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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鄂赣苏区革命歌谣的兴起及其价值

   湘鄂赣苏区,“它地处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交界,位于武汉、长沙、南昌三个省会之间,北临长江,东有南浔铁路,西有粤汉铁路,南有株萍铁路”[1]P171。这里是党领导秋收起义的最早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升起的地方。湘鄂赣苏区党组织充分利用歌谣的形式, 积极宣传和组织群众, 为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湘鄂赣苏区革命歌谣形成的因素
  (一)革命形势的需要。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被迫以武力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由此决定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的中心任务:“必须用全部力量去动员民众,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必须一晚不停地去进攻他的敌人,去粉碎敌人对于他的‘围剿’”。[2]P257 湘鄂赣苏区的动员正是如此,即“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3]P136。根据地创立初期,党组织认识到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是苏区工作的具体目标,同时也是改变苏区军事实力弱小的有效途径。红十六军(“以湘鄂赣边境的红军集合平、修、铜、宜各县的赤卫队改编为红十六军”[4]P465)是湘鄂赣根据地最主要的军事力量,苏区领导清醒地认识到这支部队的强大与否,直接关系到湘鄂赣苏区的安危存亡。因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5]P543,“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3]P50。“红军在目前的任务还是争夺群众,组织群众,扩大宣传的时期,要使千百万群众团结到党的周围和党内来,所以在红军里的同志,不单是武装斗争动员,有时要担负着宣传组织的责任。”[3]P50 正是因此,党的宣传工作者利用民歌民谣的形式把新的革命词汇及浅显的革命道理,融进当地百姓耳熟能详的旋律之中来进行政治宣传、革命动员。
  (二)提升苏区军民素质的需要。湘鄂赣苏区的经济、文化相对比较落后。“从农村动员、征募来到红军的大量青壮年农民原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也没有掌握任何军事常识,而且普遍文化程度很低——或者就是文盲。”[6]P58“苏区一些群众的政治意识、政治素质不高,甚至连相当一部分的党员干部对民主革命的目的、意义等重大问题都缺乏应有的认识。”[1]P171 以苏区的浏阳为例,“乡政府主席率领全乡群众打醮,修庙宇,敬菩萨,问卦,敬香表现普遍”[1]P171。“党员政治理论水平一般的低落。平铜的同志除少数几个人外,一般简直谈不上有什么政治理论的认识,在广泛的所谓一万余人的党员当中,很少有人知道共产党是什么,土地革命的意义是什么? ”[1]P171 在这样形势下,单一的用标语、传单进行宣传,效果甚微。“向群众宣传鼓动,就是照例地贴几张红绿纸的标语,四六对句的布告……民众见了,弄得莫名其妙。”[1]P171 这种“党八股”在宣传形式上“大都不外是传单与标语”,“大都限制于死的文字”,“采取宣传鼓动的形式大都不外是传单和标语,这差不多是我们宣传鼓动工作的全部”,而所发传单文字“又大都是不通俗的、缺乏煽动性与群众性的”。这种单一的宣传形式无法达到动员群众的目的,“只有利用一切活泼的、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形式……用更多的方法来动员群众”。[7]苏区各级组织“通过教唱革命歌曲、读书识字活动等喜闻乐见的形式对农村各地、部队、工厂的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和革命觉悟,使他们懂得为什么要参加革命、为什么要建立和保卫苏维埃政权”[1]P171。正是在这样的革命环境下,依靠口头宣传的革命歌谣比起书面形式的标语、传单更容易让人民群众接受,口口相传的革命歌谣也更容易迅速地在湘鄂赣苏区发展起来。
  二湘鄂赣苏区革命歌谣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分析
