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邹耕生
[摘要] 长期以来，史学界几乎一致认为井冈山斗争中存在一次“三月失败”，不仅见诸于各种论著，而且见诸于热播的电视剧中。本文依据1928年3月前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湘南地区的革命斗争实际情况和有关历史文献，认为“三月失败”说应予否定。对这一史实的表述，应遵循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一文的记述：“边界被敌占领者一个多月”。文章进而追溯“三月失败”说产生的历史过程，指出此说的出现是与井冈山斗争史研究中曾经存在的“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潮紧密相关的。
[关键词] 井冈山斗争；三月失败；否定
1928年3月，毛泽东率领在井冈山地区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原秋收起义部队“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以及由井冈山和宁冈县地方武装王佐部、袁文才部改编的第二团，应中共湘南特委的要求开往湘南，支援朱德、陈毅等和中共湘南特委领导的暴动，“遂使边界被敌占领者一个多月”。对这一史实，史学界一致认为是井冈山斗争的一次失败，称为“三月失败”。笔者对此持不同看法。
一
为便于说明问题，先将 1928年3月前后井冈山地区及湘南地区的革命斗争形势，作一简要叙述。
井冈山地区包括湘赣两省边界的茶陵、酃县（今称炎陵县）、莲花、永新、宁冈、遂川六县，边界的工作从1927年10月做起。当时。各县在大革命时期建立的党组织，大革命失败后己完全垮掉，地方武装只剩袁文才、王佐各60枝坏枪，群众革命情绪已经被压下去了。毛泽东首先抓紧恢复党组织，到1928年2月，宁、永、遂重新建立了县委，酃县也有了特别区委，莲花也开始建立党的组织。除酃县外， 各县都有了少数地方武装。工农革命军在宁、茶、遂、永等县，进行了很多次打倒豪绅、发动群众的游击暴动，建立了茶、遂、宁三县工农兵政府。这个时期，土地革命尚处于宣传发动阶段，没有实际分田，区乡政府和各级群众组织没有普遍建立。永新虽开始出现暴动队组织，但还是秘密的。整个边界除原来王佐部占据的大小五井山区，都是敌我双方皆可来往的地区，真正是我进敌退、敌进我退。已经建立的三县工农兵政府，均不能在自己的辖区内广泛开展工作。
史实表明，1928年3月以前的边界只是工农革命军刚开辟的割据区域，实则就是游击区，而且不是基础很好的游击区，更不是巩固的割据区域。毛泽东在谈到红军的游击性和根据地的流动性时明确指出：“从井冈山到江西第一次反‘围剿’前为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是很大的，红军还在幼年时代，根据地还是游击区”。[1]当然也要充分看到，在这个时期内，边界的工作已经打下一定的基础，为不久后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1928年1月，湘南暴动爆发。3月中旬，受“左”倾盲动思想影响严重的湘南特委，派周鲁到达边界，指责边界“烧杀大少、行动太右”，没有贯彻“使小资产者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策略。他传达了中央关于因秋收起义失利处罚毛泽东的决定，撤销了湖南省委任命的领导秋收起义的前敌委员会，将其改组为师委。并要求工农革命军放弃边界，往湘南支援暴动。
湖南，是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活跃的地区，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边界强。“马日事变”前后，湘南党组织曾坚决抵制陈独秀右倾投降错误，从未停止过发动和武装群众、恢复和重建各县党组织的工作。但“左”倾盲动思想在湘南有较大影响，中央和湖南省委都一直想在湘南形成一大块割据区域，搞出一个大局面来。“八七”’会议前夕，中央就作出了在湘南举行暴动、建设革命政权的计划，还明文指定毛泽东任湘南特委书记。毛泽东在“八七”会议后，也曾亲自拟定《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以具体实施中央指示精神。后来，因秋收起义地域缩小至湘东赣西，这一《大纲》未能付诸实行。1927年12 月 6日，湘南特委重新制定了《湘南暴动计划》，具体部署湘南暴动。1928年1月，由朱德、陈毅等率领的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分队伍，由广东乐昌开进湘南，看到当地农民群众高涨的革命热情，认为可以打出红旗大干一场。于是，在湘南党组织的配合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湘南暴动。1月底，一举击溃敌许克祥部6个团的进攻，俘获甚丰，军威大振。至3月20日，先后建立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五县苏维埃政府，并建立湘南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组建成1万人以上的湘南农军；还开展土地革命，成立各种群众组织。3月下旬至4月上旬，又建立安仁、桂东两县苏维埃政府。3月上旬，部队第二次攻占耒阳县城时，暴动达到高潮。正在这时，湘南特委派周鲁前往井冈山。也正是在这时，国民党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与湖南军阀唐生智争夺地盘的混战宣告结束，遂得以抽调兵力向湘南大举进攻。在蒋介石调派下，到3月下旬，湘粤军阀共派出九个师和一个军官教导团，南北夹击湘南地区。面对急转直下的严重局面，湘南特委竟主张动员所有力量与敌人硬拚。朱德等坚决不同意，毅然决定率部转移，向井冈山靠拢，以保存有生力量。毛泽东所部奉命于3月中旬往湘南前进，由于当时湘南形势很好，他们并不急于赶路。一路上，部队大做群众工作，帮助建立政权和地方武装，开展土地革命。在酃县中村，毛泽东给部队上了好几天的政治课，讲解形势和革命道理。3月下旬，抵达桂东县。当湘南暴动部队转移的消息传来，毛泽东立即率部加速前进，并派毛泽覃带特务连先行赶往耒阳联络。朱德在耒阳听取了毛泽覃关于井冈山情况和毛泽东部行踪的汇报，第二天即下达转移的正式命令。为掩护暴动部队撤退，毛泽东部先后在资兴、桂东、汝城、酃县打了几仗，阻滞了敌人的行动。四月，朱、毛两部退到宁冈，再开始边界的割据。[2]
