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说过：“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吃一堑，长一智’。”“别的道路是没有的。”[1]毛泽东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前后，能几次提出“上山”思想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明确论断，正是从大革命失败党“本身的错误中”“获取”到的“明确的理论认识”，并在这一理论认识的指导下，坚决带领秋收起义的武装队伍开上井冈山，建立了中国革命第一块农村根据地，从而开创出了一条完全具有中国特色的正确革命道路。他比当时其他中央领导人高明的地方在于：他最善于思考，敢提出独立的意见。他只以服从真理而不以服从权力为己任。不论是中共中央还是共产国际，只要他们的指示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他都有勇气进行抵制和提出不同意见。而这种勇气是建立在他个人对事物的准确判断的基础之上的。
毛泽东引兵井冈的战略决策，是在他经历了对农民问题的深刻认识，对“上山”思想的深刻思维，对武装斗争的明确论断等一系列过程中得出的。这些都关系到党在转折过程中的重大政策。而真正在这些重大政策问题上，毛泽东都旗帜鲜明地而又切合实际地提出和中共中央以至共产国际代表不同的意见，充分显示出了毛泽东的过人胆识和求实精神，体现出了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以致当时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主席瞿秋白衷心赞扬说：“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2]毛泽东第一个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
（一）大革命时期，党的领导人都感觉力量不足，而又不知道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提出：广大农民群众，“是我们的真正朋友”。
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以后，经过近3年的工作，共产党感到处境不妙。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势力逐渐抬头，在1926年通过发动“三二0”中山舰事件、“五一五”党务整理案，大肆排挤共产党人。共产党虽然和国民党内的左派人士联合，但都抵挡不住右派势力的进攻。那时党内有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3]毛泽东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和分析思考后明确地提出：广大的农民群众，是我们“真正的朋友”，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4]。
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认识经历过一个过程。
党的一大以后，毛泽东回湖南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有两三年时间集中从事湖南的工人运动。1924年实现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后，毛泽东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代理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又集中从事国共合作工作。这段时间，毫无疑问，他忠实执行了共产国际规定的“城市中心”路线。那时陶行知先生等正在提倡乡村教育。1923年恽代英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去搞一搞。毛泽东回答说，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顾得上乡村呢？[5]
但毛泽东毕竟是农民的儿子，他在全力从事工人运动的时候，并没有完全忽视农民。1923年6月，他从上海到广州出席党的三大。在大会上发言，介绍湖南农民和工人运动的情况，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力谏中共中央采取新的策略：重视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形成革命的新局面。参加这次大会的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毛泽东的发言是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进而指出中共不应只看见局处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在会前多已经再三提到过的，只有农民运动，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在中共的五次讨论中，直到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才注重这个问题，尤以毛泽东为然。”毛泽东“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运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6]
毛泽东带头投身农民运动，1925年2月，他和杨开慧带着岸英、岸青回韶山冲家乡养病，终于“发动了一个把农民组织起来的运动”[7]。他发动开办了20多所农民夜校，组织了20几个秘密农协，亲手发展了一批农民党员，创建了第一个农村党的基层组织——中共韶山支部，并成功组织了韶山历史上一次有名的“严粜阻禁”斗争。
通过这次实践活动，毛泽东在1925年底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接着在次年1月又写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明确回答了无产阶级同盟军的问题。
