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伟
在中央苏区时期，苏维埃政府被看作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廉洁的政府”。在该时期，某些党员干部和工作人员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现象也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是，中国共产党在苏区领导开展了中共党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腐倡廉运动，严格实行了一整套富有权威、行之有效的反腐败监督机制，使得苏维埃党政机关内的贪污腐败行为得到及时的遏制和惩处。作为中央苏区时期最有效、成果最显著的措施之一，舆论监督在我党的廉政建设史上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以往学者多从党政监督、法制监督、群众监督、审计监督等方面进行考察，而对舆论监督的介绍却不够系统，未充分注意到这个特殊工具的效用，本文将从该角度进行细致的考察。
在中华苏维埃时期，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新闻舆论工具在廉政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红军部队，都办了报纸和刊物，在这数十种报刊中，最具代表性、发行量最多、影响最深远的是《红色中华》。
一
《红色中华》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社址设在瑞金叶坪，由红色中华报社编辑出版，报头上印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字样。后来，迁入瑞金的中共临时中央决定，从1933年2月7日出版的第50期起，将该报改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共青团苏区中央局的联合机关报。至1933年6月17日的第86期，又改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1934年 2 月16日（第150期）《红色中华》改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
1934年10月，红色中华报社的大部分人员随主力红军长征之时，该报在瑞金已经出刊了240期，史称“瑞金版”。此后，留下来的少数人员在根据地坚持出版工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在瞿秋白等人的领导下，继续不定期出版《红色中华》。不久，该报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办事处机关报”，一直发行到1935年1月21日第264期，因局势恶化，中央分局正式决定突围转移，而被迫停刊，史称“赣南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于1935年11月25日在瓦窑堡复刊。由于当时中央不知道瞿秋白等在苏区的办报情况，因此，复刊号为第241期，连接长征前的期码。1937年1月25日，发行至第324期时停刊，史称“陕北版”。1937年1月29日，基于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国共联合抗日的需要，中央决定把《红色中华》报停刊而改出《新中华报》。至此，《红色中华》报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红色中华》创刊时为周刊，从第50期起改为3日刊，第148期后又改为每周3期。该报初为铅印四开版，每期一般出4版到8版，最少时2版，最多时加印到10版。到陕北后，因物质贫困，重新出版后改为油印四开版。发行对象主要是中央苏区军民，发行方法主要靠各级苏维埃政府机关，也有零售发行。
初创时刊头字为周以粟所写，从1934年8月1日出版的第221期起，报头改用黄亚光写的横排美术字，基本文字由老五号宋体字改用新五号宋体字，扩大了版面容量。它是我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份刊期较长的中央级铅印报纸。开始由中央执行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周以栗担任主编，后由王观澜、李一氓、沙可夫、谢然之、瞿秋白、任质斌、徐名正相继接任。[1] 该报成立时设有编委会，编委会有编辑部、通讯部和发行科，1932年2月还成立材料部（资料室）。
二
