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伟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形成了良好的群众工作作风，为我们当前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陈毅早年就是一个善于做学生工作的领袖，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在经历大革命洗礼后，又在红四军担任领导工作，在毛泽东的耳濡目染下，陈毅同志群众工作水平提高很快，并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中一位很善于做群众工作的杰出典范。陈毅在群众工作方面的丰富经验具有时代性、科学性和指导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深入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
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土地是中国农民的命根子。只有给予广大农民属于自己的土地，使其在经济上翻身解放，才能获取他们真正的支持和拥护。陈毅是洞悉这一道理的，他也经常把打土豪、分田地作为一件大事来抓。
湘南暴动期间，陈毅曾担任过郴县县委书记，他把县委的工作重心转到土地革命方面。他经常到各乡了解和指导分田的工作。郴县桥口有一户农民害怕日后地主报复，分给他3块田不敢要。陈毅亲自去给他讲“耕者有其田”的道理，还说：“你实在怕，就让分田的把那3块田写在我陈毅名下好了。田归你种。”在陈毅的推动下，郴县的插标分田搞得风风火火，很快赶上了邻近各县。[1]P63-64
1930年7月初，担任红二十二军军长的陈毅在于都和东河行委一起，将河东的地方武装集中整编，统统编入第二十二军。7月15日，在于都召开东河行委扩大会议，陈毅在会上提出了“马上分田割禾，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无条件分房屋，分山林，分池塘”[2]P149等8条意见，推动了当地土地革命的进程。
1931年7月20日，中共赣南特委发布书记陈毅主持制定的关于肃反、没收土地与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准备等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党部坚决、毫不动摇地做好没收、分配土地的工作，并把这些工作与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准备密切联系起来，[2]P160-161
1932年3月，红四军攻入长汀县，之后陈毅便带领第一纵队奔赴三十里外的新桥做群众工作。来到新桥，陈毅不进深宅大院，专门选了共产党员王仰颜家低矮的土屋住下。白天他走遍新桥山山水水，访贫问苦，调查研究。晚上，松明灯下，在土屋前集合着男女老少，向他们宣传打土豪、分田地、武装夺取政权的意义。不久，陈毅根据掌握了解的情况，在大岗召开了群众大会，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就这样，在陈毅亲自发动下，五天时间，新桥农民群众打土豪十八家。那几天，他和战士帮助群众到处烧契废债、杀猪出谷、分田分地、筹粮筹款，穷苦人真正翻身了。[3]P91-92
二、真心关心群众生活，体察人民疾苦
陈毅非常关心群众的生活点滴，从小处入手，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真正做到“体恤民情、关心民瘼，解决民难”。他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忠于人民，将人民的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
在艰苦的井冈山斗争时期，陈毅就对老百姓关爱有加，虽然战事频繁，但仍不忘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1928年深秋，他因腿伤住的大井村，就经常夜晚拄着拐杖到群众中去访贫问苦，白天带着通讯员帮助军属割禾抢收。陈毅大井割禾的故事在井冈山流传一段佳话，他真正与群众打成一片，赢得了群众的拥护。
中央苏区时期，陈毅还号召群众进行生产自救，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并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组织群众生产，帮助群众排忧解难。据何长工回忆，陈毅在兴国担任赣西南特区委书记时，一面出色地搞好政权建设，一面还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运动，改善人民生活。[3]P92通过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既可以支援革命战争，又可以改善群众自己的生活状况。
1929年9月28日，陈毅专门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了红四军的各方面情况后，他又按照周恩来同志多次谈话和中央会议的精神，代党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亦称“九月来信”）。
该文件内容丰富，且专门有一部分谈到了“红军与群众”的工作，其中特别指出了红四军和地方各级党委要重视解决群众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前委在过去忽略了所到地区之群众的日常斗争。红军本身是一种阶级的集聚力量，所到地区豪绅等多已闻风逃窜，群众在军事力量掩护下勇气倍增，一切行动自然是政治的或军事的，但党的指导绝不要忽略群众日常生活上许多未解决的问题。全国有苏维埃区域的党均忽视了这个问题。红军四军经过许多群众未曾发动的地方，不要只是提出一般的政治口号，应该细心去了解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从群众日常生活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以至武装斗争。这种斗争才是群众本身所需要的，才不是单纯军事力量的发动，才不是少数个人英勇的硬干，才会团结广大群众在党的周围。对于地方党部工作之帮助，特别要指示这一点。”在谈到筹款工作时，还提出“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4]。这是目前所发现的中央正式文献中第一次明确使用“群众路线”的提法。
