技术和四大发明等，这些创新推动了中国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物质基础；而且也使中国人民在制度创新、思想创新、体制创新和文化创新等各方面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使得中国产生了领先世界的思想、文化、政治体制、管理理念等，它不仅造就了中国持续千年的繁荣昌盛，创造了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也吸引着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使者参观学习，推动了整个世界的向前发展。
“依靠群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早在《尚书》里已有依靠群众，以民为本的记载：“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6]。在此基础上，伟大的思想家孔子从“仁爱得众”的思想出发，提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17]“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18]的学说，告诫统治者要给民以好处，取信于民，争取民心，这才是固国之本。孟子也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9]将人民置于国家和个人之上，强调人民群众是国家兴亡的根本，国君可换，社稷可变，惟有人民不可失，可见其仁政学说的核心是“以民为本”。荀子则进一步指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20]，这样，经过长期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到了明清时期，甚至发展到人民的利益是国家和社会价值的主体的认识，而且这些道理被人民大众所接受，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共同观念。
“勇于胜利”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敢想敢干，勇于胜利的民族，在干事业的过程中，崇尚不畏艰难困苦，不畏挫折坎坷，永不言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故有岳飞的“直捣黄龙”的豪情壮志，又有陆游在《示儿》中提出“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殷切期待，还有愚公笑答智叟，坚信必能移山的传说。正是这种勇于胜利的精神培育了中华民族敢于向一切自然与社会的危害和不平进行顽强抗争，而且在困难面前表现出坚忍不拔、百折不挠气概。正是有了这种精神，中华民族才能自强不息、迎难而上，才能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才能一往无前、不怕牺牲，才能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敢于斗争、取得胜利。这种精神，是中华儿女用勇气和生命浇灌的精神之花，是中华民族不向任何困难和敌人低头的铮铮铁骨。这种精神，在民族优秀文化的沃土中孕育，在民族发展的血与火的洗礼中铸就，在全体中华儿女的团结奋斗中发展，是中国人民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力量源泉。
二 井冈山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渊源
任何一个处于前进发展中的民族，它的民族精神都不是封闭的、静止的，而是根据新的实践提出的要求，总结新的实践创造出的新的精神与时俱进地发展。不断发展着的实践是民族精神不断丰富、发展从而体现时代特征、富于生命活力的最终根源。井冈山的革命者在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同时，又根据时代的要求，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高度，对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加以发展，使其成为具有时代特色的井冈山精神。
井冈山的革命者是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武装起来的，他们在革命实践中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审视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这就决定了他们培育出来的井冈山精神，不但是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大成，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进性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性与发展性的大融汇、大统一。
井冈山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它既蕴含着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执着追求；也蕴含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求真务实态度；还蕴含共产党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优良作风以及不怕困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坚强意志，这些都毫不例外的渗透着“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外来文化的印记。所以，井冈山精神是井冈山的革命者用马克思主义文化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的结晶，而这些发展也表现在其内涵的各个方面。
井冈山精神中的“坚定信念”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坚定信念”在信念内容上就大有发展：中国自古以来，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人们的信念多为实现个人的理想和抱负，显得比较狭隘；而井冈山革命者则在此基础上注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实现全人类的最终解放，代表了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长远的、根本的、整体的利益，它形成了无产阶级不同于以往任何阶级的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不是抽象的、空洞的。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1]马克思、恩格斯后来还强调，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规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22]。由此可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始终是以全人类为中心，着眼于全人类的。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和学说都是围绕着如何使全世界人民群众彻底摆脱剥削和压迫，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来展开的。马克思主义始终把追求全人类的最终解放作为终极目的和最高价值观。因此，井冈山的革命者的信念就发展为实现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它比前人的理想信念更为远大和高尚，因而其信念也就更加坚定，坚定到他们能为了主义，为了追求而克服任何艰难困苦，甚至为此而慷慨献身。
井冈山精神中的“实事求是”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实事求是”在自觉程度上也有大的发展。以往中国人民虽然也在实践中得出了想问题办事情要实事求是的结论，但这些认识都是在被动的情况下得出来的，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井冈山的革命者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他们深深地懂得：“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3]。“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24]“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25]。因而井冈山的革命者能够在自觉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不照搬外国的革命经验，反对一切形式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从而做到实事求是。
井冈山精神中的“依靠群众”和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在内容上有大的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确有“民本思想”，但无论是封建王公大臣还是圣贤学者，他们之所以强调以民为本，其出发点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是为了“得天下”而去“得民心”。“爱民”、“重民”只是统治者维护统治、治理国家的一种手段而已。[26]而井冈山的革命者却是截然不同，他们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革命者，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同时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即作为生产过程基本力量的劳动群众的历史。坚持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待群众的根本立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7]。列宁也认为：党一定要相信群众，把最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以争取革命的胜利。“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既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28]“新政权是绝大多数人的专政，它完全是靠广大群众的信任，完全是靠不加限制、最广泛、最有力地吸引全体群众参加政权来维持的。”[29]“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30]“劳动群众拥护我们。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战胜的根源就在这里”[31]。受马列主义的影响，井冈山革命者认识到：他们的革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革命，革命的结果是人民群众翻身解放，当家作主；同时，他们的革命有是依靠人民群众的革命，因而它需要发动人民群众、武装人民群众，只有人民群众自觉了，成为革命的主体，革命才能达到目标。因此，井冈山精神中的“依靠群众”成了一种自觉的追求。
