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少玲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江西 南昌 330006）
[摘要］夺取“一省胜利或几省首先胜利”战略是中共中央在土地革命时期制定的武装斗争的战略,成为指导这一时期全国武装斗争的战略依据。分析湘鄂赣苏区从被确定为中央苏区到失去这次发展机遇，改“向东南发展”成为中央苏区屏障，配合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开展斗争的过程，探讨湘鄂赣苏区发展呈现出的特点，对湘鄂赣苏区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武装斗争战略 湘鄂赣 苏区特点
[作者简介]周少玲，女，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办公室主任。
在土地革命时期制定的武装斗争的战略。从1927 年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首次在《中央通告第十六号———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与意义》提出［1］P89，到党的六大作出了“革命先在一省或几省重要省区之内胜利”的论断［2］，再到1934年1月17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强调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将实现一省或数省的苏维埃革命胜利”［3］P3119，历届中央领导一直坚持这一武装斗争的战略，这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指导全国武装斗争的战略依据［4］。湘鄂赣苏区是土地革命时期全国六大根据地之一， 从1930年开始被中央纳入夺取“一省胜利或几省首先胜利”的战略之中，直至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直接制约着湘鄂赣苏区的发展。
一、“夺取一省胜利或几省首先胜利”战略与湘鄂赣苏区被确定为中央苏区的决策过程
1930年2月，在国民党与军阀矛盾激化、中原大战爆发以及阶级斗争加剧的环境下，革命形势得到迅速发展，全国已形成六块主要区域：第一块是“北从通城南达赣州，包围到湘鄂赣三省边界及赣西南的一个广大区域”；第二块是鄂西与湘西；第三块是鄂豫皖边界；第四块是赣东北；第五块是闽粤赣；第六块是广西［5］P1125。因此，中央进一步提出了争取湘、鄂、赣三省首先胜利的主张，明确了争取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具体区域。中央认为，“目前先胜利的前途，最显著的区域，是湘鄂赣等省而以武汉为中心”，“故党配合先胜利的工作，必然要以湘鄂赣为最主要区域”，要求各地和红军“在协同动作之下汇合起来，以争取这三省的先胜利，也就是争取全国胜利的第一步”。［1］P755-757 8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湘、鄂、赣三省苏维埃区域中，成立苏维埃的中央局，以指导所有苏维埃中的工作”，“其管辖区域以所有苏维埃区域为范”。［6］P1054、1056 9月28日，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在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又指出：“扩大的三中全会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立即在苏维埃区域建立中央局的办法，以统一各苏区之党的领导。”［7］P32 10月，中央政治局在发布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中进一步明确中央局驻地和职能：“决定在中央苏区立即设立中央局，目的在指导整个苏维埃区域之党的组织，同时，并在苏区成立中央军事委员会以统一各苏区的军事指挥。”［1］P1169 并要求各苏区“为要巩固各苏区根据地而向外发展， 必须首先注意于各苏区的联系配合与一致的行动”。其中“湘鄂赣与赣西南的主要联系在樟萍线与株萍线，这条线以萍乡为中心的群众发动与军事巩固，是制胜敌人围剿计划的基本工作”。［1］P1167
