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必须“民族化”才管用，才有生命力，才能找到实现形式。这是一条定律。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篇”始于井冈山。“开篇”是原创性的破天荒第一次的壮举。“开篇”的核心和主旨，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走出一条有别于苏俄模式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2002年4月15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谭震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明确地把中国特色革命道路高度概括为“井冈山道路”。值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之际，本文就井冈山道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这一主题谈点看法，就教于史学界的专家、同仁。
一、井冈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篇”的发祥地
胡锦涛总书记在2007年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二次集体学习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
井冈山道路源于井冈山，发韧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湘赣边军民开创的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井冈山素以“中国革命的摇篮”著称于世，朱德称之为“天下第一山”，彭真称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
井冈山斗争的两大“亮点”之一就是井冈山道路（另一亮点为井冈山精神）。井冈山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重大创举。
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武装夺取政权。但是在同一原则上，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由于各自的国情不同，执行这个原则的具体路径是不尽相同的。也就是说，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情况找到实现的民族形式，找到“武装夺取政权”的具体路径。人们知道，由于受时代和历史条件的局限，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及其在俄国的继承者列宁，只提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以城市工人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理论和实践，而没有能够解决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何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国际共运史上，无产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经过城市工人武装起义成功夺取政权的只有两次：一次是1871年3月18日巴黎无产阶级依靠30万国民自卫军，英勇地举行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但是，这个被恩格斯称之为“国际的精神产儿”只存在72天便夭折了。巴黎公社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充分注重农民问题，没有找到一条联合农民的道路。另一成功的先例便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列宁领导的1917年十月革命，是在吸取了1905年的革命“缺乏巩固的工农联盟”的教训后，凭借20余万工人赤卫队、卫戍部队和波罗的海舰队，由工人阶级首先发动城市武装起义，推翻沙皇的反动统治，然后把革命推向农村的。所以，列宁曾说：“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就不可能有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这是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提出的著名论断。可见，农民的向背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能否胜利的根本问题。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产生了十月革命的道路，为世界无产阶级政党所认同。
但是，各国的国情是不尽相同的。中国是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在这样一个国度里进行革命，必然会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单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显然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大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曾试图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模式，在上海先后组织了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以期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但没有成功，反而被新军阀蒋介石窃据了果实。
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两种选择：一种是党中央抉择的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城市武装暴动，一种是毛泽东抉择的独辟蹊径的农村武装割据。实践证明：后一条道路是正确的。倘若中国共产党再以仅有的一点弱小武装力量去同建立了强大反革命统治的敌人硬拼，在中心城市搞武装起义之类的斗争，那就等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由此看来，中国革命究竟走什么道路，只能在实践中靠自己的独创去解决，只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严峻形势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开创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井冈山道路。这条道路的科学概括，就是毛泽东后来所表述的，“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1]P133的道路。
其实，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提出了中国革命道路的基本构想。这就是：“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在这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结合”的“三位一体”的思想已跃然纸上。这是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基本内涵的最早概括，是毛泽东领悟了马克思主义真谛、思考中国革命实际后得出的科学结论。
由此可见，中国革命道路即井冈山道路的基本内涵是：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农村根据地为根本依托。这三者是密切相联，缺一不可的。首先是武装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2]P610。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而且这种武装斗争必须是长期的，以军队为组织形式的。这一点，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后就看得很清楚、很透彻，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就说：“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基于这个认识，在井冈山时期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第一支武装力量——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这是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中流砥柱。第二是土地革命。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质是农民战争。农民是最讲实际的。农民最迫切、最关注、最核心的问题是土地问题。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发动农民最好的钥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开创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局面不久，就在1928年5月边界党的“一大”上提出了“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的重要政策，并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具体领导土地革命运动，各县相继出现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高潮。这就从根本上代表了农民的切身利益，解放了农村生产力，造成了红色区域的坚实基础。第三是根据地建设。中国革命在组织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的同时，还必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革命根据地是革命人民和红色政权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依托。正如毛泽东所言：“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成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去了依托”[2]P418。历史上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根据地的思想。因此，“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2]P635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正是这样一个“战略基地”，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革命阵地”，正是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最早的出发点，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创的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正是依靠这样一小块或若干小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波浪式向前推进，一块一块、一片一片地发展壮大为全国基本区域，最后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