《红色中华》作为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机关报，是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主要舆论宣传工具，是当时苏区媒体的核心，她主动介入廉政建设，积极参与，为反腐败斗争的胜利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发刊词中就明确表明办报宗旨：“第一要组织苏区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政权。这不但要引导工农群众对于自己的政权，尽了批评、监督、拥护的责任，还要能热烈的参加苏维埃政权的工作……第二要指导各级苏维埃的实际工作，纠正各级苏维埃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须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检阅工作的成功与缺点，找出正确的方法。”[2] 可以说，该报在宣传苏区党的思想、政策、路线，营造党内廉洁的执政环境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她作为近代中国最廉洁政府反腐败斗争的一把亮剑，在充分发挥自身功效的过程中，体现了以下鲜明的特点：
第一，内容丰富、语言通俗
《红色中华》作为中国红色政权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报纸，在编辑出版上力求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它主要分社论、要闻、专电、小时评、红色区域建设、中央苏区消息、党的生活、赤色战士通讯、工农通讯、红色小词典、红角、工农民主法庭、突击队等栏目，还办有《赤焰》文艺副刊。遇有重要的革命纪念日或重大的政治斗争事件，还出版“纪念专号”或“特刊”、“号外”。[3]P115
该报中的文章通俗简短，社论一般只有几百字，语言平实，实现了报道语言的通俗化，使用群众的语言，贴近百姓文化水平、贴近民心。很多报道甚至还运用了苏区人民所熟知的方言、口语来描述，语言朴实易懂，使公众产生亲切感、认同感。因而，既具有强烈的革命性、思想性，又为群众所喜闻乐见。
第二，发行量最多、影响力最大
《红色中华》发行量初期仅数千份，后最多时增至四万份，超过了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每期发行三万五千份的《大公报》。毛泽东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苏区群众文化运动的迅速发展，我们看报纸的发行也可以知道。中央苏区现在已有大小报纸三十四种，其中如《红色中华》从三千份增至四万份，《青年实话》发行二万八千份，《斗争》二万七千一百份，《红星》一万七千三百份，证明群众的文化水平是迅速的提高了。”[4]P330
红色中华报社十分重视组织工农通讯网。它拥有数百名工农通讯员，并经常对他们进行培训和业务指导。根据党的中心任务，由报社通讯部拟定各个时期的报道计划，供通讯员撰稿时参考，从而调动和发挥了通讯员的积极性。正是宏大的通讯网和发行网的建立，使《红色中华》能够及时反映整个苏区群众的革命斗争情况，使报纸散发到苏区每个角落，而群众争先恐后地阅读，获得广大群众拥护。这样，就促使它成为中央苏区最具代表性、影响力最大的一份党报。
第三，鼓励与批评相结合
《红色中华》开辟了“红板”、“黑板”专栏。“红板”专栏展开正面宣传，专门刊登苏维埃工作人员廉洁奉公、积极工作的先进事迹；“黑板”专栏，专门批评那些消极怠工、立场不坚定的工作人员。鼓励与批评相结合的方式，并不只偏重一面，达到了真实反映情况，以及惩恶扬善的效果。
该报不仅要无情揭发苏区存在的贪污腐败现象，还运用了表扬的方式，从正面大量宣传先进典型、先进模范，通过介绍他们具体的生动事迹，树立学习榜样，从而使舆论监督的作用更全面地发挥出来。如兴国模范县、乡苏工作模范长冈乡和才溪乡的先进事迹在该报上广为传播。这样，使得新闻宣传与实际相结合，大大增添了该报的生气，提高了战斗性，加强了鼓动性。
第四，党和政府的支持与保护
《红色中华》作为苏维埃政府的重要喉舌，除大量刊登短小精干的新闻报道外，还对中央政府的重要文告和负责同志的重要讲话、文章都予以登载，使党的方针政策、法令法律及一切决议等，能够及时贯彻到苏区人民群众中去。另外，中共中央、中央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政府领导人如毛泽东、博古、周恩来、张闻天、任弼时、项英等也都给该报撰写过社论，李富春、谢觉哉、蔡畅、陆定一、邓颖超等也经常撰稿。因此，在这些领导的号召和鼓励下，通过该报，体现了很强的政策指导性，并代表中央表达了对反腐倡廉的决心。
在该报上，政府积极号召群众去克服政府中的不廉洁行为，如中央政府副主席兼工农检察部部长项英发表《反对浪费严惩贪污》一文指出：“贪污是苏维埃政权下，决不准许有的事，如若发生呢，即是苏维埃政府的羞耻。我们号召工农群众起来，帮助政府，来反对各级政府浪费政府的钱，驱逐各级政府中的贪污分子出苏维埃，对于一切浪费经济，特别是贪污分子，都要给予严重的惩办。”[5] 该文吹响了反贪号角，全面拉开了反腐败斗争帷幕。
第五，群众的积极参与