  (一)湘鄂赣苏区革命歌谣的内容。(1)有鼓动农民暴动,宣传革命合法性的。例如:“红军来了打红旗,抗租抗粮又抗税……”又如《大家来革命》《快快觉醒闹革命》《消灭寄生虫》等。(2)有宣传党的政策,拥护红军的。例如:“映山红,满山开,红军来了幸福来……”;“共产党的领导好,组织贫农打土豪。集资办起消费社……苏区商业红旗飘”[8]P182。又如《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歌》《拥护红军》等。(3)有开展政治宣传、分化瓦解敌军的。当时的苏区妇女组成合唱队随同部队到战争一线喊话、唱歌, 以此来分化瓦解敌军。其中唱得最多的就是“我本一工人,数千年痛苦都受尽……打倒帝国主义,推翻资产阶级……”又如《八劝白军士兵》《天下穷人是一家》等。(4)有控诉旧社会, 欢呼土地革命的。1930年6月起, 修水县开始了大规模的土地分配运动,“它打破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占有制, 调动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新的工农革命高潮”[9]P213。当时传唱的《分田歌》就唱出了农民有了土地之后的喜悦之情:“打倒土豪,分田地,我们要做主人,多喜欢……”“工人农民暴动起,豪绅地主莫欢喜,打土豪瓜分田地。”[10]P111“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地人民唱着这种诉苦歌,很快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铲除封建剥削制度的革命斗争。”[11]P46(5)有反映历史事件的。例如1931年11黄坊战斗结束后,传唱着:“反动派, 黑心肠, 喔呼发喊打黄坊……谁知神兵扎山旁,打得白军喊爹娘……”[1]P171 又如《红军挺进鄂东南》《彭德怀到我乡》等。(6)有讴歌婚姻自由、实行男女平等的。例如:“柑子树上开白花……夫妻本当成婚配……”又如《自由恋爱歌》《都娜曲》等。(7)有反“围剿”,坚持游击战争,坚信革命成功的。例如,1932 年,苏区人民针对敌人的“围剿”,编了一首:“向前放一铳,鄂东生擒郭汝栋。拥护十六军,打开通城捉谢彬……”又如《红军越打越坚强》《红军歌》等等。
  (二)湘鄂赣苏区革命歌谣的特点。(1)坚定不移的革命性。例如:“一心去革命……流尽革命血……”;“老子一心闹革命,死也跟着共产党”。正如彭德怀在湘鄂赣边教育红五军广大官兵时所说的:“我们举旗起义是为了干革命, 干革命就不能怕吃苦,不能怕流血牺牲。”“就是剩下我一个人,也要举着红旗,爬山越岭干到底”[12]。(2)通俗易懂的大众性。例如:“儿呀,儿呀,快点长大呀,长大去当红军哥……”;“彭德怀,到我乡,打开豪绅大谷仓,穷人吃饱闹革命,红军吃饱打胜仗”。又如,“冬挖笋来夏打柴,瞒过豪绅反动派,装上油盐带上米,去看红军走得快……”[1]P171(3)风格多样的民族性。“在苏区红歌创作的探索、提高和完善过程中,优秀传统民族音乐及民族歌曲中的精华源源不绝地被吸收,使其变得更加生机勃勃、血肉丰满,更能鼓舞人心、激励斗志,更能发挥音乐审美作用。”[13]P37 例如,修水山歌《十二个月革命山歌》,赣西高腔《高山顶上砍柴郎》,四川调《妇女歌》,等等。(4)与时俱进的时代性。例如,1930 年湖南省苏(湘鄂赣省苏的前身)颁布新婚姻法,随即在苏区传唱起:“……婚姻法传下来,男女自由谈恋爱,幸福乐开怀。”又如1930 年的“当兵就要当红军,红白两军大不同……”主要是从描写红军的宗旨、任务、红白两军不同的性质上来激发群众参加红军。再如,1934年的“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群众都欢迎,无产阶级团结起,我们万众一条心……”则反映出当时苏区的中心任务是扩红。
  三湘鄂赣苏区革命歌谣的历史地位
  (一)有效地推动了苏区的革命动员。用歌谣的形式把党的政治主张、革命纲领唱出来,是其他宣传工具不能比拟的。例如,“我们大家来暴动……建立苏维埃,工农来专政,……”1928 年,修水人民正是在这首《暴动歌》的鼓舞下,从渣津苏区到湘赣边界,“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运动搞得热火朝天。时任湘鄂赣省扩红突击队总队长的江渭清回忆说:“当年苏区各地红五月动员扩红的情景真是令人难以忘怀。许多县、区、乡的村子里都出现过‘锣鼓震天响,标语贴满墙,妻子送丈夫,父母送儿郎,昨日拿锄头,今天上战场’的动人场面……”[1]P171 由于革命歌谣的广泛传唱,使得当地军民的鱼水之情更加紧密,互济会、拥红会等群众组织也相继成立,广大群众捐款捐物支持红军。
  (二)坚定军民的革命信念,鼓舞了军民的革命士气。1936年3月,国民党部队分地区“清剿”湘鄂赣苏区。为动员全军全民反“清剿”,湘鄂赣省委宣传部编了一首歌谣:“反革命,对我们,屡次进攻都惨败……同志们,一致战斗动员起;粉碎敌人新进攻,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1]P171 又如,“同志们,快快来!拿起枪……奋勇地向前进,我们是无敌的红军……”
  (三)创新了对敌政治攻势的新形式。1930年2月,修水苏区红军游击队在白岭与反动民团进行战斗的间隙,红歌手晏友清自编红色歌谣,带上竹板爬上山岭,对着敌军唱红歌:“端坐岭上把话讲……穷人本是一家人……”在这种宣传攻势下,半夜时分,部分民团团丁拖枪投入红军队伍,第二天天亮,团丁走的走、溜的溜,就这样被分化瓦解了。正如1930年3月9日《湘鄂赣边特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所称,“《情姐姐呀》等歌曲,不但散布到了兵营之中,而且为一般士兵群众所朝夕传唱,任凭长官如何禁止,都禁止不住”[1]P171。又如:“白军长官似豺狼,士兵兄弟苦难当,克扣军粮不开饷,我们大家一商量,一心要变共产党。”“通过做白军士兵的思想工作,仅从1929年9月至1930年6月,修铜武靖卫队、县警队、保安团等先后十几次哗变,红五军和修水地方武装收缴枪300多支”[1]P171。