湘、鄂、赣三省是一个广大的地区，当时已建立湘鄂赣、赣西南、鄂西、湘西、赣东北苏区以及与河南、安徽、福建、广东相连的边境地区的鄂豫皖边界、闽粤赣苏区。那么，“最主要区域”中究竟哪一块根据地能够成为中央苏区呢？1930年10月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认为，“中国革命斗争在全国政治经济危机急剧的发展的基础上，已开始了新的时期——开始了革命战争来消灭军阀的时期”，“即是说目前在革命新高涨的形势下，已存在着革命首先争取一省或几省胜利的可能”，而“湘鄂赣三省是最有这一可能的”。［6］P1137—1140 中央政治局根据这一判断，按照“农民群众发动到充分的程度，或可能发动到充分的程度”、“红军有扩充训练的可能和取得敌人武器的前途”、“有可以向前发展的前途，就是可以进而取得‘一个或者几个工业的行政的中心城市’”这三个“最主要条件”，正式“确定湘鄂赣联接到赣西南为一大区域，要巩固和发展它成为苏区的中央根据地”。［1］P1167-1168
湘鄂赣苏区位于湘东北、鄂东南、赣西北的边境地区，地处武汉、南昌、长沙之间，东抵南浔铁路，西临粤汉铁路，北连长江航道，南接株萍铁路，是湘鄂赣三省的枢纽，幕阜山脉横贯其中。它包括湖南、湖北、江西边境地区，共20余县，东西约300公里，南北近700公里，人口300万左右，其中比较稳定的苏区约有人口100万。在它的周边地区，东面有赣东北、闽浙赣苏区，东北面有鄂豫皖，西北面有湘鄂西，南面有湘赣等苏区。控制了这一地区就能够威胁和牵制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的行动，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掌握主动权。所以，湘鄂赣苏区不仅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而且政治上也非常敏感，是国共两党的必争之地。曾担任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的傅秋涛后来回忆：“湘鄂赣苏区，地处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交界……这是三省军阀和封建势力严密控制的地方，是中央苏区的一个重要战略地区。当敌人向江西中央苏区进攻的时候， 它可以牵制武汉、长沙、南昌敌人的兵力；当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北上的时候，它可以牵制、拖住敌人部分兵力，配合红军长征。”［8］萧克也从湘赣苏区的角度证实了这一点：“从战略位置看，湘赣苏区是中央苏区的战略侧翼——河西战线。东与中央苏区隔赣江相邻，北与湘鄂赣苏区隔袁水、修水相望， 我们向北发展就通向湘鄂赣苏区，造成威胁武汉、南昌、长沙的大局面。”［9］P152
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布第一号通告，正式将全国苏维埃区域划分为6 个区：（1）赣西南特区与湘鄂赣边特区；（2）湘鄂边苏维埃特区（包括鄂西、湘西北）；（3）鄂豫皖边特区（包括鄂东北、豫东南、皖西）；（4）赣闽皖边特区（包括赣东北、闽北、皖赣边）；（5）闽粤赣边特区（包括闽西、广东东北、赣东南一部分）；（6）广西右江苏维埃特区。其中“赣西南特区与湘鄂赣边特区为苏维埃中心区，中央临时政府建立在此区”。并指出，“苏区发展的方向是向着南昌、长沙、武汉发展，依据政治、军事环境，争取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但各苏区除向这一方向发展外，并根据各区情形向四周发展，扩大苏区。最主要的各个苏区发展要互相连接起来，使全国苏区打成一片。”同时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赣西南代表）及湘赣边特一人组成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周恩来任书记［6］P1339。2月，中央在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指示中强调，“建立湘鄂赣整片苏维埃区域”是“现阶段中革命的中心任务”［6］P1472。6月，中央指示各地苏区和红军，“我们必能实现目前阶段中的中心任务——建立湘鄂赣整片的苏区，成为这几省有力的根据地，并建立起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以争取这几省尤其是江西革命的首先胜利。这样将更兴奋了全中国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 将更巩固了中国革命的向前发展”［10 P1649。
二、湘鄂赣苏区未能完成将“湘鄂赣打成一片的苏区”任务，失去成为中央苏区发展的历史机遇