二
“三月失败”既然是井冈山斗争的一次全局性的失败，就应有与之相称的失败内容。其荦荦大者，或为割据区域的丧失，或为革命力量遭到重大损失，或为群众蒙受重大牺牲。目前一些有关论著正是从这些方面加以阐述的。史实究竟如何呢？让我们逐项来看。
首先，是所谓割据区域的丧失。上文已经说明，1928年3月以前的边界还只是刚刚开始割据的区域，实际只是流动性很大的游击区。其流动性的表现，在于严重的敌我“拉锯”现象，敌来我往实为常事。把这种情况下的边界被敌占领，夸大成割据区域的丧失，看作井冈山斗争失败的重要标志，显然是不妥的。
其次，是所谓革命力量遭到重大损失。实际情况是：军队去湘南是两个团，回到边界仍是两个团，兵员总数基本一样。在掩护撤退的战斗中虽略有伤亡，但此乃兵家常事，更是“平均九天一次战争”[3]的井冈山时期的常事，尽可忽略不计。地方各县己有的党组织、政府、地方武装，除个别地方略有损失，总的来说保存完好，有的还有所发展。茶陵县委、县政府、县游击队，自1927年底随部队撤到井冈山，即在井冈山及附近地区活动，均未受损失。酃县是工农革命军往湘南经过的地方，3月间在部队帮助下，酃县特别区委上升为县委，建立了本县第一个工农兵政府—一中村区苏维埃政府，建立了县赤卫大队。部队开往湘南时，赤卫大队随同前往，县委妥善地隐蔽在群众基础好的中村茅坪，唯中村苏维埃政府未及时转移，被敌人捕杀了政府主席和一名党的区委委员。莲花县特别支部与县赤色队，在本县地形和群众基础都好的狮形垇等地活动，未受敌人攻击，且赤色队人数增加，四月间改编为莲花县红色独立团。永新县委和一部分地方武装在本县小江山区活动，另有地方武装在本县九陇山、天龙山活动，基本未受损失。遂川县委、县政府、县游击队（后改赤卫大队），2月间即随部队撤到井冈山，保存完好。大小五井山区的新遂边陲特别区工农兵政府，仍照常在自己的辖区内开展工作，安然无恙。
再次，是所谓群众蒙受了重大牺牲。实际情况是：只部份地区有些损失，这主要是在宁冈。原宁冈伪县长张开阳之妻，为报杀夫之仇，领着国民党军一个团，由新城往柏露、茅坪、龙市骚扰了一圈。在蔡亚、李亚村烧房47间，在坝上村烧房二三百间，沿途共杀人十数名。除此以外，宁冈县群众和其它各县群众别无明显损失。
有的论著认为，1928年二三月间，遂川群众遭到肖家壁、罗普权等地主武装的残酷蹂躏，也是“三月失败”的表现之一。[4]事实上，肖、罗诸匪二三月间对遂川群众的的暴行，是为了报复1月间工农革命军在遂川广泛进行的打倒豪绅、发动群众的游击暴动。2月间工农革命军撤上井冈山，这一报复就开始了，到3月间己趋于平静。遂川群众在这次反动报复中蒙受的牺牲，基本不是工农革命军开往湘南造成的。
如上所述，“三月失败”说确有夸大史实之嫌。
有的论著对“三月失败” 的表述就更为牵强：“三月上旬，追随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湘南代表周鲁来到宁冈，……强令工农革命军调往湘南，造成‘三月湘南失败’，使边界被敌人占领一个多月”。[5]这段话含有两层意思；1、湘南暴动失败包含在“三月失败”之内，而且是“失败”的主体部份；2、“三月湘南失败”是“左”倾盲动主义者强把工农革命军调往湘南造成的。
这种说法当然不对。如前所述，朱德、陈毅等和湘南特委领导的湘南暴动，与同时期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斗争，是我党在不同地区领导的两个并行的革命斗争，相互虽有联系，但彼此是相对独立的。所以，即使“三月失败”说能够成立，也只是指边界方面的一次失败，并不包括湘南暴动失败。至于三月底湘南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绝对优势敌军的大举进攻，而不在毛泽东部被强行调往湘南。这是众所周知的。
由这种说法，笔者联想到一个问题。目前，几乎所有相关论著都认定，工农革命军被调往湘南，是造成边界“三月失败”的直接原因，是一次错误的行动。这就使人不禁要问：如果边界的工农革命军按兵不动，对湘南暴动不予支援，是否就正确呢？湘南暴动尽管前期发展顺利，但从全国革命处于低潮、敌强我弱的总形势看，种种不测都可能发生。暴动后期的情况也正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邻近湘南的边界工农革命军给以支援和配合，不仅很有必要，而且义不容辞。即使边界工作因此蒙受若干损失，也是值得的、无可非议的。事实证明，如果不是边界和湘南互通信息，边界部队能及时掩护，湘南暴动部队转移中的困难必定更大更多。所以，无论“三月失败”说能否成立，问题的症结都不在边界的工农革命军往湘南的行动上，而在湘南特委对边界斗争的思想认识上。是他们不顾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视在湘赣边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工作毫无必要，仅仅热衷于搞一大块湘南割据区域，并且盲目地把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有限的革命武装全部集中湘南，甚至准备与敌人硬拼。
三
不少论著在分析“三月失败”的原因时，认为毛泽东在率部往湘南之前，已经有了“坚持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思想，只是迫于沉重的组织压力，才消极地率部前进。[6]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仍然是缺少根据的。
