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取得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走过了28年腥风血雨的战争岁月。在此期间，党为保持革命队伍的忠诚纯洁可靠付出了艰辛努力和巨大牺牲。
厉行洗党艰难探索。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宣告党的诞生。为了保证党的先进性，大会决定“接受党员要特别谨慎，严格审查”。在全党开始建立统一组织，严明纪律要求，彰显了维护自身组织纯洁性的决心与态度。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了第一个在党内具有“宪法”意义的文件，即《中国共产党章程》，其中专辟“纪律”一章，强调保持组织纯洁的具体要求。1926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是党内第一个反对贪污腐化的文件。1927年，在大革命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党的五大适时召开，深刻认识到纪检监察机构的重要性，产生了第一个党内监督机构，使党的纯洁性有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1928年，在党的六大修订通过的党章中规定，“严格的遵守党纪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无充分理由连续三月不缴党费者，以自愿脱党论”。井冈山时期，党在制度建党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成功实践，主要包括民主集中制度、“支部建在连上”原则以及党代表制度等。1929年12月，古田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强调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加强各级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性，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
整风运动夯实根基。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整风运动提炼三大优良作风，其源头就是1942年2月至1945年4月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先后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后改为《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进行了大量理论创作活动，详细阐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要建设的是“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洁的党，合乎统一的标准的党”。延安整风是党处于局部执政的困难条件下进行的，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全党整风运动，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是党在自身建设上的一次伟大创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夺取抗战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实践充分证明，整风运动是解决党内矛盾问题的好办法，适时的整党整风不仅必要而且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坚持与中心工作相结合，才能取得成功，避免偏差和失误。
1945年4月，党的七大在延安隆重召开，大会对党的建设问题进行了系统总结，强调三大作风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使党达到了空前的思想团结和组织纯洁。延安时期，著名的“窑洞对”是党关于历代治乱兴衰规律的初步探索，对于民主进步人士黄炎培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如何走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毛泽东给出了“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这一答案。党中央在延安生活、战斗的13年，使这里成为无数优秀中华儿女向往的圣地，革命事业从低谷走向高潮，并最终取得伟大胜利，而这一火热实践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保持纯洁性的模范样本。
制度管党走向成熟。解放战争时期，党为保持组织纯洁更加重视制度建设，突出强调有法可依。1947年7月，人民解放战争开始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同年发布的《华北财政经济会议决议》中规定：降低生活待遇，提倡艰苦奋斗；地方机关和军队后方机关，实行精简，提高工作效率；细心审核预算决算，核实人数，消灭虚报重领等浪费现象。这些措施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时期保持党的纯洁性的重要制度依据。
1947年秋至1948年底，根据全国土地会议关于整党工作的部署，各解放区采取党内党外结合等方法，普遍开展了以“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基本内容的整党运动，使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获得很大进步，党同群众的联系更加紧密。1948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重要制度；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议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党的队伍。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会议还作出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为地名和街名等规定。总结梳理这些历史印痕不难发现，党愈发重视保持自身纯洁，在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不断健全完善，群众监督机制的日益畅通也是这一时期党关于纯洁性建设的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