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面对落后和挨打，反抗和学习成为近代中国的历史任务，完成这个历史任务背后要回答的深层课题是，在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的世界秩序下，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如何避免被侵略压迫，从而实现独立自主的发展和国家现代化的目标。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深刻的批判，俄国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环节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诞生，盗火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历史课题，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历经百年的持续探索和伟大实践，走出的道路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世界秩序的批判和反抗，吸收和借鉴，包容和扬弃，最终形成真正谋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蕴含着深刻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版，人类现代化的中国版，是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中国版。
一、近代中国的历史课题
1853年，太平军战舰遮天蔽日，沿江而下，攻克南京。
大陆另一端的马克思正流亡伦敦，通过观察这场他称为“惊心动魄的革命”来审视中国这个遥远的东方大国。在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题为《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社论中，马克思说：
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具有充分世界眼光的马克思当然不至于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与世界毫无联系，该文就讨论了1830年以前中国的外贸状况。这段论述真正的意义是指出了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历史从此和世界历史紧密相连，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这个世界历史是以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为基础的，中国进入这个世界历史是在欧洲列强枪炮的轰击下被动开始的。
中国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这是近代中国历史和逻辑的起点。由此，历史逻辑的进一步展开则是：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道路也是人类共同道路的一部分。这个革命，是对资本主义殖民侵略的反抗，是对阻碍发展和进步的势力的斗争；这个道路，是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道路，是推动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道路。
中国道路的历史起点是落后和挨打。这个落后不是数量，而是质量。事实上，鸦片战争爆发前后，中国才是世界上经济总量的第一。根据麦迪森的数据，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32.9%，而当时的欧洲各国加在一起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6.6%。鸦片战争中完胜清王朝的英国，疆域只相当于四川省面积的一半，人口大约2000万，而中国人口当时超过4亿。英国派到中国的远征军最多时不到2万人，而清政府当时的八旗和绿营兵加起来超过80万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常备军。但战争的结果却是，劳师远征的英军几乎所向披靡，本土作战的清军则是节节败退，毫无还手之力，最终被迫割地赔款，开启了近代中国屈辱的历史。很明显，“大”和“强”并不是同义词。英国当时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确立了世界工厂的地位和海上的军事霸权，开启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日不落帝国全盛期。而中国则已经进入了封建社会的末期，衰世之征兆已经日益明显。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二十多年，龚自珍，这位梁启超称维新一代人读其文集“若受电然”的思想家，已指出“衰世”已至，“乱亦竟不远矣”。鸦片战争是在真刀真枪物质力量的比较中确证了龚自珍的预言，历史已经让一个日益衰朽的封建王朝，与“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的资本主义外部世界正面相遇了。
马克思预言，这种相遇“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这个过程无疑是漫长和痛苦的，这种痛苦持续了一百余年。百余年来“中国一直被内乱和结盟的外国势力对其领土和主权的入侵所困扰，这给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中国GDP从占世界总量的1/3降到了1/20。在日本的人均收入提高了3倍，欧洲提高了4倍，而美国提高了8倍的同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却出现了下降。”“从世界平均水平降到了平均水平的1/4。”计算物质财富的统计数字是冰冷的，这些一直呈现下滑的数字背后，是屈辱、苦难、沉沦的历史，也是近代先进中国人挣扎、奋起和求索的历程。解体与蜕变、危机与变革、衰亡与新生总是相随而行。经历了落后和挨打，“反抗”和“学习”就成为以后历史的重要任务。完成这样任务背后要回答的贯穿近代历史的深层课题是，在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的世界秩序下，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如何避免被侵略压迫，而实现独立自主的发展和国家现代化的目标。