作为中央苏区的首要条件，就是苏区必须是一块较完整、面积较大的区域。而“湘鄂赣苏区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将苏区打成一片”［11］P371。湘鄂赣苏区要成为中央苏区，首要任务就是要将苏区连成一片，这也成为湘鄂赣苏区的中心任务。为此，中央苏区中央局按照1931年初中央制定的《关于全国苏维埃区域划分隶属编制纲要》，撤消了中共湖南省委办事处（即湘委办事处），成立中共湘鄂赣特区委，隶属中共苏区中央局，下辖湖南平江、浏阳，江西宜春、万载，赣北修水、铜鼓、宜丰、瑞昌、武宁，湖北通城、阳新、大冶、大阳、鄂城、通山，鄂南即湖北蒲圻、咸宁、崇阳等18个县委，明确了湘鄂赣苏区版图，将鄂东、鄂南苏区划入湘鄂赣苏区版图，使原独立发展的湘北、赣北、鄂东、鄂南4个特委结束了分散状态，苏区疆界北抵长江南岸，南至湘赣苏区。但当时各县苏区面积大小不等，万载、阳新、通山约占4/5，修水、蒲圻、大冶约占2/3。3月，中央苏区中央局派滕代远以中央巡视员身份到达湘鄂赣苏区，在修水上衫主持召开湘鄂赣地区党的负责人会议，成立了以李宗白为书记的中共湘鄂赣特区委员会（代行省委职权），为湘鄂赣苏区的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7月，又在浏阳东门楚东山和平江长寿街（后迁上衫）分别召开全省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湘鄂赣苏区由此进入全盛时期。
对于中央在湘鄂赣苏区建立苏区中央局战略部署的重要意义，湘鄂赣省委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认为“湘鄂赣边区处于湘鄂赣三省政治中心的长沙、武昌、汉口、南昌、长武路、南浔路、湘江、赣江包围之中，因此它在政治上、军事上、交通上均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它成为湘鄂赣三省的枢纽。另一方面，它入境湘鄂西、鄂豫皖、赣西南苏维埃区域的中心区域，成为这些联系的锁练，因此它在巩固苏维埃区域，造成苏区根据地，将湘鄂赣三省苏区打成一片，取得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有非常严重的意义。所以，中央明白指出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以湘鄂赣三省为最成熟的条件之下，边境苏区的工作应比任何苏区的工作主要得多。”［12］P580 湘鄂赣苏区能否顺利地与赣西南联成一片，直接关系到中央战略决策能否实现，影响到中央苏区能否在湘鄂赣地区建立。
为此，湘鄂赣苏区在“省委成立以后，对苏区打成一片的工作，是充分注意的”［11］P371，根据中央战略部署，省委制定中心任务，转变工作路线，要求各地“加紧抓住赤区群众，发动和争取白区群众斗争，建立边境苏区中心根据地，将边境革命势力打成一片，有阵地的巩固的向外发展，与湘鄂西、赣西南、鄂豫皖取得联系，促进湘鄂赣三省革命的首先胜利之实现，是目前党的最迫切的任务”［12］P581。并进行了具体部署，要求（1）保障已有苏维埃区域，恢复失败的工作；（2）建立中央临时政权；（3）消灭苏区中的赤白夹杂现象。（4） 重新平均分配土地。（5）巩固红军与造成红军铁军。（6）扩大与改造地方武装。（7）建立坚强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府。（8）正确的执行经济政策。（9）加紧发动和领导工人阶级斗争。（10）反富农斗争与加紧贫农团工作。（11）加紧白区工作。（12）建立城市交通工作。（13）开展士兵工作。（14）开展反帝工作与互济运动。（15）加紧妇女工作。（16）建立肃反工作。（17）加紧青年工作。（18）加强党的主观力量。
由于红军先后两次攻打长沙，引起了敌人震惊，结束中原大战后的蒋介石派重兵“围剿”湘鄂赣苏区，致使苏区遭到重大损失。对此，中央特别指出：“为要使红军的胜利，继续向前发展，而完成湘鄂赣打成一片的苏区， 则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加重苏区周围白色统治区域的工作……将易与非苏区的群众联系起来。各地赤白区域对立的现象，必须在群众的联系上，在宣传鼓动的扩大上求得根本消灭。”［10］P1659 按照中央要求，湘鄂赣省委一直在积极进行贯彻落实。湘鄂赣省委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特别强调，“边境党应将修铜宜三县之间以及与湘东南、鄂东南之间、平修岳之间的赤白夹杂现象消灭”；“鄂东应向修水、武宁、上高发展，平江应向长沙发展，使湘鄂赣边苏区与湘赣苏区和中央苏区根据地取得联系”；“同时要防止因此而忽略向武昌、长沙、岳阳中心城市与长武路发展，和鄂北及湘鄂西取得联系的另一极端的错误倾向”。［12］P582 之后又发布通告，要求各县游击队对赤白夹杂的区域进行游击工作， 加紧对白区的骚扰和防范工作，建立中心工作，建立被敌人占领苏区的秘密工作、处置逃亡群众、镇压苏区内奸，反对保守偏安和逃跑主义，“坚决的执行消灭苏区赤白夹杂现象的任务”，将苏区联成一片。［12］P614-615 至1931年7月，只有岳阳、通城、湘阴、宜丰、武宁、长沙等县新增了小块苏区。