三、鼓励群众监督政府的工作
陈毅在中央苏区时期，曾经鼓励广大工农群众参与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如批评政府工作以及反对贪污腐化现象等，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以推动建立一个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地方苏维埃政府，以巩固苏维埃的基础，真正让政府代表人民的心声，为人民谋福利，最终推动革命工作不断向前发展。
1932年4月1日，江西全省苏维埃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但陈毅发现不仅无成绩令人满意，而且仍存在很多的问题亟待解决。第一，不会联系到发动群众的阶级斗争到现在省选的空气在各地非常沉寂，群众还不晓得有这一回事，还没动员起来把分土地分谷物打土豪等斗争与省选联在一起；第二，无领导状态，省苏到现在没有接到一张关于省选进行的报告；第三，苏维埃工作人员如负重责的同志并不曾亲身去群众中做各种报告和工作意见，热烈去发展群众的讨论传播全苏大会及中央政府的决议领导反官僚腐化的斗争；第四，各地党部与群众团体没有把省选当成一个中心工作，一般的注意到分土地、武装、肃反、财政。
陈毅指出，这些错误如不及时纠正，那么后果是严重的。鉴于群众最关注土地问题，他建议省选也须联系到土地问题。他指出，在省选前彻底分田完毕，要彻底分田就要改造乡苏维埃，要选出在分田斗争中积极正确的农民到省苏大会，不准破坏分田的分子参加。对城市工人群众，更要提出省选联系到他本身问题，如工人群众选举自己的积极代表到省苏大会，在省选中密切保障工农的联盟，建立工人阶级对省选的领导作用。他还提出，要把省选视为当前的中心工作来抓。
他呼吁，苏维埃的工作人员以及革命的前进战士们，自己应投身于身政府选举工作当中，要在广大群众面前去作宣传鼓动吸收群众来参加省选，来了解全苏大会决议，每一个革命同志应积极参加其一分的选举，从乡区县直到省，挨门挨户作宣传工作，特别是为群众所知道的参选代表，要把群众的痛苦与需要用自己的口讲出来，对群众的问题提正确的主张来解决，把党与中央政府的决议政纲解释给群众听，让群众选出自己要选的代表，这样去赢得群众的信任。[5]
四、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
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由于党处于幼年还不成熟，因而会犯一些“左”的错误，难免会出现群众的不理解，甚至对立的群体性事件。陈毅能冷静地找出问题的根源，有效控制事态发展，不扩大惩罚范围。
湘南暴动期间，湘南特委提出了“焦土战略”，为了企图使敌军进入湘南后无房可住，无法立足，不打自垮，不攻自溃，硬性推行焚烧湘粤大道两侧30里内房屋和烧毁郴州等县城的决定，导致敌对情绪剧增。1928年3月12日，中共郴州县委在郴州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贯彻湘南特委的烧毁政策时，阶级敌人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当场杀害中共郴州县委书记夏明震等领导干部和一些共产党员。朱德、陈毅闻讯后，即由陈毅率2个连赶到郴州，参与平息了此乱。不久，他又被任命为郴县县委书记，纠正了一些“左”的错误做法。[2]P107
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矛盾，作为县委书记的陈毅没有乱了方寸，而是非常冷静地进行了善后处理。他首先恢复和整顿了县委、县苏维埃领导班子的工作，在湘南特委的指示下，建立肃反委员会和革命法庭，同时花很大的精力深入调查研究，查清事情真相。在获得翔实可靠的材料后，对于参与“反白”的人根据不同情况进行了相应的处理。对个别证据确凿的首恶分子坚决镇压，但对于绝大多数受煽动的普通群众，只要不继续坚持错误，一律既往不咎。原来是干部的，不责令检讨，不给予处分，仍按干部使用；原来是农会会员的，仍然承认其为会员；原来是赤卫队员的，仍然承认他的身份。
陈毅与湘南特委研究，并在县委会上统一了认识，在局面得到完全控制后，仍以县委的名义决定再次在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这次大会又有数千人参加。陈毅当众宣布，县委对于执行烧城和焚烧湘粤大道两侧房屋的错误决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宣布取消错误的决定，并代表县委向群众做检讨。会后，发布公告，规定不准焚烧房屋，不准强迫搬家，不准造谣惑众等。[1]P62-63
由于各级党组织及时发现问题并调整政策，才使这次“反白”事件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决，缓和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推动了革命运动继续发展。不久，郴州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人心又归向了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红火革命场面。这其中，与陈毅的不懈的努力和细致的工作特别是妥善处理分不开的，这也是中共早期处理群体性事件的一起成功案例。
五、紧密依靠群众，使共产党和红军渡过难关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陈毅领导的南方游击战争处于极度困难之中。他坚信只要坚持，胜利最终属于我们；但他也深知，要使党和红军渡过难关，必须紧密依靠群众，保护群众利益，与群众同呼吸、共患难。