中国共产党从大革命失败的血泊和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中，开始认识到中国革命的规律：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深入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把落后的农村变成强大的革命根据地，然后波浪式地向前推进，依靠广阔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去反对依靠城市进攻农村的凶恶敌人，进而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取得革命胜利。这是一条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大贡献，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篇”的里程碑。
而中国革命的这一新道路，正是从井冈山开始起步、开始创造的。毋庸置疑，井冈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篇”的发祥地。
这里，还有一点需要说及的是，井冈山道路的内涵（理论）与外延（载体）的问题。井冈山道路的内涵（理论）是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三位一体”的建构，外延（载体）是党领导创建的全国13块革命根据地（《决议》论列），而不仅仅是井冈山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是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重要起点，但不是唯一起点。应该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领导创建的13块革命根据地，都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战略基地，都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重要起点。中国革命道路之所以冠名为“井冈山道路”，主要是井冈山根据地在全国创建最早、影响最大、经验最丰富、形态最完备、领袖最权威，但不等于井冈山根据地就可以涵盖、取代其它革命根据地。因为历史的真实和当时革命的态势是“群雄并起”，而不是“一方诸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篇是“四面开花”，而不是“一枝独秀”。
二、井冈山时期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初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奠基石
中共党史上有个说法，叫“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指的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生。这个“山沟”，最早的无疑是井冈山。
马克思主义的最初成果——毛泽东思想，是在井冈山开始架构的。
井冈山斗争经验的理论概括，形成了我党最早的“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奠基石。
理论的基础是实践。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在总结人类实践活动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诞生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的毛泽东思想，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3]
《决议》所说的“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这是从时间上判断的。从空间上考察，这个时期，正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时期。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上领导井冈山军民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创造了极其丰富的革命经验，而且对井冈山斗争“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进行了理论上的创新，从而奠定了毛泽东思想的坚实基础，构建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源框架。
那么，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理论创新主要内容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大体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工农武装割据”即红色政权的思想，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三位一体的总观念，就是“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指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是在吸取中国历代农民领袖、山大王和封建军阀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总结湘赣边工农武装斗争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并予以科学概括的。为了造成“工农武装割据”和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毛泽东从理论上论证了工农武装割据和红色政权在白色政权包围下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并指出其存在和发展的影响与前途：“这种割据在湘鄂赣三省工农暴动夺取三省政权的过程中是有很大的意义的”，“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4]P50-52可见，毛泽东从“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提出，到“夺取三省政权”，到“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是一种大胆而又成熟的战略构想，也是富有远见与独创的理论概括。这种战略构想与理论概括，无疑为以后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关于人民军队的建设与游击战术思想。从三湾改编以来，毛泽东就创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和党代表制度，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规定了人民军队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首创了正规红军、地方赤卫队和暴动队三结合的人民军队体制；实行了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的建军原则和民主制度，以及正确对待俘虏的政策等等。同时，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决”，以及“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等一套游击战术原则。这些都是在井冈山斗争实践中提出来的。毛泽东在总结红军斗争的经验时特别强调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4]P64-65这个重要思想到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九大”（即古田会议）时，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从井冈山斗争到古田会议，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
（三）关于土地革命的思想和政策。毛泽东在井冈山时就提出了民主革命的内容主要是“实行土地革命”，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4]P48在湘赣边界党的一大上，又提出了“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的方针，随后掀起了湘赣边界土地革命的风暴。1928年12月，毛泽东总结一年来井冈山土地斗争的经验，亲自起草和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明确规定了根据地内土地分配的原则、标准、方法及土地税的征收等一系列具体政策。它不仅直接指导了湘赣边界的土地斗争，而且为以后中央苏区大规模的土地斗争提供了鲜活、宝贵的经验，为我党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形成作出了原创性的贡献。
（四）关于根据地建设的思想。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自始至终一直十分重视根据地的建设。一是提出了“以宁冈为大本营”的思想。大本营是根据地的核心、堡垒，大本营不建设好、巩固住，根据地就有后顾之忧。二是提出了“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的思想。这是巩固大本营的重要保证，具体举措就是“大力经营永新”。在毛泽东看来，“永新比一国还重要”，亲率部队在永新塘边、夏幽等地蹲点，调查研究，草拟分田纲领。三是关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他批评了在政权建设中“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的“独裁专断的恶习惯”的党政合一的现象，提出“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但“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4]P73四是建设井冈山（大小五井）和九陇山两个军事根据地，认为“在四周白色政权中间的红色割据，利用山险是必要的”。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对建设和巩固井冈山根据地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五）关于政策和策略的思想。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党和红军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以毛泽东为首的边界党在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中，总结和概括了一整套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归纳为：“当时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和军委（陈毅为书记）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这七条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是井冈山斗争经验的理论概括，是毛泽东在红军初创时期的独特创造，闪耀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策略思想的光辉，对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央苏区和后来的军事斗争有重要的影响。