要完成中央赋予的任务，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消灭“赤白夹杂现象”。湘鄂赣苏区面临着国民党接二连三的大规模军事“围剿”，尽管取得了第一、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巩固了湘鄂赣中心苏区，但“许多区域失败，区域仍旧还是落在敌人手里，新的苏区更没有丝毫的发展”，“消灭苏区赤白夹杂的现象的工作还很少痕迹”。［12］P603、614 到1932年春天，湘鄂赣苏区“各县只是保持原状”：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万载、宜春、萍乡、宜丰、通城、通山、阳新、大冶、鄂城、瑞昌、武宁、崇阳、咸宁、蒲圻、加鱼等18 个苏区县，其中万载、阳新、通山的4/5，修水、蒲圻、大冶的2/3，宜春、萍乡、铜鼓、鄂城、宜丰的1/3，通城、咸宁、崇阳、武宁、加鱼的1/5，平江和浏阳因攻打长沙得而复失，仅剩1/6。在湘鄂赣省委成立后，鄂东、鄂南、修水分别发展了8个、3个和1个新苏区，平江和浏阳缩小了4 个区，其它各县没有变化。然而， 湘鄂赣苏区当时“赤白夹杂现象”比较突出，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万（载）、宜（萍）连片一块，鄂东一块（包括黄安、麻城、黄陂、孝感等县），鄂南（包括咸宁、蒲圻、崇阳、嘉鱼、通山、通城等县）一块，宜丰一块，“赣北与鄂东只隔三十里以上的白区，通城、蒲圻只有七十里路的白区，这些白区中有党与群众的组织”，致使湘鄂赣与赣西南苏区之间相隔的大片白区未能连结起来。［11］P371 但赣西南、闽西苏区在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连成了一片，中共苏区中央局（1931年1月15日在宁都小布成立）也在此时从永丰龙岗迁至瑞金。11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标志着以瑞金为中心的由赣西南、闽西苏区组成的中央苏区正式形成。正如石仲泉所指出的那样：“形势的变化，历史使湘鄂赣苏区与‘中央苏区’称谓失之交臂，错过了一个极好的发展机遇。”［13］P10
三、湘鄂赣苏区“向东南发展”，成为中央苏区屏障，配合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开展斗争
中共中央因形势变化改变了在湘鄂赣苏区设立中央苏区的计划，但并没有因此调整“争取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战略，反而因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更加坚定了实施这一战略的决心。中共中央认为“争取这个胜利已经不是遥远的前途而是今天行动的总方针”，因此训令各地“首先将大江以南与大江以北的各个苏区汇成两个大的苏区”，并对中央区等六大苏区军事行动作出了具体的部署。其中，要求湘鄂赣“十六军主力可向樟树方向移动，威胁敌人进攻苏区的后方，以帮助中央区与红军一方面军，占取赣南的一、二中心城市，并巩固之。同时并帮助鄂东南与鄂南及株萍武长路附近的苏维埃运动与土地革命更加开展与深入，以便与鄂豫皖互相策应及取得联系，造成时可以威胁敌人进攻其他苏区的后方的形势”［5］P1914-1915。随后，中央发布告全党同志书，强调：“这一任务已经不是将来革命发展的前途，而是目前所要实现的摆在议事日程上的斗争任务。一切我们工作的布置，就要拿这一任务的完成为中心。”［5］P1921 1932年1月9日中央发布《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将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
湘鄂赣苏区在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后，“保存了现有的苏区”，“牵制了很大数量的白军”，“对中央苏区的胜利确实有很大的帮助”，但湘鄂赣苏区由于在执行中央向东南方向发展将苏区联成一片的指示方面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因而受到中央尖锐的批评［14］P1。1932年1月，中央局致信湘鄂赣省委，认为湘鄂赣省委存在“不了解创造革命根据地巩固向外发展”，“不去真正的艰苦的去动员广大工农基本群众”等缺点，这些缺点不仅是“立三路线的错误继续”，而且也是“造成湘鄂赣苏区始终流动不巩固的原因”［14］P3。强调目前的政治形势是“中国和国际间革命大发展的时期”，“苏区党的任务就是抓住目前这一形势努力争取革命在一省几省胜利。首先要取得一、二个较大的城市，打通苏区联成一片， 来更大开展革命战争的局面一切工作的中心要放在积极向外发展、扩大革命战争，发展苏维埃，响应配合和领导全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为此，中央明确要求湘鄂赣苏区“应当是向东南即是向袁水樟树方面发展，扰乱敌人后方；配合中央区红军工农群众的行动首先取得赣州、吉安两个城市。在这一战争中要使湘鄂赣与湘赣苏区打成一片”，并指出“湘鄂赣苏区的中心根据地不是平浏，而应当是铜鼓万载一带”，使之成为中央苏区主要根据地与后方［14］P5-6。