此后一发而不可收。1926年3月，他接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0月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1927年初，他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的农民运动。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从1925年至1927年，他通过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大大打开了眼界，看到了一个新的天地，他拿起笔来，写出了如《中国社会保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亲手制定了《目前农运计划》等一系列有关农运的文章，为深入开展农民运动大声疾呼。中共中央、中央局委员瞿秋白，在为《湖南农民革命（一）》（即《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出版单行本写的热情洋溢的《序言》中，给毛泽东和彭湃一个称号：“农民运动的王！”毛泽东对湖南农运的考察和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为毛泽东提出“上山”思想和随后大规模的秋收起义和湘南暴动打下了基础。
（二）大革命失败后，迎着扑面的腥风血雨，共产党向何处去？中共中央领导人提不出办法，毛泽东大胆地提出了“上山”思想。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为全部夺占胜利果实，却加紧了向共产党的进攻。随着“四一二”上海大屠杀、宜昌夏斗寅部、长沙许克祥部相继发动叛乱。6月，唐生智公开打出反共旗帜；7月15日，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宣布“分共”，标志着第一次大革命的完全失败。一时之间，华夏域内布满血雨腥风。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共产国际代表都提不出办法。
毛泽东却于此时大胆地提出了他的“上山”思想。大革命失败前后，他在中央会议和湖南省委会议上等不同场合，先后5次提出这一主张。
第一次：“马日事变”后，6月中旬，毛泽东同李立三、郭亮召集湖南来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惩办许克祥的共产党员和骨干积极分子近200人开会。毛泽东要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人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8]
第二次：6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组织新的湖南省委，毛泽东任书记。他立即到湖南长沙恢复党的组织，针对当时武汉政府收缴工农自卫军枪械、解散工农武装的情况，对湖南工农武装的去向问题作出三种安排：一种是改成换户团，用合法形式保存下来；一种是已经暴露不能合法存在的，就上山；一种是主观力量不足，把枪支埋起来。毛泽东的意见无疑是侧重于工农武装要走“上山”之路。
第三次：7月4日，毛泽东任湖南省书记仅10天，又奉调回武汉，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这次会议着重讨论湖南省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应当如何对付敌人的搜捕和屠杀。陈独秀提出：国民党各军在招兵，工农自卫军可以投入军队中去；张国焘提出：“可以上山，但不必与C.P发生关系，可以打富济贫”；毛泽东则提出：“省农协二策略：（一）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条实难办到。（二）此外尚有两条路。（1）上山，（2）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9]。毛泽东的发言，既否定了张国焘真的要把农民自卫军变成“打富济贫”的“山大王”；也等于否定了陈独秀将农民自卫军“送给”国民党军队的消极主张。从毛泽东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认识比上两次又有所发展：一是他已觉察出汪精卫、唐生智等很可能再搞一次“事变”，所以他提出党的手里一定要“保存武力，以便汪、唐一旦发动事变”，好有“办法”对付之；二是正因为他已觉察出汪、唐会搞“事变”，所以他改变了10天前的看法，即认为“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也已经“实难办到”，而“把枪埋下来”也不是办法。最好的路线就是“上山”。
第四次：7月20日，中共中央、中央农民部发出《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农民武装可以三种形式存在：一是以合法的名义存在，如换户团、保卫团、联社会之类；二是平时分散，秘密训练，一遇战事则随时集中；三是两种形式都不可能时，则可以上山。
第五次：八七会议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分工之前，瞿秋白征求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意见。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第六次：8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在讨论湖南秋收暴动时毛泽东发言指出：湖南省委和共产国际赴长沙巡视员（马也尔）提出“由湘南组织一师与南昌军力共同取粤的计划”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当前处在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
由上述可以看出，“上山”，作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一条出路，被毛泽东突出地提了出来。这既是一种军事战略，也是一种政治战略。这种战略思维，远远超出了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而这正是毛泽东引兵井冈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思想。
（三）大革命失败了，是“书生草命”，不掌握枪杆子的结果。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响亮地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杰出论断。
