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作为中国革命一个标志性意义的政治符号，其意义不仅孕育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而且培育一种具有原创意义的中国革命精神。这种具有原创意义的革命精神是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开启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中培育的一种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即井冈山精神，这种革命精神蕴涵着代表工农群众利益的价值取向和对人民高度负责的革命态度。纵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史，我党不断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我党始终代表广大工农群众的切身利益，并将实现工农群众利益贯彻于一套独特的具有中国革命特色的以调查研究为思想方法、以土地革命为主要手段、以群众政治运动为重要环节；以达到军事武装和社会生产并重、启迪思想觉悟和培养阶级感情共存目的的四位一体的群众工作模式中。这种模式是我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加强群众工作、积蓄革命力量初步探索的重要成果，为新民主主义时期我党领导群众运动提供丰富的思想材料和实践经验。
一
革命精神，顾名思义即在革命中表现出的有关思维方式、思想观念、道德情感、价值取向的理论概括与总结。其中革命的价值取向直接决定了革命精神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井冈山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之源，其价值取向受中国共产党性质、中国革命特点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特殊实践的三重影响，代表广大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成为一种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价值选择。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章首次就党的性质和纲领做出明确规定：“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1］这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但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必须以全人类的解放为前提和条件，因此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正确有效地代表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在体现先进阶级本质的过程中实现奋斗目标与远大理想的高度统一。毛泽东同志也曾就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实现政治领导问题指出：“共产党员应该作到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依靠群众的多数，得到群众的拥护”，［2］由此可见，离开了广大工农群众利益的利益，党就不仅丧失奋斗目标，而且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和基础。其次，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决定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殊性，中国是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农民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多，但他们深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而生活贫困，如何团结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群众，充分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成了早期共产党人不得不思考的一个现实课题，在井冈山革命斗争的不断探索中，形成了只有代表广大工农群众根本利益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的宝贵认识，正如毛泽东所预言的“满足了群众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战争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的拥护我们”［3］。最后，从井冈山斗争的特殊实践来说,井冈山革命斗争的顺利开展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需要党通过其正确的政策设计、制度安排、思想作风等实现工农群众利益以充分发动群众。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来考0量，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是必然性与偶然性高度统一的产物，简言之，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党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在广大群众尚未充分发动参与革命的背景下，基于阶级力量对比悬殊事实而做出的战略退却。因此党规定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就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我们的同志如果把这个中心任务真正看清楚了，懂得无论如何要把中国革命发展到全国去，那末，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4］代表工农群众根本利益是我党在井冈山斗争期间实践党的宗旨的客观要求，是积蓄中国革命力量的必然选择；革命实践的价值取向决定了革命精神价值取向，因而，代表广大工农群众根本利益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价值取向也成逻辑发展的必然。
二
井冈山精神作为中国革命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范畴，既渊源于井冈山革命斗争实践，又是对井冈山革命斗争实践的理论浓缩和经验总结。在井冈山的革命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和井冈山特殊革命实践，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革命特色的群众工作模式，这种特殊群众工作模式是广大工农群众利益的实现机制；也是井冈山精神在实践中的全面系统地展开。就其具体特点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以调查研究为思想方法确定以工农为主体的群众了解其利益诉求
科学的思想方法是正确开展群众工作的首要前提和基础。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曾就党内只注意军事而忽视工作方法提出尖锐的批评：“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善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在这里，工作方法的问题，就严重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5］同时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面能够产生的，它是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6］正式确定调查研究这一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去观察分析群众工作，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调查中确定农民和工人为革命动员的主体，并指出：“那些是调查时要注意的社会阶级？下面那些就是：工业无产阶级，手工业工人，雇农，贫农…”“我们的任务就是第一步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发动农民群众和城市贫农”［7］，并把革命政权称为工农苏维埃政权，把红军命名为工农红军，这些都表明我党第一次把“工农”作为我党领导革命坚实的群众基础。毛泽东等深入根据地的各个地区，带头开展了以调查土地情况为主题的《宁冈调查》，全面地掌握了湘赣边界的土地情况和阶级状况，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约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万安宁冈莲花等地自耕农教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多数，湖南方面，茶陵有百分之七十在地主手中，通过大量实地调查和群众访谈，毛泽东认为，土地是农民群众根本的利益诉求，只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才能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
（二）以土地革命为革命手段解决工农群众的土地问题
井冈山时期以打土豪分土地为核心内容的土地革命是实现工农群众利益的根本途径。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农民的向背关系直接关系着革命的成败，而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农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重重压迫，惟有改变农村落后的生产关系才能使农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彻底翻身，而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最直接的就是通过土地革命改变遗留了几千年的封建地主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量社会经济调查的基础上，从1928年3月开始在桂东、宁冈、遂川、莲花等地展开了分田运动，并于1928年12月边区政府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这也成为指导土地革命的重要纲领性文件，《井冈山土地法》明确指出：“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分配土地的数量标准：一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者比不能劳动者多分土地一倍”［8］。这就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农民的土地权利，从根本上解决了广大农民的土地问题，虽然在井冈山土地革命的过程中由于经验不足出现“左倾”错误，但土地革命的开展，使湘赣边界的贫苦农民分得土地，大大改变了农村传统的生产关系，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激发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有力地配合根据地的军事斗争。
