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多次坦言遵义会议前
未读过《孙子兵法》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谈到过上述争辩，而且内容基本上大同小异。我们注意到，其中一个关键的信息是，他都说自己在遵义会议前读过《三国演义》，却没有读过《孙子兵法》。
如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说道，“有人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
毛泽东于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旧事重提，“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当时我就没有看过。在遵义会议上，凯丰说：你那些东西，并不见得高明，无非是《三国演义》加《孙子兵法》。我就问他一句：你说《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请你讲讲。他答不出来。我说：你也没看过，你怎么晓得我就熟悉《孙子兵法》呢？凯丰他自己也没看过《孙子兵法》，却说我用的是《孙子兵法》”。
以上是毛泽东的回忆。他在遵义会议前并未看过《孙子兵法》，而凯丰也没有看过，所以对于毛泽东的反驳自然哑口无言。历史的真相应该以毛泽东本人的多次明确表述为准。
毛泽东到陕北研读《孙子兵法》
那么，毛泽东直到什么时候才读过这本中国古代经典兵书呢？他于1960年12月25日这样阐述道：“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看了克劳塞维茨的书，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可见，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集中研读了一批军事书籍，其中就包括这本《孙子兵法》。
为什么到陕北有机会读这本书呢？首先是条件具备了，与长征途中的频繁行军作战相比，延安的环境算是很安稳的，终于可以静下心来看书；另外，寻找和购买各种书籍也比较方便。其次是写作的需要，也就是抗战的现实需求，这里有两个凭证：
第一，毛泽东于1936年10月22日给叶剑英、刘鼎去信，其中写道，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买来了一些书，而其中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由于毛泽东正在着重思考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所以亟需军事战略方面的书，其中特别提到了《孙子兵法》，可见他读的欲望非常强烈。
第二，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又说，在陕北时看《孙子兵法》这些书，“是为了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当时，由毛泽东来及时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是党中央作出的重要决定，而他作为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也感觉到有必要从《孙子兵法》的磅礴智慧中汲取合理的成分来指导中国的抗日战争。毛泽东的理论素养很高，加上革命生涯大量的军事实践，所以此时理解起来就容易得多、透彻得多。果然，该书的精髓后来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光辉著作中有所体现。
毛泽东早年求学时曾了解
《孙子兵法》的相关内容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确实没有系统、完整地读过《孙子兵法》，那他之前了解这本书吗？或者知道该书的一些大致情况吗？答案是肯定的。
1913年10月至12月，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预科时留下了读书和学习笔记——《讲堂录》，其中就记载了与《孙子兵法》相关的一些内容：
“孙武子以兵为不得已，以久战多杀非理，以赫赫之功为耻，岂徒谈兵之祖，抑庶几立言君子矣。”
“苏洵论曰，按言以责行，孙武不能辞三失：久暴师而越衅乘，纵鞭墓而荆怒激，失秦交而包胥救。言兵则吴劣于孙，用兵则孙劣于吴，矧祖其馀论故智者乎？”
“吴，泽国文身封豕之蛮耳。孙武越羁旅臣耳，越不能尽行其说，故功成不受官。”
上述三段话，都是引述古人关于《孙子兵法》作者孙武的一些评价。分别出自黄震《黄氏日钞》卷五十八《读诸子》中《〈孙子〉兵书》，苏洵《嘉祐集》卷三《权书下》《孙武》，魏源《古微堂外集·孙子集注序》。
除此以外，文中还写道：“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毛泽东在后面特意标明了出处是《谋功篇》（应为《谋攻篇》），其实前一句来自《孙子兵法·谋攻篇》，后一句则出自《孙子兵法·军形篇》。
可见，有着远大抱负的毛泽东在年轻时就效仿古人提倡经世致用，非常关心国家大事，特别对军事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与较高的悟性；另外，他在早年求学时通过听课及广泛阅读，对《孙子兵法》这本兵书有了初步认知，并引用其中的若干名句。可以断言，在年少求学和革命战争年代养成勤读中国古书习惯的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必定熟悉了《孙子兵法》的重要思想或部分内容。
毛泽东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
对《孙子兵法》谋略的运用
