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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的历史启示

李 蓉

  中央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上的一个硕果,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主要依托。1929年初至1931年秋,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从井冈山率部转战赣南、闽西,在当地党组织的密切配合下,采取了一系列符合实际的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红军,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央革命根据地得以创建的基础是怎样奠定的?有什么经验值得今天借鉴和思考?研究这段历史可以给我们以很多启示。 

  一、取信于民、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得以建立的根本前提

  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初下井冈山到赣南时,天寒地冻,困难重重,人民群众对红军又不了解。1929年2月10日,在瑞金附近大柏地打了大胜仗的红军,因为当地群众几乎都跑光了,指战员吃饭成了问题。如何在新的环境里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成了红军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

  1929年1月,红军第四军自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发出布告,宣布“共党主张,极为公正”,红军将“平买平卖”,禁止乱烧乱杀,“苛税苛捐,扫除干净”。[1]P52为了解决吃饭问题,红军采取灵活的办法,动用了群众家里的粮、油、菜,同时留下借条,出布告,说明日后偿还。事隔50多天,红军第二次路过大柏地时,红军按借条向老百姓赔还现洋。军需处干部挑着现大洋办完了这件事,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影响。说话算数讲诚信,不开空头支票,成为人民群众了解和信任红军的第一步。

  保护人民的切身利益,成为人民群众了解和信任红军的重要方面。1929年3月24日,红军打下闽西重镇长汀城,发布了红四军《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说明红军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欢迎知识分子参加工农革命,发挥才干。应该说,红军注意保护人民的利益,提供商人自由贸易的空间,发挥知识分子的才干,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认可,对发展革命力量,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及以后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产生了重要作用。

  红军打下漳州时,实行正确的城市政策,注意讲究信用。当时,红军向商店派款,有一家华侨陈嘉庚开的商店不交。于是,红军派人进商店,取走了相当于所派款项的罐头、胶鞋等给部队吃用,仍令其继续营业。聂荣臻回忆说,全国解放后见到陈嘉庚,他说起这件事,还是比较满意的,认为红军当年在漳州是讲“信用”的。[2]P147红军以严明的军纪和诚信,赢得了民心。

  二、制定代表人民利益的土地政策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得以建立的重要条件

  老百姓判断共产党和红军的好坏,不仅通过宣言还要通过行动。共产党和红军提出和实行的方针政策都是围绕和考虑人民的利益。特别是土地制度的改革,是满足广大农民特别是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迫切要求的,因而是得到他们热烈拥护的重要政策。中国的民众中,农民占了大多数。毛泽东非常关心和重视农民。他指出:“六次大会指出了忽视农民革命的错误。中央此信有‘发展农村中广大的普遍的斗争’之言,这种意见才是对的。”[1]P55为了人民的利益,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在土地革命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

  中国农民遭受封建地主的剥削、压迫,其根源就是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闽西的龙岩、永定、上杭、连城、长汀、武平六县,田地85%为地主富农所有,农民只占15%。特别是贫苦农民遭受着地租、高利贷和其他各种剥削,终年劳作不得温饱,对土地的要求十分迫切。毛泽东、朱德率红军下井冈山后,根据中共六大决议和实际情况,将原在井冈山制定的土地法加以改动,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动。1929年7月下旬,毛泽东在闽西上杭蛟洋指导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又提出对大小地区加以区别对待,对地主也“酌量分与土地”;对富农土地只没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不过分打击”;对中农“不要予以任何的损失”;“对大小商店采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在土地分配上,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在这个政策下,闽西600多个乡约80万贫苦农民兴高采烈地分到了土地。

  1930年6月召开的南阳会议,对土地分配又增加了“抽肥补瘦”,使土地分配制度更加合理。1931年2月,又纠正了井冈山《土地法》中关于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的规定。在同年10月于峡江召开的总前委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了要彻底平均分配土地。他强调指出,只有如此,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彻底推翻封建剥削。以后的实践证明,这一套比较完备而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土地制度改革办法,指导了农村根据地的土地改革实践,也为根据地的巩固,提高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好政策可以收到好效果。共产党的政策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党的组织也进一步发展。毛泽东曾满怀深情地指出:“闽西赣南的民众都非常之好,在长汀县城及新桥、河田等地工作时,夺取土劣谷子的群众,一聚就有几千。在汀州组织了二十个秘密农协,五个秘密工会,总工会也成立了。党的组织比前发展二倍。”“瑞金民众如火如荼地起来,欢迎我们,和地主斗争非常勇敢。”[1]P59所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而人民群众是否拥护支持党和军队,要看共产党和红军是否代表他们的利益。