中国人最先感受到的资本主义文明就是西方船坚炮利，以及由此带来的创深痛巨。洋务运动由仿制西式枪炮而起，代表人物李鸿章在书信中即说，“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以“自强”和“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创办的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在中国最早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量出现，洋务运动中办起的北洋水师也一度雄视亚洲。洋务办了30年后，近邻小国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却使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陆军一败涂地，洋务运动破产了。“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令谭嗣同锥心刺骨的巨大刺激，推动着一代的维新思想家，认识到“器物不如人”，原因更在于“制度不如人”，在变法改制上寻出路。“能变则全，不变则亡”，“救亡”和“变法”是戊戌维新运动的口号。然而，“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思想和势力仍然根深蒂固，随着谭嗣同为首的“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百日维新破产了。变法不能成功，民族危机仍不断加重。中华民族是背负着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被迫签订《辛丑条约》的巨大屈辱，走进20世纪的。中国完全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也意味着清王朝已经朽木难支。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无法挽救日薄西山的帝国，反而敲响了它的丧钟。
当改革一再受挫时，革命便来敲门。革命的先行者是孙中山。1894年，孙中山既给李鸿章上书“仿行西法，以筹自强”，也在檀香山成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前者没有结果，后者屡经起仆，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君主专制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引发了历史性巨变，辫子没了，皇帝倒了，思想解放的意义是巨大的。虽然胜利的果实不久即为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所攫取，但社会思想的变化已经非常深刻：当皇帝从此不得人心，民主共和的招牌也要看看是否货真价实。立志为中国的独立和富强而斗争的先进分子在批判和怀疑中，不断探索挽救中国危亡的途径。应时而起的新文化运动激烈地批判封建主义的思想正统——孔学，“打倒孔家店”成为口号，这场运动力图树起民主和科学——“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旗帜，改造国民性，推进思想解放。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科学精神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和迷信愚昧的旧文化的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鸦片战争以降的失败和屈辱，推动着中国人持续不断地反思和探索。这种反思历经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全盘西化”。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共和。所有这些探索的目标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但中国人长期难以解决的历史难题是，反侵略的对象和学习的对象都是西方。价值、理性、情感的纠葛，使“盲目排外”和“全盘西化”事实上都不是一时一事，常是相互交织，不断交替，贯穿于“反抗”与“学习”的全过程。
1949年，即将迎来革命胜利的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
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新的历史方向总是在历史的徘徊处酝酿，学习西方的更进一步，是学习从西方内部产生的对资本主义最深刻批判的思想理论。
二、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写作《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时，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刚刚诞生了5年，还只有德文、英文、瑞典文等少数版本。直至1899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发表的文章中介绍了马克思的思想，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的内容，马克思的名字才为中国人知晓。晚清的传教士、清末的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都为译介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过贡献。但很长时期，传播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浅尝辄止、各取所需，马克思主义也只是西方众多思潮中的一种，并没有形成特殊的思想理论地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真正广泛传播，需要适宜的气候和土壤。
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这一连串的事件，使中国的思想界发生重大转向。
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刚散尽，梁启超携蒋百里、张君劢等，开始了长达一年之久的欧洲之行。战火浩劫后的欧洲使梁启超的思想产生重大震动，在《欧游心影录》中，他称欧战为“人类历史的转捩”。世界的政治版图在变化，俄、奥等帝国崩解，小民族纷纷建国。思想版图也在发生重大转变，原来所流行的生物进化论和个人主义，造成了“就私人方面论，崇拜势力、崇拜黄金，成了天经地义；就国家方面论，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变了最时髦的政治方针。这回全世界国际大战争，其起原实由于此”。欧洲人不得不重寻安身立命所在，“在社会学方面就有俄国科尔柏特勤（克鲁泡特金——引者注）一派的互助说，与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相代兴”“在思想界一天一天的占势力”。梁启超同时看到了俄国革命的深刻影响。“各国时髦政治家公认为无法无天的过激派列宁政府，报纸上日日咒他夭折，他却成了个不倒翁，支持了两年，到今日依然存在”。梁启超认为，“社会革命恐怕是20世纪史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而俄国则是社会革命的典型，“或是有些国家竟自继俄国之后，做一番社会革命，虽一时大伤元气，过后反赢得意外发达，也未可定。”
梁启超一代有这样的观察和判断，下一代人也有类似的感受和论述。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巴黎和会对中国思想界的直接影响，蔡和森有如下表述：
中国民众所希望要求的是美国帮助中国人取消二十一条与退出山东的主权，但结果在和会中帝国主义者反相互承认日本在华所得的利益是合法的，于是美国的幻术破了，中国数百万的学生，活动的知识分子无出路了。另一方面又看见俄国十月革命，一面推翻了俄皇专制，一面推翻帝国主义干涉，建设了工人国家，以前认为是洪水猛兽的，现在转而倾向了。故知识阶级中起了一个分化，已有一部分倾向俄国，倾向社会主义了。
