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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真理和道义制高点的马克思主义

演讲人:杨 耕   演讲地点:南京大学   演讲时间:二○二二年二月
  杨 耕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先后发表论文26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20部,其中多部著作以英、德、俄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先后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国家精品课程奖等重要奖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这是一个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和重大的政治意义的命题。今天,我准备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理论结构、哲学批判与资本批判、科学尺度与价值尺度这四个方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以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这一重要命题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
  理论体系往往以理论家个人的名字命名,但它并非仅仅属于理论家个人。不管理论家个人多么有才华,他都不能不食人间烟火,不能不生活在特定的时代,并围绕时代提出的问题创立某种理论。亚里士多德思想、黑格尔哲学、李嘉图经济学、圣西门学说、凯恩斯主义……不管这些理论具有什么样的“个性”,都和它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从根本上说,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要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就要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生活其中的那个时代。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马克思生活的时代,那就是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马克思)。但是,资产阶级在取得巨大的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性问题,那就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这一矛盾不仅导致经济危机、阶级对抗,而且导致人的活动、人的关系异化,即人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社会关系反过来统治人、支配人,人的生存状态因此成为一种异化的状态,国家也不过是“虚幻的共同体”。19世纪中叶的西方社会,是一个由资本关系所造成的人的活动、社会关系全面异化的社会。由此,产生了一个时代课题,这就是如何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病,资本主义向何处去;如何消除人的异化,实现人类解放。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马克思正是在解答这一时代课题的过程中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向何处去、如何实现人类解放这一时代课题的科学解答。  
  我们应当明白,马克思主义不是抽象的人道主义,关注的不是抽象的人的命运,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如果不能给工人、劳动者这些占人口绝大多数、被剥削、被压迫的人们以真实的利益和自由,人类解放就是空话,甚至沦为一种欺骗。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伦理的社会主义”,仅仅出于对工人、劳动者的同情而重建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对工人、劳动者这些受难者当然怀有真挚的同情,但他并不以此作为立论根据,正像妙手回春的圣医并不以对病人的同情代替诊断、开出药方一样。马克思不是以抽象的人道主义为基础,而是以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为基础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从而用科学的理论揭示了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真实处境和解放道路。  
  马克思不是心怀济世的救世主,而是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完美结合;马克思主义不是劝世箴言,而是科学理论和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马克思首要的和主要的工作,就是探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目标与途径;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重在解答“人类解放何以可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  
  我断然拒绝这样一种观点,即马克思主义“见物不见人”。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可以看出,马克思毕生关注的都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强调的都是消除人的生存的异化状况、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让马克思一生魂牵梦萦,从精神上和方向上决定了马克思一生的理论活动,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的批判精神,透视出一种对人类生存异化状态的深切的关注之情,领悟到一种旨在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强烈的使命意识。马克思主义就是为无产阶级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而创立的,其目的就是力图通过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对物的占有关系来消除人与人的异化关系,从而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由此,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对人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的统一。这是一种双重关怀,是全部人类思想史上对人的生存和价值的最激动人心的关怀。  
  我同样断然拒绝这样一种观点,即“马克思主义具有宗教的性质,发挥了宗教的作用”。这是一种理论无知。宗教是人的自我意识的丧失,是关于人的死的观念,是讲人生如何痛苦,死后如何升天堂的,是“出世”的幻想,马克思主义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关于人的生的智慧,是教人如何生活得有价值和有意义的,是“入世”的理论;宗教所要解决的是个人灵魂失衡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所要解决的是社会不公的问题,旨在改变现存世界,建立一个消灭阶级、消除异化的公平正义的社会,共产主义绝不是“千年王国”;宗教只要求人们“信”,而不追问也不回答“为什么可信”,马克思主义不仅让人们“信”,而且追问“为什么可信”,回答“可信”的事实依据和科学依据是什么。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同于宗教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历史规律基础上的,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这种科学性一旦转化为个人内心的价值目标、理想追求和行为准则,就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
  围绕着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展开了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即资本批判,并以这种双重批判为理论基础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哲学批判和资本批判是高度统一的。在这种双重批判中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客观认知某种规律的科学体系,而且是批判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是科学体系和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  
  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探讨始终贯穿着哲学批判。具体地说,马克思不是直接从现实出发去解答时代课题,而是通过哲学批判返归现实,从而解答时代课题的。为此,马克思进行了一系列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这一系列的哲学批判使马克思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对哲学以及其他理论形式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对时代精神有了更深刻的把握。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批判并没有停留在“纯粹哲学”的层面上,而是把哲学批判和政治批判结合起来了。哲学不等于政治,但政治需要哲学,没有经过哲学论证的政治,缺乏理念、逻辑力量和精神支柱,缺乏说服力、凝聚力和引导力,很难得到人们的认同和拥护;哲学不等于政治,但哲学也不可能脱离政治,哲学总是以自己特殊的方式蕴含着政治,并具有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效应,哲学和时代的统一性首先就是通过它的政治效应实现并体现出来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一再强调哲学批判和政治批判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马克思就明确指出:“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批判是和资本批判密切相关、高度统一的。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哲学批判,还是政治批判,应当也必须延伸到对资本的批判。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马克思)。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不仅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不仅改变了与人相关的自然界的存在属性,而且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存在形态;不仅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而且“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马克思),从而使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化。  