  三、小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得以建立的重要依托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及东固革命根据地、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础。红四军下井冈山后,在困难的情况下来到东固。这里是一小块很具特色的、将公开的武装斗争和秘密割据相结合的革命根据地。这里没有公开的革命政权,农民协会实际上管理着一切行政事务。这里的反动势力已被驱逐,但党和群众的组织完全秘密活动。因此,敌人来了找不到目标,红军却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休整。所以,东固是红军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的重要出发点,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出发点。

  同时,张鼎丞、邓子恢在闽西领导的革命斗争,建立的工农武装,开辟的小块游击根据地,也成为红四军的重要落脚点,并成为闽西革命根据地乃至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的重要条件。以后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就是以赣南闽西等的小块革命根据地为基础,在原有较好的群众基础之上,进一步扩展而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正是看到了革命力量发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3]P99

  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过程。党的任务就是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革命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夺取革命胜利。为了实现这个任务,必须坚持三项基本方针:一是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二是彻底消灭民团土匪,发展工农武装,有序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三是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政权,肃清反革命。毛泽东在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过程中提出的符合中国特点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既有发展目标,又有正确的发展思路,基本上形成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民主革命道路。

  四、工农民主政权的存在和发展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得以建立的政治基础

  工农民主政权是代表工农群众意志和愿望的政治权力机构。也是和帝国主义、封建统治性质完全不同的新型的政权模式。1929年3月20日,红四军前委决定在赣南闽西地区发动群众,建立公开的苏维埃政权。3月下旬,闽西第一个红色政权———长汀县革命委员会成立。5月25日,闽西第二个县级革命政权、由张鼎丞任主席的永定革命委员会成立。6月3日,成立由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任主席的龙岩县革命委员会。1930年3月18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召开,标志着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同月,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也在赣西苏维埃政府的基础上宣告成立。1931年11月,在红色政权广泛发展的基础上,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式成立,范围涉及28个县境, 21座县城,总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到250多万。

  这些工农民主政权成立的过程,也是一个动员组织群众的过程。正如毛泽东指出:“政权机关开始是临时革命委员会,由政治部任命的,及至工会、农会各组织了几个之后,即召集代表会议选举正式革命委员会。临时与正式的革委都发布政纲。”[1]P58-59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工农的政府再由临时的发展到正式的。长汀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召开了各界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9名民众代表,红军参加3人,革命委员会下分军事、宣传、财政等部。[4]P62“有很多工人、贫农以至妇女参加苏维埃代表会与委员会。”新的工农政权产生后,发动群众,做了大量工作。军事上,招募和组织赤卫队,成立了60余人的地方武装赤卫队;宣传上,出布告禁止造谣;财政上,配合红军没收十余家反动派财产,并向商人筹借军饷、赶制军衣等等。在工农政府领导下,经常有群众会议与代表会议,农民许多事都是靠着开群众大会解决。如分田地,便是由群众大会自己讨论,自己定出分配的标准和确实需要照顾的对象,即使有什么争端,仍是开群众大会解决。

  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后,党领导农民实行土改,烧毁田契、账簿、契约,从而使贫苦农民翻了身“从前闽西农民在地主官府下面,要交租,又要完粮,又要上捐,又要派款,他们那时候简直没有法子生活下去。有些农民一年都没有米饭进口,并且连红薯亦没有吃,他们只有吃红薯渣。”“而在苏维埃政府之下,无田地或少田地的农民都分得了田地,成年吃薯渣的贫农都改吃白米”。由于工农民主政府给贫苦农民带来了看得见的实惠,所以得到拥护。广大贫苦农民明白“只有拼命扩大斗争才是一条生路”,因此坚决团结在政府周围,自觉行动起来配合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

  工农民主政权也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在刚成立苏维埃的地方,民主政治还不够发展,每开会多是几个领袖发言,农民只是在台下点头或鼓噪,表示赞成与否,而且多半是赞成领袖提出的意见,妇女发言多半不受人重视。但苏维埃成立稍

  久的地方,民主政治就要进步得多。“农民渐次能发表意见,他们已经实行撤回不称职的上级苏维埃代表,妇女在苏维埃中间的地位亦日益抬高。”[5]随着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完善,各种群众团体如农会等也陆续建立,更多的群众被有效地组织起来。所有这些,都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有利的政治基础。