（六）关于农村环境下党的建设的思想。在一个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在井冈山时就感叹地说道：“‘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4]P74毛泽东所说“真是难得很”一语，道出了在农村环境下党的建设的艰辛与困难。当时，尤为棘手的是，“支部会议简直就是家庭会议”，“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土客籍的矛盾和纷争很厉害，以至出现“土籍的党，客籍的枪”的格局。针对这种状况，毛泽东提出了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他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4]P77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发展。由于时局的变化，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思想在井冈山来不及充分发挥和阐述，到古田会议期间才作了系统而深刻的阐发，撰写和发表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路线。作为中共建党路线的核心思想——思想建党的原则，最早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提出的。
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理论贡献，集中体现在毛泽东的科学著作中。其主要标志就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三篇光辉著作。
此外，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还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方面的思想，可以说贯穿于井冈山斗争的全过程。一部井冈山斗争史，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历史；就是坚持群众路线、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历史；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扬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历史。
总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是极为丰富的。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井冈山斗争的丰富经验进行了科学的理论概括，探索出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这就为毛泽东思想的架构和形成投下了一块坚实、厚重的奠基石。因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最显著标志，是中国革命道路理论。而这一正确理论，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开始创立的。
三、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山祖
井冈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篇”的发祥地，而完成“开篇”的大师、旗手则是毛泽东。毛泽东是党的八七会议后第一个上山下乡的中央委员，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山祖。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毛泽东战争年代的重大贡献主要表现在：
第一，毛泽东领导首创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实践成果。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井冈山军民集体奋斗的结果。然而，建树盖世之功的当首推毛泽东。毛泽东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做出了最卓越的贡献。
一是毛泽东领导文家市退兵，点燃了井冈山斗争的“圣火”。文家市退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作重心由城市向农村转移的重要举措。毛泽东在秋收暴动严重受挫时，果断地作出了“保存实力，退兵萍乡”的决策，摒弃了攻打长沙、夺取中心城市的计划，开拓了从“引兵井冈”到“以乡村为中心”的新道路。中国的革命者在毛泽东的率领下，从文家市迈出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关键一步。
二是毛泽东领导改造袁、王部队，确定了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策。袁文才、王佐是盘踞在井冈山一带的草莽英雄，为了工农革命军能在井冈山安营扎寨、落地生根，毛泽东以他独特而高超的睿智，从大苍赠枪到进驻茨坪，从步云山练兵到大陇升编，一步步地做工作，晓以大义，悉心教化，使袁、王为之折服，“溃不成军”的秋收起义部队得以在井冈山休养生息，建立革命的大本营。
三是毛泽东领导创建了边界三县红色政权，奠定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坚实基础。革命政权是根据地赖以存在的根本。毛泽东领导井冈山军民开展游击暴动，实行分田斗争，发展群众武装，推翻反动政权，在取得军事上三大战斗胜利的基础上，建立了茶陵、遂川、宁冈三县红色政权，标志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初步形成。这是在朱毛两军井冈山会师之前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是毛泽东独自领导开辟的。
四是毛泽东创造性地解决了根据地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确保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沿着正确的航道健康发展。如在党的建设中如何实行“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在军队建设中如何确立“支部建在连上”的体制？在政权建设中如何克服“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的倾向？在经济斗争中如何解决“吃饭大难”、“食盐奇缺”的问题？在地方工作中如何摆平“土籍的党，客籍的枪”的纷争？等等。毛泽东以他超凡的智慧，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农村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科学地提出和制定了一系列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和举措，将这些十分棘手的问题圆满而又合理地解决了，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雄踞在罗霄山脉中段，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下巍然屹立。
第二，毛泽东创造了红色政权的理论，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的思想路线，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理论成果。
红色政权理论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雏形和基石。这个理论是从毛泽东科学解读井冈山的“奇事”而提出的。毛泽东说：“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件“奇事”，由此引发了他的深思。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学说，根据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科学地论证了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存在和发展的主客观条件，这就是：（1）中国地方性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反动统治的缝隙，给革命以可乘之机；（2）第一次大革命的影响为红色政权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3）全国革命形势向前发展是小块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4）相当力量的正规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赖以存在的必要条件；（5）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更是“一个要紧的条件”。毛泽东坚持认为：湘赣边界“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4]P50在这段论述中，毛泽东两次提到“取得全国政权”。可见，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胸怀全局，高瞻远瞩，他在井冈山就把目光投向了日后“取得全国政权”的宏伟座标了，而且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早成果，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独创性的理论贡献。