同年2月，湘鄂赣省委召开第二次执委会，总结了近半年的工作，贯彻落实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苏区根据地不应机械地确定在平浏，而应转变到赣北（修水），并成为省委工作的中心。但湘鄂西中央分局认为，二次执委会《决议案》只是“一般的正确，能够站在自我批评的立场揭露省委过去右倾的错误，接受中央分局和中央的指示”，但不够具体。于是先后两次给湘鄂赣省委发出指示，进一步强调中央局下达的任务。第一封信要求“湘鄂赣苏区以修铜万为中心，向南发展，与湘赣省打成一片，这个基本原则没有变更。但是，将鄂东、鄂南苏区与赣北苏区打成一片，这是向南发展之主要先决条件。因此，扩大通山、崇阳、通城三县苏区，消灭几十里赤白夹杂的现象”，是“刻不容缓的急务”，要求湘鄂赣“定出一个扩大通山、崇阳、通城苏区和消灭赤白夹杂现象的具体工作计划”［14 P69-70。围绕这一中心任务，湘鄂西中央分局对湘鄂赣苏区各方面工作都作出了具体指示，提出了明确要求。第二封信虽然对湘鄂赣苏区的工作进行了表扬， 称赞红十六军在赣西北、湘鄂东、鄂南游击数十县，牵制敌人六十团以上的兵力，是“一个伟大的力量”，但仍然提出了批评，认为湘鄂赣苏区强调困难，没有充分估计自己的力量，并利用这些力量克服困难争取新的胜利， 对国际路线还没有充分的了解和执行，没有积极准备向敌人进攻；并强调，湘鄂赣苏区“应该先将修水、铜鼓、万载巩固起来发展到樟树、袁州一线， 以与湘赣省和中央区取得联系”，要求巩固红十六军在通城通山取得胜利并造成新的苏区［14］P77-78。湘鄂赣苏区的地位与作用由此发生了转变：“向东南发展”，牵制敌人，沟通联系，由原来的发展成为中央苏区变为配合中央苏区开展斗争。
此时，“围剿”湘鄂赣省的国民党部队已“有六十团以上的兵力”［15］P8。由于湘鄂赣省委没有采取积极措施贯彻苏区中央局“向东南发展”的指示，所以发展成效甚微。苏区中央局认为，“湘鄂赣省委工作路线，根据湘鄂赣省委的报告，还没有转变，对国际及四中全会的路线，还没有执行，还停留在机会主义及立三路线残余的泥坑中。因此， 湘鄂赣苏区受到了极严重的损害。这一严重问题， 虽然还有客观的原因， 但湘鄂赣的领导机关，要负很大的责任”，因而决定采取组织措施，“改造湘鄂赣的领导机关”，“派林瑞笙同志前来担任省委书记，并彻底改造领导机关及转变路线”，“在目前革命极端有利的形势之下， 来争取一省几省革命的首先胜利”。[5］P2082-2083
同年3月中旬，以林瑞笙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到达湘鄂赣省委驻地修水上杉，于17 日至26 日召开了省委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会议全面回顾了湘鄂赣省委的工作，认为“过去省委的政治路线一般的是不正确”，“违背共产国际和四中全会的路线”，“党的策略成为消极的不积极向外发展的保守性质”，没有鲜明地提出党的中心任务，没有坚决地执行中央关于湘鄂赣苏区发展方向的指示，没有明确提出以铜鼓、万载为根据地，向东南袁水流域樟树的发展方向。会议在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和当时的革命形势后，要求将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作为目前唯一的中心任务”，“集中党内外主要力量，坚决的向东南袁水流域樟树发展，打通与湘赣省苏区的联系”。［14］P88-90、97 会议根据四中全会“反右倾和改造各级领导机关”的错误纲领，解散了以李宗白为首的原省委，组成了林瑞笙为书记的临时新省委。为完成会议确定的向东南袁水流域樟树发展的任务与目标，会后立即开展了两项工作：一是制定并下达了湘鄂赣临时省委四、五、六月三个月的工作计划。这个计划内容全面，任务量化，要求省委县委秘密训练白区工作干部，注意向东南发展的赤白夹杂区域的白区工作。要求万载分别至少派10名和15名干部到大石曹黄岗山和相关地域工作， 萍乡至少派20名和5 名干部到分宜、新喻、樟树和萍北一带工作，鄂东派50名干部打通修水鄂南并与鄂豫皖的联系，修水、铜鼓、鄂南、平江、浏阳各县至少派30名干部到白区工作；改造并扩大红十六军和地方武装。扩大红军1万人，其中三个月扩大3000红军给红十六军，扩大1000红军给中央区；浏万宜萍、平修通铜、鄂东南地方武装分别编为独立一师、独立二师、独立三师；巩固修铜万根据地，规定修水赤区须扩大占全县面积五分之三，铜鼓扩大到一半或三分之二，万载扩大到五分之四。