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价值系统的危机，促使思想界放弃“自由竞争”的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转向“互助协同”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当国人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而寄希望于“公理战胜强权”，美国等国家能主持公道时，巴黎和会令中国人再度对西方极度失望。中国的舆论感慨，巴黎外交失败代表着美欧强国所宣扬的正义、人道的破产，“现在的世界，比欧战前还要黑暗些”。对比之下，舆论界已经不再认为俄国革命是杀人流血的过激主义，反认为俄国劳农政府是“实行人道正义的娇子”，平等、互助色彩的社会主义思想有了特别的吸引力。
在1919年的《民众的大联合》中，毛泽东呼吁，国家坏到极点，人类苦到极点，社会黑暗到极点，改造的根本办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这种主张源于他看到的俄国革命的经验，“世界战争的结果，各国的民众，为着生活痛苦问题，突然起了许多活动。我<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更看到了“五四”运动之后的社会运动的方向，“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不过，毛泽东这时比较马克思为首的激烈派和克鲁泡特金为首的温和派，更赞同后者的主张。但未过多久，马克思在中国战胜克鲁泡特金，毛泽东也在1920年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和蔡和森的思想导师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转述德国人的说法，“五十岁以下的人说他能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定是欺人之谈。因为马克思的书卷帙浩繁，学理深晦。……我平素对于马氏的学说没有什么研究，今天硬想谈‘马克思主义’已经是僭越的狠。但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很明显，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并不是因为当时传播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已经到了非常深刻的水平，而是时代所需，潮流所向。正是因为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五四运动之后，改造社会、民众联合、社会革命成为思想趋向，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望道的全译本《共产党宣言》才会应时而生，拥有大量如饥似渴的读者，这些读者把马克思主义与改造社会的运动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只是思想学说，更是政治实践。思想学说的传播靠报刊和学会，推动政治实践的则是政党和组织，在中国成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时机已经成熟。来自俄国的代表则是将已经浸满灯油的灯芯拨亮。
正是这样的背景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在这个历史大潮中，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个勇担民族复兴历史大任、一个必将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人间奇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从鸦片战争开始的持续升级的民族危机，推动近代先进中国人持续不断的探索，从改良到革命，从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在半个多世纪前在欧洲撒播的种子过海飘洋，落土东方。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将为中国道路探索开辟新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深刻的批判，俄国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环节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诞生，盗火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历史课题，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结论
一个大党诞生于一条小船。这诗意的语言自然是后来者的视角，当中国共产党在南湖红船上诞生的时候，是名副其实的小党。但这个小党却从此和中国这个大国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中国共产党由此开启了革命救国的艰苦征程，也开启了探索中国道路的百年历史。革命星火，百转千回，奋斗牺牲，玉汝于成。红船启航28年之后，这个探索的第一个阶段完成，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根本逆转了近代中国分裂的局面、衰落的命运，充分动员民众，统一民族国家，开启了民族复兴的关键一步。民族独立、国家统一，这是站起来的基本要求，也是富起来的基本前提。1949年新政协的开幕式上，毛泽东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抚今追昔，瞻望前路：
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
革命的道路百转千回，追求富强的道路同样不会一帆风顺。经历了探索和试错，汲取了经验和教训，筚路蓝缕，矢志不移，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浩荡。“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改革开放是伟大觉醒，伟大革命，中国共产党诞生后谋求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持续探索，在改革开放时期奏响了最强音。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迈步向前的铜像耸立在深圳莲花山上，静静观察着这个城市的每日繁华和岁岁生长。作为改革开放的象征和符号，邓小平和深圳紧密连在了一起。其实，邓小平一生只到过深圳两次，加起来停留不过八天。但邓小平两次到深圳，都极大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校准了改革开放的航向。邓小平两次深圳之行，也推动他对中国的发展战略和目标方向的深入思考。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看到当地原住村民的富裕生活，开始对小康目标实现后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目标的关注和思考，1987年，他完整描述“三步走”战略，形成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初步蓝图。党的十三大上，这个战略得到全党确认。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除了阐述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外，也从第二个百年视角，展望发展的目标和前景。“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紧要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经历40多年的改革开放，了不起的设想正在一步步地变为现实。