毛泽东关于共产党需要掌握武力的思想，在大革命后期即已不断地向中央提出。1926年3月26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毛泽东即主张利用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各军中的力量进行反击。周恩来“听了毛的话去找季山嘉，他说不能破裂”[10]，在中国访问的苏共代表团团长布勃诺夫也主张采取妥协态度。中共失去了一次打击右派力量、壮大共产党和左派力量的好机会。1926年12月中旬，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特别会议，他在会上提醒中央注意国民党左派没有掌握武力的问题。他说：“在粤同志有人说，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11]这实质上提到了共产党手里有没有“兵”是有没有力量的根本表现。但陈独秀反对，主张对右派“应当尽力加以联合”；对左派“应尽力帮助其发展”。1927年初他在湖南5县考察时，每到一县开调查会，都对农民武装情况问得很详细，强调要发展农民武装，加强对农民自卫军的领导。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雄文中，他大声疾呼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极力称赞农会梭标队“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12]。
1927年6月，毛泽东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任命为新的湖南省委书记，他立即赶到长沙开展工作，决定打通长沙各县及衡阳、常德等地同省委的联系。随后又到衡阳召集会议。新省委书记在会上再三强调：马日事变是上海事件的继续，随着而来的将有无数个马日事变在全国发生。因此，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这时，唐生智也回到长沙，明令取消工农团体，公开打出反对共产党的旗号。毛泽东针锋相对，主持制定《中共湖南省委目前的工作计划》，明确提出“一切经济和政治的斗争，一切口号的鼓动，都以推翻唐生智的统治为目的”。“推翻唐生智的统治”最终靠什么呢？这个计划把“武装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主张农民武装必须保存，以造成共产党“军事势力的基础”[13]。
7月上旬，他在武昌家中同蔡和森谈及湖南形势和唐生智的问题，一致认为武汉形势已十分危急，不能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遂由五大常委蔡和森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我们提议中央机关移设武昌，同时，中央及军部应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14]
党的五大前后，毛泽东已预感到风云将要突变，一场劫难很快就要来临。而党的五大却不能改弦易辙，自己关于农民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主张，又不被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理解和采纳。他曾独步徘徊在武昌蛇山的黄鹤楼前，面对滔滔奔涌的长江流水，用诗句表达出他内心的忧虑：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人潮逐浪高。
后来，1958年在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书眉上他加了一个批注，解释他当时写这首《菩萨蛮·黄鹤楼》中说到的“心潮”：“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15]
党内局势终于出现了转机。1927上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陈独秀停职。24日，临时常委会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独独秀的右倾退让政策，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暴动。毛泽东心情为之一畅。他破除了“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的观念，在会上发言，从国共合作、农民问题、军事问题和党的组织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对会议确定的总方针的两个方面提出有独到见解的看法。
关于军事工作，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指蒋介石、唐生智——引者注）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他批评陈独秀是“书生革命”，放弃枪杆子，造成大革命的失败。因此，他着重强调：秋收暴动非有军事不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一个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论断。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概念”提出批评，建议“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16]
关于农民土地问题，毛泽东也提出了方法，但被国际代表罗米那兹所拒绝。
毛泽东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明确论断和“秋收暴动非有军事不可”的主张，正是毛泽东引兵井冈的坚实的实践上的基础。
（四）秋收起义——文家市退兵——古城决议，终于实现了毛泽东引兵井冈的宏伟蓝图，体现了毛泽东的雄才大略。
八七会议虽然正确地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是如何根据实际情况来实行这个总方针，还有许许多多新问题未曾得到解决，而党对处理这些新问题又十分缺乏经验。拿不出具体的办法来。毛泽东在执行八七会议精神的过程中，旗帜鲜明地而又切合实际地提出了和中共中央以至共产国际代表不同的意见和措施，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过人胆识和求实精神，体现了毛泽东的领袖特质和他的雄才大略。
中央临时政治局指定毛泽东到湖南领导秋收暴动，要求湖南实现“全省暴动”，以湖南为中心，夺取长沙城，并且仍打国民党左派的旗子。