鄂东苏区一定要与修水打通并尽量与鄂南苏区打通， 修宜奉边要尽量与修铜打通。做到苏区靠近比现在的隔离一半（现八十里，三月内要靠近到四十里）［14］P120-133。二是迁移省委省苏驻地。考虑到省委现驻地修水上衫与中央苏区距离较远、联系不便，对铜鼓、万载等苏区指挥也不便，决定将省委省苏机关由修水上杉迁至万载小源，4 月中旬开始省委、省苏机关陆续向东南方向迁出上杉。此后，为加快向东南发展任务的完成， 省委相继成立高安中心县委（负责高安、靖安、安义、上高、清江等县工作，并派出三个工作团深入白区发展组织）、赣北工作委员会（在德安开展工作）、九（江）德（安）瑞（昌）办事处和修铜宜奉中心县委，以消灭赤白夹杂现象。
根据《中共湘鄂赣临时省委三个月（四、五、六月）工作计划》安排，1932年9月1日至15日召开中共湘鄂赣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对临时省委第三次执委会五个月的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 认为各方面的工作都有了进步，发展了一部分新苏区，“向东南发展有了大的注意，收到了相当的效果，确定了巩固修铜万为根据地向东南发展为中心任务”，“但成绩就非常非常的微弱”。［14］P359、361 会议认为，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三次执委扩大会取消冲破敌人四次‘围剿’的口号，以‘左’倾的词句曲解这一口号，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口号进行了批评，即使接到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电示，常委扩大会还是坚持取消冲破敌人四次‘围剿’的机会主义错误。”［14］P360 会议指出，苏区开始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我们省区是争取一省几省革命首先胜利的重要地带，动摇摧毁反动统治的有长期历史和位置重要的决定意义”，“目前争取湘鄂赣数省首先胜利是更有把握”，确定湘鄂赣党的任务“扩大党的组织到十万党员，扩大红军一倍，更加紧巩固修铜万根据地坚决向外发展革命战争，组织民族革命战争，党员苏区内外广大劳苦群众力量拥护红军全线出击，粉碎敌人四次向苏区与红军的围攻，尤其是要猛烈向东南发展，建立新苏区，夺取大城市，与湘赣苏区打成一片，响应西路军夺取吉安、赣州，响应赣东北的红十军和红一五军团进攻南昌，为实施几省及其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而奋斗”。［14］P365
此次常委扩大会虽然表面上接受了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信精神，但并不认为第四次“围剿”真的会发生，也就没有认真地进行反“围剿”的准备。当敌人以8 个师1 个旅对苏区开始第四次“围剿”后，被动应战，遭到了很大损失，不仅“向东南发展”的任务没有进展，而且连修水、铜鼓、万载县城都被敌人占领。“苏区尚没有造成一个坚固的根据地，几个小块苏区还没有打成一片，创造红军的铁军，特别是在军事技术表现上还差得很远，甚至有时还因经济财政问题而妨碍到政治上的任务的执行。平浏苏区屡次遭受重大的创伤，增加了工作上的困难。”针对这一形势，省委于1933年2月召开扩大会，对扩大红军作出进一步要求：“成立新的红六军团，配合全苏区革命力量积极向东南发展，联系鄂东、鄂南各个苏区成整个苏区，与湘赣苏区打成一片……收回修、铜、万县城，完成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争取并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首先胜利。”［15］P35
由于湘鄂赣省委对第四次反“围剿”的消极被动，苏区中央局一再发出指示要求纠正错误，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湘鄂赣省委才被迫于1933年6月16日至18日召开第三次常委扩大会议，通过《接受中央局来电，纠正省委机会主义的错误，不动摇的执行党的积极进攻路线，全部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的决议》。虽经苏区军民奋力反击，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但红军也极大损耗了自己的力量。9月，敌人又以5个师3个旅的兵力，对湘鄂赣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在重兵压境的情况下，省委仍然作出苏区党的首要任务是向东南发展，迅速与湘赣苏区联成一片的决议。到1934年2月，中央派出以陈寿昌为新任省委书记到达湘鄂赣后，仍然坚持“联系分割的苏区成为整块，坚决向东南发展，争取与湘赣苏区的联系”、“向东南发展”的战略［16］P744，最后终因敌人重兵“围剿”和应对失误而遭到重大损失。“六七月事件”后，湘鄂赣苏区基本被敌人占领，被分割成11 块，最大的为平江黄金洞，横直二三十里，小块只有几里宽，标志着湘鄂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提前进入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同时也标志着“向东南发展”战略的失败。