1934年12月20日，当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之后，有少数无气节的、不坚决的或假冒革命的投机分子乘国民党深入苏区的时候，背叛革命投降白军。有的替白军带路来残杀群众，有的替白军作欺骗宣传，强迫群众上敌人圈套，帮助白军残酷地屠宰工农群众，血洗苏区。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的陈毅发布紧急命令，作了8条具体的规定，动员广大工农群众，积极击杀革命叛徒，以此作为战胜敌人、保卫苏区最主要的条件。这项命令也对安定人心、巩固内部，迟滞国民党军的进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如“对于革命叛徒及反动分子，凡我工农群众及红色指战员均有权就地击杀，事后报告苏维埃和上级。努力这一光荣事业的同志，苏维埃应予以奖励。凡属叛徒与反动分子的家属，能自动揭发叛徒、反动分子的阴谋，向苏维埃报告的，予以模范苏维埃公民的光荣称号并奖励之，同时即将叛徒反动分子本人的财产留给该家属不没收”。还规定“凡工农群众，一时受敌人欺骗走入敌方，甚至被迫加入民团等反动组织，只要不积极帮助白军团匪等进攻苏区，不参加反革命的工作，一概不加追究，欢迎来革命，其留在苏区的家属及财产予以保护”[6]。
国民党军对游击区进行了最残酷的、最疯狂的、最无人性的清剿，还采用了种种办法切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但是老百姓却千方百计、冒着生命危险地帮助和支援游击队。据陈毅回忆，敌人把老百姓抓来吊打，压杠子，老百姓始终不讲，不叛变。他们说：“我们要死只死一个，顶多死一个，不害共产党。”他们相信将来革命一定要胜利。红军战士经常感动得流泪，表示不辜负老百姓的支援。红军对自己很节省，而对群众却很豪爽。敌人把老百姓的房子烧了，游击队给钱帮他修起来；坐了班房共产党帮他保出来；老百姓被打死了，红军送钱去救济。这样，老百姓也很感动。正是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红军最终渡过了难关。[7]P518-519
1935年6月，陈毅腿伤的伤口复发，就在大余彭坑周三娣家养伤。她的家住在一个山沟里，独门独户比较安全，成为游击队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她不但对陈毅进行精心照料，而且几次大智大勇地掩护了陈毅等人躲过敌人的“搜剿”。陈毅为了感谢她对革命的帮助，根据她经常提着一只篮子，装成打猪草的样子，把饭藏在猪草下面送到山上给游击队员们吃，就给她取名“周蓝”。 [7]P546解放后，陈毅还委托大余县的县长慰问周蓝嫂，以表彰她对游击战争的贡献。[8]
在人民的支援与帮助下，陈毅一次次成功脱险，并最终取得了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1936年夏，他在《赣南游击词》中深情地写道：“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9]
启示
综上所述，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陈毅充分认识到红军不能只负责打仗，还要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即“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10]，这是红军的一项重要任务。他非常热爱做群众工作，重视做群众工作，而且善于做群众工作，能很好地处理与群众的关系，真可谓群众工作的大师。他的实践对当今广大领导干部做好群众工作有哪些启示呢？
1．时刻注意民生问题的解决，体察民情，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时刻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2．注意群众工作方法，善于使用群众的语言，关心群众的冷暖。拉近同群众的距离，真正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根本问题。
3．率先垂范，身先士卒，不摆官架子，不搞特殊化，迎难而上。带头搞好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争做践行群众路线的表率。
4．顾全大局，对少数不明真相的群众对党的一些不理解、过激的行为能做到理性客观对待。耐心劝说、劝导，以转变他们的成见和误解。
5．牢记党的宗旨，改进工作作风。特别是要扫除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四风”问题。
参考文献：
[1] 胡石言,等.陈毅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2] 刘树发.陈毅年谱: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粟裕,等.回忆陈毅[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6.
[5] 陈毅.江西全省选举运动中各地的错误及如何纠正[N].红色中华(第7期),1932-01-27.
[6]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G].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208-209.
[7] 陈毅,等.回忆中央苏区[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8] 傅克诚.苏区干部好作风[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145.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毅诗词集: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3.
[10]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6.
（作 者: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副教授、博士后）