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中国共产党简史》第57页
无论是红七军团,还是后来与之合并的红十军,都是方志敏和战友们精心培育而成,都离不开他呕心沥血的付出。尽管这支北上抗日先遣队最终未能达成预期战略目标,方志敏也不幸被俘并于1935年8月英勇就义,但是他留下的狱中文稿却成为党的一笔宝贵财富,方志敏精神也传承至今并发扬光大。
“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笃诚的信仰者”。方志敏,1899年出生于江西上饶市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在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和九江南伟烈学校学习期间,他不但孜孜不倦地阅读《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进步书刊,还积极参加各种反帝反封建运动,成为南昌市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
1922年7月,方志敏退学来到上海,结识赵醒侬等革命挚友,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9月他返回江西,负责宣传党的理论、团结进步青年、开展革命活动。两年后,方志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倍感光荣和自豪,“共产党员——这是一个极尊贵的名词,我加入了共产党,做了共产党员,我是如何的引以为荣呵!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方志敏担任过中共江西省委农民协会秘书长、国民党江西省农民部部长等职,与赵醒侬、袁玉冰等战友一起领导江西农民开展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创建了江西省第一个农民协会,组织农民“把漆工镇警察所两条半枪接管过来”。1927年,方志敏当选为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委员会执行委员,与毛泽东、彭湃等13人共同领导全国农民协会。
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恶劣形势,方志敏没有灰心失望,更没有消极逃避,他说,“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笃诚的信仰者,大革命虽遭受失败,但我毫无悲观失望的情绪”。他潜回家乡弋阳县,决心“重起炉灶,再来干吧”,高举党的旗帜,发动农民闹革命。随后,他成功领导弋横暴动、创建工农红军,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了信江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当时全国六大革命根据地之一,被毛泽东誉为“方志敏式”根据地。方志敏也于1931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中央执行委员,并与毛泽东、朱德等8名同志并列获授中华苏维埃最高荣誉奖章——红旗勋章。
“我们一切都该听中央指挥。”方志敏先后担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十军政治委员、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等重要职务。作为根据地的军政主要领导,方志敏不仅以身作则、节衣缩食,“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始终保持“矜持不苟,舍己为公”的美德,而且带动了赣东北苏区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艰苦奋斗、无私奉献。
1933年1月,拥有4000多名战士的红十军改编为红十一军,奉令南渡信江、整建制地划归中央指挥。由于红十军战士多来自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他们故土难离,思想有疙瘩、情绪波动大。方志敏亲自兼任政治委员,深入战士中开展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强调“我们一切都该听中央指挥,尤其是军事,更要集中与统一”,要求全体指战员坚决服从中央命令。送走红十一军之后,方志敏领导苏区干部群众,克服重重困难,通过扩编现有的赤色警卫师等手段又组建了一支新的红十军,以保卫闽浙赣革命根据地。
红十一军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之后,服从中央指挥、奋勇作战杀敌,为中央苏区打赢第四次反“围剿”立下了汗马功劳。1933年,红十一军扩充为第七军团,1934年改编成北上抗日先遣队,11月行军至闽浙赣苏区,与新的红十军合并,组成红十军团,继续挥师北上。临行前,方志敏重病在身、行动困难,但身为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他却坚定表示,“我下了决心去完成党所给我的任务。党要我做什么事,虽死不辞”。红十军团孤军深入浙江、安徽等国民党统治腹心地区,宣传抗日、发动群众,调动、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浴血奋战两个月之后,终因寡不敌众、缺乏后援,兵败怀玉山区。1935年1月29日,方志敏不幸被俘。
“我们为革命而生,更愿为革命而死!”方志敏被俘以后,国民党妄想“示众”庆贺,将他押上铁甲车和高台,不料方志敏昂首挺立、毫无惧色、正气凛然,反倒让国民党当局十分紧张,生怕他被群众营救抢走。自1935年1月30日至方志敏牺牲之日,国民党地方当局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对他威逼利诱、妄图劝降,都未能使他有丝毫动心和妥协。
方志敏在狱中坚贞不屈,他以笔为枪、直抒胸臆:“我们是共产党员,当然都抱着积极奋斗的人生观……我们为革命而生,更愿为革命而死!”当他得知自己不会被立即枪毙之后,没有消极等待死亡,而是在牢笼之中克服重重困难,用不到7个月的时间撰写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可爱的中国》等约14万字的狱中文稿,既系统总结分析了自身革命经历,为党的革命事业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经验教训,也充分抒发了他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之情,展示了他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仰和坚贞不屈的革命意志。
狱中文稿经由多个渠道,几经辗转终于送达党的手中,成为党的宝贵财富,直到今天仍然被无数的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传诵学习。毛泽东说,方志敏在狱中的遗作,“是一个共产党员革命意志、情操和高尚人格的写照,是不朽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