  五、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得以建立的军事保障

  中国的革命,是以武装斗争为主要特点。红军是党领导下的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在中国,没有革命武装,就没有革命力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国情所决定的。为了保存和发展红军和游击队,必须根据敌情的变化,制定和实行正确的战略、战术。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尔后决定向闽西进军,“向闽粤交界处游击”。[6]2月25日红四军挺进闽西,正式展开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3月14日,红军激战3小时,歼灭土著军阀郭凤鸣,胜利进驻汀州城。尔后,红军在地形有利、党和群众斗争基础较好、敌人力量比较空虚的赣南闽西20余县,建立发展新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创造闽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

  红军实行机动灵活、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游击战术。“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成为红军克敌制胜的工作方法和作战方法。利用国民党军阀混战、赣南一带空虚的有利时机,红军主力于1929年3月底回师赣南。4月初讨论部署了“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行动。4月蒋桂战争爆发,红军利用江西国民党军队无暇顾及的有利时机,实行了近距离的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发展地方武装,建立红色政权,举行了历时45天的“四月分兵”。5月中旬,蒋桂战争结束,赣南的国民党驻军回防,对红军压力加重,而闽西军阀陈国辉主力因粤桂战争爆发赴广东,兵力空虚。红军又避实就虚,集中行动,第二次入闽。所以,毛泽东总结说:“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1]P56毛泽东反对一味的分兵,认为红色政权的建立,湘赣边界政权、闽西政权,“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3]P103

  红军灵活机动地使用兵力,从实际情况出发,不断改变进军方向,而不是机械地执行上级命令。面对中央要求攻打南昌、九江的命令,毛泽东等拟定了一个“推进计划表”,以后又向中央作了“不能攻南昌”的报告。尔后,根据红军二打长沙不克的情况,毛泽东极力主张撤围长沙,并于1930年10月率部攻打赣西重镇吉安,并接连解放了泰和、安福、吉水、峡江、新干、清江等地,使赣江两岸几十个县的红色政权连成一片,红一方面军扩大到4万人。毛泽东指出:“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红军正是用这种战术,在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和敌人周旋,并集中力量歼灭敌人。”[1]P56

  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红军按照中共六大决议要求,在长汀进行了整编,将原有的红四军工农运动委员会改为政治部,由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每个纵队设立政治部,由党代表兼主任。支队、大队两级设党代表。但是,在红四军内是否要设立军委,也就是军队是否要党领导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经过半年多的争论,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在周恩来、毛泽东以及陈毅的努力下,坚持党对军队领导的意见占了上风。1929年12月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了党和军队的关系要遵循“党指挥枪”的原则,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这就为红军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为着人民利益而奋斗的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担负着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红军和人民是鱼水般的关系。毛泽东曾向中央报告,红军到瑞金后,“规定四天工作计划,把部队分散到县城、壬田市、西江、九堡四地工作,每地再分小支,指挥机关在县城”。[1]P59同时,群众也要支持军队工作。毛泽东提出,“应该在闽西工农群众中发起募捐(衣被、现款、粮食),以密切联系工农群众与红军。”[1]P113红军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八项注意),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同时要实行瓦解敌军和优待俘虏的政策。这些都是红军和国民党军根本不同之处。古田会议决议成为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一个光辉的里程碑。

  红军这支革命的武装力量的存在和发展,打破了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队的“会剿”,保卫了红色政权和人民力量,成为党和人民的有力支柱。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1930年6月,由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整编而成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一军团,下辖红三、红四、红十二军, 1万多人,内有共产党员4000名,枪支7000支。8月文家市战斗后,红一、三军团会合,组成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的红一方面军,共计3万人。10月攻下吉安后,红军进一步发展到4万人,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工农武装力量。这就为1930年12月至1931年1月、4月、7月分别开展的三次大规模的反“围剿”战争打下了基础,也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军事基础。

  六、实施党的正确领导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得以建立的政治保证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处于革命低潮,党的力量受到很大破坏和削弱,党的组织也存在许多的问题。毛泽东对这些情况非常忧虑。他指出:“闽西赣南我们所经过的地方党部,战斗的精神非常之弱,许多斗争的机会轻易放过去了。群众是广大而且革命的,党却袖手不去领导。由闽西赣南的例子使我们想到别的地方或者也有这种现象,所以我们要反对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恶劣倾向,但取消主义和不动主义的倾向又要极力防止。”毛泽东强调指出:“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建立,大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正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最大任务,但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成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1]P54-55所以,红军虽然处于农村环境和频繁的战斗之中,仍然要保持党的坚强领导,才能夺取革命的胜利。