  这就是说,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规定、存在形式和建构原则,并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建制。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具有支配一切的权力,是最基本和最高的社会存在。一言以蔽之,资本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存在。正是在哲学批判和资本批判双重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扬弃了抽象的存在,发现了现实的社会存在,发现了人的自我异化的秘密,发现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从根本上说,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律为对象,如实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并由此透视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哲学批判和资本批判是高度统一的。
  正是依据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规律,马克思主义科学地预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并科学地制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定:一是在经济上实现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这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二是在生产关系上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马克思);三是在分配方式上实行按劳分配,实现平等;四是在政治上建立“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实现最广泛、最真实的民主;五是在人本身的发展上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这些基本规定是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因此,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为他们的后继者所发展的关于批判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高度统一的理论体系
  我在前面所讲的内容实际上隐含着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结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构成问题的是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列宁明确地把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列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列宁的这一划分是正确的,其立足点是既成的事实,而不是抽象的可能,即马克思主义应当包括什么,可能包括什么。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体系,而不是言论汇集。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的言论涉及某种理论或某一学科,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着类似的理论或某一学科,或者去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某某学。马克思是科学家,而不是神学家;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理论,而不是神学大全;马克思主义为我们解答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见解,而不是提供了全能的解释。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就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建构成包罗万象、全能解释的思想体系。  
  在我看来,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部分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结构,是由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一理论主题决定的。无产阶级需要自己的哲学,因为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是人类解放的“头脑”(马克思),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无产阶级需要自己的经济学,因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解剖需要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正是依据这两个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就这样,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解答了资本主义向何处去这一时代课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  
  无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都有各自的相对独立性,在今天的学科建制中属于不同的学科。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不仅相互依存,更相互渗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把其中任何一个部分同整体割裂开来,都会使其丧失原有的性质,并会导致对作为一个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曲解甚至“肢解”。  
  从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在批判德国古典哲学,而且是在批判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生成的;在批判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过程中生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过来又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马克思主义主要由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构成。这三大组成部分分别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然而,最终升华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是马克思对所处的时代和世界的深入考察,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关系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一种关于资本的理论,而且是对资本的理论批判,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因而具有哲学的内涵和意义,马克思主义以商品为起点范畴,以资本为核心范畴而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本质上是一种存在论或本体论意义上的批判,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资本批判中发现了现实的社会存在,透视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揭示了一个全新的话语实践”(福柯);科学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中心发展起来的,《资本论》就是“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的和基本的著作”(列宁),同时,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蕴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命题,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命题。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的意义只有在同资本批判的关联中,才能显示出来;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只有在哲学批判这一更大的概念背景中,才能得到深刻理解;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资本批判只有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一更重要的政治背景中,才能得到真正理解。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高度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独特的存在方式。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杰姆逊看来,正是这样一个理论结构提供了一个“整体社会的视界”。  