毛泽东到湖南，在8月18日举行的省委会议上，对几个重要问题都提出了重要的意见。一是举什么旗的问题，坚决主张“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不能再照八七会议规定的那样打“国民党左派的旗帜”。二是暴动问题，党内普遍主张应依靠农工武装，军队只能起次要作用。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就可起来，否则终归失败。”并调调说：“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已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这是中国革命中一个至关重要要问题。在对控制着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如果单靠地方性的农民暴动，没有一定数量的经过严格训练和有严密组织的革命军队参加，作为骨干，那些分散的农民暴动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通常终归于失败。这已有不少惨痛的事实可以证明。毛泽东的讲话，对他在八七会议上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作了进一步深入而明确的解释。三是土地问题，八七会议规定只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毛泽东主张“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并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也要有一个“完善的方法安插”。四是关于暴动区域，毛泽东根据当时我们的力量，坚决主张不搞“全省暴动”，缩小范围，放弃以湘南为中心，湘中只以长沙为中心。
毛泽东的上述主张，既符合八七会议精神，又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修改和发展了八七会议的具体规定。这在当时不为许多中央领导人所理解。8月22日中央常委会议，就有人指名批评毛泽东的暴动计划是“偏重于军力，其结果只是一种军事冒险”，并提出“仍只要打国民党的旗帜”。毛泽东顶住了这些压力，坚持自己的主张。中央随后也命令改变了主张，如放弃打国民党左派的旗帜等。
母庸讳言，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暴动是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城市中心论”指导下进行的。秋收起义的目标是：兵分三路进攻湖南的中心城市长沙。在优势敌军和坚固城防面前，秋收暴动不可避免地失败了。毛泽东亲自组建的工农革命军受到严重损失，由5000人锐减到1500人。毛泽东看到这种实际情况，当机立断，改变原有部署，下令各路起义部队停止进攻，先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
9月19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否定了师长余洒度“取浏阳直攻长沙”的意见，在总指挥卢德铭等支持下通过了毛泽东关于放弃进攻长沙的主张，“议决退往湘南”[17]。当时的设想是：经萍乡、安源、莲花、桂东，到湘南汝城，占据湘粤大道周围四、五县，成一根据地，并策应南昌起义军北出广东[18]，形成一较大的局面。秋收起义前毛泽东就是这样设想的。
文家市这一决策虽不能说是就要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但却是要从进攻中心城市的阵地上退下来，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去落脚，积蓄力量，再图发展。它代表了中国共产党战略转变的开始，是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毛泽东的决定是冒着被中央和国际代表加上“逃跑”的罪名的巨大风险的。果然，在11月9月、10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指导下由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指责湖南秋收起义在指导上“完全违背中央策略”，“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并指责毛泽东是“临阵脱逃”，给毛泽东以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职务的严厉处分。
工农革命军南下途中迭遭挫折。当时因湘敌较强，赣敌较弱，工农革命军便沿江西一侧行进。沿途都是山区，道路难行，疾病蔓延，敌军、民团四面堵截，所到之处险象环生，队伍中发生了相当严重的逃离现象。特别是9月25日遭受国民党军队袭击，造成有名的“芦溪失败”，不但人枪各损失300，又牺牲了起义军总指挥卢德铭，时年仅23岁。毛泽东十分痛惜这位黄埔毕业的年轻将才的牺牲，愤怒地斥责侦察不力、指挥错误的第四团团长苏先俊：“还我卢德铭！”
泸溪失败后，部队急行军40里，来到泸溪边沿的杂溪村，才算摆脱了敌军的追击。这里隔着一座海拔1200米的玉皇山，就是莲花县。
此时由于工农革命军居无定所，又定不下前进的目的地，部队中的逃离现象越来越严重，包括一些营、连干部都离队了。工农革命军由文家市出发时的1500人，只剩下不到1000人。师长余洒度担心，再这样下去，“人都要跑光了”。前委书记毛泽东及时指出：在这支队伍里，革命的同志毕竟占大多数，不会跑光的。少数人要跑，那是看不到革命前途的缘故。问题是我们如何向大家指出革命的前景，排除那种悲观失望的情绪。前委书记出语不凡，一语中的，并得到余洒度和苏先骏的支持。于是当天在高滩村举行了工农革命军的“行军大会”。据老同志回忆。毛泽东讲话说：我们的同志在家里参加了农会的斗争，是甘愿为工农作战的革命军人，都是经受了革命的考验的。哪里能打了几个败仗就悲观失望呢？工农革命军能够从平江、浏阳冲出来，走到这里，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嘛！现在我们到了莲花的高滩，难道就要在高滩散摊吗？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不要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革命的犁头旗子决不能倒下。高滩决不是我们散摊的地方！
毛泽东的鼓动是成功的。官兵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对前委书记讲话的衷心拥护。工农革命军的情绪终于得到了初步的稳定。在莲花县党组织和农民群众的要求和帮助下，毛泽东又说服了师长余洒度和团长苏先俊，决定攻打莲花县城。
