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贺
85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是红军战争史上取得的重大胜利。这场战争从1930年10月 国民党军队10万余人，对以江西南部地区为中心的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开始，红军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灵活运用人民战争战略战术， 在12月底取得了著名的龙冈大捷，并乘胜追击余敌，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 “围剿”， 赢得了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这次胜利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保卫了革命根据地成果，而且壮大了革命力量，巩固了革命根据地，扩大了红军和根据地的政治影响力，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谱写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辉煌篇章，对于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阶段
作为中国革命主要形式的“工农武装割据”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次反 “围剿” 的胜利对其发展具有特别意义。“工农武装割据”的第一阶段是井冈山时期的初起阶段，第二阶段是瑞金时期的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延安时期的巩固阶段。毛泽东亲自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同一时期在全国有十多块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工农武装割据”态势，这是“工农武装割据”的初起阶段。此阶段表现为根据地的规模小，比较分散，没有形成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基本上缺乏互相配合等特点。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形成的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使“工农武装割据”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第一次反“围剿”前，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开辟为“工农武装割据”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奠定了基础。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离开井冈山根据地，踏上转战赣南的艰难行程。到1930年春，开辟了包括兴国、于都、宁都、瑞金、赣县、 安远、寻乌、信丰、南康等县的赣南根据地，以及包括龙岩、永定、上杭、武平、长汀、连城等县的闽西根据地。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开辟，以及同一时期全国建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 为“工农武装割据”发展到新的阶段创造了条件。
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使根据地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一是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巩固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的赣南、闽西根据地成为力量最强的根据地。1930年11月，党中央根据六届三中全会决议，决定将全国农村革命根据地划分为6个区域， 即：赣西南特区和湘鄂赣边特区为苏维埃中心区，在此建立中央临时政府；湘鄂边苏维埃特区；鄂豫皖边特区；赣闽皖边特区；闽粤赣边特区； 广西左右江苏维埃特区。这6块根据地虽然不是根据地的全貌，但基本上是当时最主要的根据地。二是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军事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反“围剿”战争。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一次比一次规模大的“围剿”，红军针锋相对地开展了反 围剿”战争，直至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战略转移为止，反 “围剿” 战争成为这个时期主要的军事斗争形式。三是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根据地建设取得新发展。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在根据地形成了党政军统一领导。根据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决定，于1931年1月成立苏区中央局；11月，在苏区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同时组成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实现了初步的统一领导和指挥。根据地在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事业、党的建设等诸多方面均取得了成果，从此根据地进入了全盛阶段。四是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土地革命深入发展。党在根据地先后颁布了 《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土地革命法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法律文件， 推动了土地革命深入开展，引发了根据地阶级关系剧变，被压迫的贫苦农民实现了经济翻身、 政治解放，革命根据地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二、确定了中央苏区的革命中心地位
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奠定了中央苏区作为革命中心地位的基础。 第一次反 “围剿” 胜利前,各地的根据地处于分散状态，活动比较分散，没有形成中心区域和统一领导。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不仅保卫了赣南、闽西根据地，而且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经过后来的两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攻占会昌、寻乌、安远、石城等县，使赣南、 闽西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包括20余县的根据地，成为全国最大最巩固的根据地，为建立统一领导机构、成为革命中心创造了条件。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党中央在赣南、闽西根据地建立了党政军统一领导机构，使这里成为全国根据地的领导中心，确立了“中央苏区”的革命中心地位。
其一，中央苏区是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所在地，是党的领导中心。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不久，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赣南宁都县黄陂成立，“管理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各级党部，指导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党的工作”［1］p622。此后人们把赣南、闽西根据地称为中央根据地或中央苏区。同年4月，中共中央又派出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根据地，参与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 苏区中央局的各工作部门逐步健全，所辖的江西省委、福建（闽粤赣）省委、闽赣省委、粤赣省委、赣南省委相继建立健全， 地方特委、中心县委和县、区、乡的党组织也都建立健全起来。到1933年1月，临时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入中央根据地，从此中央苏区成为党中央所在地。