马克思主义:科学尺度和价值尺度高度统一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是以历史规律为其客观依据和理论前提的。英国哲学家波普尔看到了这一事实,认为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依据历史规律对未来所作的预言。可是,波普尔又把这一合理的事实溶解于不合理的理解之中,即认为不存在历史规律,只要“清除”历史规律,就能摧毁马克思主义。波普尔力图釜底抽薪,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可是,波普尔是在否定一个无法否定的事实,这就是,历史的确有其内在规律,不管你如何诅咒,也无法“清除”历史规律。  
  从历史上看,每一代封建君主都被反复教导如何进行统治,甚至编写了《资治通鉴》之类的书供他们阅读,以希图封建王朝万世一系。可是,历史上照样发生农民起义,照样发生改朝换代,照样发生资产阶级革命。1566年的尼德兰革命,1640年的英国革命,1775年的美国革命战争,1789年的法国革命……这一个个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的出现,体现的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规律。就资本主义社会而言,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而资本形成和增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剩余价值不断生产和实现的过程,剩余价值规律因此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正是这一基本经济规律必然导致资本主义或迟或早、或这样或那样被社会主义所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是马克思一生的两大发现,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真理。  
  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马克思主义产生于“维多利亚时代”,距今已经170多年,因而已经过时。这是一种“傲慢与偏见”。我们不能以某种学说创立时间的近和远来判断它是否是真理,是否有价值,是否有意义。新的未必就是真的,老的未必就是假的。既有最新的、时髦的谬论,也有古老的、千年的真理。真理只能发展,而不可能被推翻。阿基米德定理创立的时间尽管很久远了,但今天的造船业无论多么发达,也不能违背这一定理。如果违背了阿基米德定理,那么,造出的船无论材料多么先进,形式多么豪华,多么“人性化”,都不可能航行。如航行,必沉无疑。  
  实际上,时间只是真理与谬误的“过滤器”,而不是真理与谬误的“检验器”。一种学说是不是真理,不在于它创立的时间,而在于它是否发现、把握了研究对象的规律。任何一门科学都以发现、把握某种规律为己任,任何一种学说要成为科学,都必须发现、把握某种规律,其价值和意义取决于它提出、解答了什么样的问题及其广度和深度。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深刻把握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所以,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又超越了19世纪中叶这个特定的时代,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依然占据着真理的制高点。在当代,无论是对世界市场体系、国际政治结构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研究,还是对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研究,抑或是对个人生存方式、社会生产方式和国际交往方式的研究,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南。否则,任何理论“创新”都将成为无根的浮萍。  
  马克思主义不仅“为真理而斗争”,而且为“全世界受苦的人”的利益而斗争。《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在解答资本主义向何处去、人类解放何以可能时,不仅探讨、强调历史规律,确立了科学尺度、历史尺度,而且关注、探讨被统治阶级、被压迫民族的利益和愿望,确立了价值尺度、道德尺度,强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马克思主义不仅关注现实社会及其历史演变,而且关注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不仅考察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而且考察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生存状态;不仅提出共产主义是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积极扬弃,而且提出共产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马克思);不仅强调共产主义是“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社会形式,而且更为强调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  
  在考察东方“农民的民族”的历史命运时,马克思就提出了两个相关的观点,即“从历史观点来看”和“从人的感情上来说”。马克思指出,“从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在确立科学尺度、历史尺度时,并没有否定价值尺度、道德尺度。“从历史观点看”和“从人的感情上来说”,实际上就是历史尺度和道德尺度、科学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始终是运用科学尺度和价值尺度的辩证法来解答资本主义向何处去、人类解放何以可能这一时代课题的;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抗议”上,而是把道德尺度、价值尺度置于科学尺度、历史尺度的基础之上。正如恩格斯所说,“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代表着一切被统治阶级、被压迫民族的利益和愿望,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即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因而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良心,依然占据着道义的制高点。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虞世南)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所以,每当世界发生重大问题和重大事件时,人们都不由自主地把目光再次转向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大师德里达甚至发出这样的感叹:“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马克思,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是一个错误,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错误,一个理论的、哲学的和政治责任方面的错误。”“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未来”。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当代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和强有力的推进者。  
  讲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问题,这就是,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并非一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而且,马克思离我们的时代越远,对他的认识的分歧也就越大,就像行人远去,越远越难以辨认一样。有人据此把马克思与哈姆雷特进行类比,认为犹如一千个观众的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马克思,不存在一个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似是而非、“不靠谱”的类比。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塑造的艺术形象,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理论;艺术形象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而科学理论揭示的是客观规律,这种认识正确与否要靠实践检验,而不是依赖认识主体的解读。实际上,不管如何解读,合理的解读,包括艺术作品的解读总是有限度的,总是有客观的“底线”的。举个例子,同一首小提琴曲《流浪者之歌》,德国小提琴演奏家穆特把它诠释得悲伤、悲凉、悲戚,美国小提琴演奏家弗雷德里曼把它诠释得悲愤、悲壮、悲怆,但不管是悲伤、悲凉、悲戚,还是悲愤、悲壮、悲怆,都具有“悲”的内涵,而没有“喜”的意蕴。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分歧,是由认识者的历史环境和“理解的前结构”决定的。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理解的前结构”支配着认识者理解的维度、广度和深度,即使是最没“定见”的认识者也不可能“毫无偏见”,不可能完全恢复和再现被认识者思想的“本来面目”。但是,我们又能以当代实践和科学为基础,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的考察,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分析,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的梳理,使作为认识者的我们的视界和作为被认识者的马克思的视界融合起来,从而不断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思想的深处,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从而认识和把握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  
  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以认识和把握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前提,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坚定实践者,正在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执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