毛泽东继创造红色政权理论之后，又适时地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的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同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斗争中发展的。１９３０年５月，毛泽东在赣南寻乌这个中国南部偏僻的小县城，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大事情：他针对党内盛行的“左”倾教条主义，大声疾呼：“反对本本主义！”“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一喊，竟喊出了一条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路路线”！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精辟、深刻地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奠定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基础，标志着我们党在政治上已日趋成熟。虽然当时没有使用“实事求是”、“中国化”的概念，但其精神实质、思想实质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的呐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声；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的雄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见证。
第三，毛泽东领导创建了中国历史上工农民主专政的、具有国家形态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取得了中国共产党治国安邦、局部执政的丰富经验，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实践成果。
从上山到下山，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是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创新，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延续和深化。中央苏区和苏维埃中央政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实践基地。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内涵和主体构架，主要体现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建国实践和治国理念上。中国共产党治国安邦、局部执政的伟大预演，始于中央苏区，始于红都瑞金。中共“局部执政”的政治舞台，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在此之前，中共在全国各地创建了13块革命根据地，但在这些根据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都只是地方性政权，还没有上升为“国家政权”形态；中共执掌管理的还只是各块根据地的地方政事，而未上升到执管“国家政事”层面。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中共执掌的是与南京政府相对峙的、具有国家形态的中央政权，管理的是治国安邦的“国家政事”。从1937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诞生，到1934年10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中国共产党在以红都瑞金为标识的中央苏区“局部执政”近三年之久。在这三年中，中共的“局部执政”主要做了六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成功地召开了“全苏一大”，宣告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国家政权机构，实行了精干、高效的国家管理机制；二是确立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国体、政体及其政治、经济制度，保障苏维埃国家政权的运转；三是制定和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一系列苏维埃法令法规，创立了苏维埃中国独特的国家法律体系，使苏维埃中央政权在法律的轨道上开展有序活动；四是领导苏区（尤其是中央苏区）军民开展各项必要、可能的社会改革、合作社运动和经济文化建设，发展经济，关注民生，筹备战争经费，巩固红色政权；五是大力加强红军和地方武装建设，完善战争动员保障体制，领导苏区对外发展革命战争，扩大苏维埃疆域；六是领导苏区军民进行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主力红军安全撤退苏区，保留了中国革命的火种。中国共产党通过在中央苏区的局部执政，初步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积累了管理国家政权的经验，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善于治党治政治军的领导骨干和栋梁之才。
第四，毛泽东最早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率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概念。
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发生重大变化的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次会议。正如毛泽东后来在党的七大所言：“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毛泽东之所以看得这么重，之所以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可从两方面去领悟：从实践层面看，六中全会根据王稼祥传达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共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的指示，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从理论层面看，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概念，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史上的第一块里程碑。
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说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5]P658-659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民族化、中国化的科学概念，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突破，一个极为精辟的论断。毛泽东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概念的第一人。
第五，毛泽东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完成了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的铺垫工程，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任务非常复杂、繁重，新的实践召唤着新的理论创造。“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无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理论基础，但在抗日战争的环境中，许多新出现的重大实际问题，需要外延更大、层面更高的理论来解决。于是，1940年初，新民主主义理论应运而生。在此之前，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作了一个《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报告，大肆鼓吹实行“一个主义”、“一个政策”、“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国民党的“理论家”叶青、张君励等叫嚷“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历史道路”等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科学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理论问题，毛泽东在延安《解放》杂志上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这篇文章，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的新鲜经验，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解决了“什么是新民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叶青看后表示折服，叹道：“自从读了《新民主主义论》，我对于毛泽东，从此就把他当作共产党理论家看待了。”毛泽东曾对曾志说：“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为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作了最重要的理论建构”[6]，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已趋成熟。
在党的七大上，全党形成共识，确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样，中国共产党终于将建党以来历尽艰辛获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马克思主义既要民族化，又要当代化。马克思主义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实际相结合，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和活力。继毛泽东思想之后，党又把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当代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值得我们倍加珍惜。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N].人民日报，1981-6-27.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Z].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6]石仲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程[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6（2）
（作者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特聘教授，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