1978年，改革开放开启之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3624亿元，居世界第十一位；1986年突破1万亿元，居世界第九位；2000年突破10万亿元，居世界第六位；2010年突破40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按照世界银行PPP购买力评价，2014年底，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万亿，按外汇比价，是美国的70%。在20世纪80、90年代，中国超过其他国家，也曾经被其他国家超越；从新世纪开始，中国不断超越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再也未被其他国家超越。中国2000年超过了意大利，2005年超过法国，2006年超过英国，2007年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中国高一位的国家是荷兰这一欧洲小国。2016年，浙江省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荷兰。经济总量领先的各省作为独立经济单位，都能在世界上位列前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改革开放40余年，创造了伟大的“中国奇迹”。
中国共产党诞生时，正是中国“坏到极点”“苦到极点”之时。百年后，当年的小党变成了世界最大党，当年积贫积弱的大国，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执政70余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披荆斩棘、栉风沐雨、砥砺前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国重新站在世界民族国家前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近代历史开启时，中国处在一个急速下坠的轨道，经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的奋斗，中国以冉冉上升的姿态，走进了世界舞台中央。近代中国的历史课题，一点点被破解。
回望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百年中国道路，我们曾兴奋地选择了俄国人的路；此后历经国民革命、苏维埃革命、抗日战争，顽强奋斗，历经曲折，最终探索出了自己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在建设的模式上，也曾经以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老大哥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但没多久，以苏为师就变成了以苏为鉴；改革开放后，我们强调要走自己的路，也认为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最终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经百年的持续探索和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出的道路不是西方道路和模式的翻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而是蕴含着深刻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版，人类现代化的中国版。中国道路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世界秩序的批判和反抗，吸收和借鉴，包容和扬弃，最终形成真正谋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两百年的风雨，一百年的奋斗之后，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人深知，前进的道路永远不会一帆风顺，新的困难和挑战会不断出现，近代中国的历史问题并没有回答完毕。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审视来路，瞻望前路，登高望远，努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不断书写“两个奇迹”的新篇章，不断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荣光。
1853年马克思的文章主要说的是，英国的枪炮和鸦片造成了中国的危机，而中国危机引发的革命可能会对欧洲革命形势造成影响，即他引用的黑格尔所说的“两极相联”的规律。很明显，“两极相联”在当时并不是明显的事实，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对欧洲的影响是有限的。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彻底改变了近代以后100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屡遭侵略的命运，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的历史进程才有可能对欧洲乃至世界产生主动的影响。又经历了70多年，特别是经过了改革开放4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的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才可以说，中国的发展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在马克思的观察近两百年之后，经过中国共产党在中国70多年的执政实践，世界确实正在进入了一个新的“两极互联”阶段，这个“两极互联”，已经超越了马克思当年所讲的西方主动，中国被动的模式。中国道路不断为人类共同道路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代的潮流奔竞不息，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在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近代中国的历史课题仍需不断作答，中国道路仍在开启新征程。
（作者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本文原载2021年第3期《足迹》（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