《红色中华》坚持走群众路线，实行依靠群众办报的方针，如在发刊词的最后指出：“要求阅读本报的同志们，将你对于苏维埃的意见与工作经验多多写来在本报发表，使本报成为苏维埃运动的指针，大家努力罢！”[2] 该报作为群众性舆论监督阵地，大量刊登工农通信员、突击队员和普通群众的来信来稿，大量刊登猛烈抨击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的文章，揭露批判了党政干部中的腐败行为和不良风气。对于人民群众揭露出来的问题，迫于该报的威力，不少被点过名的人公开在报刊上作检讨，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予以改正；有关部门也会毫不留情地予以坚决查处，从而对腐败分子产生了强烈的震慑和遏制作用。
从1932年3月9日第13期开辟的“突击队”专栏，主要刊登对各级党政机关及工作人员中的官僚主义、贪污浪费等消极腐败现象的揭露批评文章和改进机关作风的建设，后来这个栏目该称“铁棍”、“铁锤”、“无产阶级铁锤”，又刊登了不少文字犀利的批判性稿件。据统计，从1932年1月13日的第5期到1933年12月23日的137期，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刊登群众批评性的文章150余篇。
第六，公开署名
《红色中华》对苏区干部中存在的不良作风进行了毫不掩饰的批评和揭露。如第134期曾揭露批评了瑞金县苏维埃的一个干部“专吃一家菜馆”的行为，事情揭露后，这个干部受到了撤职处分。第136期揭露门岭县洞头区军事部长将没收土豪的款子“打了埋伏200多元”。第146期揭露会昌县高排区特派员钟阶廷“把没收地主的金耳环1对，竟敢和区苏主席分赃(各人1只)”。
类似这样的批评，几乎每期都有。被批评的单位都写出名称，被批评的个人都指名道姓，批评者也都刊登姓名，不加隐讳，不怕报复，充分体现了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指名道姓地进行批评与更正，反映了党和政府良好的工作作风，从而使腐败行为暴露在阳光底下，难有藏身之处。这类公开报道对当时党和政府工作中的腐败、渎职的行为，起到很好的遏制作用。
第七，及时公布处理结果
《红色中华》对曾经揭露过的一些坏现象，以及大家关心的重要案件的审理情况都进行了跟踪，特别是及时反映党和政府对这些问题的纠正，使之能落到实处。比如“反贪污浪费”专栏，专门披露那些贪污浪费案件，报道对有些人员的处理结果。“工农民主法庭”栏目，刊登临时最高法庭的训令和省、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对重要罪犯的判决书。及时公布与报道中央与地方的反贪反腐斗争情况，一些大案要案的处理结果也都公开见报，起到了很好的舆论导向作用，伸张了正气，抑制了邪气，使根据地政权中的腐败现象能及时得到发现和查清。
如1934年2月13日，苏维埃最高法庭根据苏维埃法律，在中央政府大礼堂举行了审判大会，对中央总务厅“全苏大会工程处”主任左祥云贪污案进行了公开审判。该报就报道了审判的经过情况。[6] 1934年3月25日，苏维埃最高法庭还对于都县苏主席熊仙璧、县苏军事部部长刘仕祥等贪污案进行了审判。对于“于都事件”的查处，在中央苏区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该报分别于1934年3月8日、10日、13日连续作了系列跟踪报道，以大量的篇幅，揭露了“于都事件”的有关材料，为苏区广泛开展反腐倡廉教育提供了鲜活、深刻的材料。据统计，经《红色中华》揭露并受到查处的各类贪污浪费案件，就有数百起之多。
三
1934年9月11日，苏维埃中央审计委员会在审计中央各部5月至8月的经费开支后，发布过一份审计报告，其中这样写到：“我们可以夸耀着：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7] 这个历史结论，完全符合中央苏区的实际情况。通过对当时舆论监督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舆论监督是中央苏区红色政权反腐败监督机制中的重要方面。通过舆论工具，置贪污腐败现象于公众之下，是党和苏维埃政府惩治腐败的一项重要措施。搞好廉政建设是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重要工作内容，《红色中华》与许多报刊一起积极配合这一形势，直接参与到这一工作中来，充分发挥新闻舆论工具在反腐败中的重要作用，成为反腐倡廉的重要阵地，担负着监督苏维埃政府的职能，对党政干部中腐败行为和不良风气进行了毫不掩饰的揭露和批判，为廉政建设提供重要的线索，在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二，舆论监督的实质是人民群众的监督，即民众通过传媒对党和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报刊应当揭露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切弊端，从而呼吁劳动者的舆论来根治这些弊端。”[8] P136舆论监督在帮助苏区干部改进工作作风，密切干群关系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中央苏区，凡经发现的贪污腐败分子，群众会通过舆论武器，使之像“过街老鼠”一样，没有藏身之地。邓小平也指出：领导干部“看到报纸批评了的做法，就秘密地改，这就是报纸的作用”[9] P147。我们要不断完善监督网络，要让群众、媒体、舆论监督有个顺畅便捷的表达渠道。能否发挥好群众和舆论监督的作用，直接关系到反腐败和反官僚斗争的成败。