  四湘鄂赣苏区革命歌谣的价值
  (一)为当前的文艺创作提供了借鉴与启示。苏区歌谣“情感力度愈强烈、愈厚重、愈凝重,则歌曲语言愈显内在魅力,愈能感染受众、掌握受众而为受众所接受、所喜爱、所传唱,愈具经久不衰的生命力”[1]P171。例如:“修水老表好大胆,捶直啄钩就造反”;“高山岩洞是我房,青枝绿叶是我床。任凭白匪来‘围剿’,红军越打越坚强”[1]P171;“五月榴花遍地开,鲜红旗帜竖起来”;“屋脊喜鹊叫,红军打胜啦”;“映山红,满山开,红军来了幸福来”;等等。都让人在优美的旋律中品味出自然的美感和意境深远的内涵。难怪“近代音乐教育家早在上世纪初叶就主张,作词必须质直如话而神味隽永,以最浅文字存以深意”[1]P171。
  (二)为“苏区精神” 的内涵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树为罗帐草为毡,饥餐野果渴饮泉。满山虫蚁伴我眠,艰苦奋斗意志坚……”这首歌谣是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斗争环境与革命者精神的真实写照。毛泽东肯定地说:“湘鄂赣坚持三年游击战争, 在同中央没有联系的情况下, 坚持斗争, 为革命保卫了苏区,保存了力量。”[14]P35“湘鄂赣苏区人民怀着革命必胜的信念和对党对红军无比深厚的感情,响应湘鄂赣省委、省军区的号召,积极参加扩红运动, 使红十六师这个几乎消失的队伍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恢复了3个团的建制、5000 余人的队伍。”[1]P171 正是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才确保了湘鄂赣苏区红旗不倒。“吃的金丝汤(红薯丝),睡的金丝床(稻草),穿的金丝鞋(草鞋),打的胜利仗。”[1]P171 这是当时阳新老百姓赞誉苏区干部的歌谣。“苏维埃机关尽量节省一片纸一个钱……不准白天在机关睡觉。不做苏维埃工作的不准吃苏维埃的饭,有侵吞公款
的交群众大会枪毙。”[15]P130 毛泽东在1934年1月“二苏大会”上表扬道:“湘鄂赣边区阳新县的一些地方”,“那里的同志们都有进步的工作,同样值得我们大家称赞”[1]P171。这种一心为民、清正廉洁的工作作风,树立了苏维埃政权的形象,使党得到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敌有水机关,我有茅草山;敌有迫击炮,我过了几只坳。”针对敌人的屡次“会剿”,红军战术上以袭击战、埋伏战、化装战为主,“战法就是打圈子、打推磨仗,敌军称之为‘盘旋战术’,彭德怀则称之为‘盘旋式游击’”[1]P171。难怪“围剿” 湘鄂赣红军多年的国民党十八师在其总结中慨叹道:“剿赤匪比正式大战困难数倍, 盖临大敌而敌有方向,赤匪则匪徒出没无常,且不分昼夜,可以四面八方,肆行扰乱”[1]P171。正是这种争创一流、不拘一格的精神才使得红军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仍能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装上油盐带上米,去看红军走得快……脱下身上破棉袄,再送脚上袜和鞋。”[1]P171在革命低潮的游击战争时期,湘鄂赣边人民仍不怕承担“通匪”的罪名, 冒着杀头的危险,踊跃送亲人参加游击队和红军,运送物质、提供情报,支援红军及游击队。正因为苏区人民无私奉献、义无反顾的革命精神才有了湘鄂赣边坚持十年之久的红色苏区。
  (三)为党史研究拓宽了领域。“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 引起了苏维埃区域天翻地覆的社会变动,在当时革命群众中广为流传的红色歌谣,真实、生动、形象地反映了苏区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变化,是苏区社会历史研究的一个切入点。”[16]苏区革命歌谣很多都是以当地真实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为素材创作的,例如大冶、阳新等地流传的《庆祝红军克复大冶县》《红军攻打阳新城》等,万载、铜鼓、宜春等地流传的《红五月暴动》《文家市大捷》等,修水、武宁等地流传的《红军仗仗得胜利》《十把扇子》等,不胜枚举。“正因为苏区文艺具有这一特性,才更显其可贵,更有其重要价值,将成为中国革命历史见证的‘活化石’。”[1]P171 因此,苏区革命歌谣是研究苏区党史不可缺少的重要参考资料。例如,在研究修水渣津建立区苏维埃的具体时间时,通过走访调研,从当地流传下来的童谣“庚午年间起,普遍入红军,三月更加紧,建立苏维埃”[1]P171,来佐证渣津建立区苏维埃的具体时间应该是在1930年3月。正如茅盾所说的:世界上,凡是有光辉的战斗历史的人民,莫不保有这种光荣的文学遗产——歌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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