四、夺取“一省胜利或几省首先胜利”战略制约下湘鄂赣苏区发展的特点
纵观湘鄂赣苏区在夺取“一省胜利或几省首先胜利”战略中的的地位与作用及其所担负任务的实施过程，我们不难发现，湘鄂赣苏区的发展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特殊的地理区域决定了湘鄂赣苏区的发展定位，湘鄂赣苏区不可能成为“中央苏区”，只能是对中央苏区发挥“屏障”作用的战略区。湘鄂赣苏区位于湘东北、鄂东南、赣西北地区，处在武汉、长沙、南昌三个省会之间，政治上十分敏感；北临长江航道，南抵株萍铁路，西至粤汉铁路，东至南浔铁路，交通比较发达，便于部队快速调动和军需运输，军事上同样十分敏感；境内幕阜山系也有利于红军展开行动。这个区域既可对武汉、长沙、南昌造成威胁，又能牵制进攻中央苏区的敌人，是战略要地，举足轻重。所以，在“一省胜利或几省首先胜利”战略确定之初，中央就明确将湘鄂赣苏区发展成为中央苏区。国民党方面，在红军先后两次攻打长沙后引起了高度警觉，结束中原大战的蒋介石派重兵“围剿”，致使湘鄂赣苏区遭到重大损失。湘鄂赣苏区重要而敏感的地理位置，既为中共所重视，也为国民党所重视，双方都希望控制这一地区，即使能够联成一片成为中央苏区，国民党也必然派重兵“围剿”，处境非常危险。毛泽东在1928年曾指出，罗霄山脉的“北段地势不如中段可进可守，又太迫近了大的政治都会，如果没有迅速夺取长沙或武汉的计划，则以大部兵力放在浏阳、醴陵、萍乡、铜鼓一带是很危险的。”［17］P79 所以，湘鄂赣苏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斗争中，都不可能成为中央苏区的建立之区。但正因为其地理位置重要，湘鄂赣苏区的存在与发展能够有效牵制敌人，拱卫中央苏区，配合和支援中央苏区与其它苏区开展反“围剿”斗争。蒋介石后来派出刘健大部分兵力驻守湘鄂赣苏区周边，并展开“围剿”的行动足以证明了这一点。湘鄂赣苏区的发展只能是发挥“屏障”作用的战略区，不可能成为中央苏区。
第二，全局的利益决定了湘鄂赣苏区的发展空间，作为“屏障”战略区的湘鄂赣苏区难有大的发展。如前所述，湘鄂赣苏区在中央苏区确定后的战略定位是“屏障”，它的发展必须服从中央有关苏区发展的大局，没有更多的自主发展空间。1931年4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湘鄂赣边苏区问题时，强调“只有在这一苏区根据地巩固的条件下，才能冲破敌入四面的‘围剿’，才能与中央区打成一片，而给一、三集团军以直接的帮助”［18］。中央苏区建立以后，中央要求湘鄂赣苏区“向东南发展”，将湘鄂赣苏区中心根据地建在铜鼓万载一带。湘鄂赣苏区的东南方向即袁水樟树一带，为平原和丘陵地区，东北与南昌邻近，南与湘赣苏区隔袁水相望。“向东南发展”就意味着要离开苏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老革命根据地，进入敌强我弱的平原和丘陵地区，这对苏区的发展极为不利。对此，一直战斗在湘鄂赣苏区的钟期光上将曾有过详细的分析：“苏区中央局当时要求湘鄂赣苏区的党和红军‘向东南发展’，主观上是想将该苏区与中央苏区连成一片，夺取江西省会南昌，实现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愿望。但客观上是脱离当时的实际的。因为该苏区的东南是平原地带，接近南昌，敌强我弱，以我之劣势，去对付敌之优势，显然是失策的。省级机关和红16师按照这个指导思想向东南转移，背离老苏区，失去了地利与人和，就失去了依托与后方，造成小源失守后，幽居难立，划坪被困，龙门山突围受挫，节节失利，使苏区遭受巨大损失。假如当时不向东南转移，而是向西，向北，在以平浏铜为中心的老苏区内作推磨式与敌周旋，或者向鄂东南行动，地利与人和均占优势，以我之长应敌之短，其结局可能不同。只要能立稳脚根，使各个分散的苏区都得到巩固与发展，经过长期的建设，革命势力得到相当发展，最后才有可能将各个苏区连成一片，夺取革命胜利。这是后来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胜利的实践所证明了的。”［19］P55-56 尽管“向东南发展”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但为了全局的利益，湘鄂赣仍然不折不扣执行中央的这一决定，无论是红十六军和各县地方武装的反“围剿”斗争还是其它一切工作，均以消灭赤白夹杂现象、打通苏区联系、拒敌于苏区之外为中心，并一直延续到湘鄂赣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时期。