第三，中央苏区时期反腐败斗争深入持久、卓有成效，除了制度建设外，也是多种监督措施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能说完全由舆论监督的效果所致，但它所特有的营造气氛并进而产生推动与激励的作用，是其他途径难以替代的。而舆论也只有与其他诸多方式综合起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全方位进行监督，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着力构筑源头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坚固防线，发挥好惩防结合、综合治理的整体效能，腐败现象才能得到有效遏制，使官员从不敢腐败到不能腐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加大舆论的宣传示范教育与威慑作用，以达到最好的预防效果。
第四，舆论监督之所以在反腐败斗争中取得如此大的成绩，在于多方的合力在共同起作用。在《红色中华》中，不仅每个普通民众能揭发、批评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一般干部也可以批评揭露自己领导的缺点错误，这在历史上十分罕见。加强舆论监督，置贪污浪费等腐败现象于公众之下，遏制不廉洁行为，是党和苏维埃政府惩治腐败、提倡廉洁政治的一项重要措施。可见，反腐败斗争实效的真正取得，既要有政府领导的支持与鼓励，也要有下层群众的响应与参与。自上而下的党政监察与自下而上的舆论监督密切配合，实现专业反腐败与民间反腐败力量的对接，最终实现全民反腐，才能共同构筑起一道坚强有力的监督网络。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反腐倡廉的形势和任务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其艰巨性和复杂性远非中央苏区时期所能比，进行舆论监督的方式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如网络反腐开始成为人民群众反腐败的重要监督通道。然而，中央苏区时期在依靠大众传媒监督进行反腐败斗争中所进行的许多有益探索，及所体现出来的一些鲜明的特点、精神和原则，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为当下中国政府的反腐倡廉工作，无疑提供了不少现实借鉴和启迪意义。由于经济的迅猛发展，媒体在当前反腐败斗争中将越来越起到重要的作用。舆论监督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有力保证，是激发广大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共同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不断前进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1 任质斌.《红色中华》报始末[J].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小组.新文化史料,1986(3).
2 发刊词[N].红色中华(第1期),1931-12-11.
3 严帆.中央苏区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4 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Z].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5 反对浪费严惩贪污[N].红色中华(第12期),1932-03-02.
6 加紧展开反贪污浪费的斗争——在苏维埃的法律下判决了反动贪污巨案[N].红色中华(第151期),1934-02-18.
7 关于四个月节省运动总结[N].红色中华(第232期),1934-09-11.
8 列宁.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9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作者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史教研中心博士，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