在这些论著涉及的史料以及笔者接触的史料中，尚未发现毛泽东在1928年 3月以前已有“坚持罗霄山脉中段政权”思想的确凿根据。1927年11月30日《江西省委致中央信》谈到的“赣西南准备于最近造成一个大的割据局面”的设想，是基于万安、泰和、莲花等地的农民斗争情况提出的，此时江西省委还不知道毛泽东部已经到了井冈山。由江西省委 1928年 5月 19日转给中央的毛泽东5月2日的信提到；“去年12月前委会即有建议组织边界特委”，联系这句话的上下文看。其意仅限于“建议组织边界特委” ，并不含 “坚持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意思。同信另一处提到；“这以宁冈为中心、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建立……，此理毛同志业己累次呈明在案，由湘南特委转湘南省委转中央”，也未说明是在3月以前或以后“呈明在案”。而毛泽东起草的1928年11月25日《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即收入《毛泽东选集》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在谈到边界1927年10月至1928年2月的工作时说：“从十一月底起，即与省委断绝交通，党的一切主张政策全不知道”。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呈明在案”的时间当在1928年3月以后。1928年6月15日杜修经《给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说：毛泽东部于秋收起义后退到宁冈，“后来则以宁冈为大本营，分派部队向各处去游击…… ”。这一文件也只是客观叙述毛部以宁冈为归宿地开展活动的情况，并未说毛部有“坚持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思想。相反，1929年2月25日《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却明确说：“边界自毛部去春（指 1928年春）自湖南与朱部会合今重来后，确定了建立罗霄山脉中段的割据政权的决心”。上引杜修经的报告也记载：“及湘南红军发展到耒阳时，湘南特委派周鲁同志来，要他们（指毛部）到湘南，他们如命了。到酃县，他们看到湘东运动很发展，泽东的意思，想到茶陵，使湘东与湘南联系起来。周鲁同志也同意。结果到安仁便同朱德部会合了，乃共退宁冈”。这都说明，毛泽东在1928年3月以前尽管可能有就在边界开展割据的想法，但确实尚未形成“坚持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思想。3月间，毛泽东虽对把边界部队开往湘南不够积极，但却产生去湘东的设想，这表明他并不认为部队非留在边界不可。这就不是迫于组织压力的说法能够解释的了。
四
“三月失败”说的产生，还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
就笔者所知，1966年以前并没有“三月失败”一说。它的最早出现，见于“毛主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纪念馆”1967年12月的陈列方案。[7]当时正值“文革”高潮，极左思想泛滥，该馆的陈列原则是“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为纲”、“为两条路线斗争服务”，因而不惜人为地拔高或贬低乃至随心改变史实。该陈列方案的修改稿明确写道：宣传 “三月失败”，就是为了“突出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扰”，“说明井冈山斗争的历史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此后，“三月失败” 说就流传开来，一直传到今日。这一说法如此经不起推敲，与它所由产生的不尊重科学的时代背景是紧密相关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1928年3月边界的形势，仍应以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一文的表述为妥，即“边界被敌占领者一个多月” 。作为研究者，实无必要画蛇添足，硬要将它提升为“三月失败”，并与毛泽东明确写明的“八月失败”相提并论。
（原载《第三届全国毛泽东纪念馆联谊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215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郴州党史办《湘南起义史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
[3]杜修经.《给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1928年6月14日）。
[4]《井冈山的武装割据》第134-135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版。
[5]《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斗争》第122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6]《井冈山革命斗争史》第87页，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2月版；《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研究》第42-43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等等。
[7]该件存井冈山革命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