其二，中央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是苏维埃运动中心。随着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鄂豫皖、湘鄂西、湘赣、湘鄂赣等根据地也都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中共中央决定以赣南、闽西根据地为依托，建立统一的苏维埃中央政府。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并决定临时中央政府设在江西瑞金，从此中央苏区成为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 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指导中心，统一领导各个根据地的革命政权。
其三，中央苏区是中革军委所在地，是红军指挥中心。1931年1月苏区中央局成立时， 同时成立了隶属苏区中央局的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指挥根据地红军。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后，成立了临时中央政府系统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是全国红军最高领导和指挥机关，“所有中华全国红色海陆空军完全集中统一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1］p135。从此，分布在各个根据地的红军有了统一的指挥机关，为互相协同作战创造了条件。
三、树立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典范
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是人民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战果之巨大、指挥之高超堪称人民战争的典范。此次胜利在红军作战史上第一次取得歼敌逾万人的战果，特别是龙冈大捷所取得的巨大战果是红军反“围剿”战争的“百战之冠”。毛泽东、朱德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下达“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对孤军深入的张辉瓒师主力在龙冈地区设伏，一举全歼。红军乘胜追击另一谭道源师，歼灭一半，迫使其他各路国民党军退走，胜利地打破了第一次“围剿”，充分体现了红军诱敌深入的作战特点，展现了红军领导人的卓越指挥才干。
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充分体现了人民战争的特点。此次反“围剿”战争创造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空前大规模实践，在政治动员、兵员动员、给养动员及其他保障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验。根据地实行了“赤色戒严”“坚壁清野”，发动群众报告敌情，组织了支援前线的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有力地支援了红军。从战场上化装逃脱的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八师第五十二旅旅长戴岳回忆说：“根据地沿途找不到食物和用具等情况，知道苏区已采取空室清野的措施。 ……龙冈位于永丰县城南部约180华里，集镇上铺屋有300余家。 当时，市面上不但找不到食物，且寂无一人。”［2］p51发动人民群众的参战是反“围剿”胜利重要因素之一，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
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为以后的反“围剿”树立了典范。第一次反“围剿”中，毛泽东亲拟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的对联，把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思想说得一清二楚，成为反“围剿”的指南。红军反“围剿”战争史表明，以第一次反“围剿”为典范，红军就能够胜利，反之则失败。红军之所以能够在前四次反“围剿”中打败国民党军队一次比一次规模更大的对根据地的“围剿”，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在于始终坚持了毛泽东为红军创立的战略原则，始终以第一次反“围剿”为典范，不畏强敌，英勇奋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完全背离了第一次反“围剿”中所确立的基本原则的结果。
四、扩大了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的政治影响力
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不仅在军事上沉重打击了敌人，而且在政治上，乃至心理上都对国民党反动派是沉重打击。从军事上看，我军运用诱敌深入战术，一次战斗全歼国民党军主力师、俘获其师长，整个战役共歼灭1.3万人，缴获各种武器1.2万余件，以少胜多打破国民党军10万兵力的“围剿”，取得空前战果。从政治上看，红军的战果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阵营， 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力量的强大和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 充分暴露了国民党的统治及其军队的腐朽无能。从心理打击上看，国民党军10万之众不堪一击，给官兵造成严重心理障碍。师长张辉瓒被红军生擒活捉，迫使蒋介石派员与中共谈判， 欲以重金赎回，多方求情放人，但在群众公审的时候，张辉瓒被激愤的群众处决。这给国民党军留下深刻的心理阴影。
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鼓舞了根据地人民，激发了人民群众参与革命的热情。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胜利，也是根据地人民的胜利。根据地人民的参加有力地支援了红军作战，有力地滞缓了国民党的进军。胜利鼓舞了人民，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参加红军、参与革命的热情，为根据地的发展壮大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向中外宣示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强大。红军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日本《读卖新闻》于1931年1月1日，以大标题刊登了国民党军队9000余人被工农红军全部歼灭、师长被俘的消息，日本的其他报纸作了转载。 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刊登了新闻，《南华早报》发表署名文章作了评论。苏联《真理报》《共产党人》《革命东方》等不仅刊登消息，而且对朱毛红军给予赞扬。
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得到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充分肯定和支持。在很长一段时间，共产国际强调以城市为中心开展革命，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建立的根据地持怀疑态度，甚至要求朱、毛离开部队。随着根据地的发展壮大，这种态度逐步发生变化，特别是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的巩固，共产国际对根据地的作用开始重视起来。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消息传入苏联后，《共产国际》杂志专门介绍了毛泽东的简历，并给予高度评价。共产国际批准了中共中央提出的由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请示，不久在瑞金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斯大林对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非常重视，他在记事本上写了“龙冈，四万打败十万，朱毛捉到总指挥”的记录，毛泽东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对后来共产国际肯定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有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印.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内部资料）［G］.1982.
［2］戴岳.记第一次“围剿 ”中央苏区的龙冈之役［J］.红广角2010（7）.
（作 者: 中共辽宁省委直属机关工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