9月26日清晨，工农革命军冒雨奔袭，不损一兵占领莲花县城，砸开牢房，救出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打开县政府粮仓，将粮食发给贫苦群众。
这是工农革命军从文家币南下后攻下的第一座县城。工农革命军得到了一个休整的地方。又大大改善了给养，这使连连受挫的工农革命军指战员又兴奋起来。而工农革命军能不损一兵攻下莲花，则是在莲花党组织和农民群众的全力协助下取得的战果。这使毛泽东感到，共产党虽然掌握了枪杆子，但是没有落脚点——根据地，没有地方党和人民群众的援助，仍然是不能生存的。这增强了毛泽东要寻找和建立根据地的决心。
正在此时，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派来的信使宋任穷，风尘仆仆地赶到了莲花县城。汪在信中传递了一个新信息：要毛泽东带领部队到赣西的宁冈去，说井冈山有我们党领导的袁文才和王佐的农民革命武装，部队可以在那里安顿下来得到发展。毛泽东认为信中所言很有道理，宁冈不但有党和群众的基础，还有党领导的武装力量。
对汪泽楷信中提到的宁冈地区的井冈山，使毛泽东想起了在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上第二团团长王兴亚向他反映的宁冈和井冈山的情况。
王兴亚原是赣西安福县农民自卫军的领导人，和王佐、袁文才是结拜兄弟。1927年7月中旬，他们一起打下永新城，救出县委、县农协会的共产党员100多人，在永新成立了赣西农民自卫军，王兴亚被推举为总指挥，袁文才是副总指挥。后来永新的那些同志跟着袁文才上了井冈山，王兴亚也回了安福。在张家湾军事会议上，讨论到秋收起义失败后的退路问题时，王兴亚向毛泽东介绍了宁冈的井冈山和王佐、袁文才的情况。毛泽东还要作进一步的调查。他立刻在住地宾兴馆请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来开会，专门向他们调查询问宁冈、永新一带的地形和有关情况，以及去宁冈的行军路线，并特别向到井冈山的情况，进一步证实井冈山确有两支地方武装。结合中共江西省委的来信指示，联系王兴亚曾谈到过的情况，以及莲花同志们的进一步介绍，毛泽东原有的“上山”思想在脑子里又活跃起来了。从文家市撤兵南退，毛泽东就是打算找一个理想的山区作根据地。一是因为前委成员内部不一致，黄埔出身的军官余洒度、苏先骏等满脑子是“城市中心”思想，不会支持他“上山”的路线，而坚决支持他的总指挥卢德铭又不幸中途牺牲；二是一路南来，总还找不到适合他理想的地方，平江的黄金洞山区，赣西的幕阜山区，萍乡的安源山和莲花的玉皇山等，不是不够险要，就是没有党和群众的基础，特别是没有有一定战斗力的武装队伍。这一条很重要，可以联合他们很快站稳脚跟。现在的井冈山，毛泽东认为地形条件和党及群众及武装的基础可说都具备了。那正是一个可以避敌锋芒、积蓄革命力量的好去处，是实现自己的“上山”思想和寻找很久的理想地区。于是，毛泽东的想法逐渐趋向成熟了。
但是，毛泽东深知，自己的这一想法，必须取得前委成员的一致同意才能实现，这一关很难通过。现在的前委成员只剩他和余洒度、余贲民、苏先俊4人。他知道余贲民是支持自己的，而余洒度和苏先俊是很硬的对立面。一路南下，关于进军方向前委领导层内部分歧已经很深了。
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的余洒度，原来并不归湖南省委领导，也没有把毛泽东任书记的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放在眼里。秋暴发动时，前委从安源通知他率第一团到铜鼓和三团会合进攻浏阳，他没有理睬，却自行下令进攻平江，遭受严重损失。以后，只是“因情形不明，不得已，乃将部队回头，跟着三团退”。[19]到文家市后，他又主张经浏阳攻长沙，同毛泽东发生严重争执。但原来是他上级而又坚决支持前委的总指挥卢德铭已回部队，对他还有约束作用。卢德铭牺牲后，他对前委不尊重的态度便越来越明显起来。进莲花县城后，毛泽东去参加他召集的军事会议，得知他警惕性不高，将抓获的县保安队长放走，严厉地批评他：县保安队离城只有几公里，我们这些人的生命都是在你手上了，你还开什么会？余洒度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而轻蔑地说：“什么！你怕死吗？我可以担保，你若死了，我抵你的命。”[20]但是，毛泽东认为这关是必须闯通的。
9月26日晚，毛泽东在宾兴馆召开前委会议。他向前委委员们传达了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的指示信。果然引起余洒度、苏先俊的强烈反对。他们坚持中共中央“城市中心论”的指示路线，又提出文家市会议关于“退往湘南”，占据汝城及湘粤大道的决议，反对到宁冈的井冈山大山里去落脚。这对于黄埔军校出身，领惯了正规军，打惯了正规战，习惯于占城夺地、走州过府的余、苏二人来说，是毫不奇怪，也是难加责备的。他们的“城市中心”思想和毛泽东的“上山”思想确是难以调和的。
毛泽东向他们作了耐心的解释。他说明：秋收起义前《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是他起草的，同湖南省委《秋收暴动大纲》是一致的，文家市前委会议决议退往湘南也是这个大纲的精神。现在的情况变了，到湘南割据需要有一个师的兵力。我们这支队伍现在只剩下不到1000人，到汝城也形成不了气候。湖南省委的计划已经无法实现了。江西省委指示我们到宁冈的井冈山去，那里有党和群众的基础，还有党领导的地方武装。我们正好到那里去，站住脚跟，积蓄力量，再图发展。另外，他还提出中央原来的规定：前委在湖南境内时受湖南省委指示，在江西境内时受江西省委指示，现在起义军在江西境内，应执行江西省委的指示开到宁冈的井冈山地区去。余贲民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余、苏二人因一时想不出其它办法，也勉强同意了。于是前委会议一致决定：停止向湖南汝城地区前进，而向井冈山进军，在井冈山落脚。
这可以称做“莲花定策上井冈山”。这对秋收起义部队实现战略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兵贵神速。9月27日上午，工农革命军即离开莲花，朝永新方向前进。因天色尚早，毛泽东提议往前走10里路后宿营。余洒度私下又十分不满地说：“我当什么师长，连10里路的指挥权都没有了。”这反映了余洒度的思想对进军井冈山处于十分不稳定的状态。
毛泽东决心已下，成竹在胸，不容动摇。