（三）以群众政治运动方式调动群众政治热情扩大群众政治参与
通过群众政治运动的方式来启迪其工农群众的阶级觉悟是调动群众政治热情和扩大群众政治参与的重要手段。毛泽东曾在《井冈山斗争》一文中坦率指出:“我们感觉到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势是会要错误的”［9］因此“应积极注意各县城和大市镇的职工运动”。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领导了以打土豪分浮财的游击暴动和组织农民参加赤卫队等一系列群众性政治运动。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2月，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井冈山军民，利用国民党新军阀之间发生战斗，井冈山地区敌人兵力空虚的大好时机，在宁冈、永新、茶陵、遂川四县，进行多次打倒豪绅的群众暴动。据当年参加游击暴动的陈正人回忆说：“为了发动群众，1927年冬就组织了搞年关斗争……强调废债，焚毁契约，还没收土豪财物和粮食，分给贫苦农民。通过这样的斗争，有部分群众先站出来，是勇敢分子”［10］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启迪了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这时候就把“那些真正苦大仇深的贫雇农，把他们发展成为党员”，充分发挥其先锋模范作用，以革命意识强烈的群众发动广大贫苦农民，成立农民协会；并建立乡暴动队和赤卫队，成为工农红军的有益补充。通过政治口号的宣传和鼓动，以打土豪和建立地方武装的政治群众运动不仅启迪群众的阶级觉悟，而且大大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基层党组织随之也蓬勃发展，工农红军实力也日益增强。
三
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学术界对井冈山的军事斗争关注更多，而对毛泽东所称红军“三大任务”的群众工作涉及较少，笔者以为井冈山军事斗争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的基本观点，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制定出正确的群众政策和群众路线，并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正确地解决了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我党在井冈山时期形成的群众工作思想不仅是我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加强群众工作、积蓄革命力量初步探索的重要成果，也为新民主主义时期我党领导群众运动提供丰富的思想材料和实践经验，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视角来说，井冈山时期的党的群众工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的典范，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初步形成。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认为：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群众才是真正的革命动力。只有充分发动群众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但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如何开展群众工作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必须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探索与总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吸取了大革命时期我党领导群众工作的失败教训，指出在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决定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是党应争取的群众主体，只有通过土地革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才能充分发动群众，只有武装群众才能保障群众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彻底翻身。这不仅是以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革命道路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标志这我党群众路线思想的初步形成。
从我党领导群众运动的发展脉络及其一般规律来说，井冈山时期群众工作吸取大革命时期群众运动的失败教训，总结了土地革命兴起初期群众工作的成功经验，构建了一套适合中国革命特点的群众工作方式。建党初期，我党把中心任务是大力开展工人运动，但由于没有意识到军事武装的重要性，以京汉铁路大罢工为代表的工人运动纷纷遭到反动军阀镇压，伴随大革命兴起而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虽然在大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但遭当时共产党内主流意识的抨击，以至于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实行大屠杀政策时，群众运动随之进入低潮，可见大革命时期群众运动失败的重要教训是我党没有提出明确的纲领、制定正确的政策代表广大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毛泽东围绕群众利益问题为核心，科学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把军事斗争和群众工作紧密结合起来，通过调查研究深入群众掌握其利益诉求，并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其根本的利益问题，建立地方武装以保障群众政治经济文化的利益。这是我党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探索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四位一体的群众工作方式，形成了我党领导民主革命时期群众运动的诸多规律性认识。
从革命实践与革命精神的辨证关系来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群众工作开创我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培育了以工农群众利益为核心价值取向的井冈山精神。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对认识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井冈山残酷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紧紧围绕“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深入广大人民群众，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关心群众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11］，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这样逐步形成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培育了一种为人民服务、实现工农群众利益的革命精神。
综上所述：代表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人一贯的宗旨，也是作为中国原创意义革命精神的井冈山精神的核心价值取向。这种科学认识始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我党群众工作的实践探索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的基本观点，结合井冈山革命斗争的特殊实践，紧密围绕党“发动群众组织军事”的中心任务，以代表广大工农群众利益为价值取向，创造性地开展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这不仅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初步形成，也是对井冈山精神核心价值取向的成功探索。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二册）［M］.197页
［2］［3］［4］［5］［6］［7］［9］［1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137、136、139、115、114、77、138页
［8］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M］.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211页
［10］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M］.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27-28页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党史研究所所长；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共党史研究所，法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