1929年4月5日，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指出：“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他与朱德等通过总结斗争经验提出了游击战的“十六字诀”，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是红四军战略战术的具体概括，也是朱毛红军在当时敌我力量悬殊条件下克敌制胜的法宝。面对强 敌紧追，毛泽东还提出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在井冈山时期打土豪、分田地，群众得到了物质利益，红军又 有饷源，正是发挥了“因粮于敌”的 策略。谭震林回忆，毛泽东曾讲：敌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所以我们要“退避三舍”。你一退，敌人不知我 们去向，就得重新调查。我们先领他兜几个圈子，等他的弱点暴露出来，就要抓得准，打得狠，打得干净利落，有所缴获，就像做买卖一样，赚钱就来，蚀本不干。总之，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来打我叫你打不着，我来打你一定把你吃掉。著名的永新困敌和黄洋界保卫战便是运用这一游击战术的成功典范，堪称奇迹。1929年1月，为了打破湘赣敌军第三次“会剿”，毛泽东又提出“围魏救赵”的策略，即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将敌人重兵 引走，以解井冈山之围。以上这些都蕴含了《孙子兵法》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中央苏区时期革命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井冈山时期数千人的凭险据守，发展到后来数万人的广阔地域的运动歼击战，所以对“十六字诀”也有所发展。为打破国民党的军事“围剿”，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运动战方针。上述积极防御的思想集中体现了《孙子兵法》中“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等观点。据吴黎平回忆，毛泽东在与他谈到1933年至1934年的国内军事形势时，就直接引用了《孙子兵法》的重要一条——“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毛泽东说“要打好仗，要战胜敌人，就得真正了解敌人，了解自己”，“我们必须以己之长，攻敌之短，调动敌人，分散敌人，攻其弱点，聚而歼之，各个击破敌人，进而取得全局胜利”。可见，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已能自觉、灵活地运用《孙子兵法》的某些谋略。
“毛泽东用兵真如神”的奥秘
毛泽东认为打仗绝不能纸上谈兵。1961年3月23日，他说：“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作出决策，哪个还去记起那些书呢？你们有些人不是学过四大教程吗？每次打仗都是用四大教程吗？如果那样就完全是教条主义嘛！”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肯定不能照搬古代兵书或现代军事教科书中的条文，那是要打败仗的。
既然不靠兵书，那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取得军事胜利的原因何在？他于1962年9月28日会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指出，我们是如何战胜 强大的敌人 呢？“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为什么敌进我退呢？因为它强大，我就退一步，等它搞 得疲劳时，我再打。它没有办法了，困难了，就要逃跑，它逃跑，我们就追。这也是老百姓教会我们的。我们这些人本来是不知道打仗的，也是文化人，和你们差不多。我们一方面是在受群众教育，一方面是敌人来教育”。
与朱德、彭德怀等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红军将领直接带兵冲锋陷阵不同，毛泽东更多是以政治家、战略家的身份示人。他之所以常能以弱胜强、化劣势 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成功奥秘在 于两点：其一，虚心向群众学习；其二，从战争的实践中学习战争。毛泽东虽然对《孙子兵法》知之不全，却通过汲取群众的智慧，并不断从战争中总结经验，所以达到了活学活用的奇效。
结语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虽未读过《孙子兵法》，但已然能对中国战争史上的许多优秀传统，结合革命战争的具体情况加以改造利用。朱毛红军得以逐步发展壮大，其经验亦被推广至其他苏区。日后随着境况的好转，他与《孙子兵法》结下了不解之缘，不仅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对其精华的运用与创新也更加炉火纯青，并成就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之美誉。可以说，毛泽东军事思想既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其英明的指挥和高超的军事领导艺术也是对诸如《孙子兵法》等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传承与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探索出一条正确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井冈山道路，成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并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的一生既是信念坚定、革命不息的一生，也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一生，更是勤于学习、善于学习的一生。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也是这个历史话题留给后人最宝贵的启示。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井冈山道路的远播与影响研究”（编号：19BDJ06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