9月29日，部队来到永新县的三湾村。毛泽东在这里坚持对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已经不足1000人（约为700人枪）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缩编为一个团；在部队内实行民主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确立党代表制度，实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三湾改编是建设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在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毛泽东按照中共江西省委的介绍，派人同宁冈县党组织和驻在井冈山北麓茅坪的袁文才部取得了联络。
10月3日，工农革命军开到宁冈县古城。在这里召开了两天前委扩大会议，参加的还有前来联络的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和袁文才部文书陈慕平（他原是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毛泽东的学生）。会议根据八七会议的精神，总结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人少了，但是很精干，大有希望。会议着重研究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落脚点和开展游击战争问题，认为在井冈山落脚是理想的场所。对原在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这两支地方武装要从政治上军事上对他们进行团结和改造，并尽快先在茅坪设立后方留守处和部队医院。
古城前委扩大会议明确决议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初步确立了毛泽东关于武装斗争要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相结合的思想。
正是根据古城决议，10月6日，毛泽东轻装简从在宁冈大仓村会见袁文才。开始袁文才不同意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怕他们“火并山寨”，曾写信请毛泽东“另找高山”。毛泽东决心不改，一下子送他们一百条钢枪，这才争取到袁文才的同意。大仓会见后，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建立了后方医院和留守处；经过袁文才做王佐的工作，10月27日，工农革命军开进了井冈山茨坪，开始了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八七会议虽作出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但却提不出实现这两项政策的具体办法，特别是不知道共产党究竟向何处去。毛泽东在实践过程中，不但解决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许多具体问题，而且实现了引兵井冈山，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引上了唯一正确的道路。体现了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的雄才大略。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那么，我们党还将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
2007年10月于井冈山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二版，第679页。
[2]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发言记录，1927年9月28日，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21页。
[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3页题注。
[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页。
[5]1938年3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抗大”三大队临别演讲中，谈到他对农民问题的认识过程时也说：“十五年前，恽代英主张去做农民教育工作，我没有去。”——转引自《毛泽东传》（1893-1949）上，第107页。
[6]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94页。
[7]《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第109-110页。
[8]转引自《毛泽东传》（1893－1949）上，第133页。
[9]转引自《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205页。
[10]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159页。
[11]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174页。
[1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8-29页。
[13]参见《毛泽东传》（1893-1949）上，第134-135页。
[1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205页。
[15]参见《毛泽东传》（1893-1949）上，第132页。
[16]引自《毛泽东传》（1893-1949）上，第 页。
[17]《苏先俊报告》，1927年9月17日，《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
[18]八七会议前，毛泽东曾把准备发动起义的重点入在湘南。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提出：“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为中心，……成一政治形势。”他要求从南昌起义军中抽调一个团开赴汝城作为中坚，这样至少有占领五县上的把握。这个计划，经中共中央常委通过后转发湖南省委。
[19]引自《毛泽东传》（1893-1949）上，第153页。
[20]引自《毛泽东传》（1893-1949）上，第154页。
（作者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