  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体现了、包括了对全党的要求,各级党组织都必须遵照执行。毛泽东认为, 1928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十分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党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武装暴动。但革命发展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精神。”[1]P541929年2月17日,红四军主力抵达东固同江西红军会合后,毛泽东向当地党组织和军队负责人讲解了中共六大的决议案,以六大通过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指导工作。当时,部队的整编依据是六大决议,调整和制定土地改革政策依据的也是六大决议。

  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而不是一句空话。但当时红四军中有人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家长制”,实际上反映了想要摆脱党对军队领导的单纯军事观点。1929年9月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突出地表现出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会上处于无组织状态,争论半天还得不到一个结论。为此,毛泽东为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起草决议,强调了党对红军的领导,并系统地阐述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问题,提出党内生活要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克服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古田会议决议立足于解决党和红军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力地批判了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得到了古田会议上120多名与会代表的一致认可。古田会议决议对党和红军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产生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时的共产国际称毛泽东为红军的政治领袖,决不是偶然的。共产国际称赞毛泽东“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7]P205实际上反映了共产国际对作为其支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毛泽东政治地位和影响的承认和赞赏。

  七、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统一党和红军思想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得以建立的思想基础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通过调查研究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是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大事。毛泽东在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对党形成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并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提出“反对本本主义”的重要观点。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思想路线的形成,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以后党的各项工作都具有思想方法论的指导。这份1930年5月撰写的农村调研报告,保存在龙岩地委,后来被中国革命博物馆发现,认为非常珍贵,便送给毛泽东。这样, 1961年3月作为中央文件,以《反对本本主义》为名印发各地。

  客观世界十分复杂,党内对同一事物产生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现象,因为认识不同而产生分歧和争论,也是正常现象。毛泽东指出:“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1]P64关键是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通过党内的讨论甚至争论,形成对形势的正确认识和判断,从而统一认识,增强团结,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正确的、符合客观规律的政策,指导革命斗争取得胜利。党的团结统一是非常重要的。从大的总的政治方面说,是在党的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基础上实现团结和统一;从具体的、方法论的方面来说,则是坚持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主观和客观相统一,反对主观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求真务实,使全党为着共同的目标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坚定革命信念,发扬英勇顽强的奋斗精神,也是保证党和红军战斗力的重要方面。在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下井冈山后,中共中央发出“二月来信”,要求红军将队伍分散隐蔽,朱毛离开队伍。这种悲观主义的建议,被毛泽东断然拒绝。毛泽东提出,“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方能应付敌人。”此次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因为红军部队是集中的,领导机关和负责人的态度是坚决奋斗的,“所以不但敌人无奈我何,而且敌人的损失大于他们的胜利,我们的胜利则大于我们的损失。”[1]P56毛泽东认为,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和态度对于克服困难十分重要。“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口号积极精神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精神之下才能有可能。”[1]P54要对革命前途有坚定信念,就要通过学习和教育,提高党员和红军指战员的政治素质。

  对于党内的错误思想,必须深刻认识其表现和危害,坚决予以克服和纠正。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从历史的角度和环境方面考察了红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他列举了“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地方武装问题”、“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对时局的估量”、“湘南之失败”、“科学化、规律化问题”、“四军军事技术问题”、“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其他腐败思想”,共14个要点。他提出,必须克服红军中存在的旧式军队的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才能在红军中建立起党的领导权。而历史证明,“非依赖党的领导就会有塌台的可能”。因此,必须从政治上保证党的代表大会的路线和指示能够落实,在组织方面要克服小团体主义,允许在民主的气氛中讨论问题,做出规定。小团体主义不消灭,不能“完全由集体的党领导,则红军只是一个好听的名称罢了!”毛泽东认为,“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奋斗,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这是同志们今后奋斗的目标。”从这封信阐述的观点,可以看到古田会议决议的雏形。

  在古田会议期间,毛泽东经过周密的调查和认真的准备,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和红四军的实际情况,起草了“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党的组织”、“党内教育”、“红军宣传工作”等8个决议草案,毛泽东突出地强调要加强党和红军的建设,纠正党内各种错误思想,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这样统一了党和红军的思想,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正确的思想基础。

  综上所述,毛泽东、朱德等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指战员能够在赣南闽西站稳脚跟,并建立起中央革命根据地,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不应忘记和忽视的一段。我们回顾历史,就是要从历史中吸取智慧和力量,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作风,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发扬光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人民幸福、社会繁荣、和谐、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强国。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2]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上[M].北京:战士出版社, 1983.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4]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Z].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3.

  [5]李良明.恽代英对党在闽西局部执政经验的总结[J].光明日报, 2006-01-06.

  [6]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现状的报告[C]. 1929-09-01.

  [7]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