第三，“向东南发展”的决策决定了湘鄂赣苏区发展的方向，造成省委省苏驻地难以固定的特有现象。“向东南发展”的决策要求苏区以此为“主要发展方向”，一切工作都围绕这一方向展开。结果出现了湘鄂赣苏区省委、省苏驻地多次搬迁的特有现象。1931年9月，湘鄂赣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由平江长寿迁至上衫举行后，省委、省苏和省军区等省级机关也随之迁入，上衫也就此成为省委、省苏驻地。上衫处于湘鄂赣苏区的中心位置，对于与鄂东南连成一片，巩固苏区具有重要意义。但为了贯彻“向东南发展”战略，支援中央苏和湘赣苏区，湘鄂赣苏区又将省委省苏驻地迁驻远离鄂东南的万载小源。不久，湘鄂赣苏区重镇渣津失守，修水苏区被分割为河东苏区和河西苏区；修水苏区与鄂东南苏区赤白夹杂，此后一直也没有力量将其打成一片。1934年初，小源失守后便失去了稳固的后方依托。于是，湘鄂赣省委省苏又迁往铜鼓幽居，这里的位置与修水上衫一样，位于湘鄂赣苏区居中位置，适宜作为指挥中心，但因粮食紧张和敌人“围剿”造成“幽居不可居”，同时也为了向东南发展，5月又开始迁往修铜宜奉苏区，到达奉新的龙门山区的百丈、西塔一带。尚未立足脚，敌人随后又包围上来，只得再次迁往平江黄金洞，结果导致了“六七月事件”的发生。湘鄂赣苏区省委、省苏新驻地迁移的方向始终都是东南方向，与“向东南发展”战略一致，这些新开辟的苏区盛产粮食，比较富裕，但群众基础薄弱，反动势力比较强，加上远离苏区的中心区域，相对孤立，没有回旋余地，难于开展对敌斗争。
第四，湘鄂赣苏区是红军的重要诞生地，但留在苏区的只有红十六军一支红军主力，不可能完成“向东南发展”的任务。“向东南方向发展”决策确定后，中央不但没有给湘鄂赣苏区兵力、财力和物力的支持，反而不断地从湘鄂赣苏区调出红军支援其他苏区。1930年8月，湘鄂赣苏区按照中央的命令，分别调出了三支部队：为支援鄂豫皖苏区军民的反“围剿”斗争，湘鄂赣苏区将刚由鄂东南各县和赣北的部分游击队扩编而成的新四、五纵队渡过长江，派往湖北黄梅、广济一带活动，不久即编入鄂豫皖红十五军作战，直接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同年11月，为支援中央苏区反“围剿”，红三军团离开了熟悉的湘鄂赣苏区东渡赣江，与红一军团并肩作战；1933年7月，红十八军缩编为红十八师，调入湘赣革命根据地与红八军会合，编入红六军团，直接参加湘赣边区反“围剿”斗争。尽管湘鄂赣苏区诞生了许多红军铁军，但从1930年开始，湘鄂赣苏区尽管一再扩红，但只留下了组建不久的红十六军，承担着保卫苏区和支援配合中央苏区的任务。该军组建时只有2000余人，到1931 年底约3000余人，“近来战斗力较前稍有加强，如果和敌人之主力军二团兵力作战，尚不能达到消灭任务与给以打击。”［12］P634 最多时的1932年9月达到4897人［14］P466。在历次反“围剿”中，红十六军和各县地方武装一起与数十倍于我的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敌人大规模对湘鄂赣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时，红十六军一直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转战浏阳、萍乡、醴陵、袁水下游等地，策应红六军团在湘赣苏区作战，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后又与红十七师一起破坏南浔铁路，钳制敌人，调动了国民党军队46个团的兵力，有力配合了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但湘鄂赣苏区也因此付出惨重代价，当红十六师返回铜鼓县幽居时，湘鄂赣苏区已被国民党军分割和实行分区“清剿”，提前三个月进入三年游击战争。湘鄂赣苏区唯一一支红军主力部队在自身处于险境中的情况下，却屡屡被调走支援湘赣苏区和中央苏区，虽然主观上一再要求将苏区打成一片，但实际上没有足够的力量做到，连湘鄂赣苏区内“赤白夹杂”现象都无法消灭，更不可能完成“向东南发展”、与湘赣苏区联成一片的任务。所以，直到第五次反“围剿”结束，湘鄂赣仍然是“小而散”的苏区，并没有形成整片的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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