此外，井冈山精神在“爱国主义”的内容上也对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有发展。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在我国历史上，爱国主义从来就是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抵御外来侵略和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自强不息，具有伟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从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为家”，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到孙中山第一个喊出“振兴中华”，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不竭动力，是每一个中国人成就伟大人格的根本所在。但是在阶级社会中，国家的统治权力既然掌握在一定的阶级手中，不同阶级的不同利益，必然要给爱国主义打上阶级的烙印。这不仅表现在历史上各个时代不同阶级的爱国主义精神，其深度和广度都有所不同；而且表现在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常常把本阶级的利益说成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历史上爱国主义的内容、意义和作用，就呈现出比较复杂的情况。比如说，有些忧国忧民的历史人物，常常把国家和民族混为一谈，又把君主视为国家的天然代表。在他们身上，爱国思想经常和狭隘的民族感情以及封建的忠君观念纠结在一起。井冈山的革命者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彻底的爱国主义者，他们的爱国主义是和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息息相关的，是和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一致的。列宁说过：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32]。在井冈山革命时期，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致力于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的斗争，把黑暗的旧中国改造成为光明的新中国。井冈山军民不但自觉地肩负起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历史重任，而且努力探索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正确道路。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中华民族精神加以提炼和升华，培育了井冈山精神。可以说，正是井冈山革命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最先进的政治力量；也正是井冈山精神把爱国主义的传统从民族图存的境界升华到了民族自立、自新、自强的全新高度。
井冈山精神除了上述对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的继承性发展外，还在革命斗争中对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有着创造性发展。比如井冈山革命斗争中“坚持党的领导”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所没有的。自古以来，中国就有“结党营私”一说，认为“结党”和“营私”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而且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确实有过多次的由于统治阶级内部拉帮结派，造成朋党之争，互相倾轧和屠杀，甚至引发战乱的事例。因此人们普遍反对结党，故孔子“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33]的观念长期以来一直深入人心。但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绝非以往人们所认识的“结党营私”中的朋党之“党”，井冈山革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是工人阶级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列宁也明确指出：“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34]这表明，党同工人阶级之间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组织，而不是工人阶级的一般阶级组织。对于党同其他工人阶级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的关系，列宁指出：“党是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35]“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是阶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整个运动及其根本和主要目的的代表”[36]，这就确立了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领导地位。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建立自己的独立的政党并在其领导下，“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37]。中国共产党不仅由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所组成，更重要的是党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特别是理想信念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并通过全体党员高度的思想觉悟和奉献精神来体现其先进性。因此，井冈山的革命者为了共同的理想，自觉地走到了一起，“三湾改编”开创了党对军队领导的先河，“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38]是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紧要条件，井冈山军民紧跟共产党走，坚决相信和服从党的领导，积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创造了新的井冈山精神。
参与文献：
1]《江泽民在江西考察工作时指出：结合群众实践加强党的建设，深入基层为百姓办实事好事》，《人民日报》2001年6月4日第1版。
[2]许洪流、杨文涛编：《滕王阁序并诗卷》，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3][4][5][20]章用秀编著：《荀子妙语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5、76、5、122页。
[6][3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61、50页。
[7]胡锦涛：《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年1月33日第1版。
[8][19]任大援、刘丰注译：《孟子》，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15、331页。
[9][10]陈光磊、胡奇光、李行杰编著：《中国古代名句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7月版，第887、891页。
[11]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三联书店1958年3月版，第2页。
[12][13][14]徐志锐：《周易大传新注》，齐鲁书社1986年6月版，第171、528~529、541页。
[15]张文修：《礼记》，燕京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438页。
[16]杨任之：《尚书今译今注》，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3年9月，第71页。
[17][18]安作璋主编：《论语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347、351页。
[21][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238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9页。
[23][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743、669页。
[24]《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162页。
[26]参见彭国甫等：《政府人本管理对传统民本行政的扬弃》，《湖湘论坛》2005年第6期。
[28]《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9页。
[29]《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7页。
[30][31][35]《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3、53、206页。
[32]《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页。
[33]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论语》，山东友谊书社出版1988年5月第1版，第121页。
[34]《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
[36]《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5页。
[作者简介]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